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保卫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老根据地，西抵环江，东临黄河中流峡谷，北靠长城，南到渭北丘陵，包括陕西的北部和甘肃、宁夏两省区的东部，共20多个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万。首府延安，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我军总部统率机关所在地，是党领导全体军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也是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抗战期间，蒋介石派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率二三十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驻扎西北。胡宗南奉蒋介石的旨意，对日本侵略军消极避战，却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在西北地区除抽调了胡宗南集团之第1军、第3军、第16军等部进攻我华北解放区外，仍以8个军另3个骑兵师、1个独立旅等部共20.8万余人，以相当于陕甘宁人民解放军约苑倍之兵力，继续封锁、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其中，胡宗南集团4个军另1个骑兵师，约11.5万余人，在陕甘宁解放区南边的镇原、宁县、正宁、淳化、宜君，中部洛川、宜川一线；宁夏国民党军马鸿逵集团2个军另2个骑兵师6.75万余人，于陕甘宁解放区以西陶乐、灵武、金积、中宁、同心县之线；榆林国民党军邓宝珊部2个军另1个独立旅，约2.54万余人，布于陕甘宁解放区以北之榆林、横山、桃儿庙、宁条梁、安边地区。

在敌人兵力相当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苑倍，并且实行严密封锁、包围和频繁袭扰及局部进攻的严峻形势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全体指战员，不断地加强形势教育、军政训练，大抓军政、军民团结，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拉开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序幕。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的多次袭扰和进犯。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加紧准备后，完成了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部署，他们自以为可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遂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宣而战，首先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接着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辽东等地实行了分区的全面进攻。此时，国民党军用于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为19个师（旅）圆0余万人，其中胡宗南集团1圆个师（旅）14万余人，宁夏马鸿逵集团5万余人，榆林邓宝珊集团1万余人。胡宗南集团，为国民党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军队，乃西北敌军之主力，但因该集团须分兵兼顾中原及晋南，尚不能集中其全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部均系国民党军之“杂牌”及地方实力派，虽反共一致，但与国民党历来奉行的“排除异己，吞并杂牌”政策有矛盾，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初期，为保存实力则采取“观望待机”之态度，因此，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条件尚不成熟。于是，蒋介石计划先“解决了中原的共产党解放军”，然后，再集中胡宗南集团的所有兵力，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向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此时，国民党军虽未向陕甘宁解放区大举进攻，但曾两次准备偷袭延安，并不断地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周围袭扰，发动局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面临的战争威胁日益严重。西北人民解放军和陕甘宁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的直接指挥下，实施了南线出击迎接359旅战役、榆横战役、关中分区囊形地带争夺战及陇东西华池战斗等战役战斗，连同民兵游击队的作战，共计大小战斗250余次，消灭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等部共1.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两次偷袭延安的计划和向我陕甘宁解放区不断发动的局部进攻。

在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不断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推迟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时间，使陕甘宁解放区军民加强了为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战备工作。至1947年2月，他们不仅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与扩大了陕甘宁解放区，发展壮大了西北人民的武装力量，而且还直接支援了建立陕南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了其他各解放区的作战，打下了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思想、物质基础。

从抗战胜利到国民党军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的一年半时间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在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上，均处于主动的地位，并且具备了突然发动战役的能力，并适时、灵活出击，迫使敌人仓促应战、被动挨打。但是，由于以前多是进行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因此，这一阶段，无论是在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上，还是部队的技战术水平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部队与部队之间；火力与兵力之间以及在战役中各战斗之间尚不能完全协同一致，以致丧失了一些良好的歼敌战机。如迎接359旅战役之良平镇、太平镇攻坚战斗；榆横战役之鱼河堡打援战斗；关中争夺战的枸邑攻坚打援战斗等等，都反映出在大兵团运动作战，尤其是在攻坚战斗中的战斗准备、周密计划、组织协同等一系列的战斗组织和战斗指挥问题上尚不熟练。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个月之后，手持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71万余人，建制师（旅）65个。国民党为了挽救其在军事上的失利及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为了激励其日益下降的士气，继续取得美国的各项援助，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统帅部将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敌军共调集了94个旅约70余万人（占其机动兵力的43豫），用以重点进攻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

陕甘宁解放区，从内战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被列为国民党军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只是因其兵力部署尚未完成，加之碍于国际、国内的舆论，故未敢贸然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在全面进攻节节失败之后，蒋介石于1947年2月，将他的得意门生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到南京，策划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想以攻占延安，来实现其“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战略企图。此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总兵力为43个师（旅）32万余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师（旅）7万人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兵力共达34个旅，25万余人。其中蒋介石嫡系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1947年6月，第一战区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为主任）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副主任马鸿逵部（又称“宁马”）、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部（又称“青马”）共12个旅，6.9万余人；晋陕绥边邓宝珊部2个旅，1.2万余人。

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是：以胡宗南集团的主力2个整编军，计6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4万人，迅速夺取延安，尔后会同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等敌军合击陕甘宁人民解放军，一举加以歼灭。

其具体部署是：胡宗南集团以15个旅沿咸榆公路及金盆湾、宜川地区分两路进攻延安；以“宁马”2个师5个旅夺取三边及环县等地；以“青马”3个旅夺取庆阳、合水等地；榆林敌军2个旅则相机南下，配合胡宗南部作战。

国民党军统帅部确定的战略目标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或逼迫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和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

