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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孝道除了应当本乎礼、发乎情，还须本乎义。教条化、极端化、功利化的孝行往往会背离孝之本义，极易沦为“愚孝”。明人纪振伦所校正的《三桂记》说：“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我母亦无可记之仇；世间难得者兄弟，吾兄实有难报之德。”此言表达孝悌之情，情感上固可通，道理上却甚为牵强，即如“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一句，就严重违背了生活常识！关于如何“事父母”，还是孔子的观点最可信从：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里仁》）
孔子以为，父母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孝子，对父母的过错，不能姑息纵容，一定要劝谏。唯劝谏父母须注意态度、方式、时机和效果——态度要委婉，方式要讲究，时机要恰当，效果要达成。即使父母不听，亦当起敬起孝，任劳任怨，绝不能因谏而犯，因理伤情，甚至恼羞成怒，反目成仇。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孝必本乎义”了。《礼记·内则》有云：“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同书《坊记》：“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又同书《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孔颖达《正义》云：“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犯，不犯颜而谏。”这里，“柔声以谏”“微谏”与“不犯颜而谏”，皆孔子所谓“几谏”之意也。
由此可知，孔子绝不赞成“愚孝”，所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实则已经背离夫子之道。再看《孔子家语·六本》的一则故事：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晳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故事中的曾子，因不避父亲“家暴”，以致人事不省，险些丧命，何其愚也！孔子洞幽烛微，看出曾子“愚孝”中潜藏的危险和荒谬，几乎要将其逐出门墙，一句“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不啻警钟长鸣，千年之后，犹足以振聋发聩！
无独有偶。在《孝经·谏诤》章里，曾子和孔子也有过类似的对话：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可见，孝并不是毫无原则地一味顺从父母，而是要审时度势，合义达权。“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正是“孝必本乎义”的最佳诠释。
孟子在此基础上，又将孝悌的内涵进一步阐发。他一方面承认，“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这是“孝须发乎情”；另一方面又指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 （《离娄上》） 此即“孝必本乎义”。荀子也说：“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子道》） “从义不从父”，一语道破“孝”与“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何其光明而正大！
不仅“养生”要合乎义，“送死”亦然。孟子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离娄下》） 很多人只重视“养生”，忽略了“送死”对于涵养人性的重要意义。有的人，父母一死，再也没有哀戚怀念之情，无法做到“慎终追远”，或“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长此以往，人心必然浇薄，甚至类同禽兽而不自知矣！
不过，凡事并无绝对。儒家孝道一则主张丧事须尽哀，一则又主张哀痛要适可而止，坚决反对“以死伤生”。如《孝经·丧亲》章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临丧哀戚，这是人之常情，但也要爱惜身体，不可因哀毁过度而误了“卿卿性命”！《论语·子张》篇记子游说：“丧致乎哀而止。”又记曾子曰：“吾闻诸孔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正因丧亲之痛，乃人情之大痛，故尤须善自珍摄，好自为之。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中有句名言：“事生尽爱，送死尽哀。”“爱”与“哀”，虽一声之转，却蕴含无穷意味，充满人间至情！
今天很多人对孝道极尽批判之能事，动辄以《二十四孝图》为口实，对儒家孝道口诛笔伐，殊不知，原始儒家恰是“愚孝”最有力的反对者。若起孔子、孟子于地下，对于后世津津乐道的王祥“卧冰求鲤”、郭巨“埋儿奉母”、庾黔娄“尝粪忧心”之类“愚孝”之行，定会怒目圆睁，大声呵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