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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罗先生，是1978年10月，那时我在江西师院（后来叫江西师大）学报工作，到全国各高校学报访问。这天到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和编辑部的老师座谈。一个瘦小个的中年老师过来，听说我们从江西来，特别热情，自我介绍说，他原来在赣南师专工作过。那时出差联系住宿还很困难，前一天就是这位老师为我们联系好住宿。中年老师带我们到他的“家”。那时学校百废待兴，又刚刚经历地震，学报编辑部蜷缩在一间学生宿舍。中年老师的“家”就在隔壁，是学报的一间资料室。床上躺着一个病人，病人略一欠身，点头笑笑，算是对我们表示欢迎。知道是中年老师的太太。
一路杭州、上海、南京、苏州、曲阜、济南，后来还有北京、郑州，接待我们的太多了。天津，南开，还有接待我们的这位瘦小个的中年老师，已有过的一点印象，早就被忙忙碌碌的一大堆事情冲得淡而又淡。印象中，我似乎说了一句我是赣南人。
将近两年以后，1980年8月，我仍在江西师院学报，参加庐山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是一次盛会。三百多人，全国除台湾省之外的29个省市，高校、报刊出版、研究单位，都有代表参加。会议间隙，游览风景点：仙人洞、龙首岩、三叠泉……
这一天，游完东林寺，到下一个景点。四周群山苍翠，寺边稻田环绕，我抄近路，从田埂上走去。这时，近身后一个清晰的声音：“小卢！”我回头看去，一个中年老师，身材不高，脸清瘦清瘦，但眼睛很有神。我一下子想不起是谁……“我是罗宗强啊！”我还是茫然。那老师又说：“我是南开大学的，学报的。”这下我想起来了。连忙问候：“罗老师好！”罗先生眼神很慈祥，一边说话，一边就拉着我的手。习惯了远远地看着那些名人，那是一种稍带点紧张的疏远之感。罗先生则一下子让我感到亲切。我问罗先生：“您觉得这次会议怎么样？”我以为先生会大为赞叹一番，然后作些细细的分析。清楚地记得罗先生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老一套。”参会的有全国和省文联的高层领导，一些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很多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先生这样的评价确实让我吃惊。
从庐山下来，我便写信问候。先收到罗先生寄来新著，《李杜论略》。题签：“恭请盛江学兄指正，宗强赠。”这之后，信件来往越来越密切。罗先生希望我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又向《古代文学理论丛刊》推荐我的稿子，问我的研究方向。我不断汇报读书心得，汇报硕士论文选题，还给先生寄上茶叶、莲子。不久，收到先生寄来傅璇琮先生等编撰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1986年，暑假时分，罗先生来信告我，国务院已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问我愿不愿意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
这一年，罗先生开山纳春，全国只我一个人报名，也只录取了我一个人。从1978年第一次见面算起，整整八年，从1980年庐山会议算起，也有六年，终于投到先生门下。直到现在，我还奇怪，庐山会议那么多人，罗先生怎么一眼就认出了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声“小卢”，那是我听过的最亲切的声音之一。自那以后，直到我已快七十，直到先生仙逝前的春节之前，我去府上看望先生，那时先生还能说话，先生还叫我“小卢”。我是先生永远的“小卢”。
后来我知道，1978年我到南开学报访问时，先生一家人挤住半间资料室，靠门口的一半堆满了学报的资料。靠窗的另一半，一张学生用的双层架子床，床边几个旧箱子，脸盆碗具，窗前一张非常简易的三屉书桌，一张旧椅子，就是先生的全部家当。师母卧床不起。先生有一个女儿，那时还小。先生白天学报上班，下班回来，要接小女，生火熬药做饭，护理卧病的师母，照护小女，洗涮，全是先生一个人。一天忙碌，收拾停当，已是晚上九十点钟。这才坐下来，看书，思考，写书。常常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睡觉，睡三四个小时又得起床，生火熬药做饭，护理师母，送小女去学校，上班。罗先生的那部不朽著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就是这样写下来的。
