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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逝世消息，我走出阳台，遥望北方，黯然神伤。其实，我也料到这不幸的事情，迟早是要发生的。因为今年春节，我辗转托人代我向宗强兄拜年，得回的讯息是：他已不省人事，认不清人，听不到声。我知道他病情危殆，且进入高龄，自然规律无可抗拒，因此，对他会出现状况，也未尝没有思想准备。但一旦成为事实，伤感之情，依然无法自制！多年来，宗强兄和我相处的情景，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回放。
我和宗强兄，毕业于不同的学校，工作在不同的地方，见面的机会也并不多，但彼此都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一旦相识，一夕深谈，就像纳兰性德所说的那样：“青眼高歌俱未老”“不信道、遂成知己”！我知道，我的业务水平，远不如他，性格也全不相同，竟然意趣相投。显然，只要心灵沟通，“一日心期千劫在”，彼此可成神交。
关于宗强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学坛是公认的。他不仅著作等身，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年学者，有些已成了这一领域的骨干。在宗强兄逝世当天晚上，有报刊记者采访我，问及对他在学术上的评价。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罗宗强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最具体系性和创新性。他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超越了前人。刚刚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卷本《罗宗强文集》，正好集中地展示出他杰出的成就。
我和宗强兄的认识，开始时纯属偶然。记得在1984年，我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是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的语言学家朱德熙教授。其他近二十人，都是老一辈的大师耆宿。此外，被聘的还有叶子铭、严家炎、章培恒、裘锡圭先生和我。那时，我们几位都属五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现在，这届成员绝大多数已归道山。剩下的包括裘、严先生和我，都成为皤然老叟矣。
我第一次参加学科评议组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在这里，也顺便回忆当年工作的情况，好让诸君多少知道学位评议问题的来龙去脉。第一，我清楚记得，在各学科评议组成员首次全体大会上，教育部的领导首先郑重说明：本来，凡是教授，自然就可带博士研究生，这是全世界的通例，没有所谓“博士生导师”的说法。但在八十代初，刚刚恢复研究生招生，如果一下子全面放开，很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问题，因此，有关高校博士点的设立，和对博士生导师的评选，要逐步摸索。首先要有一段时期过渡，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定。等到条件成熟，才把授予权逐步下放，那时候，“博士生导师”的衔头，自然逐步取消。谁知道，后来所谓“博导”，竟成为教授之上的一个固定层次，实在匪夷所思！
第二，各学科评议组，也研究了学术杂志分类的问题。当时，大家都很明确，杂志应依照学科级别分类。例如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中国文学属一级学科，凡属刊载研究中外古今论文的杂志，属于一级的刊物。在一级学科之下，古代文学，属二级学科。那么，专门登载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的刊物，便属二级的刊物。这一级和二级杂志，纯属是出于学科分类的需要，而不是以学术水平高低，以优良中劣来区分。有些论文，研究对象越专，便越会发表在三级学科所属的杂志上，由于所论及的问题，会更专门化，论文的学术水平，甚至会高于一级学科杂志发表的文章。当然，我们也都明白，有些学风严谨，历史悠久的名刊，刊登论文的水平，或会高些，这也是事实，但并非篇篇如此。因此，我们在评审论文时，就只从论文的水平考虑，而与它由什么杂志发表无关。谁知道，这属于常识性，而且应该是有案可查的规定，后来竟被误解，把学科分类的杂志，视为水平高低的标志，更是匪夷所思！
