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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伟大的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无不涉及对形而上之“道”的终极追问，也都会面临一个“弘道”和“传道”的问题。
作为春秋末期最大的学术思想共同体，孔门或者孔子学派尤其重视对“道”的探求，关注“道统”及“文脉”的赓续。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卫灵公》）
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道”与“人”的内在关系。春秋时郑国贤相子产也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左传·昭公十八年》）
子产以远近衡量“天道”与“人道”，似乎是一种对于天道的“不可知论”。而孔子却坚定地认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
（《中庸》第十三章）
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中庸》首章）
既然“道”尚且“不远人”，那么“为道”之人更不可以远人。道不仅“不远人”，甚至“不离人”。换言之，“道”的高明广大，必须由“人”来开显和揭示，离开了“人”，“道”也便如王阳明所谓“岩中花树”，“与尔心同归于寂”
了。
那么，孔子所弘之道，到底是什么？《论语》中“夫子之道”一语，究竟所指为何呢？
我以为，所谓“夫子之道”，其实就是“人所当行之道”，也即“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人伦大道。在对“夫子之道”的众多表述和诠释中，除“为学”“修身”“孝悌”之外，最能有效地贯通“天道”与“人道”，且可“终身行之”“一以贯之”的，大概就是“忠恕之道”了。
然而，在孔门内部，“忠恕”之道的揭橥和彰显，其实并不容易，“孔子传道”的千秋伟业，更可谓一波三折。我们且讲几个《论语》中的故事。
在孔门弟子中，颜回最得孔子欣赏和喜爱，本来是众望所归的“传道”之不二人选。但不幸的是，颜回英年早逝，这让孔子及其弟子经历了一场很大的精神地震：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先进》7）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先进》9）
我们知道，孔子最重“好学”，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番又说“有颜回者好学”，“今也则亡”，明是后继无人之意。而“天丧予”之叹，更是悲痛欲绝。这里的“丧予”，非丧予之身，实丧予之道。故朱熹说：“悼道无传，若天丧己也。”
这一年，孔子七十一岁，已是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了。
颜回死后，还有谁可堪“传道”之大任？这恐怕是孔子生命垂暮之年最为纠结的问题。起初，他把目光投向了子贡：
子曰：“赐也，女 （汝） 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卫灵公》）
孔子首先发问，意在启发子贡向道之心。“予一以贯之”的“予”，亦可作“予道”，也即“夫子之道”。然，子贡更关注于“多学而识之”的“闻见之知”，而未能切己为学，故于“夫子之道”究竟何所指，尚且懵懂无知。这一段对话，足见师徒二人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再一次对子贡感叹：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以“予欲无言”和“四时行，百物生”启发子贡，试图把子贡对“言”的注意力转移到“行”上。可惜的是，子贡依旧未能开窍，竟然说：“您要是不说话，我们这些做弟子的该传述什么呢？”这分明是把孔子当作只知“言传”、不重“身教”的“教书匠”了。难怪朱熹要说：“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发此以警之。”又说：“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此亦开示子贡之切，惜乎其终不喻也。”
说子贡不懂“夫子之道”的真义，还有一条例证见于《论语·公冶长》：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似乎对孔子不谈“性与天道”不太满意，“言”“闻”二字对举，适可见子贡之学，只重“言语”，而未能“笃行”。另有一次，孔子不无伤感地喟叹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述而》） 此章我们多次提到，足见其重要性非比寻常。我很怀疑这话又是对子贡所言，盖此一“隐”字正好与子贡的“不可得而闻”遥相呼应。孔子苦口婆心，反复启发，就是想要告诉弟子：我的道并非博闻强识、徒逞口舌之快，而是要身体力行、一以贯之的呀！这与孔子答子贡问君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其旨正合。
再看《论语·宪问》下面一章：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这段话还是对子贡所说，而子贡依旧不知所云。大概子贡多次“表错情”“会错意”实在让孔子大为失望，一句“莫我知也夫”，仿佛在说：知音难觅，颜回何在？！而“知我者其天乎”云云，既可见孔子已达“天人合一”之境，又可见其臻于此一“道境”之后的大苦闷与大孤独！的确，颜回死后，孔子举目四顾，望眼欲穿，却再也见不到“于吾言无所不说 （悦） ” （《先进》） 的“好学者”了。
正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述而》） ，对于仅能“告诸往而知来者”“闻一以知二”的子贡，诲人不倦的孔子终于知难而退。也许正是在这时，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位更年轻的弟子——曾参：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如要冠一标题，可以谓之“夫子传道”。孔子先说“吾道一以贯之”，与对子贡所言“予一以贯之”如出一辙。没想到，曾被孔子目为“参也鲁”的曾子，却心有灵犀地说：“唯。”并且在门人的追问下公布了答案：“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至少，在故事的记录者看来，这一次，对于孔子的“口传心授”，曾子做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当年颜回才能达到的境界啊！
作为孔门后进弟子，曾子脱口而出的“忠恕”二字，体现了他对“夫子之道”的精准把握——这两个看似简单的汉字，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成了能够彰显和代表中华文化伦理特质的基因性文化密码，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