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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身之方法，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此语出自《周易·损卦》：“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孔颖达疏：“君子以法此损道惩止忿怒，窒塞情欲……惩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惩、窒互文而相足也。”“惩忿窒欲”，说得通俗些，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欲望，类似于现代管理学中的“情商管理”
。《论语》开篇就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愠”即不生气，不恼怒，这正是“惩忿窒欲”的结果，也是君子人格的表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效地做好了情绪的“自我管理”。西谚云：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也说：“你看别人不顺眼，是因为你修养不够。”
（《静思语》）
坊间流传上海滩“闻人”杜月笙的一句名言：“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这些话，都是对“惩忿窒欲”的不同诠释和发挥。
上引《大学》传七章所说的“修身在正其心”，身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则不得其正”，其实也是“惩忿窒欲”的意思。“忿”与“欲”皆出于“心”，只有很好地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贪欲，也即管住自己的“心”，才能达到《中庸》首章所说的“致中和”之境。后来的儒者都追求所谓“未发之中”，也是对“惩忿窒欲”的最佳诠释。
话又说回来，这种境界并非人人可期而至，王阳明就说：“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传习录》卷上） 因为人难免有情绪和习气，要想做到“未发之中”和“已发之和”，谈何容易！真能做到的人，也就是所谓“优入圣域”了。
在孔门中，颜回堪称“惩忿窒欲”的表率。《论语·雍也》篇载：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颜回的“不迁怒，不贰过”，正是“惩忿窒欲”的结果。明明颜回是“修身”好，孔子却偏说他“好学”，可知“为学”最终是落实在“修身”上的。颜回在回答孔子“盍各言尔志”的提问时，曾说：“愿无伐善，无施劳。” （《公冶长》） 这还是在谈君子修身之道，说明要想做一个君子，不仅负面的情绪和过失要克制，就连自己的优点和功劳，也不能张扬和表白。因为喜怒哀乐都是“欲”，“怒”要克制，“喜”也要克制。孔子还提出“君子有三戒”：
孔子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季氏》）
不用说，这也是教人“惩忿窒欲”。
说到“欲”，《论语·公冶长》篇有一则好例：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言下之意，申枨也有不少贪欲，哪里能够真正刚强呢？成语“无欲则刚”或由此出。孔子这么说，难道是要人无欲无求吗？当然不是。儒家对人的正当欲望一向肯认和重视，《礼记·礼运》就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也说：“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上》） 尽管肯定“人之大欲”，但儒家的修身之道，还是主张要“窒欲”和“寡欲”。孟子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养心”说：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尽心下》）
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了。那些平素欲望少的人，尽管也有失去本心的，为数却是很少的；那些平素欲望多的人，尽管也有能保存本心的，为数也是很少的。朱熹解释此章说：“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
当然，所谓“寡欲”，也并非要人“无欲”，只是要给欲望“做减法”。因为欲望若不加节制，就会变本加厉，无休无止，永无满足之日，人就成了欲望的奴隶。《礼记·乐记》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后世儒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实已在此萌芽。如程颐在论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时就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朱熹循此立论，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
（《朱子语类》卷四）
王阳明也说：“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
（《传习录》卷上）
那么，“存天理，灭人欲”到底指的是什么？真的是要灭掉人的正当欲望，“压抑人性”吗？只要读读朱熹和弟子下面这段对话就一目了然了：
或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
答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子语类》卷十三）
我们真要感谢这位善于提问的弟子，他能以饮食设譬，真是妙不可言！但弟子善问，还须老师“善答问”。朱子不愧是明师，他的回答斩截明快，一语中的，给人以拨云见日之感。原来所谓“天理”，就是指人的正当欲望；而“人欲”，则是指人的贪欲和私欲！比如饥则欲食，寒则欲衣，这便是“天理”；如果你饥寒交迫，想的却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那就是“人欲”泛滥了！试问，今天那些挥金如土、骄奢极欲的富翁富婆，对金钱、豪宅、名车及奢侈品的追求近乎疯狂，这不是人欲泛滥、欲壑难填是什么呢？朱子说“存天理，灭人欲”，正是要我们“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
以往批判宋明理学，常常以此为口实，口诛笔伐，频做诛心之论，殊不知完全是断章取义，郢书燕说。如此厚诬先贤，“强不知以为知”，不仅混淆了是非和视听，而且侮辱了古人的智商，降低了民族文化的水准，真是数典忘祖，得不偿失！
