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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有专家认为，《四十二章经》并非译自印度佛教典籍，而是汉人自个儿撰写的。例如梁启超先生就曾断言这部经并非根据梵文原本对照翻译，而是人们在诸多佛教典籍中选择精要，模仿我国的《孝经》、《老子》等书的形式编撰而成。与此相反，著名佛教史学家汤用彤先生经过一番详细考证，认为《四十二章经》并非中国人自个儿编撰的，而是汉代末年译出的一部“外国经抄”。在汉晋之际，这部经曾出过几种不同的译本，可见当时的流行程度。汤用彤先生还认杰汉译《四十二章经》的文句平白朴素，其内容虽来自小乘典籍，但与汉代流传的道术颇为近似，因而在当时的社会，成为广为传播的佛教典籍。
总而言之，《四十二章经》是佛教传进中国初期，在社会上较为流行的一部佛经。但它并非一部独立的典籍，而是从小乘佛教典籍中辑录下来的一些佛教教义的“经抄”。其内容着重阐发早期佛教宣说的人生变幻，欲望和贪爱之弊等等，劝导人们放弃世俗，追求出家修道的超世生活。
《四十二章经》是一部为佛教初学者准备的入门书，在佛教起初传进汉地的时候出现这么一种经抄类型的汉文佛典，适应了佛教在汉地传播的需要．它在计会上的广为流传，对当时佛教的推进起到了很大的普及功能。
《岛史》又叫《岛王统史》、《洲史》。作者不详。有人说是大寺派比丘所著，或者是以大寺所传的资料为底本编纂而成。也有人说本书的主要资料源自较早的僧伽罗文著作《义疏》。《岛史》主要记叙了佛陀的生平以及到斯里兰卡传教的神话、佛教的三次结集，以及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直至公元34世纪时的历史状貌。其所记史实与印度的史料能相互印证，对后人研究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古代史、佛教的早期发展及传播情况提供了诸多宝贵资料。本书体裁是文体粗疏的叙事诗，缺点是内容繁杂而缺乏连贯，有的地方前后重复。因此有专家认为《岛史》并非一个作者所撰。
《大史》又叫《大王统史》，此书的成书年代略为晚于《岛史》。作者是公元六世纪时的摩诃那摩比丘。据传他是当初斯里兰卡国王达都斯那的叔父。当达都斯那王执政时，为了净化佛教，曾举行过正法结集。摩诃那摩比丘的《大史》也恰恰是当时奉王命而作。《大史》主要资料源自《岛史》和朝廷文件，在某些部分对《岛史》作了补充和注释。本书主要记叙了佛教的产生和早期斯里兰卡的佛教情况。《大史》和《岛史》互相映衬，但《大史》更精炼且内容更饱满，是研究古代印度和早期斯里兰卡历史、佛教发展的重要素材。本书体裁与《岛史》相同，亦为叙事诗体，但文学感染力更强。
从现存《牟子理惑论》一书的内容来查考，此书当为汉魏之际所著，尤其是从书的《序传》一节来看，所述史事可与史实相对应．并可补史料之所阙。当然，本书作者究竟是苍梧太守牟子博，抑或是东汉三国之际的牟融，已无从确证。
《牟子理惑论》全书共三十九章，首章为“序传”，末章为“跋”。正文共三十七章。文章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展开，提问者对佛教提出种种询问，回答者则旁征博引，给以诠释，通过诠释而对佛教教义学说予以阐扬。该书作者大量引用儒、道和诸子百家的论述，力图证明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一致性，具有突出的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思想倾向。
僧肇（公元384—414年），晋代著名僧人，对魏晋以来流传的佛教般若学各派学理进行了归纳．完整地阐发了大乘佛教般若性空的教义学说，被当时的人士誉为“东土解空第一”。
《肇论》的开篇《宗本义》囊括了全书的大意，第四篇《涅槃无名论》论说了佛教的最高精神境界“涅槃”的无生无灭，绝言忘相。其余三篇则是僧肇的知名代表作。《物不迁论》主要发挥的是般若性空思想，从时空维度论证世间万物看似变化，实则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变化着的乃是事物的假相，“若动而静，似去而留”。《不真空论》阐发的是佛教关于般若性空的思想学理，认为世间万物均是因缘合和而成，因此虽无而有，虽有而无，非有非无，谓之为“空”。《般若无知论》重点论述的是佛教的般若智慧无知无相，却又无所不知，烛照万物。
僧肇的般若中道观，完整地阐发了大乘佛教般若性空思想，把魏晋以来般若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峰，至此，魏晋时盛行的佛教般若学完成了它自身的演化历程。
所谓“大藏经”，是指佛教典籍的汇总，或者说是整个佛经的总称。佛教典籍主要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称为“三藏”。南北朝时曾把佛经统称为“一切经”，如南朝陈文帝曾下令写“一切经”十二藏等。隋代以后，逐渐出现“大藏经”这一称谓。后来，慢慢成为所有佛典丛书的总称。
