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截至1947年底，处于外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成为敌人心腹之患。仍处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歼灭了大量敌人，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重新划分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

1947年冬至1948年春，胡宗南先后将3个师从陕北抽调至陕南的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65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中原敌人打通陇海路潼郑段和平汉路郑信段，与我争夺中原。在陕北，胡宗南为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点，阻止我军南进，采取了“机动防御”的部署，以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27、第90师于洛川、黄陵、宜君地区机动；以整编第17师等部防守延安；以整编第76师一部防守宜川，一部于韩城等地，控制黄河渡口。此外，马鸿逵部的整编第18师驻定边，整编第81师驻中宁；马步芳的整编第82师驻西丰镇等地；晋陕绥边区总部的第22军主力守备榆林。

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等领导的指挥下，在内线防御和内线反攻时期，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1万余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虽然敌军总兵力仍有44个旅，31万余人，但与其开始进攻时相比，其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训练有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在作战中或被歼或被俘，日益减少，新抓的壮丁，缺乏训练，且反对内战，兵员缺额甚大，已无战略进攻的能力，只能采取守势。而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则有了成倍的发展，从2.6万人增至7.5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约10颐1变为5颐1。陕甘宁解放区丢失的土地已大部收复，且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增强了后方的物资供应力量。从西北战场敌我总形势来看，敌军虽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但战略形势是在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军已掌握了战略主动，而敌军已完全处于被动。

在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有利形势下，西北野战军即开始了战略局部进攻。西北野战军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拖住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中原或华北战场，配合其他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坚守东北，力争华北，清剿中原，经营江南”的战略计划。作战原则仍然是以集中优势兵力，不失时机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对于敌占城市，则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即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和据点，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等待条件成熟后夺取之。在解放区内，则继续肃清敌军残余力量，收复一切失地，更进一步地巩固后方。

西北野战军1948年春进行的，以宜川战役、黄龙山麓战役、西府陇东战役为内容的春季攻势作战，打响了战略进攻的第一炮。西北野战军在发起春季攻势前，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已预感我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为此，敌军从1947年底，开始进行兵力收缩，在战略上采取守势，置重兵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以所谓“机动防御”部署，企图确保其占领的延安，阻止我军南下陕中，并尽量抽调兵力配合郑州“绥靖”公署刘峙集团打通陇海、平汉交通线，与我军力争中原地区。

西北野战军在绥德、米脂、安塞地区进行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转至外线作战的指示，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对战略进攻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若北上再攻榆林，粮食困难，气候严寒，攻坚不利。而榆林孤城守军邓宝珊畏我再攻，已派代表与我和谈；若西进陇东、三边，大军往返数次，群众负担过重，该地区亦缺粮，不便作战，且胡宗南可乘我军与青、宁二马作战之际，集中主力东援中原，加重了中原战场的负担，在战略全局上对我军不利；而南出陕中，威胁西安，既可大量歼敌有生力量，又可调回胡宗南集团增援中原的兵力，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况且，陕中地区人力、物力丰富，可以大量取之支援革命战争。

据此，西北野战军确定春季作战的方向是南下陕中，威胁西安，利用陕中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群众基础较好等有利条件，大量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调动裴昌会兵团，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并打通与晋南解放区的联系。具体作战计划分为两个战役阶段：

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吴堡、合阳四座城镇，调动咸（阳）、延（安）公路黄陵、洛川及其两侧地区胡宗南集团一部主力来援而于运动中歼灭之。

第二阶段，乘胜扩张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收复圣地延安，进而解放整个麟游山区，彻底打开陕中之门户。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把西北野战军春季攻势的作战方针概括为：打宜川，调洛川；消灭刘戡，复延安。

1948年1月29日，彭德怀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

会前，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会议决定发起宜川战役，以第3、第6纵队攻击宜川，吸引援敌，以第1、第2、第4纵队担负打援任务，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会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纵队于2月12日分路向宜川攻击前进。

2月24日，西北野战军向宜川发起攻击。26日，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4个旅增援宜川。28日，援敌到达宜川以西瓦子街地区时，早已埋伏在该地的西北野战军第1、第2、第4纵队及第3、第6纵队将援敌四面包围。随即，不顾严寒，冒着大风雪向敌发起总攻。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将敌全歼。

3月3日，我军又乘胜攻克宜川城，再歼敌1个旅。此役，共歼灭敌人整编第29军两个整编师5个旅，歼敌总数为29480人，将敌军军长刘戡等多名将官被毙、伤和俘虏。

宜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成果。这一胜利迫使蒋介石急调位于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的裴昌会兵团，连夜向西安集结，企图确保西安和关中地区。这就为我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联合发起洛阳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机，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

