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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14年10月抵达布伦后不久，毛姆所在的救护队就与一队美国红十字会志愿者汇合，后者中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杰拉德·哈克斯顿苗条英俊，中等身材，蓝灰色眼睛，一头柔顺的淡棕色头发，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他说一口标准的法语，完全听不出美国口音，迷人，爱交际，喜欢找乐子。与当时许多大西洋两岸的青年一样，他之所以参加志愿救护队，是因为这里与军队不同，既有冒险和刺激，又不用进行漫长枯燥的前期培训，既享受军官待遇，又不用负指挥的责任。他恰好和毛姆在同一间设于当地城堡的临时医院干活。杰拉德之前在报纸上见过这位大剧作家的照片，于是认出了毛姆。当时，毛姆正在努力安慰一名重伤的英国士兵，伤员喊着要水喝，可医生不许他碰水。“不好意思，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531] ？给你家里写信？”“写信？”（Raite a lettah?）士兵戏仿着毛姆的口音，样子怪讨人厌的，“这辈子都不写！”这时，杰拉德插手了。他走过来给了士兵一根香烟，又给他讲了几个黄段子，将他的注意力从疼痛上引开。当天晚上，他和毛姆站在俯瞰花园的阳台上，谈起战争结束后的打算。毛姆说自己想要写作和旅行：杰拉德有什么打算？小伙子挑逗地反问道：“对你还是对生活 [532] ？”毛姆答道：“也许都有吧。也许其实是一回事。”哈克斯顿毫不犹豫地表明，他感兴趣的是“好玩有趣的事……照料我，给我买衣服，带我参加聚会的人”。随后，两人去了杰拉德的房间，房里有一瓶琴酒，“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尽管共处的时间很短，但两人都知道，这次见面有很大的意义。毛姆马上被小伙子迷住了。杰拉德的相貌与个性正是毛姆最难以抗拒的类型：有一点“机会主义”，放荡，放纵，心地善良。与《旋转木马》里的雷吉·巴洛——巴赛特和《克雷杜克夫人》里的杰拉德·瓦杜雷一样，他是一个散发着活力的性投机者——他有一个习惯，“踮着脚尖从房间里走过 [533] ，好像赛前热身似的”——他清楚自己强大的生理诱惑力。战场危机四伏，情绪容易高涨，男性之间的同袍氛围催生了炽烈的友情，友情又往往不会停留于友情；就此而言，战壕和男校是一样的。 [*] 在这样电流涌动的环境中，毛姆与杰拉德·哈克斯顿的漫长恋情开始了。
可惜，杰拉德1914年之前的经历和境遇留下的记录很少，毛姆也小心翼翼地尽可能掩盖或销毁了之后两人关系的痕迹。但我们可以肯定，这段关系是毛姆一生里最重要的关系，尽管他的亲友们对杰拉德的品性及其对毛姆的影响有着尖锐的意见分歧。连他的相貌都包含着矛盾。他的脸庞诱人而神秘，一只眼睛活泼顽皮，另一只却恶狠狠的。有人觉得他迷人和善，富有幽默感，恰好能调和年纪比他大，易怒，时常抑郁的毛姆。作家亚瑟·马歇尔说过，他“连树上的鸟儿都能迷住 [534] ……［而且］威利总是为他陶醉”。休·沃波尔赞同这一看法，他在日记里写道，哈克斯顿“富有魅力，兼具善良与狡黠 [535] ”。评论家雷蒙德·莫蒂默持同样的观点，觉得杰拉德“是个快活人 [536] ，是聚会的灵魂人物和活力源泉”。美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则带着几分嫉妒写道，哈克斯顿“长青不老 [537] ……活泼，又不要人负责，正是忧心忡忡的男人的理想伴侣”。不过，也有人几乎把杰拉德·哈克斯顿视为魔鬼化身。“贼眉鼠眼”“声名狼藉”“无赖”“大骗子”这些形容词常常用到他的身上。作家彼得·昆内尔对哈克斯顿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描述，“很男人 [538] ……长了一张不要脸的脸”。他是众多认为哈克斯顿只有坏影响的人之一，觉得就是他将原本拘谨的毛姆带进了地下同性恋世界的肮脏地带。不过，毛姆本人在1941年的中篇小说《情迷佛罗伦萨》中对杰拉德（书中为劳利·夫林特）的描绘或许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他散发着浪子的气息 [539] ，不喜欢他的人就说他贼眉鼠眼……但是，劳利·夫林特完美地诠释了性吸引力的含义……他身上有某种让你欲罢不能的东西，粗鲁背后是温柔，嘲笑背后是令人兴奋的暖意……还有性感的嘴唇和撩人的灰色眼球。”