汉文佛教《大藏经》直接渊源于梵文藏经，梵文原本佛经现在大部分已经散失。而汉文《大藏经》则儿乎保存了梵文佛教典籍的全部内容，可以说是现今世界上保存下来的内容最丰富的佛教大丛书之一。
汉文佛教典籍的翻译，自汉代已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推进，一直到宋代，佛教大小乘各派的典籍基本上都已经被翻译过来。据唐代智弄作的《开元释教录》中记载，当时编入佛教藏经的佛典总数已经达一千多部，五千多卷。
《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典籍。现代通行的《法华经》，多为鸠摩罗什译的七卷二十八品，全经以“开、示、悟、入”四字为总纲，具体阐述三乘归一乘的中心思想，反复论证大乘佛教的真实与合理。经中一再断言佛法唯有一乘，只是为引导众生之便而说三乘，因而三乘说是为了适应众生根性而作的“方便说”，而一乘法才是佛法真谛。此一乘法便是“诸法实相”，也就是真如、法性。要明白和把握诸法实相，必须从性、相、体、力、因缘、果、报等十个方面着手，也就是经中所称的“十如是”。后来天台宗智者大师依据《法华经》关于诸法实相和“十如是”等教义予以光大，形成天台宗“一心三观”的止观法和“一念三千”的基本学说，奠定天台宗教义的基础。
《法华经》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位的。经文本身没有叙述深奥的教义教理，而是以大量明白晓畅且有一定文学色彩的比喻来证明大乘佛教诸法实相之理，因此本经在社会上传布甚广。
所谓“净土三经”，是指佛教净土宗作为主要依据的三部经典的总称。它们是《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经》。这三部经主要是赞美阿弥陀佛的宏大誓愿，描叙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美丽以及往生西方净土的修行路径。
《佛说无量寿经》二卷，曹魏嘉平四年（公元二五二年）由康僧铠译出，又称《大无量寿经》。此经的内容，除了宣说阿弥陀佛的功德，赞美极乐世界的美妙以外，主要讲述了阿弥陀佛成佛时所发的誓愿。
《佛说阿弥陀经》一卷，后秦弘始四年（公元四〇二年）由鸠摩罗什译出。《佛说阿弥陀经》与《佛说无量寿经》内容大致相近，只是此经更为浅显易懂，修行的方式也更简单易行，全经只有两千多字，许多净土教徒往往把它作为早晚课诵的经典之一，因此它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更为深广。《观无量寿经》一卷，南朝宋元嘉年中（公元四二四至四四二年）由最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经》主要讲古印度有一个叫瓶沙王的国王，由于前世因果报应，被他儿子阿阁世太子拘禁，最后钉死在狱中。他的夫人韦提希亦被拘禁在狱中，此时，韦提希因受诸种刺激而生厌弃之心，向佛祷告，希望能摆脱此生痛苦，往生佛国净土。于是佛为她说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十六种观想法。韦提希依法修行，最后得见西方净土及阿弥陀佛。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典籍。照佛教所说，《华严经》是由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传授。据经中说，毗卢遮那佛于“海印三昧”内，在莲华藏庄严世界海（毗卢遮那佛的国土即莲花藏世界），与十方世界诸佛及普贤菩萨等为代表的无数诸大菩萨众相聚，为诸大菩萨说法。因此《华严经》所说之义，都体现在世界上的每一事物之中，深入到微尘毛端刹土。为表示经中所说之理具有普泛意义，《法华经》还以“因陀罗网层层辉映”为比喻进行说明。
此经的结构是佛于“七处九会”说法之事。所谓“七处九会”，即谓佛在天上人间的七个处所，九次宣说佛法。这七个地方是人间三处，即菩提场、光明殿、给孤独园。灭上四处，即初利天宫、夜摩天宫、兜率天宫、他化天宫。经十系统完备地诠释了大乘佛教菩萨由浅入深的修行方法和次第，以及每一个修行段位所获得的成果境界，等等。
《华严经》在中国流传很广，其教义思想对中国佛教史和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经对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都起过关键作用。除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宗经，主要阐发华严教义和华严思想以外，《华严经》的教义思想还对法相唯识学、天台教义、净土思想的流传和发展等都有着紧密的关系。
《涅槃经》是佛教典籍中的一个重要部类。《涅槃经》分大乘和小乘，如西晋帛法祖所译的《佛般泥洹经》，就是小乘典籍。但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却是大乘《涅槃经》的影响更为深广。