第三个最深的印象，就和宗强兄有关了。那时，学科评议组集中在“京西宾馆”工作，每天除开会外，主要时间，用于审阅各高校送交的材料，包括申报博士导师学者的论文。这一来，评议组成员，对各校的师资力量，有了清晰的比较。当年，在申报博士点中，就有南开大学中文系和有关罗宗强的材料。那时，我并不认识宗强兄，当仔细拜读他的论著时，反复推敲，知道他水平很高，但又怕判断有失，便敲开章培恒教授的房门，向他请教。谁知章先生已阅读过他的材料，看法和我完全一致。那一届，南开的王达津先生也是评议组成员，他翔实地介绍了有关团队和罗教授的情况，经过背靠背的讨论，多位老一辈的学者，也都审读过南开博士点的资料和罗宗强教授的论著。经过投票，宗强兄的博导资格，顺利通过。
又大约过了两月，我出差赴京，顺便拜访《全元戏曲》责编弥松颐先生。弥兄毕业于南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我到达弥府，原来宁宗一、张燕瑾、黄克先生等诸位南开校友，都已在座。其中还有一位，素未谋面，一经介绍，原来就是罗宗强教授。初次见面，只见他面貌清癯，话并不多，还有点拘谨。
那天，弥兄请大家吃饺子，我看见桌上有大蒜，剥开便吃。大家很奇怪，怎么广州人也能吃生蒜了。我便解释，1958年，我赴天津，探望在女七中教书的女朋友。在饭堂里吃面时，看见大家都吃蒜，我好奇，也逞能，试着也吃，觉得别有风味。同桌的中学老师笑了，都说：“您既能吃蒜，不如要求到南开工作吧！这可以很快结婚。”我又对一起吃饺子的诸君说：“如果当年真的求调南开，如今和诸位，便是校友了！”当时，大家都笑了。谁知罗教授轻轻说了一句：“如果当年您到南开工作，那就麻烦大了！幸亏您没来。”当时，大家都嘻嘻哈哈，我也不以为意。不过，这是我和宗强兄初次认识时，唯一记得的一句话。
过了两三个月，我忽然接到宗强兄的来信，说他有事要返家乡揭阳，想顺便到中大拜访。我立刻表示欢迎。过几天，便在中文系主任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寒暄几句后，他径直说，他离开家乡，已二十多年，很不方便。广州离揭阳近，因此，希望调到中大中文系工作。我一听，大喜过望，立即表示，他如能成行，我一定可以和校方沟通，满足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当时，他也很高兴。我赶快把党总支书记请来，说明宗强兄的想法。书记也很支持。但又提出，按照程序，需要由宗强兄写一公函，寄给我们，我们才能发出商调函。当年，人事制度比较严格，宗强兄也很理解，表示回津后，立即和有关方面沟通。这一次会面，我们相谈甚欢，我觉得他虽不善言辞，但诚恳可亲。我们交换了通讯方式，愉快分手。
宗强兄想到中大工作，让我非常兴奋，以为鸿鹄将至，我们很快能够增添新的博士点。但是，等了一两个月，却未收到他寄来函件，只好去信询问。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来不成了，王达津老师不同意，只好作罢。我知道，师命难违，没有回旋余地，实在遗憾得很。以后几年，逢年过节，也互寄贺卡，彼此致意。
1990春天，我到杭州参加学术评审会议，恰巧和宗强兄编在同一个房间，我大喜过望。那一晚，彻夜长谈，彼此交流学习和工作的过程。我这才知道，尽管他得到王达津老师的赏识，但一直被视为走“白专”道路，不断挨批。毕业后，即被派往赣南师专工作，其后又被派到乡下，参加中小学的整改。在“文革”期间，备受种种折腾。我也才明白，他所说幸亏我没有调往南开的意思。其实，当时高校的风气，也差不多。我告诉他，在六十年代，我曾和学生下乡，参加“整风整社运动”，长达一年，地点就在揭阳。宗强兄很高兴，问我对揭阳有什么印象。我老实告诉他，印象最深的，是挨饿。每顿吃的是一小盅清沏的稀饭，叫“糜”，外加一小碟只醃了几天，带有虫卵而没有煮过的芥菜。每次开“饭”，大家便唱“洪湖水，浪打浪”。不久，我患上水肿。后来调回学校，一天，到膳堂排队买饭，忽觉肛门奇痒，回身搔抓，谁知啪的一声，一条长及数寸的蛔虫，应声而下，还能在地上蜿蜒蠕动。同志们大笑，实在尴尬得很。我告诉宗强，这是拜盛乡之赐，也是当年留下最深的印象。宗强兄乐了，赶紧拿出一袋茶叶，用泡“工夫茶”的办法，给我泡茶，表明这是从家乡揭阳带来的名茶，给我一尝，算作补偿。这茶香气扑鼻，入口回甘。毕竟时代不同了，经过十年的开放改革，从茶香中，我们都感受到揭阳人民生活的变化。
