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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儒、道、佛三家只谈了一个“欲”字。
就是这一个隐晦的“欲”字，曾经掀起过轩然大波。
人之欲，其实是人的基本欲望。它是人们想得到某种东西或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
这种要求是出自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一求生存，二求发展。
中国儒家学派第一次将人类为图生求存的行为归结为 6 种欲望：
（1）食欲；
（2）色欲；
（3）财欲；
（4）权欲；
（5）名欲；
（6）贪欲。
在《礼记·礼运》中，儒家祖师孔子把人性中 6 种本能的基本欲望归到了人的“七情”之内，所谓七情，便是“喜、怒、哀、惧、爱、恶、欲”。
有趣的是，在子思所著的《中庸》里，只提到“喜、怒、哀、乐”，从来没有提到他祖父孔子说的“七情”，无怪考据学家们会怀疑这几本书的著作有问题。考据的事，不是我们要讲的范围，暂且不管。因有孔子、孟子、告子提出的“人性”与“性”、“情”、“欲”等观念，到了宋儒的理学家手里，因袭了佛学的观念，采用《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主旨，于是强调去人欲，存天理。“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便普遍传习，成为宋儒理学的中心思想。
自从宋、明的儒者——理学家们，提出了“天理”与“人欲”的问题，为中国文化的伦理哲学与行为哲学方面，奠定了一个名字简洁易晓，而内容充实的普遍道德意识——便是后世尽人皆知的做人和做事要凭“天理良心”的观念。但也很明显的，认为“人欲”的作用多半是属于罪恶的一面，所以去“人欲”存“天理”，便是理学的基本学问。理学家们既然自认是上接孔、孟的心法，我们对此又不得不再追溯到先秦之际足以代表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看看他们对于“天理”与“人欲”的看法。
前面曾经扼要地提到孔子对于“情”和“欲”的观念。如果再要深入一点阅读这些资料，便需要寻找孔子所整理过的古籍文献，例如《礼记·乐记》，曾有记载：“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曲礼》说：“欲不可从（通‘纵’）。”都很明显地说出“人欲”的动向，认为它是可怕的，是不可放纵的。至于孔子本人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并非直接认为“人欲”便是“人性”本有的正当行为。而只是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便自然而然地会有饮食和男女等基本的“人欲”，所以他又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儒家认为，由于“人性”中有这些基本的“情”和“欲”，它就可能趋向于自害害人，甚至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必须要注重人文的教化，于是制礼以防患未然，作乐以调整性情。“三礼”的精神即由此而订定，《春秋》的大义，也由此而建立，为求还于“天性”之初的礼、乐之教，也由此而出发。
至于道家鼻祖老子，他除了着重于阐扬传统文化的道（体）和德（用）以外，并未确切提到“人性”和“人欲”的问题。除非把他所说的“道”字，强行拉到“人性”和“天性”的范围来讲，否则总不免有点牵强的嫌疑，但是老子却提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观念。在他短短五千字的《道德经》中，虽然只提到这一观念，却足以说明，他认为“人欲”也不是一个好东西。至少，它是“犯意”的先驱，受到“所见”的教唆而成为罪乱的主犯。所以他便提出“少私寡欲”，作为修养的方法和目的。
我们时常说的清心寡欲，一般是指一个人淡泊名利，但不仅仅是这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指没有过度欲望或欲望很少的人是很坦然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一片静然，他们很少有世俗的杂念，他们以自己崇高又善良的思想去看待这个世界，外部世界的东西很难影响他们思想深处固有的道义与理想，他们博大的胸怀能容下天地万物，而思想又能不被其左右，这就是寡欲的人，我们也经常说无欲则刚，意思是说，一个什么都不贪图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一定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北宋尚书左丞王存为人特别宽厚，他很诚实，也很谦虚，没有一点不寻常的地方，可一旦坚持起自己的意见来，谁也说服不了他，他发表的议论总是很公平的，不带有个人的好恶在里面，生活上基本是“离情弃欲”。因此，司马光曾这样评价他：“在千军万马的奔驰中能够独自停住脚步的，也就是王存吧。”王存历经了五个皇帝，年近八旬，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不管时局怎么改变，都能始终如一。王存能够在封建官场长盛不衰，“清心寡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视两者为对立。司马光对王存的赞赏，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很相吻合。当时注重“理”“欲”之辩。所谓“天理”即封建伦常；“人欲”即人的自然个体。程、朱以“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明王守仁以“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均主张损人欲以复天理。南宋叶适、陈亮重功利，反对以理欲“为圣狂之分”，认为“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随处见人欲，则随处见天理”，均主张天理与人欲之统一。清朝戴震更强调“欲”无非是“以生以养之事”，“理者，存乎欲者也”，并痛斥宋儒理欲之辩为“以理杀人”。
社会规范着人们的欲望。越轨的行为让人迷茫，一味地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干，偏激的后果就是张狂。
欢喜、愤怒、爱好，厌恶、嗜好、欲望，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滋养这些常情就会产生罪恶；放纵这些性情就会伤害别人或自己的心灵，只有控制住它们才叫做善。
人欲一旦膨胀，就会被斥之为“欲壑难填”，或“利欲熏心”。
君子是儒家理想的人格，他必须履行对传统的义务，为了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他必须克制一切非理性的激情。他们不乞求任何救赎，期待的是当世的长寿、健康、财富和名声。
作为基督教精神偶像的耶稣，是正统的犹太人。据他的言论录记载，他认为经济上的欲望和侍奉神是决不相容的。耶稣时代，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会里，没有现代人概念中的资本家和工厂主。因此，在耶稣四周的社会环境里，明显的贪欲是极少的。尽管如此，耶稣看透了人类在任何时代、任何场合都天生具有的贪欲性，并对其进行了谴责。佛教理论认为，狭义的“爱欲”是造成生死业力的根本驱动力，教人要认清“爱欲”是由自私产生的过错与祸患，而须防患于未然。《曲礼》所谓“欲不可从”，也正同此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一幕，何尝又非此意。
那么，原有与生俱来的“欲”的问题，它究竟是恶或非恶呢？我们可以说：“欲”并非全是恶的。但“欲”很可能是恶的前驱，假如你不能优化你的欲望的话。
至于再把“欲”归纳到男女之间狭义的“爱欲”范围，而且认为“欲”就是罪恶，那是宗教性的绝对道德的观念。宋明理学家也沿用了这严肃的一面，例如朱熹所说“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就是由这严肃人格的观点而出发的。
至于《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子欲仁，斯仁至矣。”那是以“欲”作为动词的说法，也可以说：这是广义的“欲”，所以佛“欲”度尽众生，使之离苦得乐，此“欲”已经化除“私欲”与“爱欲”而成为伟大的愿望。人们若能涤荡“私欲”、“爱欲”的胸襟，不被物欲所拘累，而善于优化“物欲”，为人类建立一个庄严、美善的世界，则与佛祖释迦牟尼慈悲度世的“愿力”，孔子所谓“子欲仁，斯仁至矣”的“仁欲”，并无二致。
古代思想家们对于欲望的思考和辩论开展了数千年，而人类社会依然被欲望推动着向前。由此看来，欲望并非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