杰拉德·弗雷德里克·哈克斯顿，1892年10月6日出生（毛姆于同月进入圣托马斯医院就读），父亲是威廉·鲁道夫·赫斯特报业帝国旗下王牌《旧金山调查报》的主笔和主编。亨利·雷蒙德·哈克斯顿是英国移民，性格粗犷浮夸，雄心勃勃，身材高大，酗酒蓄须，衣着华丽。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小演员艾格尼斯·托马斯，两人很快离婚，他又娶了漂亮的萨拉·蒂博。蒂博家族很有势力，在加利福尼亚的早期开拓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任哈克斯顿夫人有文化，有教养，钢琴堪比专业水平，与著名小说家、作家兼记者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弟子格特鲁德·阿瑟顿相识。哈克斯顿夫妇在旧金山的社交圈子很有意思，因为比尔斯同时是亨利·哈克斯顿的朋友，劳埃德·奥斯本（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继子）也与亨利交好。哈克斯顿曾遍游欧洲，结婚不久便携妻离开美国，定居巴黎，在那里生下了杰拉德。杰拉德是家里的独子，母亲很宠他，曾向闺密这样形容他：“粉嘟嘟的小不倒翁 [540] ，胖乎乎的小黄油块。”杰拉德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下一次听说父亲的消息时，他已经在纽约了。母亲带着杰拉德去了伦敦，在圣约翰伍德一带的女王路5号过着困窘的生活。
杰拉德很可能再也没有见过父亲。1892年，亨利·哈克斯顿来英国参加《大英百科全书》的推广活动，之后的许多年里时常逗留伦敦，住在萨伏伊酒店的套房里策划了一系列大胆的宣传方案，其中最有名的是登在《泰晤士报》上的广告。1904年，由于《大英百科全书》与《泰晤士报》达成了互利合作关系，哈克斯顿调到《泰晤士报》工作，担任广告经理，直到1911年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
奇怪的是，哈克斯顿虽然就在伦敦生活工作，却似乎从没联系过妻子和儿子。现存的几封萨拉·哈克斯顿寄给加州的朋友露易丝·沙朗的信中只字未提她与丈夫有过交流。显然，萨拉手头很紧，总是为钱的事情发愁，不止一次向沙朗夫妇借钱。她还抱怨说身边都没有人商量杰拉德的教育问题，明显是暗示家里没有爸爸，小杰拉德肯定为此感到痛苦，尤其是他的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外出娱乐的精力或财力。“我的日子单调乏味到了极点 [541] ，”萨拉对沙朗夫人埋怨道，“但是，这对我肯定是一件好事。只是我还看不出到底好在哪里——从长远来看，狭隘的生活会让思想和感受也变得狭隘。”萨拉尽可能对儿子好，努力给他找合适的学校，给他买了一条狗，周日还带他去郊游。不过，她说得没错：生活确实乏味。母亲脆弱而焦虑，总是抱怨感冒和神经痛，而且极其依赖儿子，简直要让杰拉德窒息；进入青春期后，他只想赶快逃出这个家。
除了上述细节以外，我们对杰拉德·哈克斯顿的早年生活一无所知。关于他的下一则消息是在1915年，也就是他与毛姆相遇的第二年：他惹上麻烦了。11月13日，毛姆出国期间，二十三岁的杰拉德与一名男子在柯芬园某旅馆被捕，被控六项“严重猥亵罪”（法律术语，包括除鸡奸外的所有同性性行为）。12月7日，两人在老贝利 [†] 受审，于庭上大呼冤枉。在两位著名律师的帮助下（律师费很有可能是毛姆掏的），他们的六项指控全部被撤销。但是，法官坚信杰拉德是坏人，后来拿他的美国国籍做文章，把他登记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遣送出境并永久禁止他踏上英国国土。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1915年1月初，西莉把毛姆从救护队叫回英国。两人在多佛尔见面，然后乘火车去了中立国意大利的罗马，毛姆决定西莉可以把孩子生下来，“谁都不会知道 [542] ”。两人住进了平乔公园附近的一间公寓，等待分娩日。他们在这段日子里都不开心。毛姆思念杰拉德甚苦，担心他在前线会有危险。