中共中央军委在1946年底即已判明，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失利的情况下，正着手准备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为加强陕甘宁解放区的保卫力量，迎击敌军的大规模进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于1946年11月决定，将晋绥野战军的番号取消，所属部队组成晋绥军区第1、第2、第3纵队（1949年全军统一整编时，分别改称为第一野战军第1军、第2军、第3军），并将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解放区。第2、第3纵队分别于1947年3月和8月从山西调往陕甘宁解放区作战，编入西北野战军建制。

晋绥军区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解放区后，为了统一作战指挥，提高作战能力，中央军委于1947年2月10日，发布了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签署的命令：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1纵队（下辖第358旅、独立第1旅）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4旅、第11旅、教导旅、警备第1、第3旅，共6个旅，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任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3月10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亲临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会议。胡宗南在宣布了进攻延安的计划后，十分兴奋地对与会的将领们说：

“总裁授命我等攻克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尔等须奋勇作战，为党国建功立业，切莫辜负总裁的重托。”

众人齐声鼓噪：“消灭共党！活捉毛泽东！”

胡宗南还满怀信心地说道：“凭着我们优势的兵力及装备，再加上强大空军的支援，我军3日之内即可占领延安，将共党中央消灭在陕北。”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解放区发起了全线进攻。敌军的近百架飞机从空中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狂轰滥炸，地面上，敌34个旅，25万余人，兵分3路，从南、西、北三面向解放区压了过来，其中，直扑延安的是由胡宗南集团的董钊、刘戡率领的第1和第29两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15个旅）共14万余兵力，分左右两路从洛川、宜川一线，对延安实行钳形攻势。胡宗南集团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即保存下来的一支比较精锐的军队，兵员充实，为半美械装备，弹药充足，并配有飞机、坦克。

与敌军相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装备极差，仅有少量山炮及迫击炮，且弹药奇缺，平均每支步枪子弹不及30发，轻重机枪弹不及500发，炮弹则更为缺乏。在解放区经济落后、人员稀少、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中央军委为陕甘宁人民解放军确定了基本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时间空间换取敌我力量的逐渐改变以至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以利其他战场的我军打击、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以教导旅及警备3旅1个团共5000余人、第1纵队（2个旅）、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3旅第7团组成野战防御部队，抗击进犯延安之敌；以警备3旅第5团、警备1旅第3团组成游击兵团，在咸榆公路以西侧击进犯之敌，以威胁其后方，迟滞敌人的行动；以警备3旅第8团及新编第11旅活动于三边分区，在当地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相机歼灭进犯之敌；以绥德分区第4、第6团配合民兵、游击队狙击榆林南犯之敌。为加强我军的作战力量，中央军委又急令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绥军区第2纵队，迅速由晋中西渡黄河入陕，加入陕甘宁战场作战。

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有极大优势的敌军，从3月13日发起全面进攻后，经3日连续攻击，突破了我教导旅和警3旅的第一线防御阵地，进至距延安仅60公里处，延安此时已处于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形势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考虑，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率边区的所有部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拖住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计划。毛泽东选中了彭德怀来挑起重担。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野战兵团由原晋绥军区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第1纵队、王震指挥的第2纵队和原陕甘宁联防军罗元发、张贤约分别指挥的教导旅和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3月20日中午，彭德怀率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在青化砭西北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约五六十人。

西北野战兵团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以极高的战斗积极性和极大的顽强性，与敌寸土必争，激战了6天6夜，胜利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疏散的任务。3月19日上午，我防御部队主力撤离延安。毛泽东对部队指战员说：“敌人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

在延安保卫战中，我军共歼敌整编第1师、第17师、第27师、第36师、第76师、第90师各一部，合计5200余人，我军伤亡691人。

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后，骄狂已极。蒋介石致电嘉奖，并颁发勋章。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大肆宣扬“陕北大捷”，声言“中共已成流寇”。得意忘形的胡宗南开庆祝会，把西安的鞭炮燃放一空，一再叫嚣，要与我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指挥下，利用敌人骄狂和急于求战的心理，于3月25日在青化砭歼敌一个旅2993人。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彻底干净歼灭敌人的第一仗，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振奋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斗志，提高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青化砭之战后，西北野战兵团运用“蘑菇”战术，又于4月14日，在羊马河全歼敌135旅4700余人。接着，于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攻克敌重兵把守的补给基地——蟠龙，全歼守敌第167旅及地方团队一部，共计6752人。

从3月25日至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以2.6万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以伤亡2200人的代价，歼灭敌军3个旅及一部分地方团队，共1.4万余人。这三次作战，被誉为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这是西北野战兵团执行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彭德怀、习仲勋等野战兵团首长指挥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以少胜多，以“蘑菇”战术歼灭敌人的成功范例。经过这三次连续作战，我军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蒋介石设想的“3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计划亦宣告彻底破产。

正当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胡宗南集团时，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青马）、马鸿逵（宁马）两部，见有机可乘，遂于1947年4月8日至5月12日，先后侵占了陕甘宁解放区的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蒋台等城镇，企图配合敌主力胡宗南集团围歼我军于安塞、志丹地区。为打破敌人的合围企图，西北野战兵团于5月21日至7月7日的47天中，在陇东与“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南北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地域内，给胡宗南集团的帮凶——“青马”和“宁马”两集团以沉重打击，收复了“三边”，歼敌2500余人，使胡宗南集团处于更为孤立的地位。 kxNUlJqfNWDfF/2A+KcdC8yMHY7brp73Al2cFmBvvTdyjZkeBny5tkl1mFP8Sq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