《涅檠经》的中心思想是讲“佛性”问题。所谓“佛性”问题即指人能否成佛，成佛的根据以及可能性问题。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界涌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涅槃经》的学者，这些人自称“涅槃师”。魏晋时代的“般若学”主要是讲“诸法性空”的问题，要求以般若智慧考量世界，否决主观见识和客观事物的确在。但彻底的否决反而在思想上导致虚无主义。在这种状况下，“涅槃佛性说”取代了般若学，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义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宣讲“涅槃学”最突出的人物是竺道生（？至四三四年）。与道生同属鸠摩罗什门下的慧观，也讲涅槃学，和道生成为涅槃学派中的两大派系。由于他们的阐发，使“涅槃学”兴起于南北各地。中国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等，也把《涅槃经》作为佛的最高最完备的说法，由此可见《涅槃经》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在佛教中，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言论才被称为“经”，但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有一部由中国僧人所辑录的被称为“经”的著作，这便是禅宗六祖慧能口述，由弟子法海整理而成的《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简称《坛经》。主要内容是记述慧能的生平事迹和语录，包括他本人得法传宗以及说法教导门徒等事。《坛经》的思想主旨，是宣扬一切众生，都具有本自清净的菩提自性，因此学佛不必外求，瞬息豁然开悟，便能“见性成佛”。《坛经》反对当时流行的净土往生思想，认为“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主张唯心净土，等等。
《坛经》一书，文字晓畅，内容丰富，对中国佛教禅宗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此是研究禅宗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
《楞伽经》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典籍。也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所依的六经之一。早期禅宗也以《楞伽经》为主要经典，相传菩提达摩刚到中国时，他所传授的禅法，一开始并未获得人们青睐，于是他在嵩山多年面壁，后来得二祖慧可，即以四卷《楞伽经》传慧可。
本经的主要内容，是说佛在南海滨楞伽山顶，对以大慧菩萨为首的诸菩萨弟子等演说佛法奥义。具体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相当于序分部分，即大慧向佛请问百八句义，即提出关于佛法的一百零八个问题，以为引子。其次是正说本经内容，有可分为二段，以大慧问“诸识生灭”为前段，这是略标自宗义；第二段是自大慧请说“心识法门”以下，既说自宗义，又破外邪说，是为广成修行。第三相当于流通分，即为大慧说断肉因由、陀罗尼等文。
经中结合如来藏思想与阿赖耶识思想，宣说世界万有皆由心造，人的认识作用之对象，不在外界而在内心。经中提出了“三界唯心”的命题，并发挥了“如来藏缘起”思想，说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一切，一切趋生。全经一再强调，迷的根源乃在于无始以来之无明，未能了知诸法本由自心显现，故能彻悟意识之本性，舍离能取、所取之对立，即可进入无所分别之境界。
《苏悉地经》全称《苏悉地羯罗经》，“悉地”是“成就”之意，苏悉地即为妙成就，即成就胜妙之意。密教以此指修行密法而获至妙果。密教以住菩提心，完成正觉之位为无上悉地，又说获无上悉地前有“信、人地、五通、二乘、成佛“等五种悉地。《苏悉地经》主要内容是宣说有关佛部、莲华部、金刚部等三部悉地成就之仪则，内容包括持诵、灌顶、祈请、护麈、成就、时分等。叙说相应于息灾、增益、降伏等作法之真言及其持诵法、持诵者之人品、供养法、灌顶法、三种护摩等密教仪轨，以及根据此等密教仪轨而来的种种成就法。
由于本经主要内容是阐述密教修行者之威仪法则等，因此《开元释教录》将此经作为“咒毗奈耶”，禁止未受法者诵读，即如显教中未受具足戒者不能听诵戒律一样，违者即为犯戒。
《大日经》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根据佛教传说，此经是大日如来在金刚法界富为金刚手秘密主等所说，原有广本十万颂，系龙猛菩萨入南天竺铁塔，亲承金刚萨堙传授后诵出。现传之七卷三千余颂经，是从十万颂中选出的精要部分。