西莉总在抱怨，要求关心，毛姆也没有心思去回应。他至少还可以写作——当时正有一部新剧本要写——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去打高尔夫球。但西莉整天被关在房里，只能依赖他的陪伴：她不会讲意大利语，也不爱读书、做针线活或看风景，除了毛姆以外，她只能跟一位英国医生见面。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好像没有尽头的日子。毛姆沮丧地写信告诉海涅曼：“这里冷极了 [543] ，糟透了，老是下雨，很怀念苦中有甜的弗兰德斯生活。”他写给杰拉德·凯利的信中表达了更具体的焦虑。“我要是在这里 [544] ，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写作，那该有多好！唉，我真是大白痴！不过，为今之计，只得咬牙硬挺而已，”然后又认命地写道，“毕竟，未来总会到来，既然凡事皆有可能，我又何必挂怀？”
当然，就战争而言，所有人的未来都是不可预知的，意大利宣布将加入协约国的消息也不会带来多少希望。在一封1915年3月写给海涅曼的信中，毛姆表达了对自己所见到的大部分意大利人的消极态度的不满。
我的银行经理跟我讲过一句话 [545] ，不知跟你说过没有：我们希望协约国打一场大胜仗，然后你们就能看到我们意大利人会做什么了！这是普遍的态度，他们谁也没意识到自己的丑态。我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过罗马城举行了支持参战的游行。不过，我可是见过几次这种游行的，无非是两三百名和平的市民出来散步。他们的信条是：我们不想打仗，非要打的话，反正你们有人，有船，也有钱。
随着西莉分娩的日子临近，毛姆给她的母亲写信，请她到罗马来一趟。他还没见过巴纳多夫人，很担心她看到毛姆跟自己的女儿非法同居会有何反应。不过，他根本无须不安：贝格姆在伦敦东区见得多了，后来搬到约克排屋，更是习惯了对西莉的某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毛姆如释重负地写道：“她好像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似的 [546] 。”5月4日晚，西莉开始分娩，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劲。午夜时分，忧虑的医生叫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到了朗契西路的医院。5月6日，西莉（登记名为“威尔斯夫人”）经剖宫产诞下一名女婴，起名为伊丽莎白·玛丽，通称“丽莎”，得名自父亲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几天之后，医生通知西莉，说她之后再也不能怀孕了。这个消息让她陷入绝望。尽管她已经三十六岁了，生活也不安定，但她依然渴望孩子，与儿子蒙特尼的痛苦分离更加剧了她的渴望。“她哭得很凶 [547] ，”毛姆说，“我尽可能去安慰她。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三周之后，西莉身体恢复到了可以出行的程度。6月9日，一行四人抵达伦敦：毛姆回了切斯菲尔德街的家里，西莉、贝格姆和刚出生的丽莎住在附近的一家酒店，因为约克排屋的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
毛姆随身带着已经完成的新剧本《比我们高贵的人们》，他知道弗罗曼正迫不及待地等着看。但是，弗罗曼突然去世了。5月1日，弗罗曼在纽约登上丘纳德公司“卢西塔尼亚”号邮轮。七天之后，该船在爱尔兰外海遭到鱼雷袭击，包括查尔斯·弗罗曼在内的近两千人丧生。根据幸存者的描述，这位剧院经理当时十分镇定，将救生衣给了另一名乘客，自己则平静地留在甲板上，抽完了手里的雪茄。有报道称，他的遗言是《小飞侠》里的一句话，“死亡就是一场大冒险”——当然，这可能更多是记者的夸张杜撰，而非事实。毛姆欣赏和信任执着于戏剧事业的弗罗曼，死讯传来，毛姆受到了很大震动。但是，新剧制作刻不容缓，“我很高兴一切正照常运行 [548] ，与可怜的C. F. 