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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先生在2020年4月29日走完了他奋斗的一生，半年多来，我时常会想起先生，仿佛他并未离开这个世界。
我第一次见到罗先生，那是1985年南开大学中文系五四学术报告会，地点在主楼小礼堂，上台讲者分别是邢公畹先生和罗宗强先生。那时的罗先生五十出头，说话带南方口音，声音低沉，面容瘦削，显露出睿智的学者风采。他讲了《庄子》内外杂篇思想境界差别及作者问题，后来全文发表，我也认真学习过。
1986年，罗先生被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副教授晋升教授，他为我们年级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同学感到罗先生讲课水准比其他老师高出一截，入学近两年，才算遇见令我们折服的老师，真有点遗憾！然而也是幸运！罗先生带着对于学术真正投入的态度来从事研究，来教导学生，对于学问只要有一点兴趣或灵性的同学，无不感受到罗先生所传递给我们的学术激情，他没有说大话或空话，可是就像春雨般润物无声。就我自己而言，从此结束在图书馆胡乱翻书的状态，按照罗先生指引，对于古典文学相关书籍开始系统阅读。
1987年秋，中文系遴选我为免试保送研究生，我提出想跟罗先生读书，罗先生说，他不带硕士生了，改招博士生。我说你不带我的话，我就不读了。于是他同意我的请求，我成为罗先生门下弟子。
这三年硕士研究生学习，对我有至关紧要影响，确立了我的志业方向。1991年硕士毕业，我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博士毕业，于1994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时常受到罗先生提携、关怀，深感由罗先生引领我进入学术领域，他是我一生的导师！
如今回想恩师在我心中留存的形象，首先感觉他是一位具有高度尊严感的学者。罗先生仪容庄重，不苟言笑，在他面前，我说话从来不敢溢出问学范畴，甚至到宿舍楼办公室打公用电话，请示何时去他家里受教。我的声音很紧张，有时还口吃，此反映恩师在我心中的威严感，这激励我不敢辱没师门。譬如他给我开一书单，我就全力以赴照单阅读，不打半点折扣。
当时一位同专业而不同老师指导的同学与我一起到罗先生家里上课，他年龄比我大十岁左右，在社会久了，想法就不像我那么单纯，罗先生定好上课时间，这位同学因为私事，竟然提出要改时间，罗先生不答应。到上课时，罗先生严厉地批评他，指出岂有学生给老师定上课时间之理，这位同学被吓得面如土色，从此不敢造次；另有一次罗先生主编一本学科研究综述性书籍，邀请天津师大一位教授合作，我也参加编撰，某日某时在罗先生家中开会，讨论相关事宜，时间已到，可是那位师大的老师还未到，那时没有手机，我们只好坐等，大约过了一刻钟，罗先生生气了，他说，这位先生是学术晚辈，晚辈见前辈，绝对不能无故迟到，这么做很不礼貌！他嘴里把“很不礼貌”说了三遍，终于等来那位先生，此公也没有作抱歉表示，会议进行过程里，罗先生神色严峻，估计为找此人合作感到不快。
而对于学界他所敬重的学者，罗先生钦敬之意溢于言表。譬如老一辈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先生，等等；同辈的像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先生，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还有四川大学中文系项楚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允吉先生、章培恒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少康先生，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郁贤皓先生，等等；甚至晚他一辈的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葛晓音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先生，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跃进先生、蒋寅先生，扬州大学中文系王小盾先生，等等。他在上课和平日言谈里，时常会称道他们的学术造诣和成就，有时他与周勋初先生谈得兴浓，通电话达一个多小时，他还会就所谈内容讲给学生听，两位先生见解高妙，我们听来也兴味盎然。在学界，我见过颇有成就的学者，似乎已达天下无双地步，显得自我膨胀，目中无人，然而罗先生的尊严感却建立在尊重同道基础上。在其涉猎领域，无论老中青哪一辈学者，他读其文，只要有一得之见，有独到的创新，就不吝赞美，甚至逢人说项。每一次出席学术研讨会，他自始至终，都认真聆听，即使到八十高龄，也不倦怠。当然对于某些学者经不起推敲的论文著作，甚至学界浮躁的学风，罗先生也常常发表批评意见，此乃爱学术如生命的学者的自然反应。此种风度、胸怀令我认识何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罗先生立身学术共同体，他对同道以礼相待，也博得同道肃然起敬，绝对不做学术之外结党营私之事，因此，其尊严感颇有利于学术共同体良性建设，可以高尚君子来形容罗先生在学术界之存在！
