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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罗宗强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很难受。自去年开始先生越来越虚弱，我本想寒假去天津看他，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成行。没想到这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2010年中国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会前我和武汉大学尚永亮兄等几人去罗府拜望先生，其间先生在闲谈中问起我在广州的生活。我坦言虽在广州多年，还不能讲和听粤语；罗先生亦笑言，出去多年，努力讲普通话，现在人老了，不知不觉又说回一口家乡话。乡音也许是惦念故乡的最好印记，如今先生仙逝，但他的话依然回响在耳畔，如同他的人格与学养，温润而深情。
想着和先生交往的点滴，心绪不宁。因傅璇琮先生的关系，我能较早向罗先生请教，受益很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傅璇琮、罗宗强先生既是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为引导学术健康发展殚精竭虑，像唐代文学研究能有后来的领先地位，应归功于他们的示范和努力。
傅、罗二位先生是学术上的好友，傅璇琮先生为罗先生《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作的序中第一句便提到：“宗强兄是我的畏友。我说这话，一是指他的学识，一是指他的人品。”罗先生在后记中亦云：“我要感谢傅璇琮先生，他给了我许多的关心和鼓励，这次又拨冗为我的这本小书作序。我十分庆幸在短短的十年的学术生活中，能够结识几位像傅先生这样真诚相待、学问人品皆我师的朋友。在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有这样的朋友是人生的一种幸福。”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傅先生也多次向罗先生介绍我。
从两位先生那里，我获得过很多无私的帮助。我非常敬重罗先生，他有过一段艰辛的时候，但不改学者本色，“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这同样是我向往的读书境界。
和罗先生在一起，就像和傅先生在一起的感觉，敬重而又随意。1990年罗先生收到我的《唐代幕府与文学》，给以鼓励，并说：“也可以做唐代政治与文学，不过牵扯面太广，一时不易写好。”罗先生晚年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其实他一直在思考文士的生存状态，政治和文学的关系。
1994年《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出版后，我甚至请傅先生和罗先生帮我“推销”，此书第一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自印征订发行，我给在唐代文学学会里的前辈、同行都发过订书单，学者们亦多有响应和支持。一方面因为拙著是工具书，对相关研究或有帮助，另一方面学者们也知我们年青人出书不易，自费印刷，因而多向单位图书馆推荐。
罗先生收到书后，还推荐给他的老师王达津先生，王先生给我回信说：“此书补前人之阙，大有利于搞唐史、唐代文学的人，可谓功在国家，遥表敬意。”每每想到先生对后进的奖掖与提携，便不能不动容。
罗先生对后学的关心，同时也体现在对学术推进的期待上。2000年世纪之交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上。我当时觉得古代文学的本体研究似乎到了一个瓶颈，学界的研究视野多局限于作品分析、作家研究，重复较多，鲜有新意，这至今仍是一个问题。我受傅璇琮先生文史交叉研究的影响比较多，于是撰文谈了对古代文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看法，倡导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后来罗先生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康保成《90年代景观：“边缘化”的文学与“私人化”的研究》与蒋寅《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二文，有感而发，在《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上发表了《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一文，结合我们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目的、态度、方法”三方面谈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罗先生在文章中婉转地对我们的想法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既肯定了我文章中的观点，同时也十分深刻地指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提出古代文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应有文学本位的立脚点。后来我的文章和罗先生的文章都被多次转载，这也可以说明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应该说，罗先生对我们即使有批评，也是一种深切的爱护，他怀着对学术推进的热切期待，从学术发展的大局考量，密切地关注着后学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方法。老一辈学者的胸怀与对学术事业的热忱，在罗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罗先生也对我们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有鞭策与关怀之意。老一辈学者中，罗先生与傅璇琮先生、陈允吉先生，均卓然一家，傅先生做文史交叉研究，罗先生做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陈允吉先生则做佛教与文学的专题研究，均具学术领域开创之功，沾溉后学颇多。
昨日我发朋友圈，并拟挽联哀悼罗先生。联曰：
承教如沐春风，垂范有雕龙李杜明心史；
立言每彰精义，退隐约书艺丹青写夕阳。
罗宗强先生是揭阳市榕城区人，学术成就卓著，其《李杜论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等都以学养深厚、开拓创新而被学界视为典范。傅先生说：“他的著作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总表现出由深沉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思辨能力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
挽联中只能择取其一二，“雕龙”指《读文心雕龙手记》及《晚学集》中相关论文；“李杜”指《李杜论略》；“明心史”之“明”可作动词为“阐明”意，也可为名词指明代。继《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之后，先生又有《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写文士心灵历史。先生晚年以书法和绘画为娱，故下联云“退隐约书艺丹青”。
2009年元旦收到罗先生寄来的新年贺卡。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还不时兴自己印制贺卡，罗先生却赶了个时髦，寄来的卡片上印的是自己的画。我向来喜欢学者的书法、绘画作品，欣赏其中的文人气息和韵致。罗先生的画很有意味，我一见为之倾倒，便“斗胆”去信索画。我期望能够收藏先生“青灯摊书”之余的画作，时时欣赏。本以为先生已八十高龄，而且还在著述不辍的阶段，不会很快有回应，谁知3月16日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和这幅画，画中题诗：“一叶何尝又入秋，韶光有意为淹留。仿佛蝶舞风飞日，望里轻风过梢头。”老人心底透露出阳光。
回信中罗先生十分谦虚地称自己的画为涂鸦，并且顺带提及了自己的学画经历与师承，信中说：“弟十三岁时，曾从其时大画家陈文希、黄独峰学画，十八岁之后弃之如敝屐。至近年忽重发痴想，重执画笔，意在引起对于童年之难忘忆念，给失落寂寞之人生以一点小小慰藉，如斯而已。”
罗先生的老家揭阳本就是岭南绘画的重镇，黄独峰少年随邝碧波习任伯年花鸟，后入春睡画院从高剑父学艺；而陈文希则先后在上海美专及新华艺专学习，师从潘天寿。因此，罗先生的绘画兼有岭南画派和海派的因子，又不拘于形貌，自有逸气与拙趣。
罗先生是中国学术的代表人物，我在岭南工作整整二十年，为岭南有罗先生而骄傲。
（原载《羊城晚报》2020年5月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