在世时无异，”毛姆给弗罗曼的合作伙伴阿尔·海蒙去信说，“这部剧原预计秋季于约克公爵剧院开幕，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比我们高贵的人们》沿袭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传统，遵循戈德史密斯与谢里丹设定的规范，但涉及的范围却要宏大得多，不再以伦敦和英国乡下为主轴，而是以英国和美国。尽管该剧采用了不同的文学手法，要开阔和轻松一些，但情节方面与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伦敦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美国女富豪嫁入穷困潦倒的英国贵族家庭。迷人的格雷斯通夫人是这群女富豪的领袖，她厌烦了自己乏味的准男爵丈夫，找了一连串情人寻求慰藉，现任情人是连锁百货公司的老板，腰缠万贯的亚瑟·芬威克。珀尔·格雷斯通的妹妹贝茜刚刚来了英国，珀尔准备把她嫁给年轻的布里恩勋爵。但是，贝茜有自己的想法。尽管她一开始被煊赫华丽的环境所迷惑，但很快就对其他富人的犬儒、贪婪与骇人听闻的败德产生了反感，如释重负地回到美国。
一名评论家将《比我们高贵的人们》描述为“炫目的冰凌 [549] ”。这是一部精良老道的时代喜剧，引人发笑又不无深意；实际上，毛姆是专门要迎合厌倦了战争的伦敦公众。可惜，公众无缘得见。首先，宫务大臣要求作者修改贝茜撞见格雷斯通夫人和舞男厮混（in flagrante）的情节，否则不准上演。于是，毛姆把看到这惊人一幕的人从天真的小姑娘改成了小伙子。刚解决宫务大臣，一个更棘手的麻烦又出现了。外交部担心该剧会刺激最强大的潜在盟国，遂突然以反美为由禁掉了它。因此，《比我们高贵的人们》的首演不是在伦敦，而是在纽约，时为1917年3月。讽刺的是，该剧在纽约大获成功。尽管有少数人怒气冲冲地谴责它的主题不合伦理——《纽约戏剧镜报》称其“下流”“冒犯”——但评论家很喜欢这出戏，观众如潮。《纽约时报》将该剧形容为“一部富有批判性……极其风趣 [550] 的喜剧”。具有学者风范、后来担任《时代》杂志特邀剧评人的路易斯·克罗嫩贝格则认为，“自范布伦以来，没有一位剧作家 [551] ……像毛姆在《比我们高贵的人们》中那样刺耳地、不留情面地描绘了伦敦上流社会”。1923年，该剧终于登陆伦敦（地点为环球剧院，主演为玛格丽特·班纳曼和康斯坦丝·科利尔），同样得到了高度评价。戴斯蒙德·麦卡锡在《新国务家》专门褒奖，称该剧“了不起……无情而好笑 [552] ”。影响力巨大的詹姆斯·埃格特将该剧誉为“英国剧作家有史以来写出的最优秀作品之一 [553] ……一部卓越的讽刺剧，剧界大师的手笔”。
伦敦版《比我们高贵的人们》的观众手册包含一条有意思的注释：“鉴于本剧于美国上演时的某些流言 [554] ，作者特此声明：剧中人物纯属虚构。”这句话更多是因为害怕有人诽谤，而非为了尊重事实。“某些流言”来自六年前，纽约当时风传剧中格雷斯通夫人的情人亚瑟·芬威克肖似西莉的情人，百货大亨戈登·塞尔福里奇。毛姆后来说芬威克的原型另有其人，但是，他确实没有努力撇清两人的关系，更有甚者，芬威克不仅得名自伦敦的一家大型商店，还具有塞尔福里奇尽人皆知的粗俗、浮夸、好激动等特点。毛姆是在罗马陪西莉待产数周期间听说这些事情的。当时，她给毛姆讲了自己以前的爱慕者，最主要就是塞尔福里奇。据说，“她觉得这个人很有趣 [555] ”。毛姆说，按照西莉的说法，塞尔福里奇“疯狂地爱上了她，提出每年给她5000英镑。她拒绝了”；毛姆又冷冷地补充道：“我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相信，哪些事情又是她为了打动我而捏造的。”剧中那位愚蠢的老头一掷千金，试图满足格拉斯通夫人难填的欲壑。不过，他总是叫她“小姑娘”，让她避之不及。
珀尔：亚瑟，你以后别叫我小姑娘了 [556] ，我不喜欢。
芬威克：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啊……我只要心里说一句，她是我的小姑娘，就能从头暖到脚……
戈登·塞尔福里奇是出了名的爱看话剧首场，却缺席《比我们高贵的人们》的首场演出，这不能不引起注意。
文本中还穿插着其他一些很私人的影射。以牛郎为例，他是一名被宠坏的、无耻索取的、性感的小伙子，名叫托尼·托克斯顿，剧中将其描述为“一名二十五岁的俊秀青年 [557] ，衣着光鲜，风度翩翩，笑起来很迷人”，这是毛姆专门为取悦杰拉德·哈克斯顿塑造的形象。托尼·帕克斯顿和包养他的德·叙雷讷公爵夫人——来自芝加哥的胖婆娘，闺名米妮·霍格森——来往的桥段，很像毛姆与西莉之间某些令人心痛的情景。与迷恋雷吉·巴洛——巴赛特的卡斯蒂里昂夫人一样，米妮沉溺于帕克斯顿，愿意做一切能让他高兴的事情，不停地要他保证他是爱她的。“你别老是问我爱不爱你行不行 [558] ，我都快疯了，”托尼恼怒地说，