而学术之外的尊严感，也让我理解罗先生何以成就人生的强者，此与潮州人力争上游性格有关。罗先生出生于潮州揭阳，近年来我曾坐高铁游历潮汕地区，深感韩江气势宏阔，彼地士女勤劳精悍。记得罗先生与我说起，七十年代，他刚从赣南调回南开，潮州人尚喝工夫茶，他去天津市内一家茶叶店买茶叶，问一种高档茶叶价格，看他穿着朴素，女营业员就没有好脸色，此刺激了罗先生，他问清价格，一斤八十元钱，于是他对这位势利眼女人说：“你给我来一斤。”
罗先生留给我的第二个印象：他是穿上学术红舞鞋的学者，按照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故事，艺术红舞鞋一旦穿上，就一刻也停不下来。罗先生自1956年考进南开大学中文系，就立志献身学术，从本科到研究生，他治学不敢有一天松懈。透过八载寒窗苦读，毕业后，被分配至赣南山区教书，他多次谈及，在赣南，虚掷十年光阴，他感到十分痛惜，他说：“否则这十年能做多少事啊！”七十年代重返南开校园，他已年过不惑，时间于他太宝贵了。
从学术积累而言，当时系里同辈老师或与他相去并不太远，可是厚积之余，能够薄发者却仅二三子而已，而且此二三子都是离开母校十余年的归来者，他们倍感需要争分夺秒地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所以我认为行走在赣南山野的十年，于罗先生未必就是损失，世事有时很难逆料。记得我上研究生的第一学期刚开学，罗先生就病倒了，我与师兄把他连夜送至医院。至第二天，系里通知我去医院把罗先生接回，我赶到医院，罗先生正躺在病床上输液，等输液完毕，拔下手臂上的针头就要出院，于是马上办好出院手续，我陪他打车回校。本以为他会在家休息一两天，可是到家后，他就开始伏案工作。作为罗先生学生，时间久了，感到奋斗，住院，再奋斗，再住院，这于罗先生几乎是其生活的周期律。有一位老师不怀好意地暗示，长此以往，罗先生命将不久矣。然而，罗先生却如奋勇向前的沙场战士，以顽强的生命力，斩将搴旗，一次次战胜病患，以九十高寿驾鹤西去。此令我想到《庄子》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高度专注事业的人生，才是学者的不二法门。
戴震有由训诂明义理的观点，在文献资料阅读爬梳和观点思想发明阐释之两端，人文学者所面临的都是无底洞，两者又如“征鸟之使翼”，绝对不可偏废。在我受教的三年里，不止一次听罗先生谈及如何处理此二者之关系，他指出文献资料考辨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必须严谨扎实，一丝不苟，不可无根游谈，随意立说；但是仅仅整理文献资料者，则尚未臻人文研究之第一义，学者若能在文献考证基础上，再进行高层次的思辨、阐发，形成可信的观点、结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才可以称之为完整的学术研究。罗先生知行合一，把所认识到的，均付诸实践，开创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即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深为学界同道所推重。罗先生经常自谦读书不多，这是相对于上一辈学者而言，到罗先生这代学者，自入大学以来，政治运动无休无止，以及分配工作之用非所学，导致他们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及理论修养上有所不足，要知道在他们入大学的时候，所谓的学术研究都服从政治形势之需要，绝不敢越政治风向雷池于一步，学术凋敝一至于斯！故文革结束，在进入学术研究状态时，罗先生会感到书读得还不够，况且其治学从先秦汉魏六朝隋唐五代通贯至明代，必须于书无所不窥。因此，借书、购书及读书，然后抄卡片，做笔记，沉思擘画，到论著告竣，就构成其焚膏继晷的生活主旋律，仅德国哲学家康德著作，他就曾费尽心力地想读懂它们。若有一天病了，不得不离开书桌，他会感叹：“脑子没地方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休闲、娱乐对他而言，那是奢侈的，怎么消受得起？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邢公畹先生除夕还在挑灯夜读，为其老师精神而感动！而他也是如此发愤用功的人！
犹记2002年，罗先生在首师大文学院及诗歌中心担任兼职教授，某天秋高气爽，我陪他到海淀蓝旗营的万圣书园购书，此书店自九十年代开张以来，在北京读书界大名鼎鼎，老店本来在北大校园墙边成府路上，后来蓝旗营建造北大、清华教师宿舍，为了方便学者、学生购书，所以它就搬到蓝旗营最北端靠马路的商用建筑内。我扶着罗先生拾阶而上，进入书店大门，里面空间巨大，装饰也颇为典雅，白天帘幕低垂，使用柔和灯光营造静谧的人文气氛。我以前在天津也去过几家书店，其规模自然不能与此京城名店相比，看到有如此丰富的各类书籍，在幽幽的灯光里，罗先生两眼放出光来，抓住我的手，说：“我要是在你这个年纪，就把这些书全部买下！”犹如小孩子看到玩具那样纯真的心情，体现了他对于读了一辈子的书籍，有永远的爱，而且是发自心底的爱，这与其视“青灯摊卷”为人生至乐境界完全吻合。
