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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常为罗宗强兄的健康担忧。自20世纪末，他的健康情况渐告恶化，这倒并不是因患什么恶疾，而是自然衰老，不知是否因为早年的肌无力等罕见的病症在慢慢摧毁他的健康，但在日常通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健康情况的日益退步。
2015年时，承黄霖兄的好意，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套《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首列十人，均为国内年长一辈的学者，我与宗强兄都名列其中。拙作《锺山愚公拾金行踪》和宗强兄的《因缘居存稿》有幸并列其中，自然会对彼此的选文与写法交换意见，此时宗强兄即很悲观，一再提到“怕是看不到此书正式出版了”，我就安慰他，既无危及生命的恶疾，有事可做或许还可以延年益寿。果然，丛书顺利出版，我俩也就习以为常地交换各自的选集，留作纪念。
多年老友虽然常在念中，但均已年过八十，行动不便，很难谋面。一在南京，一在天津，平时只能通个电话交流近况。开始之时，我总是每隔个把月去一次电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感到，通话可能也会成为他的负担，于是我常处在又想通话，又怕通话的忐忑心情之中。我不知道他家如何布置，电话可能放在客厅里面。电话接通后，总是夫人前来接听，然后喊宗强兄来交谈。宗强兄身体还好的时候，听到夫人叫他，便迅速起来接听了。随着年龄的老去，他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后来才知道，他在家走路也要以拐杖支撑，这倒使我担心起来，心想这会不会发生危险？于是我俩的通话也就越来越少了。偶尔顺利地谈上一段时间，总是会高兴多时。
到了最近几年，一年也打不了几次电话，只能默默地将思念之情埋在心中。
去年八月底，宗强兄突来电话，说是要我帮忙，我赶紧接着谈，但他的声音极为微弱，已把电话转给他的女儿罗健。我的口音重，罗健听不懂，便由妻子祁杰接着交谈。原来他们想叫我找一个行家，在他的全部画作中挑选出一些可以展出的作品，准备办一个罗宗强画展。罗健说他前时大病一场，已在为他准备后事，后经医生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他目前已回家，但仍需卧床静养。最近中华书局已将《罗宗强文集》出版，罗健打算亲自把《文集》和画一起送来。这两件事，自不必让她千里奔波，我就立即与文史馆业务处负责人丁骏兄商量，他也认为容易解决，不必让罗健来南京。于是二人通过网络视频，请这里的书画家与鉴定家萧平先生帮忙，从中挑选了30多幅，且云：此乃粤东画派风格。这个工作，前后只花了半个多小时；罗健还要来面谢，我力辞，让她用快递将《文集》寄来，她后来也说，把一箱子精装本文集提到南京，一个弱女子也会困难重重。
宗强兄的艺术修养之佳，在我们一辈人中很少见。他童年时代就随从揭阳一位画家学画，此人成名后移居新加坡，我俩于1991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会议时，宗强兄还专程去探望了那位老师。宗强兄夫人王曾丽，毕业于天津艺术学院，宗强兄八十寿辰时还出了一册夫妇画作合集，宗强兄用大写意的笔法，夫人则精于工笔画，于此可见其家庭中艺术氛围之浓郁。
宗强兄还爱好书法，他送我的书中，好多是用毛笔题写的，他还喜欢作诗，新体诗、旧体诗都喜爱，对于新诗作者海子等人，曾有专题论文发表。由此看来，他的艺术修养很全面，鉴赏与创作兼善。从我们偏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修养，这样的水平，很少见，因此无不给予高度评价，他的研究工作如此出色，即与其涵养的丰富、深厚有关。
我们二人都喜读唐诗与《文心雕龙》，平时交谈很多，晚年尤甚。我在晚年完成《文心雕龙解析》一书，就曾得到他的帮助。《解析》之成，对我来说实属意想不到之事，其时我已年过八十，精力不敷，思绪常嫌迟钝，本拟放弃这项著述，然在若干朋友相劝下，终于提振了完成全书的信心。当时感到这类著作社会上流行的已很多，不少是前辈名作和友辈的力作，而自己的原有讲义，是否有其特点，值得不值得加工推出，始终下不了决心，于是将已成的十五篇《解析》样稿分寄有关各位学者，宗强兄亦在咨询者之列。事后蒙兄明告，此稿完全有我个人的特点，值得加工，这才激发了我完成全书的热情。其实我在请他审阅时，心中是很忐忑的，我已知道他当时患有青光眼，阅读不便，但他还是勉力读我寄去的文字，且一一作答。我在书前有一篇很长的前言，列举我对“龙学”中各种问题的看法，颇多与人不同。蒙兄认可，信心倍增，而我用语时见疏忽，蒙兄改正，文义始安。如我在历数《文心》研究者中前后阶段作出贡献的一些专家，论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再囿于前时的苏式理论，而是结合自身思辨所得，在理论建设上可以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张少康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宗强兄建议，此处可改为“其中有的人则以构建刘勰的文艺思想体系为着力之点。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其中可以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张少康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这样改动，论证始见周密。随后我又接着介绍“在理论探讨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著作，可以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与罗宗强的《读文心雕龙手记》为代表。”如此评价，绝非囿于人情的酬答。罗书篇幅不大，讨论问题时条分缕析，论断精严，时能给人以启发。读者不难复核。