《论语》中有许多格言，都关乎言行之辨。例如：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为政》）
子贡是“孔门四科”言语一科的高才生，能言善辩，聪明过人。他问君子之道，孔子应机设教，告之以“行在言先”之理。言下之意，君子立身处世，要在言行一致，不可徒逞口舌之快。又如下面两章：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为政》）
子曰：“君子欲敏于事而讷于言。” （《公冶长》）
子张志高意广，欲学干禄求仕之道，孔子却岔开话题，告之以做人之理。有人据此以为孔门教育，不过升官发财，真不知从何说起！其实，孔子不过教人谨言慎行，讷言敏行，不要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否则，官做得越大，越成“害群之马”！
不仅如此，孔子更认为，一个人言行不一，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里仁》）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宪问》）
这里的“逮”也好，“过”也好，皆赋予语言以一种不易觉察的“速度感”——红口白牙地“满嘴跑火车”太容易了，而真正的践行诺言却非常难，所以才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说法。
如果说，谨言慎行、讷言敏行是一种“未发之中”，那么言行一旦发出，又该遵循怎样的标准呢？且看下面这个故事：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卫灵公》）
“问行”，就是问怎么做才能“行得通”。孔子认为，言语当忠诚信实，行为当诚笃恭敬，做到这一点，人即使走遍天下，甚至到化外之地，也能畅通无阻；反之，就是在本乡本土，甚至街坊邻里间，也将寸步难行！《中庸》所谓“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也是此意。
可知在言行之间，孔子显然更重视“行”，“孔门四科”，首德行，次言语，再次政事，复次文学，便是明证。孔子之所以对“言”不够信任，与他对“仁”的理解有关。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 又说：“仁者其言也讱。” （《颜渊》）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宪问》） 这方面，孔子有过教训，甚至犯过“轻信”的错误：
宰予昼寝。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公冶长》）
宰予也是“孔门四科”言语科的高足，却言行不一，作为“反面教材”，甚至改变了孔子对人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吸取教训之后的孔子，得出了一个屡试不爽的“识人”标准：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为政》）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真要了解一个人，不要看他如何“言”，而要看其如何“行”。这说明，言行不慎，实乃为学修身之大忌！
先说“克己”。我们在为学之道一讲中说过，“为己之学”的“为己”，可以解作“为了自己”，也可把“为”当作动词，解作“修己”“行己”“克己”“成己”。“克己”，是君子修道成仁至为艰难的一步：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
“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以复归到合礼的状态。前面说的“惩忿窒欲”正是“克己”的工夫。孔子还说：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季氏》）
这里的“九思”，也可一言以蔽之，即“思无邪”。其中，“忿”“欲”和“思”都属于“未发”状态的“克己”，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是“发而皆中节”，也即所谓“复礼”“归仁”的状态了。
由于君子要“克己复礼”才能成就仁德，所以相比向外表现的“示众”和“从众”，儒家更重视向内反躬的“慎独”和“诚意”。《大学》传六章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
谦通“慊”，满足义；自谦，也就是自足自洽，心安理得。所谓“独”，根据朱熹的解释：“独者，人之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
“慎独”，即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言行也要谨慎不苟，合礼中道。故修身之道，实则也是修心之道，“诚于中”才能“形于外”，万不可自欺欺人。又《中庸》首章云：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里的“率性”，即遵循人之本性，如果“率性之谓道”，则“修道”其实便是“修身”。而“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便是“修身”到了“慎独”境界，也即能做到“修己以敬”了。又《论语·季氏》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据此可知，“戒慎恐惧”是君子才有的内在敬畏，小人则无此敬畏。《中庸》说“小人而无忌惮也”，正是此意。换言之，一个人若能“慎独”，便真是“知天命”了，因为“知天命”，故能充满对天道和天命的莫名敬畏。有此敬畏，自然能“慎独”。“慎独”的工夫，极为精密幽微，其对于君子心性和人格的塑造，其实已接近宗教信仰的境界。甚至可以说，人能“慎独”，是因为相信“人在做，天在看”，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万能之“上帝”或“神”的存在。郭店简本《五行》有云：“目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几而知之，天也。‘上帝临汝，毋贰尔心’，此之谓也。”又《易·系辞下》曰：“知几其神乎？”
就此而言，儒教是否存在，根本无须讨论和证明，因为真正的信仰，无不出于信者的“自觉”和“自信”，至于不信者的“疑”与“惑”，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梁漱溟先生说：“慎独之‘独’，正指向宇宙生命之无对；慎独之‘慎’，正谓宇宙生命不容有懈。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
真是切中肯綮之论！