我自2004年受北大委派到澳门大学任教，于2006年则离开北京大学，来香港岭南大学任教，罗先生对我这样的人生选择不无惋惜，确实北大是治学者最好的安身立命之处，我不能脱俗谛之桎梏，深感辜负恩师的期望！离天津远了，为了适应香港学术环境，我陷于各种忙乱之中，这十多年来与恩师见面自然也少。2018年夏天，我去天津看望罗先生，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有护工在照料其生活，他见到我，竟然带有羞赧地说：“我不能看书了！”
2019年南开百年校庆，此前我跟罗先生约好，百年校庆那天我去拜见他。10月16日我从香港到天津，10月17日上午就趋步先生府上，向恩师请安，他床边还是摆着呼吸机，随时需要吸氧，由于吃得少，人变得很瘦弱，然而意识十分清醒。见面时候，他又说：“都不能看书了！”脸上依然是满面无奈，无奈中似乎还带着一丝自责，我怕打扰他休息，很快就拜别退出。
午餐时候，与老同学二三子小聚，谈及罗先生身体状况，我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似乎预感到此次天津之行，意味着与罗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罗先生一生功德完满，事业有大成，家庭很温馨，在我见到罗先生以至他逝世这35年时间里，从国家到个人所发生的事情太多，可是有两件事令我记忆深刻。一则在1989年春夏之交风波之后，他召我去家里，自从八十年代以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罗先生意气风发，在治学道路上高歌奏凯，一切都显得如春天般美好！可是突如其来的事件，亦令罗先生深感忧虑。他坐在书房椅子上，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忧心忡忡的面容，我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未曾见过的罗先生。他低沉地说：“我们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许多同道当时陷于茫然之中，而饱读史书的罗先生，其内心感受可以百感交集来形容。我甚至认为此后不久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亦带有这一时代印记。
在罗先生这一辈学者心里，祖国文化就如水和空气，与之须臾不可分离，他们由文化而深爱乡邦，衷心希望国家汲取文革教训，所袒露的是一片赤子之心！东汉王充谈及古今必须兼知的道理，而治中国文学思想史，若对自己脚下土地都漠不关心，就注定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研究！
另一则是在九十年代，罗先生应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先生之邀约，参与编撰由袁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由于袁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所延请者皆为各个时段文学史研究之专家，并且实行严格的同行审稿制度，以保证修史之水准和质量。在北大，由孟二冬老师负责协调撰稿和评审两端之间交流沟通。孟老师是袁先生器重的学生，当时他还是一位青年学者，为人为学敦厚勤勉，然而十分不幸，他在2006年英年早逝。由于撰写文学通史，兹事体大，头绪繁复，所以孟二冬老师仅在执笔者和审稿者之间充当津梁信息的角色，而担任罗先生主笔部分的审稿者，亦是相同领域之资深学者，本着对此项工程的高度责任感，此位先生直率地提出修订意见，且不假辞色。当时罗先生已年近七十，若孟二冬老师能够将审稿信稍作处理，出之以更为柔性的语言和口气，可能更适于罗先生之相与切磋。然而，或许工作流程就是如此安排，罗先生接到评议，显然有点儿难以接受。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关于中古时段文史问题研究，由于文献不足徵，顶尖学者有时也实难所见略同，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罗先生感觉不太能适应。1998年，我当时正好由北大中文系派往韩国一所学校教书，在韩国山水之间，就收到罗先生寄来的长长的书信，引述那位先生相关评议，也抒发其郁闷的心情。依我之见，那位先生治学纯属朴学风格，全是骨头少见肉，却于考证极见其长处；而罗先生则是在文史骨架上，欲复原其血肉、筋脉及肤色，以至一笑一颦，所以无关高下，仅仅缘于两者治学路径、性情倾向及行文风格之不同，本不妨二者并存，共同为学界树立研究之典范！故而作为弟子，我立即驰书宽慰，其间多有书信往还。
然则关于某一学术问题所引发不同观点，却如高手过招，令我领教治学方法之余，也令我感悟。实际上，人文研究从来都是极其私人化的精神生产，诗歌可以皮陆唱和，而学术之同道合作往往会招致压力，尤其像罗先生这样具有诗人气质的学者，他拥有极其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古人及其文学作品会栩栩如生地复活于其心间。我想苦心孤诣、一意孤行才是其最好的治学门径，在学术舞台上，罗先生穿上了红舞鞋，因而不到倒下那一天，他的舞步不会停歇下来，而这也正是一个学者的宿命！
写于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