本经的主要内容，意在开示一切众生本有清净菩提心所具之无尽庄严藏，示以本有本觉曼荼罗为主旨，并宣说能悟人这个本有清净心的身、语、意三密方便。此经所说不出此三句法门，更一菩提即是如实知自心、众生自心即一切智，须要如实观察、了了证知等，阐扬以无所住而住其心之平等法门。
本经共七卷三十六品，前六卷三十一品为本经之主体，第七卷五品属“供养法”。前三十一品中，第一“入真言门住心品”，为本经之序品，亦是本经的关键，着重阐释密教基本教义（教相），以“菩提心是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统释全经宗旨。第二“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以下至第三十一“嘱累品”，乃叙述密教之各种仪轨、行法（事相）。其中如第三“息障品”主要叙述真言者净除内外障的方式。第七“成就悉地品”为阐明内心的悉地和修悟的方便。十一“秘密曼荼罗品”说真言行者人秘密曼荼罗的行法和三种灌顶、五种三昧耶等。第七卷五品，即从三十二至三十六品，主要叙述供养念诵三昧耶等次第法门。其中三十二“真言行学处品”主要说修作礼、出罪等九方便等清净存：三十四“海会仪式品”说供养曼荼罗尊者的仪式作法，等等。全经于所说诸曼茶罗（坛场）中。特以大悲胎藏界曼荼罗为正式灌顶曼荼罗，故密教胎藏部即以此经为根本经典。
《金刚顶经》全称《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金刚，是指佛法，以金刚性坚利，能无坚不摧，以此喻佛法能破一切，无往不胜之意。“金刚顶经”，就是比喻此经所说之法为“诸经中最高”的意思。据《金刚顶经义诀》说，古来相传，《金刚顶经》有四个本子，一是法尔恒说本，这是指大日如来智慧法身常恒所说之法。二是塔内安置本，即无量颂广本，相传这是金刚萨堙承蒙如来之教，将恒说本照诸经样式，加入“五成就”而成之典籍。三是十万颂广本即龙猛菩萨从金刚萨缍所授的“十八会”十万颂本。四是四千颂略本，这是从十万颂中摘出之四千颂要略，相当于十八会之初会中的一部分。
本经的内容主要是开示依身、口、意三密加持，以修离垢清净菩提心智曼荼罗为主旨。经中说五相成身观，即以通达菩提心、修菩提心、成金刚心、证金刚身、佛身圆满等五相现成等正觉，说毗卢遮那佛之受用身，还详说了金刚界大曼荼罗及入金刚界大曼荼罗仪轨。
《老子化胡经》是由西晋道士王浮所撰的一部道教书籍。魏晋时期，佛教传播广泛，使得道教徒心怀不满，西晋惠帝（公元二九〇至三〇六年）时，道士王浮撰《老子化胡经》贬斥佛教。从此，围绕《老子化胡经》的论争成了佛道之间互相敌视的一项重要内容。
《老子化胡经》主要讲老子出关，渡流沙，人天竺，化为佛陀，教化胡人，佛教由此而起。因此，佛教的创立者乃是汉地春秋时期的圣人老子等等。关于“老子化胡”之说起源甚早。如东汉桓帝时，有襄楷上疏，讲“或言老子人夷狄为浮屠。”三国时，鱼豢《魏略·西戎传》中也有“《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说明汉魏之际，关于老子化胡的故事在民问上已经极为流行了：佛教初传中国时，不得不依附于黄老道术，以谋求生存，因而有老子化胡之说面世。当初可能是想说明浮屠与黄老同出一源，两者殊途同归，根本上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可以兼奉同祠。实际上，当时人们也确实是把黄老浮屠当作一回事，一起加以祭祀的。当时佛教刚刚传进来，势力不像后来那般，佛教徒也希望能攀附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力量，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杨街之所作的一部旨在记述北魏洛阳时期（公元四九五至五三五年）佛教寺院兴废状况的著述，全书分为五卷，从城内至城外，由东、南、西、北依次记叙洛阳的一些比较大的寺院四十多个，以及附近寺院四十多个。由于本书以洛阳寺院为纲目，还广泛论及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习惯、人物风貌、地理沿革以及社会传闻等，因此对我们研究北魏时代的社会状况、政治斗争、民间风俗以及北魏洛阳城市建制、街坊里弄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可资参考的史料。而且，作者杨街之具有一定的文学禀赋，对事物描写引人入胜，叙事简明扼要，文笔浓艳秀逸。本书不仅是一部北魏洛阳的寺庙志，而且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洛阳伽蓝记》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叙述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以及北魏末期尔朱荣叛乱等事，极为详尽，许多地方还可补正史之欠缺。还有，本书第五卷中保留的当时宋云、慧生出使西域的记录，是研究中亚地理历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