不管我做什么，你都在那里盯着我，你觉得我会高兴吗？我就不能把手抽出来，一抽出来，你就给我按住。
公爵夫人：我爱你呀，情不自禁嘛。
托尼：行吧，那你也用不着这么明显啊。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好好谈恋爱？
假如毛姆果真以为把西莉带到国外，两人的关系就不会曝光，那么他很快就会失望了。亨利·韦尔康与妻子大闹分手后，就对她的活动很少表现出兴趣，似乎只要她照顾蒙特尼的时候规矩些，他就不在乎她的交往对象与行为。但是，韦尔康其实并非不在乎，他对西莉离弃自己的怨恨与日俱增，他只是在等待理想的时机到来，然后马上跟她离婚。韦尔康获悉妻子与知名剧作家的勾当后，就知道终于抓到妻子的把柄了：毛姆是一位有钱的单身汉 [‡] ，要是自己与西莉高调离婚，这桩丑闻肯定会彻底毁掉她的名誉。早在1912年1月，韦尔康的律师就开始搜集证据，雇私家侦探跟踪西莉和毛姆，比如在海斯的帝国酒店发现了两人过夜的经历，“［毛姆先生］与韦尔康太太住在相邻的两间客房 [559] ”。丽莎出生后，毛姆和西莉还没回到伦敦，韦尔康的法务团队就已经到罗马搜集情报了，并在英国领事的帮助下采访了目击者，包括医院护士和给“韦尔康太太”接生的英国医生。
同时，毛姆对此一无所知，他满脑子都是重返战争工作。“我无所事事 [560] ，”他抱怨道，“好像没有人想收我。”这一次是西莉帮了他：她的一位女性朋友是约翰·沃林格少校（后升为上校）的情妇，而沃林格是秘密勤务局（秘密情报局SIS的前身）的一名军官。西莉安排四人一起吃了顿晚饭。沃林格是英国在德国和瑞士两国的一个情报网的负责人，席间对毛姆留下了深刻印象，就给了他一个驻日内瓦的岗位，年底赴任。
但恰在此时，事情发展到了紧要关头：西莉收到了来自韦尔康律师的信，信中说韦尔康要求离婚，并将毛姆列为通奸者。西莉觉得这样再好不过。她特别想摆脱韦尔康，而且个性强硬的她根本不在乎离婚会有损名誉，只要离婚后能再婚就行。不过，毛姆闻讯如遭五雷轰顶。西莉之前说韦尔康无意改变现状，他也一直信以为真。此案无可辩驳：他会公开顶上“通奸”的帽子。他完全明白，要是不娶离婚后的西莉，他必将名誉扫地。他感觉遭到了算计和欺骗，不禁勃然大怒。毛姆从未流露出想结婚的意思，只是西莉一直不以为意，现在他的反应把她吓坏了，害怕他会反悔，不履行在她看来无可争议的义务。于是，为了博得他的同情，她决定孤注一掷。
有一天，毛姆正在切斯菲尔德街的家中与一位医生朋友安静地吃晚饭，这时西莉打来电话，说自己吃多了安眠药，非要毛姆马上过去。两人立即赶到她下榻的酒店，医生——用毛姆的话说——“忙活起来了”，毛姆则给贝格姆打电话，请她过来照顾女儿两天，直到她完全康复。
西莉的希望落空了，毛姆对她自导自演的自杀戏码不为所动，还是不愿意做出最后的承诺。为了准备接下来的官司，他咨询了著名离婚律师乔治·刘易斯爵士，后者坦言相告：毛姆前景渺茫。韦尔康准备充分利用如山的铁证。在毛姆特别要求下，韦尔康同意作出一项让步，即庭审期间不会提及毛姆之女丽莎。刘易斯强烈建议毛姆出钱把西莉打发掉。刘易斯很讨厌西莉，觉得她只是个年岁渐长，想要搏一把富贵的拜金女。“你要是娶她就是傻瓜 [561] 。”他对自己的客户说，建议赔给她20000到30000英镑，韦尔康还答应只要西莉不改嫁，每年就给她1000英镑的生活费，两项合起来足以保证她后半辈子衣食无忧。毛姆动心了，但他的荣誉感很强，做不到狠心抛弃西莉；他对她尚存好感，更何况她还是自己孩子的妈妈。毛姆还有另一层不愿意跟刘易斯商量的考虑。西莉知道他是同性恋，甚至掌握了若干曾与他同床的男子的姓名。他知道西莉是个无情的人，搞不好会以此要挟他。刘易斯恼怒地问他：“你真 想 娶她？”毛姆答道：“我不想。但是，不娶她的话，我会后悔一生。”刘易斯耸了耸肩，说道：“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与刘易斯谈完这最后一次之后，毛姆于1915年11月启程前往瑞士。开庭前不久，毛姆就听说西莉来瑞士找他了，她希望躲开离婚案必将引发的轩然大波。两人在这段时间过得都很糟糕。毛姆经常要出差，西莉有时要连续独处好几天。他回来的时候，她要么心怀怨恨发脾气，要么就是眼泪汪汪地缠着冷淡而礼貌的毛姆，不停地表白爱意，恳求他说明白她做错了什么，他对她还有没有感觉。两人总是在吵架。“只要咱俩结婚 [562] ，一切就都不一样了。”西莉对他说。“但——但——但是，没准会更糟。”毛姆不悦地回道。一天晚上，毛姆去看戏。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台上的戏和他台下的处境几乎一模一样。那出戏是乔治·波多——里奇的讽刺短剧《恋爱》，讲的是一对夫妻的故事，妻子太以自我为中心，对丈夫的爱令他腻烦，对他的情绪过于敏感，让他不能安静地工作或读书，简直要把丈夫逼得发疯。在向一位单身汉朋友诉苦时，他爆发了。