我在《前言》一文中，还曾尝试对建国后《龙》学界指导思想的变化作出解释。建国初期，文艺理论界还未统一于某种理论，源于亚里斯多德《诗学》理论的季摩菲耶夫的《文艺原理》颇为风行，其时就有查良铮的译本面世，不但在学术界传播，高校中也被列为教材。当我介绍到此书时，宗强兄随即来示，说明查良铮即诗人穆旦，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罗兄对其诗作评价极高。我因平时不大读新诗，故了解不多。自兄提示后，始觉应该介绍得详细一些，除了向他讨教，还向我校文学院内研究穆旦的年轻教授李章斌讨教，充实了内容，借此说明改革开放之前文艺理论界的变化。由此可知，宗强兄在健康不佳的情况下还能帮我完成最后一部著作，友情可感，我对此一直铭记在心。
宗强兄的治唐诗，与我的情况有其类似之处，均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些偏见所激发，由是他写成了《李杜论略》，我写成了《高适年谱》，其后均在李白研究上留下很多笔墨。
世纪之交，我一连串写了好几种有关李白的著作，而对其中《诗仙李白之谜》一书，罗宗强兄还特地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中写了一篇书评《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副标题即“读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我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如剔骨葬友的奇特习俗，“笔题月支书”的不同于常人的学识，宗强兄认为，我从文化方面研究李白，确是开辟了一条考察这位伟大诗人的新路。从当下的情况看，我所提出的“李白为多元文化的结晶”之说，已为学界众多人士所接受，但像宗强兄这样从理论上加以进一步论证并推荐的还并不多见。
不但如此，我的李白研究成果，还曾得到他的大力推广，当他协助袁行霈兄编写《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中的李白时，就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有的则说明出自我的某种著作。如果说我的李白研究有着独辟蹊径之处，蒙兄褒奖，也就帮助拙论扩大了影响。
2006年8月下旬，首都师范大学在北京宽沟举办“唐代文学学会13届会议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我俩晚年共同参加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会后还去金鸡岭长城游玩，其时宗强兄还能顺利攀登高高的城墙，且与年轻人一样，走了许多险峻的地方，事后却又生了一场病。他对自然界的美景，总是尽情享受，即使体能有所透支也在所不惜。
在这次会议上，他留下一张他至为珍视的相片（我、傅璇琮兄、罗宗强兄的合影），先是用在他八十寿辰的纪念集中，后又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集里，无不放在突出的位置。
唐代文学研究是我们共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我与他的结交，自唐代文学始，直到去年收到他的文集，一直联系不断，而今人琴俱亡，实在令人不胜痛惜。
自我出任《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起，宗强兄一直密切关注此一巨著的进展。此书初盛唐部分即将出版时，陕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希望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希望我找两位知名专家写推荐信去争取。为此我就请罗宗强兄和陶敏兄二人帮助。那时陶敏兄已患癌症，开刀后，正在休养，但他力疾撰文，可惜没能见到此书的面世。宗强兄亦病患缠身，也在预期内完成申报事宜。陶敏兄的逝世，我一直深感痛心，但从未写过什么纪念文字，这已成了我的精神负担。今借纪念宗强兄之机，将二人的申报文字附上，借以一起纪念二人对这一大书的贡献。
2020年6月11日改定
【附一】