我后来知道，先生研究生毕业后，1965年初，到赣南师专十年，受了不少磨难，“文革”中挨过批斗，挨过枪托，下到赣南各县，搞“中小学教改”，常常在只有五六个学生的山村小学听老师教拼音。但这些先生说得不多，说得最多的是：“赣南的山水真美！崇义，空气真好，那山里，真安静，清早起来，山里那鸟叫，真好！”还有信丰，全南……赣南十八个县，先生都去过。每当这个时候，先生就显出无限留恋的神情。“下面的人也好。”赣南是我的家乡。先生很重情，开山纳春，只招我一个博士生，显然带有难以割舍的赣南情结。
读博三年，先生对我放得很宽。他只是要我看书。给我讲课，是以文学思想史课题讨论会的形式。讲过先生刚完成的建安文学思想。他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课，校外在天津讲座，我要去听，他不让，说，那都是一般的东西。“自己看书吧！”但平时有问题闲聊交谈比较多。谈学术现状，学术界谁在做什么，谁的治学特点是什么，谁的东西有货色，谁的东西没有多少看头。先生的眼界非常高。讲到“德才学识”，罗先生说：“最重要的是识。”
先生让我到北京图书馆复印台湾某学者的著作，也是做中国文学思想史。这位学者计划用五到六年时间，把从先秦到近代全部写下来。先生大吃一惊。这位学者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已经出版，五六十万字。复印回来，先生看过，释下重负。这部书的写法，政治社会背景、作家创作、文学理论，各一块，不过把历史、文学史、批评史各自复述一遍。先生批了四个字：“大而无当。”
专业课简单。“关键是论文。”开学一些日子，先生说：“写玄学吧！写魏晋玄学与文学。”过些日子，罗先生又说一遍：“写玄学吧！写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当时我不知道，指导我做博士论文的同时，先生自己正做《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已经形成很多想法，但是他当时都没有讲。他不愿打乱我的思路，他是让我独立思考。
先生于我恩深如海。读博三年，我的学术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毕业留校，长期在先生身边，能够时时亲聆教诲。先生精神思想学术的熏陶比什么都重要。在坚实史料基础上的严密理论思辨和整体传神把握，从纷繁复杂现象之间寻找内在联系，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文学本位，审美把握，浓厚感情。先生学术思想的意义和影响，实不止他所开创的文学思想史和士人心态研究两个领域。先生独有的学术境界是很难达到的，但我却由此找到学术的方向。先生在那半间资料室的“家”写下不朽著作，那张双层旧架子床，那张旧办公桌和那把旧椅子，几十年来，久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它让我知道，不论什么环境，都要坚持做学问。我不敢做“老一套”的东西，大而无当的东西，不相信行政权威和学术权威，而相信学术本身的深度和创新。
先生支持我做《文镜秘府论》。从我所在的单位，听到了传言，说我只做个人项目。我感到莫名的压力，而这，对我的后来，也造成了困难。但是，先生默默地支持我。那时先生已是中文系主任。我在日本，期限已满，先生毫不犹豫同意我延期，并给我的日本导师写信，表示支持我。信中对如何研究《文镜秘府论》作了详细指示，说：“《文镜》之课题，望不停留在版本上。我意是：一、日本研究《文镜》之历史及成就；二、《文镜》对日本汉诗发展之影响；三、《文镜》在日本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四、《文镜》版本之流变。”我从日本回来，给先生写信汇报研究情况。先生时在新加坡讲学，回信说：“要超过王利器本，并且做到几十年内人们要超过你，须下很大力气，因此须处处小心，一定要有识见。”中华的书出版之后，送给先生。先生专门打电话，说：“做得好！做得好！”《文镜秘府论》几部书，先后两次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奖，一次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奖。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先生熏陶和思想影响下的学术训练、思维训练，我做不到那种程度。