你还没有失去独处的权利 [563] ！……［你的情妇］不会嫉妒，不会刨根问底……她不会在你写信的时候靠在你肩膀上……她不会旁敲侧击，说些看似没什么意义，却能让你丢了精神、丢了胆气的话……你不会碰巧吃晚饭没带她出去，半夜回家时就发现她在床上醒着，面无表情，声音沙哑，眼里充满嫉妒……那个女人完全地依赖着我！对她来说，我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我在她身边是她的快乐，乃至她的生命的必要条件。我要是离开她，我就是十足的混蛋。 [§]
“坐在下面看戏时 [564] ，我的血都凉了。”毛姆向凯利吐露道。
1916年2月，案件终于开庭，被告和通奸者此前都回到了伦敦。毛姆是从日内瓦赶回来的，因为要参加一出新剧的最后彩排工作。从避免公众关注的角度看，开庭日期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2月14日，距离2月8日《卡洛琳》的首场演出还不到一周时间；盛大的演出得到媒体广泛报道，大众还清晰地记得剧本作者的名字。毛姆和西莉放弃了辩护，所以没有亲耳听到韦尔康指控他们通奸，获准离婚并赢得蒙特尼监护权。媒体表现得特别克制，基本只是概述证据和报道判决结果。“这件事总算完了，谢天谢地 [565] ，”几天后，毛姆对凯利说，“你也知道案件被公开了。不过，我觉得讲述的细节都无关痛痒，只有当事人会感兴趣。”他几乎马上回了日内瓦，西莉则先去一家诊所休养数日，然后前往巴黎，她准备接下来十二个月都住在那里。“你几周之内肯定会跟她见面 [566] ，”毛姆给凯利写信说，“她会把我们精心制订的合理计划详细讲给你听。我想你也会觉得这个点子不错的。”我们不了解这个“合理计划”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毛姆的心境并不像他写给凯利的信中那样平静。在给哥哥F. H. 的信中，他更直率地表达了最近这次磨难带来的压力。
对我来说，这一整件事是极大的痛苦和忧虑 [567] 。可我又在想，一名作家唯有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类体验，哪怕有些经历痛苦至极，他才有希望写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我就这样安慰自己。我觉得最坏的麻烦已经过去了，不过，唯有时间才能给出最后的结局。无论如何，未来都不会比我过去八个月里经历的事情还要糟糕。
毛姆尚且预见不到未来与西莉相处的漫长痛苦岁月，这或许是一种幸运。至少在当时，他可以把大部分焦虑抛在身后，享受新剧目取得的耀眼成功。
《卡洛琳》（原名为《不可得》）由迪翁·布希高勒制作，新剧院首演后一炮走红，属于那种毛姆把一只手绑在后面都能写出来的快餐剧；女主角艾琳·范布伦将其形容为“最优秀的高级喜剧 [568] ”。该剧同名女主人公的丈夫被派到海外工作十年，她相当于守活寡。丈夫突然去世后，恢复自由身的她终于可以跟心爱的王室法律顾问罗伯特结婚了，两人早已是知己，相处愉悦而不逾矩。此事看似水到渠成，但两人失望地发现，他们并不为踏入婚姻而高兴。渐渐地，他们意识到，两人彼此间的巨大吸引力原来恰恰在于卡洛琳的不可得。尽管朋友们希望促成这段缘分，但卡洛琳“发现”丈夫的死讯原来是误传，于是回归原本的生活轨道，她和罗伯特也开心地回到了过去的关系。
《星期日时报》用“轻如羽毛 [569] ”来形容《卡洛琳》；《每日邮报》则称其为“浑然天成的喜剧典范 [570] ”。然而，该剧其实部分取材于毛姆的苦痛经历，西莉的影子若隐若现，剧中人物巧妙地回避了婚姻逼近的威胁，与现实对照，不禁黯然。该主题最早出现是在卡洛琳与女仆库珀的对话中。
库珀：夫人，我觉得男人就不想结婚 [571] 。他们天性里就没有结婚二字。你得轻轻推他们一把，否则永远也结不了婚。
