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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说过，儒学乃人学，故为学之境界必须落实在人格的养成及修为的提升上，方可以言“境界”。约略而言，为学之境界有四：
我们知道，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三十而立”，这个“立”，非成家立业之意，乃立于学、立于礼、立于道之意。此时的孔子，因为有“学”，所以有“信”。西方宗教有“信则见”的说法，一般凡夫往往“见则信”，不见则不信。而中华文化，则隐然有一个“学则信”的特色。孔子“三十而立”，是人格能够挺立，学问能够树立，根深立定，算是完成了“学则信”的过程。
这时的孔子，一则信“道”，故能“守死善道”，一往无前；一则信“己”，故能“人不知而不愠”，“不怨天，不尤人”，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信”！至其四十岁，终于“不惑”，这时的孔子，便是一“智者”，因为“知者不惑”。所谓“不惑”，便是心灵“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金刚经》） ，便是《大学》开篇所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人真能“不惑”，则内无疑惑、迷惑、困惑，外可经得起诱惑。此一境界也为孟子所证成，他说：“我四十不动心。” （《公孙丑上》） 这个“不动心”，正是“自信不惑”！
何以能“自信不惑”？大概舍“好学”末由也。《中庸》说“好学近乎知”，而“知者”才能真“不惑”。《中庸》又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素其位，不愿乎其外”，其实便是对自己的一种大确信，也即“自得”——没有“自得”，腹中空空，又何来“自信”？故孟子说：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自得之也。 （《离娄下》）
我们为学，若能“深造自得”“居安资深”，自然能达致“自信不惑”之境界！对此，王阳明亦颇有会心，他说：
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
（《答友人》）
与阳明同时的另一位大儒陈白沙也说：“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 （《与林时矩》） 辞气何等豪迈！我们今天常说“文化自信”，其实若无“文化”，又何谈“自信”！
为己之学，学到一定程度，便是乐境，无往而不乐也。《论语》中“乐”字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述而》篇载弟子所记夫子平日气象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又载夫子自道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类似例子，所在多有。孟子也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尽心上》）
以至宋儒周敦颐教弟子程颢、程颐，便让他们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
（《宋史·道学传》）
。周敦颐论颜子云：“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通书》）
颜回“不改其乐”，孔子“乐以忘忧”，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无不是“见其大而忘其小”的乐道境界！
我们再看程明道的《秋日》诗：
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
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便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梁惠王》的仁者境界了！明代儒者王艮《乐学歌》云：
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
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如此妙语，读之真令人神旺！我们熟知的一副对联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以为，若将“苦”字改作“乐”，方得为学三昧。若读书只是痛苦，如《儒林外史》中“名士”“举人”“选家”之流，恐怕还是为学道路上的“弃材”，只能劳碌终生而“不得其门而入”了！
学问到了一定境界，人的气质会发生变化，佛家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东坡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和董传留别》） ，正是此意。孔子一生进德修业，晚年气质雍容廓大，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弟子记录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述而》）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张》） “温”与“厉”，“威”与“不猛”，“恭”与“安”，皆情态之两极，极难折中，而孔子偏能调和于一身，出入无间，自然自得，此即所谓“圣贤气象”，中节适度，直与天地相似，无一丝造作勉强，故能参赞天地，位育万物。
后儒对此多有发明。如程明道说：“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不学便老而衰。”“涵养到着落处，心便清明高远。”明道为人，气象雍容，温和纯净，朱光庭见而叹之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其门人刘安礼说：“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 （均见《近思录》） 又，张载《语录抄》云：“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王阳明也指出：“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 （《与王纯甫书》） 可见“气质”之变，绝非美容化妆所能奏效，实在是一种由内而外、长期陶冶的修养工夫。
与西方文化以神为本，强调“神人之辨”，主张“原罪”和“救赎”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乃以人为本，并不乞灵于“上帝”，故其尤强调“人禽之辨”，主张“自别于禽兽”，从而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
不仅如此，“人禽之辨”之上，还有一“凡圣之辨”，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可学而至”，哪怕是一普通人，都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的自我生命成长的无限可能性，从而完成人的“内在超越”。没有此一种本源性、人文性的价值观，中华文化不可能走到今天。
孔子正是这一本源性文化价值观的开创者和力行者，他用一生的努力，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内在超越”。从十五志学开始，孔子一生不断攀登，学不厌，诲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人、知命而知天，终于达到“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伦化境——此即所谓“天人合一”“超凡入圣”的境界了。
圣贤境界并非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被历代往圣先贤所证成的一种人格境界。程明道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通书·志学》） 此可谓“人道三希”，真可为后世进学者打开一道“天窗”，搭设一架“天梯”，故能催人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王阳明少年时便以读书作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晚年更是参透生死，说：“学问工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滞，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 （《传习录》卷下） 阳明临终前的遗言更是脍炙人口：“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明心见性，勘破死生，得大自在，获大自由，庶几正是成圣之标志。
正是因为有此一种“圣贤”追求，中华文明方可不绝如缕，代有英才，历数千年而不亡。古人读书治学，真能有所成就者，心中必有此一种养成君子、希贤希圣之志。晚清名臣曾国藩说：“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辛酉十二月日记） 甚至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此言听起来或许不免夸张，但究其本意，不过是欲振聋发聩，化性起伪，想要唤醒那些驰骛于外求的“梦中人”罢了。
当然，“超凡入圣”的境界，非我辈凡夫所可企及，正如本书《自序》中所说，那的确是一道“窄门”。但切不可因自己达不到而全然不信。须知人的根性有不同，努力有差别，追求有歧异，以一己之局限而度人，正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又须知圣人也是人，不是神——圣贤追求不是神灵崇拜，它源于对人的灵根慧性的自我确信，没有这样一种自我确信，便无从见出中华文化的理性精神和人道情怀。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信仰的民族，但恕我直言，就如没有信仰的人完全不能理解他人的信仰一样，如此哗众取宠的狂言，除了暴露说话者自己毫无信仰外，恐怕再无其他的认知价值了。
关于为学之道，我们姑且说到这里。荀子说：“学不可以已。”所以，为学之路实际上便是我们的生命之路——路上的风景，还是让真正的行者自己去领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