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编前后

1937 年 7 月下旬，红一方面军第 1、第 15 军团奉红军总部命令，开至陕西三原县云阳一带，待命改编。

8 月 25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原第 1军团 15 军团及 74 师合编为陆军第 115 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供给部长邝任农。

全师共编 2 旅、1 个独立团、4 个直属营、1 个教导队、15500 人。

以红 1 军团之 2、4 师改编为 343 旅，辖 685、686 团。

以红 15 军团 73、75、78 师改编为 344 旅，辖 687、688 团。徐海东为旅长，参谋长卢绍武，张绍东为 687 团团长，韩振纪为副团长；陈锦秀为 688 团团长，田守尧为副团长。

1938 年初，344 旅在冀西平山地区奉命扩编为 3 个团的建制，即 687 团，团长张绍东，政委韩振纪；688 团，团长陈锦秀，政委田守尧；新建立了 689 团，团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后副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副主任谭甫仁。

红 15 军团是由红 25、26、27 军合编而成的。

1935 年 9 月 17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于陕西延川县永平镇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原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并改组了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统一指挥，集中力量，会议还决定将 25、26、27 军合编为红 15军团。9 月 18 日，红 15 军团于永平镇召开了成立大会。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军团下辖 73、75、78 师，分别由原 25、26、27 军编成。全军团共7000 余人。

1935 年 10 月 1 日，红 15 军团在崂山战役中，歼敌东北军第 110 师近 2 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10 月 25 日，又南下鄜县攻克榆林桥，歼灭守敌第 107 师 4 个营。11 月间，红 15 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红 25 军最早组建于 1931 年 10 月，属红四方面军建制。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 73 师、74 师、75 师。

1932 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留下 25 军一部坚持斗争。年冬，组建新的红 25 军，吴焕先同志任军长，王平章同志任政委。下辖 74 师，75 师。

1933 年 9 月间，红 25 军在潢麻公路遭敌包围，25 军建制被分割。75 师由吴焕先、戴季英率领，突出包围到鄂东；仍保留 25 军番号；74 师由徐海东率领，退回皖西，重新组建 28军。

1934 年春，25 军第二次入皖西会师 28 军。根据鄂豫皖省委指示，两军合编为 25 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下辖 74、75 两个师。同年 9 月，程子华来鄂东传达中央指示。10月间，红 25 军奉命改编，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约 3000 人。11 月，红 25 军开始长征，1935 年 8 月底，到达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合。

1935 年 9 月 18 日，在陕北永平镇，红 25 军与陕北红 26 军、27 军合编为红 15 军团。

另一个红 26 军是陕甘之红 26 军，1932 年秋，中共陕西省委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决定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第 42 师第 2 团，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任 26 军政委兼 42 师第 2 团政委。此时 26 军军部、42 师师部均未组建，只组建了 2 团团部，参谋长郑毅（后为刘志丹）。团下辖步兵、骑兵、少年先锋 3 个连，共 200余人，150 余枝枪。

红 2 团建立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挥，南下遭到惨痛失败。陕西省委为了保卫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培养新的红军主力，于 1933 年 6 月 13 日，又将渭北、富平游击队改编为红 26 军第 4 团，下辖 1 连、2 连、先锋连、骑兵班，共 120 余人，80 余枝枪。

1933 年 11 月 3 日，陕甘边特委和临时总指挥部党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正式组成红军主力部队——红 26 军 42 师及其师部。11 月 7 日，在莲花寺将部队改编完毕。师辖第 3 团、骑兵团。师部有司、政、供给机关和警卫连，师长王泰吉（后为刘志丹），政委高岗（后为杨森），全师共人枪 500 余。

另一个是陕北之红 27 军，陕北红 27 军由陕北独立师改编而成的。1935 年 1 月 30 日，陕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安定白庙岔将陕北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7 军 84 师，下辖 1、2、3 团。师长杨棋，政委张达志。

由此可见，344 旅是兵强马壮，实力雄厚，资格甚老。

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徐海东率 344 旅的队伍在陕西三原县开始整编换装。干部战士每人发给一顶军帽，和国民党中央军一样，一枚青天白日的军徽顶在头上。红军的八角帽，不让戴了。红在心上，闪在头上的红五星，不兴了。红军老战士把八角帽捏在手里，心里甭说有多别扭了。有的人难过得流下热泪，更多的人讲开了怪话：“改编，改编，这是他妈的改的什么？”

“抗战就抗战，换‘狗牙旗’帽徽做啥？”

“打了多年中央军，今天反变成中央军的样子了！”

