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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终身行之”唯有“恕”

既然“忠”“恕”各有所指,那么究竟孰轻孰重呢?

此一问题也曾引起孔门的讨论。大概在曾子说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之后不久,子贡似乎若有所悟,他主动向孔子请教: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

“终身行之”其实就是“一以贯之”。曾子言“忠恕”已是“由博返约”了,但毕竟还是两个字,子贡这一次,似乎要“将减法进行到底”,偏要从孔子那里得到“一字真经”。子贡的问题,其实已隐含“忠恕二者孰轻孰重”的疑问了。所以,这个故事对于“夫子之道”的揭示,其重要性实不亚于曾子论道那一章。

孔子回答得很巧妙,说:“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的话,那一定就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知,孔子之学,必以“恕道”为先;“恕道”可谓底线伦理,“忠道”是“恕道”的进一步推扩。一个人不能尽“忠”,或许是能力问题,虽有缺憾而无伤大雅;但若不能守“恕”,“己所不欲,硬施于人”,损人利己,那就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品德问题了。从此以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字箴言”就成了对“恕道”的最佳解释,也成了中国文化贡献给全人类的伦理法则,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

孔子对“恕”道的诠释使子贡大受启发,《论语·公冶长》载: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的话显然是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借题发挥”,其着眼点也在“恕道”,但他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实则早已超越“恕”,而涉及“仁”的境界了。而在孔子眼里,子贡连“恕道”尚且未及 (从他“方人”一事即可看出) ,何况仁乎?而且,子贡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云云,似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意,故孔子不之许也。孔子言下之意,己不正则难正人,“恕”且未至,焉能行“仁”?

《大学》传十一章也涉及“恕”道: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这里的“恕”,相当于“反身而诚”的“诚”,其实就是既能“推己及人”,又能“反求诸己”,可见相比“忠道”,“恕”道知易行难,更加难能可贵。

再看《中庸》第十三章:

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这里又以远近论道,“违”者,去也;“违道不远”也即“去道不远”。须知这里的“忠恕”乃偏义复词,其强调的乃是“恕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另一种表达。

孟子更用“自反”精神以发明“恕道”,他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尽心上》)

意思是:按照恕道的原则,万物之理皆可通达于我心。反躬自问,若能诚实无欺,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尽力按照恕道的原则立身处世,要追求仁德,没有比这更近的道路了。

“恕道”的“违道不远”“求仁莫近”,还可以得到训诂学的支持。《说文》释“恕”:“恕,仁也。”段玉裁注:“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则为仁不外于恕。析言之则有别,浑言之则不别也。仁者,亲也。”又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 也是将仁、恕并举。

恕道既然距离仁德最近,当然也就与“爱”最近。张载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 (《正蒙·中正》) 《华严经》也说:“爱人如爱己,率己以随人。”本乎此,则“恕道原则”其实就是——以责人之心责己,以爱己之心爱人。西方宗教有“爱人如己”之说,正与恕道等同。《圣经》中也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论孔子》里说:“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钱锺书更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说,揆诸事实,信不虚也!

要言之,既然“孝悌”便是“爱”,是“爱亲如己”;同理,“忠恕”也是“爱”,是“爱人如己”。“孝悌”是“特别的爱”,又是“感性的爱”;“忠恕”是“普遍的爱”,又是“理智的爱”。是故“孝悌”与“忠恕”,理一而分殊,殊途而同归也! YpLKuHyltkjVVAfRuOiHl7PLr+eKf3MdfED/aJy1ESWPGLwX+dD1c9VxWscgyX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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