唐及五代时期的诗歌吸收了此前诗歌艺术的丰富经验，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峰。唐代伟大诗人如李白、杜甫，几乎成了我国诗歌的代名词。由于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因此历代学者均努力搜集编纂，力求展示其全貌，而以清康熙时代所编的《全唐诗》为第一座里程碑，其中收集诗歌49403首，诗句1555条，作者2873人。由于文献与文物的不断发现，加之唐诗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唐诗文献持续地补遗、考订、阐释，已知唐代诗人、诗作已是清编《全唐诗》的两倍左右。新时期以来，学界纷纷成立唐诗文献的研究机构，力求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加发掘，以更高的学术要求，编纂一部能取代《全唐诗》的《全唐五代诗》。因此，这项工作是对中国文化中宝贵遗产进行全面深入挖掘整理的文化工程，不仅可为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文献基础，而且会产生积极的社会与文化影响，为实现我国文化大繁荣贡献力量。
文学文献的整理本身就是一种高水平的研究，也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这一基础性工作一直受到学界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唐五代小说》《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元戏曲》《全元文》等大型文学总集陆续编纂出版，而《全唐五代诗》无疑是诸多总集中最具文献价值的一部。该工作的编纂队伍阵容强大，主编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等先生都是研究唐诗的前辈与巨擘，所在工作单位均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的研究重镇。1993年该项目就被全国高校古委会立项，予以资助。教育部和全国高校均十分关注这项工作。第一主编周勋初先生的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将此工作列入国家“985工程”资助项目，目前已完成初盛唐部分，进入出版阶段；中晚唐部分也初具规模。该项目投入了大量时间、人员和经费，如能获得国家和社会更多支持，将更有利于这项工作的进行。我作为一名唐代文学研究者，深知其事艰巨和意义重大，急切地盼望这项工程早出成果，利益学界，为此，我衷心地祝愿《全唐五代诗》顺利出版，愿意推荐申请国家出版基金。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 罗宗强
2012年6月15日
【附二】
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期，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唐人就开始选录集结本朝诗歌。宋、元、明、清以降，唐诗选本层出不穷。清康熙皇帝酷爱唐诗，遂命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祖父）主持编纂了《全唐诗》这一巨帙，且称“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
由于编纂时间仓促，《全唐诗》中遗漏甚多，此后海内外学者展开了补遗与考订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王重民先生查阅敦煌出土文献时辑录出的唐人“佚诗”，孙望先生从《永乐大典》及大量的野史、小说、诗话、笔记，以及域外汉籍中辑录出的《全唐诗》未见作品，童养年、陈尚君两先生又做了很多补辑工作，而唐代文物、域外汉籍中还存在不少佚诗。由于唐诗学界不断地进行唐诗辑佚与唐代诗人别集的考订、补遗与研究工作，新成果层出不穷，于是学界倡议在近三百年唐诗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新编一部唐诗总集，定名为《全唐五代诗》。1993年，该项目被列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由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先生、苏州大学吴企明先生、河南大学佟培基先生担任主编。至2006年，已完成初唐、盛唐时期237卷，以及部分中唐和晚唐的整理稿，其内容将是清编《全唐诗》的两倍，增作者约1000人，增加诗歌约5000首，足以取代清编《全唐诗》。在新时期以来整理的诸多中国古代文学总集当中，《全唐五代诗》无疑是最具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大型中国古代文学总集之一，对深入发掘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推进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实现我国文化大繁荣的目标均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是一项历时长久、凝聚了许多学人心血的文化工程，我本人也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收集、考订、编校了韦应物、刘禹锡等一批唐代诗人的诗歌，深知这项工作在文献收集和组织工作方面的艰难，更希望这项工程得到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为此，我竭诚推荐《全唐五代诗》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陶敏
2012年6月15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