卡洛琳：他们日后反悔又如何，库珀？
库珀：夫人啊，那时候后悔也晚啦。
下一幕里，卡洛琳向罗伯特解释自己为何不愿结婚，这番话简直像是毛姆嘴里说出来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572] ？你在长途旅行，火车在夜里抵达一座你从没有去过的陌生城市。灯光忽明忽暗。这时，你感到兴奋，激动，任何冒险都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啊，罗伯特，假如你在对面的座位上，我就知道冒险没戏了。
在这位剧作家看来，艾琳·范布伦饰演的卡洛琳是“她辉煌的舞台生涯中最优秀的演出之一 [573] ”；剧评人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从未取得过《卡洛琳》这样巨大的成功 [574] ，”毛姆对哥哥吹嘘说，“每周进账两千多英镑。迪翁·布希高勒跟我说，他经营剧院这么多年，从没见过一部喜剧能赚这么多钱。报章一致赞扬……要是没有齐柏林飞艇那样的惨剧发生，我估计这部戏能演到夏末，圣诞节也不是没有可能。”
写这封信的时候，毛姆已经回日内瓦了，因为他只被批准了几天离开日内瓦岗位的假。他供职于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在前一年夏天的晚餐上被引荐给沃林格少校后，他的工作终于落实了。沃林格探了探口风，确认毛姆有参与意向，便请他去自己位于巴希尔街的办公室详谈。那一次谈得很顺利。两人赢得了彼此的尊重，毛姆认为沃林格为人肆无忌惮又精明无比，而这是间谍组织的首脑必备的两大素质。沃林格年近五十，身材瘦削，白发稀疏，脸上有不少皱纹，留着牙刷髭。他在印度当过警司，1910年调回伦敦，负责监控印度民族主义者在英国本土的颠覆活动，1915年进入秘密勤务局。迄今为止，他并没有取得像样的业绩。他是个间谍小说迷，把故事里的常见套路搬到了现实中，包括让手下的特工扮成服务员，可惜很快就被瑞士当局识破。瑞士对珍贵的中立国地位有很强的保护意识，迅速抓捕并驱逐了所有威胁其中立地位的外国人。不久前，沃林格再次损兵折将：一名特工向瑞士警方告发了另一名特工，后者又供出了两个人。第五个人精神崩溃，只得撤回来，毛姆就是顶替这个人。
对沃林格来说，毛姆不仅极其可靠，还有一个绝佳的幌子：为了安心写作而隐居到平静中立国的作家。沃林格交代说，他的主要职责不是刺探情报，而是为德国境内法兰克福、科布伦茨、特里尔、美因茨的特工传入传出消息，也就是联络员的工作。“如果干得好，没人会感谢你 [575] ，”沃林格警告他说，“如果出了事，没人会救你。”毛姆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当间谍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毛姆早已精通伪装之道，不被人发现就是他最高兴的事，接下来要扮演的角色是小菜一碟。他这个人害羞，总是喜欢听别人讲，不喜欢自己说，而且对他人的生活很感兴趣，由此培养出了非比寻常的洞察力。他的情报天赋通过写于战后、以其谍报活动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英国特工阿申登》为大众所知，书中内容很贴近他本人的经历。
1915年晚秋时节，代号“萨默维尔”的毛姆抵达日内瓦，住进位于日内瓦湖畔风景如画的英格兰大酒店。他很快就发现，战争已经将平静的瑞士城市变成了列国秘密活动的温床，交战各国的间谍和革命分子往来穿梭，都想利用这个夹在交战国之间的中立国的安全环境。各大酒店欣欣向荣，客人鱼龙混杂。在一天的某些时刻，英格兰大酒店的大堂能听到许多种欧洲语言，此外还有俄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独自用晚餐时，毛姆有一项喜欢的活动：发现那些与他一样身份不单纯的人；有一个保加利亚人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有一个妓女给柏林传情报，有一个埃及人进行反英活动，还有德国伯爵卡尔·古斯塔夫·沃默尔 [¶] ，毛姆战前在伦敦见过此人，当时只以为他是剧作家。“他举止优雅 [576] ，对‘美艺术’也十分关心。只是现在他和阿申登一直装作从来没有见过彼此。当然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对方从事了什么勾当，阿申登甚至想过要开一下伯爵的玩笑……但他还是忍住了，怕德国人又拿这种玩笑印证英国人在战争中的轻佻。” [**]