毕业留校不久，阮国华教授调离。当年，先生把阮国华教授从湖北调入南开，准备让他做明代文学思想史。那天，我去见先生，先生喃喃地说：“不知道小卢能不能做明代。”至今我还没有弄清楚，先生这是征求我的意见，还是自言自语；是已经确定了，还是在考虑之中。我没有介意。当然，更没有积极去争取。
机会从此错过。一个偶然的机遇，我走进了《文镜秘府论》。我不能不做下去。在日本，得到数不清的老师朋友的帮助。寺院长老把四个珍贵古抄本无偿地复印给我，“带回国去好好研究”。又一位寺院长老，在那里吃住五天，不但一分钱不要，还每天用小车送我去查资料。又是朋友帮忙，看到了即使日本教授也难得一见的非常珍贵的古抄本。在我失去经济来源，极为困难的时候，我的日本导师，个人要资助我三十万日元，那时，这相当于我几年的工资。在中国，尊敬的傅璇琮先生，为我规划蓝图，一个字没写，就为我在中华书局签订了书的出版合同。之前，人们研究《秘府论》，都要去日本看日本人的东西。我希望，以后人们研究《秘府论》，也要到中国来看中国人的东西。
这一做就是十几年，很多事情因此错过。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时的我，应该做文学思想，还是应该做《秘府论》。《文镜秘府论》书出来那天，先生对我说：“不要只做《文镜秘府论》。”又一天，先生对我说：“现在很多学者，都是手头同时做几个项目，几种书。”后来，我确实没有只做《文镜秘府论》，手头也同时做几种书，但确实舍不得十几年积累的问题线索和研究方向，这一做，就收不住。再后来，偶尔的缘由，走上唐诗之路，更无法回到文学思想了。
作为弟子，一些事情我都能做到，包括先生生病，到医院彻夜守护，甚至端屎端尿。我对自己亲生父母，都没有过这样。这时我也六十多岁了。记得有一次，先生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啊！”我能体会先生的心情，理解先生的意思。文学思想史，是先生一生的事业。开山纳春，把我招入门下，显然寄予希望。就个人来说，在学术上可能做了一点事，先生学术思想，时时影响和指引我前行，但是，对先生开创的事业，我却一无所为。我显然让先生失望了。先生仙逝，除了悲伤，感恩，只有愧疚。
4月29日下午，护送先生去总医院太平间，就跟平时陪先生去医院看病一样。在总医院，看着给先生更衣，身边就是先生，一点没感觉先生走了。
三次梦见先生。
第一次，知道先生已经走了，却总觉得他还活着。很多人来了，像是吊唁，又像是看望。先生果然活着，还是叫我“小卢”，非常亲切。师母让我陪陪先生，说他需要你陪。我就陪着，说话，说了很多话。还给先生按摩。按腿，按腰。那是送别先生那天，我去墓地看了。墓地不错，但毕竟在郊区，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先生在天堂，是不是感到寂寞，所以要我陪他说话？
第二次，梦里先生对我说，他住的房子要加固。我跟先生的爱女罗健说。那时先生还没有下葬。罗健赶紧到墓地，置办了最好的灵盒，并且发现墓穴底部，泥土地，修墓穴时掉下的水泥块，果然不平。于是赶紧叫人铺上上好的汉白玉，墓穴整修一新。
第三次梦见，先生说，他在做《玄学与士人心态》续集，给赣南师大做。原来先生跟我说过，德才学识，“识”最重要。我问先生，“才”和“识”都重要吧，“才”怎么做到？先生说，经常练。先生是不是还放心不下他开创的事业？他是不是还惦着他工作生活了十年的赣南？
处理后事几天，特别累，连流泪的时间都没有。办完事，终于停下来，那天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一整天，眼泪才止不住地流！
先生的一生，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先生说过，青灯摊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我在想，青灯摊书之时，陪伴先生的，有那一轮皎洁的明月，这明月，让人想到先生的高洁人格，想到这一轮明月，曾在人生艰难岁月陪伴先生，而先生仙逝，我们也唯有对着明月，思念先生。我因此写下：
青灯伴月，有等身宏著，拓文苑新途，三万里河东入海；
翠柏凛霜，树耀世高标，创学林伟业，五千仞岳上摩天。
我想到师恩如海，想到先生对爱女，对学生，有一颗慈父之心！想到先生对赣南的深情。让赣南如镜犹江，如蓝赣水，清秀的庾岭风光，在天国陪伴先生。我还忘不了庐山上先生那一声亲切的“小卢”。我因此写下：
硕恩似海，怀犹江如镜，赣水如蓝，津涛如雪。
淳德比山，仰庾岭之清，庐峰之秀，盘岳之雄。
有慈父心，孤松骨，长怀庾岭林涛山籁。
创明贤业，硕儒功，永恋津河晨月清风。
我还写下：
通隋唐魏晋南朝李杜朱明而贯之，千古风云凭指点，
融国学理思审美诗情画韵于一体，百年潮浪任激扬。
拓学坛新域，育满园桃李，怀邦国情襟，后进尊宗师之誉。
传百世宏篇，有温暖家庭，享九旬仁寿，先生乃全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