宜川战役的胜利，使西北野战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为进一步扩大战果，西北野战军未及休整便于3月5日挥师南下，发起了黄龙山麓战役。至10日，西北野战军先后攻克甘泉、富县、黄龙、宜春等城，包围并开始攻击洛川。由于洛川守敌凭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加之对敌情、地形调查研究不够，估计不足，同时缺乏必要的攻城器材以及战术上的缺点，致使洛川久攻不克。原部署打延安南援之敌也因援敌缩回而未果。西北野战军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心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洛川，诱使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外，其主力西移，准备歼灭援敌。由于援敌害怕被我各个歼灭，故猬集一团，步步为营，齐头并进。因无歼敌良机，彭德怀遂于4月12日结束战役。此役共歼敌3000多人，我军伤亡1500人。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黄龙山麓战役行将结束之际，对野战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认真思考。鉴于洛川地险城坚，短期难克，援敌兵力猬集，难以分割歼灭，而敌西府、陇东兵力空虚等情况，遂于4月6日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跳出粮食补给十分困难的黄龙山区，向西府挺进，求得分散和寻机歼灭裴昌会兵团，相机夺取胡宗南集团的重要补给基地宝鸡；以第3纵队附黄龙分区一部继续围困洛川，迷惑敌军，掩护主力行动。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分三路西进，至25日相继攻克旬邑、长武、灵台、邻县、麟游、凤翔、武功、眉县、岐山等地。26日，第1、第2纵队攻克宝鸡，歼敌整编第76师师部及1个团共2000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徐保，缴获甚多。宝鸡失守令胡宗南大为震惊，急调裴昌会兵团和马步芳部共11.5个旅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宝鸡地区。为另寻歼敌战机，我军于28日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于5月中旬胜利返回老解放区马栏等地。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于4月22日收复了延安，25日解放了洛川。西府、陇东战役共歼灭敌人2.1万余人，解放并一度攻克县城14座，我军伤亡6500余人。

西府、陇东战役尽管取得了很大战果，但我军的伤亡亦很大，并且一度相当被动，没有达成预定战役目的。从战役中反映出的问题看，有的相当严重。5月26日，彭德怀在洛川县土基镇，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此战役的教训。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西北党政军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这是西北战场在这次西府、陇东战役遭受较大挫折之后召开的。出席会议的纵队和各旅的领导十分明白会议性质，因此，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彭德怀在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后，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林伯渠责人，也毫不留情，当众严责。前委扩大会实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西府、陇东战役，认真地从战役、战术指挥，部队协同，战斗作风和革命意志、勇气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失职的指挥员进行了严厉的公开批评。个别与会者对犯有严重失职行为的干部非常气愤，要求按军法从事，进行严办。会上，第4纵队的指挥员作了检讨。在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对因不执行命令而造成整个战役失利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纪律处分。

西北野战军1948年进行的春季攻势，经过3个月紧张的连续作战，共消灭了敌军53500余人，收复了延安，扩大与巩固了黄龙山根据地，开辟了麟游山根据地，为西北我军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的前进阵地，并已将战争从老解放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使西北解放战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胡宗南集团经我军历次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已处于被动局面，从而奠定了我军全部歼灭西北敌军，解放大西北的强固基础。同时，使胡宗南集团不可能抽出机动兵力增援中原战场，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作战，更直接地策应了中原我军的作战。

西北野战军在歼灭敌人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48年5月上旬，以黄龙军分区的第10团、第11团、第12团组成警备第4旅（旅长郭宝珊、政治委员牛善申），暂归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指挥（1949年1月正式编入该纵队建制，改番号为第4军第12师）。6月30日，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以晋绥军区骑兵第2、第4团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第2旅，9月，该旅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旅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

1948年7月1日，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以晋绥军区第10旅（第3、第9、第10分区部队组成）、第12旅（第6分区部队组成）合编组成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在山西境内配合华北我军作战（翌年6月从晋西赴西北作战），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任代政治委员，陈刚任参谋长，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同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还成立了第8纵队，下辖第11、第14旅和骑兵旅，姚喆任司令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刘华香任副参谋长。第8纵队成立后，一直在晋绥地区协同华北军区野战军作战，1949年1月全军整编时，第8纵队改称第8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5月，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第8军番号就此取消。 cfjcxsqo8yRD68hjuodHWpFSfM81AoLyd4o1Icx8uS5Wm6HWtYvnqHi44pgY4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