“克己慎独”更进一步，便是“内省自反”，即自我反省、自我攻错的修身工夫。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里仁》）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公冶长》） 又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卫灵公》） 这里的“求”，乃责也，故此句的真实意思是“君子责诸己，小人责诸人”。以此来衡量辨别君子小人，立竿见影，毫发不爽。孔子还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乐道人之善”，“无求备于一人”，等等，皆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之意。换言之，一个人要想做君子，那就必须要“对自己狠一点”！
因为能“反求诸己”，便没有工夫去“怨天尤人”：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宪问》）
子贡不仅口才好，还善于货殖，“亿则屡中”，堪为“孔门首富”，故其为人难免心高气傲，目中无人。方者，谤也；方人，也即非议他人。针对此病，孔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你端木赐就那么好吗？我连修养自己都来不及，又哪有闲暇去批评他人呢！
有孔子的榜样在前，自然有众弟子效法在后。《论语·学而》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三省”正是“内省自反”的最佳范例。颜渊死后，曾子成为孔门道统的真正传人，正在其能修身为己，不折不扣地践行夫子之道。这种自反精神也在《大学》《中庸》和《孟子》中得到很好继承，如孟子就多次提到“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又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公孙丑上》） 这也是《大学》所谓“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又如《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足见一个人若能“自反”，就一定能够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明代思想家吕坤论及修身，说：“人不难于违众，而难于违己。能违己矣，违众何难？”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一友与人争而历指其短。予曰：‘于十分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难说没一二分。’予曰：‘且将这一二分都没有了，才好责人。’” （《呻吟语》） 此又可见，“反求诸己”与“见贤思齐”，一反一正，都是君子修身的“不二法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儒家修身之道，亦颇注重迁善改过。《周易·大象传·益》云：“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应是“迁善改过”的最早出处。此外还有“改过不吝” （《尚书·仲虺之诰》） 、“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 （《国语·楚语下》）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宣公二年》） ，等等，皆迁善改过之嘉言。
孔子的君子之教，也强调：“过则勿惮改。” （《学而》）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 （《子罕》）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卫灵公》） 子夏也说：“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张》） 这是说“改过”。而“泛爱众而亲仁”，“就有道而正焉” （《学而》）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卫灵公》）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季氏》） ，则是说“迁善”。
也有迁善、改过、徙义合说并举者。如《论语·述而》篇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中庸》引孔子语：“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颜回的“不贰过”，其实正是改过、迁善之结果。一个人的缺点毛病不断改掉，其优点长处也就越发彰显，距离君子成德也就越来越近。西方宗教也有“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马太福音》4：17节） 的告诫，皆是从人的不完美角度立论，既指出过失，也昭示希望。可以说，一个执迷不悟、怙恶不悛、不知悔改的人，不啻将自己向上、向善的路彻底堵死了！
“改过迁善”绝非一时一地之行为，而是一以贯之、终身行之的修身工夫。从孔子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述而》） ，到蘧伯玉的“欲寡其过未能也” （《宪问》）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淮南子·原道训》） ，再到子贡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张》） ，皆可见君子修身的工夫次第和规模境界，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儒家典籍中，类似的表述还可罗列很多。如曾子说：“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大学》也说：“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 （一作速） ，过也。”孟子也说：“人恒过，然后能改。” （《告子下》） “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 （《公孙丑下》） 此皆就“改过”而言。孟子还说：“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 （《尽心上》）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公孙丑上》） 此乃就“迁善”而言。
汉代儒者扬雄说：“是以君子贵迁善，迁善也者，圣人之徒与！” （《法言·学行》） 言下之意，圣人并非天生，而是日改一过，日迁一善，不断修身进学才能达到的。换言之，“止于至善”的境界或许永远都难以企及，但只要在“迁善改过”的路上一往无前，就可以算得上“圣人之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