说怪话，骂娘，怨天尤人。大家思想不通，个个心里不痛快。作为旅长的徐海东，自然比战士想得深：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抗战是大局。不称红军，改称八路军；不戴五星八角帽，改顶青天白日帽徽，这都是外观上的事。红军的传统，不会因此而丢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也不会淡忘。这时候，旅里没设政委，徐海东这个领兵打仗的人，还要做思想政治工作。

一天，会议散后，天近中午。徐海东吃罢午饭，想到连队看看，便叫警卫员小李去牵马。过了好大一会儿，不见小李回来。徐海东急了，心想：是马病了，还是出了什么事？

跟随他的马倌小侯，外号叫“猴子”，办事猴灵，从来没误过事。他从小给地主家放马，3年前在陕南参加红军。徐海东听说小侯懂马医，又善于识马、驯马，就留他在军部当个“马倌”。他还兼管徐海东的马，和徐海东的情谊很深。他把军部的马养得又壮又欢，野性大的马，在他手下不出三天，就变得驯服了。马有了病，他瞅瞅马眼睛，摸摸马耳朵，就知道马得了什么病，拿出针包，给马扎针之后，再给灌些汤药，真是“手到病除”了，在陕南泾川河边的一次战斗中，这“猴子”马倌还救过徐海东。

那天清晨，徐海东在指挥部队作战，突然被敌人围上了，警卫人员有的负伤，有的牺牲，作战部队也被冲乱。徐海东的左腿带着伤残，走不利索，也跑不快。正在危急之中，马倌“猴子”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飞驰过来。他向徐海东叫了一声：“快上马！”把牵着的马拉到徐海东跟前。当徐海东跃上马背的瞬间，他猛抽几鞭，马儿就驮着徐海东飞奔，冲出了敌人的重围……

部队改编以后，徐海东发现“猴子”没精打采，心想可能是部队整编，红军老战士都有了一官半职，他还是管马，恐怕是闹情绪了。徐海东心里揣摩着，找到拴马的院子里。听得警卫员小李在和“猴子”大声说话。

“你有意见，马还得好好管理呀！”

“我就是不愿意当中央军！”

“你这话，敢对旅长说去？”

“咋不敢说，旅长他还能吃了我！我敢说，我就是不当中央……”

“你们在这里吵吵什么？”不等“猴子”说完，徐海东已走到跟前，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徐海东见他要的马没有备鞍，吊着笼头站在槽边。他顺手摘下挂在一边的马鞭，瞪起眼睛，摆出了要打人的架势。

“这就备——马。”小李见势不妙，喃喃地说。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徐海东转身质问马倌。

“我不干了！”小侯从衣兜里掏出折扁了的军帽，狠狠往地上一甩，说，“我当红军，不当白军！”

“白军，谁当了白军？”徐海东问。

“戴‘狗牙旗’的帽子，不就是当白军吗？”

徐海东听罢，哈哈大笑起来，他从地上捡起军帽，扑打了几下戴在小侯的头上，还拍拍他的脑袋，看着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哄小孩子似的说：“我说猴子呀，你这脾气真像孙悟空呢！”

“我不当白军！”小侯梗着脖子，摘掉了军帽，赌气不吭声。

警卫员小李拽拽他的袖子，低声说：“不要使性子了，还是快备马吧，要不然就要吃……”他想说“吃鞭子了”。

很少有人敢在徐海东跟前使性子。徐海东经常提着一条马鞭子。虽说他连马也舍不得抽打，可是爱调皮捣蛋的小红军，都怕他这马鞭子。徐海东今天心情好，耐性大。他看小侯闹脾气，也不生气，还是和颜悦色地摸着他的头说：“我的同志呀，你猴精猴能的，怎么变糊涂蛋了？八路军就是红军，你是红军，我是红军，他是红军。”他指指小李又说，“谁说我们是白军了？”

“戴‘狗牙旗’的帽子，就是当白军！”马倌蹲在地上，哭泣着说，“首长呀，白狗子闹得我家破人亡，我做梦都和白狗子拼，好不容易投着了红军，怎么又……”

徐海东对马倌的身世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四川人，从小受苦。父亲被军阀抓去当兵，哥哥也被人捆去当兵。他从地主家里逃出来找到了红军，勤勤恳恳管马，还加入了共产党。

“记住，一个共产党员，要红在心里，红在骨子里，从里往外红！”徐海东向马倌低沉有力地说，“怎么能只看外表？你呀，你……”

马倌含着眼泪把马鞍备上，徐海东翻身上马，飞驰而去…… giNPsShopjEf1TCMU0I9ypvp12TxuHxnxEcJIXA65gHjX74UrvrV4nbx1wN41c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