那晚深谈，奠定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彼此的治学方向，也谈及对现实情况的认识，想法完全一致。他说知道我受到一些委屈，但看到我坦然乐观，也就放心了。我们越谈越兴奋，加上同是岭南人，真感相见恨晚。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喝着浓茶，到了深夜三点多。忽然，我觉一阵晕眩，冒出冷汗。宗强兄一见，说我醉茶了，赶紧扶我卧床休息，我很快便睡着了。原来，茶能醉人，友情更能醉人，我感受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的真谛。
第二天早上，不用开会。早餐后，便一起到西湖散步，在分花拂柳之间，迎面走来两位年轻的尼姑，面目比较清秀。我在广州，解放后从未见过尼姑；何况她俩年纪轻轻，便要剃头出家，实在不可思议！那尼姑发觉我在看她，也回看着我。宗强兄在后面，小声说：“她在看您哩！”又暗暗推我一把，赶紧离开。我有点不好意思，只好搭讪说：“色即是空。”宗强兄一笑，指着西湖的水光云影，回应说：“空即是色。”宗强兄一向严肃，不苟言笑，这是我们平生仅有一次的开玩笑。我也发现，宗强兄有时似较木讷，其实思维十分敏捷。
宗强兄做学问认真，教学和工作认真，有时连鸡毛蒜皮般的小事，也很认真。有一次，我们谈起傅璇琮先生的近况。我不经意告诉他：前一阵在北京开会，我和老傅同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晚上，一起在房里看电视。忽然，电视信号出了问题，画面不见了，全是雪花。老傅连说怎么办。我生性顽劣，到老不改，便想逗逗老傅，说“不要紧，看我搞定它”。于是，坐在床沿，两手指着电视机，作发气功状。很快，电视画面恢复了。其实，我哪里懂得气功？只是逗着玩。老傅却大惊，以为我真在“发功”。第二天开会，还告诉一些朋友“小心了，黄天骥会气功！”我说起这故事，宗强兄也笑了，说他常和老傅见面，要告诉他别胡说。我说：“算了，这只是趣事一桩，别认真。”宗强兄说不，这事可大可小。过了一段时间，宗强兄告诉我，他问过老傅了，老傅依然半信半疑！我大笑。在学界中，老傅做学问非常勤奋，编辑书稿，明察秋毫，却又有点幽默，也会有点迂气。但我更发觉，宗强兄事无巨细，都要认真落实，一丝不苟。
1991年，宗强兄被选为南开中文系主任。我心想，以他轻微内向的性格，年纪也渐大，能胜任繁冗的行政工作吗？后来知道，他干得很认真，连学生宿舍的清洁问题，也跑上跑下，检查督促，为集体事业的进步，非常认真地工作，得到师生们的爱戴。当时，我们各忙各的工作，见面机会少了。但从1995到2004年，情况又大不相同。因为，从1995年开始，我们都应邀参加了由袁行霈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宗强兄和我，分别参与魏晋隋唐卷和宋元卷的分卷主编。到1999年底，复旦大学被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文学史重点研究基地，章培恒教授任主任，同时，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研究基地邀请了宗强兄和我参加。会上，培恒教授被选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宗强兄和我，分别被选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这七八年间，我们差不多年年都能相聚，我向他学习的机会，也就多了。
记得在1996年，文学史编写组在济南召开全体编写人员工作会议，特别着重讨论如何贯彻“守正出新”的编写方针。会上，在如何安排章节的问题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分卷主编的意见，还未完全统一。会议结束后，放假一天，会议组织者让大家乘坐大巴，同登泰山。那天，年纪稍大的老师坐在前边，较年轻的坐在后面。我和宗强兄，则分别被安排在两边靠窗的位置，不便交谈。于是互相打个眼色，一同站起来，走到车厢的最后一排，请两位年轻人和我们互换位置，好让我俩方便交谈。
