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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忠”“恕”各有所指，那么究竟孰轻孰重呢？
此一问题也曾引起孔门的讨论。大概在曾子说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之后不久，子贡似乎若有所悟，他主动向孔子请教：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
“终身行之”其实就是“一以贯之”。曾子言“忠恕”已是“由博返约”了，但毕竟还是两个字，子贡这一次，似乎要“将减法进行到底”，偏要从孔子那里得到“一字真经”。子贡的问题，其实已隐含“忠恕二者孰轻孰重”的疑问了。所以，这个故事对于“夫子之道”的揭示，其重要性实不亚于曾子论道那一章。
孔子回答得很巧妙，说：“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的话，那一定就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知，孔子之学，必以“恕道”为先；“恕道”可谓底线伦理，“忠道”是“恕道”的进一步推扩。一个人不能尽“忠”，或许是能力问题，虽有缺憾而无伤大雅；但若不能守“恕”，“己所不欲，硬施于人”，损人利己，那就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品德问题了。从此以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字箴言”就成了对“恕道”的最佳解释，也成了中国文化贡献给全人类的伦理法则，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
孔子对“恕”道的诠释使子贡大受启发，《论语·公冶长》载：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的话显然是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借题发挥”，其着眼点也在“恕道”，但他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实则早已超越“恕”，而涉及“仁”的境界了。而在孔子眼里，子贡连“恕道”尚且未及
（从他“方人”一事即可看出）
，何况仁乎？而且，子贡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云云，似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意，故孔子不之许也。孔子言下之意，己不正则难正人，“恕”且未至，焉能行“仁”？
《大学》传十一章也涉及“恕”道：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这里的“恕”，相当于“反身而诚”的“诚”，其实就是既能“推己及人”，又能“反求诸己”，可见相比“忠道”，“恕”道知易行难，更加难能可贵。
再看《中庸》第十三章：
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这里又以远近论道，“违”者，去也；“违道不远”也即“去道不远”。须知这里的“忠恕”乃偏义复词，其强调的乃是“恕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另一种表达。
孟子更用“自反”精神以发明“恕道”，他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尽心上》）
意思是：按照恕道的原则，万物之理皆可通达于我心。反躬自问，若能诚实无欺，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尽力按照恕道的原则立身处世，要追求仁德，没有比这更近的道路了。
“恕道”的“违道不远”“求仁莫近”，还可以得到训诂学的支持。《说文》释“恕”：“恕，仁也。”段玉裁注：“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则为仁不外于恕。析言之则有别，浑言之则不别也。仁者，亲也。”又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
也是将仁、恕并举。
恕道既然距离仁德最近，当然也就与“爱”最近。张载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 （《正蒙·中正》） 《华严经》也说：“爱人如爱己，率己以随人。”本乎此，则“恕道原则”其实就是——以责人之心责己，以爱己之心爱人。西方宗教有“爱人如己”之说，正与恕道等同。《圣经》中也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论孔子》里说：“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钱锺书更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说，揆诸事实，信不虚也！
要言之，既然“孝悌”便是“爱”，是“爱亲如己”；同理，“忠恕”也是“爱”，是“爱人如己”。“孝悌”是“特别的爱”，又是“感性的爱”；“忠恕”是“普遍的爱”，又是“理智的爱”。是故“孝悌”与“忠恕”，理一而分殊，殊途而同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