那天，一路上，我们挨在一起，促膝交谈。从如何对待“新三论”，谈到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如何辨证地看待文学发展的问题。记得当时谈得最多的，是如何评价李商隐。因为宗强兄认为，过去的文学史教科书，对李商隐评价偏低，认为在新编的教科书中，应该增加论述李商隐的分量，应该着重关注他对爱情诗的创新价值问题。我支持他的主张。同时，我知道他很关注明代的文学思想，便向他请教明代戏曲与诗坛文学发展的关系。他也提醒我，多注意汤显祖与李卓吾之间文学思想的异同。我谈得非常投入，忽然，他问我：“在李商隐的所有诗句中，您最喜欢哪些句子？”我稍犹豫，回答说：“您要我说真话？还是应酬话？”他说，当然是真话。我沉吟半晌，只说了一句：“一春梦雨常飘瓦。”宗强兄一听，轻轻拍拍我的大腿，感慨地轻吟：“尽日灵风不满旗！”然后，我们相视而笑，看来我们对李商隐的朦胧、伤感、凄清而有所期待的感情，都有同情的理解。显然，他在灵魂深处的审美观，也和我一样。而这一切，又尽在不言之中。
今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他寄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罗宗强文集》，书共十册，十分厚重。打开一看，扉页上，是宗强兄画的一幅画，竹叶斜飘，仿佛灵风拂过，微雨迷蒙。梢头上，偎依着一对小鸟。画面的题字，正是李商隐《重过圣女祠》中的那两句诗。我多少明白宗强兄刊登这幅水墨画的意趣。李商隐的这两句诗，也许正是宗强兄大半生心情的写照。我逐一翻读他的文集，也想起当年同往泰山的情景。那天，从济南到泰山，旅途计有一百公里。在近两个钟头车程中，我和他根本没有看那沿路的景色，只一味论文论学。到了泰山脚下，我们也累了，没有登山，只在附近溜达休息。等到乘坐缆车的年轻同事下山，便匆匆分手，我从附近机场，径返广州。那一天，我收获真大，觉得比登泰山、看风景，有意思得多。
我们在复旦和在京相叙的时候，常常会交流如何培育博士研究生的问题。他问我：“中大戏曲研究团队很完整，你们是怎样上课的？”我告诉他，我们采用两种办法，一是集体讨论。讨论时，同一学科的几位导师，全体参加。每次找一个论题，让一位学生先做准备，会上作简短的发言，然后师生以这论题为由头，展开讨论。可以互相争拗，互相补充。从讨论中，研究生可以了解不同老师的治学思路，转益多师；也让学生在争议中，碰出思想火花，培养敢于创新的能力。至于个别辅导，只要同属戏曲史学科的老师，可以随时请教，无须考虑谁是谁名下学生的问题。宗强兄很同意我的做法。我知道，他对研究生的指导，非常严格，在生活上则十分慈爱关心，也向他请教培养研究生的做法。他告诉我，上课时，指定学生同读一本经典，又指定同读几本不同的版本、注本，然后在讨论中，各抒己见，这可以让学生基础扎实。我大受启发。有几年，我发现中大古代戏曲的博士生，对元典不够熟悉，基本功不够扎实，便参考宗强兄的做法。集体上课时，在不同学年，分别研读《论语》《道德经》《易经》等元典。在研读中，则以同一注本为靶子，提出各自的解释。最后由我提出自己的意见。研究生们认为，我对《周易》的理解，有些新意，鼓励我将它的六十四卦，全部论析。这就有了《周易辨原》一书的出版。我明白，这本论著，应是我吸取了宗强兄的教学方法，从而获得的成果。当然，在相处的过程中，我知道他学风的严谨，学习的勤奋，对所从事的学科有全盘的思考和系统的研究，是我不能企及的。但作为同一辈学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得到精神的启示。
有意思的是，在2015年初，我接到复旦大学黄霖教授的电话，他告诉我，将由傅璇琮先生主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入选者共十人，希望我把书稿寄交。我当时答应了。后来一想，不妥，因为刚把一本书稿交给了另一出版社。对方已答应出版了，我哪有功夫又弄出一本？不得已，便拨通傅璇琮先生的电话，问他主编这套“文库”，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也告诉我的为难之处。傅先生毕竟是老行家，他问我，和对方签了合同没有？我说：“还未签哩。”老傅便大声说：“黄天骥，您赶紧取回来，宗强也有一本书，收在‘文库’内，您怎能缺席？”我一听，如梦初醒，赶紧把书稿取回，题上了《冷暖室论曲》的书名，奉交黄霖教授。
到2016年《文库》出版，我翻阅其中所收书目的名字，不禁愣了。但见宗强兄的书名，竟是《因缘居存稿》。“因缘”与“冷暖”，都不是对立与统一，相对成文么！那一段，我和宗强兄，并没有联系过，怎么新书命名的意趣，竟然如此相似？我想，也许是我们都深受辨证思想的影响，也许是其中真有一种缘分的存在吧！
2020年5月9日于中山大学
（原载《澎拜新闻》2020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