尽管处于紧张的氛围当中，毛姆发现自己的职责总体来看是安全和规律的，但为防万一，他兜里还是揣着一把小转轮手枪。他的主要工作是接收从德国回来的特工报告，给他们传达命令和发放报酬。他会认真记下听到的内容，再加上自己的观察，然后写成详细的报告，用密电码发出去。这是一项沉闷的工作。“没有什么比编码解码更无聊的事了 [577] 。”毛姆透过阿申登之口说：
［密码］分为两个部分 [578] ，一部分包含在一本薄薄的小书中，另一部分他离开协约国的地界时已经记熟，销毁了……阿申登破解了一组数字，就把得到的那个单词写在一张纸上。他的方法一直是放空自己的头脑，在破译结束之前不去理解那些单词，因为他发现一旦阅读起那些逐一出现的字词，头脑会不由自主地做出预判，有时候便会出错。所以他很机械地破译，不去在意一个个写下的单词是什么意思。 [††]
此外，毛姆每周会有两天到柏德弗广场的市集，从一位老农妇那儿买半磅黄油。找钱的时候，她会塞一张纸条给毛姆；一旦纸条内容被发现，两个人都会被遣送出境。不过，毛姆做得很隐蔽，只有兜里揣着纸条回酒店的途中是有危险的；这是一段他想要尽快走完的路程。
更危险的一项任务是，他每周要乘坐小汽船渡过日内瓦湖，到法国一侧的托农一次，与同事见面和交谈，接收伦敦的命令。由于旅程的起点和终点都在瑞士，所以护照上不会盖戳，这一点比较方便。不过，毛姆无法确信自己没有被敌国间谍或秘密警察跟踪；秘密警察一旦发现外国人参与间谍活动，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拘捕并驱逐出境。为免引起注意，毛姆不会下到温暖的大厅里，而是待在甲板上。尽管他穿着毛皮衬里的大衣，裹着围巾，把帽子拉下来盖住耳朵，他仍然感受到彻骨的寒冷。冬天的日内瓦湖常有大风浪，由大山袭来的阵阵冻雨从他身边掠过。他不禁怀念起温暖的酒店客房，想到热水澡，想到坐在壁炉前边吃晚饭，边看书吸烟斗。
规律的时间表让他觉得生活有些乏味，用他的话说，这种生活“像市政府办事员 [579] 一样规律而单调”。不过，这也不是没有好处，因为留给了他充足的写作时间：创作《卡洛琳》期间，他最焦虑的事情就是，还没等剧本写完，自己的身份就暴露了，然后锒铛入狱。“日内瓦是流言汇聚之所 [580] ，”他抵达日内瓦几周后给凯利写信道，“城市本身特别安静和平，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我过上了一种愉快却枯燥的生活。每天上午写作，剧本进展得很顺利；下午散步或者骑马；晚上看戏或者打桥牌。”毛姆承认，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生活很令他满意：足够充实，足够丰富，充足的阅读和写作时间；“在这样的境况中，要无聊是很荒唐的 [581] ，但就像空中一小片落单的云彩，他的确在视野尽头看到有无聊似乎要冒出来”。
但是，“萨默维尔”有时确实被要求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时，厌倦感就会一扫而空。他刚到瑞士就接到了第一项任务：调查一名被怀疑通敌的英国男人，此人娶了德国妻子，现居卢塞恩。打着向他的妻子学德语的幌子，毛姆认真观察了他两周时间，得出他几乎可以肯定是卖国者的结论。于是，英方给他设了一个圈套。毛姆按照指示，向新结交的朋友“不动声色”地透露自己在伦敦新闻审查部有关系。不出所料，卖国者将这条消息传递给了德国情报部门，他本人则装出想要回国为战争出一份力的样子，请毛姆把他介绍给部里的朋友。没过多久，这位警惕性不高的猎物就落网了，被送回英国受审。
还有一次，沃林格派毛姆去巴塞尔考察一位被怀疑有二心的特工。此人是一名瑞士商人，代号“古斯塔夫”，原本的任务以正常出差为掩护定期去德国搜集情报，然后经日内瓦传递给英国情报机关。沃林格的怀疑再次证明是准确的。通过巧妙盘问，沃林格发现“古斯塔夫”是个大骗子，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安全的巴塞尔，只是靠着从德国报纸和餐厅酒馆里听来的传闻编造报告而已。1916年2月，毛姆又接到了一项任务，这一次是由秘密勤务局海外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嘉明上尉爵士亲自布置的。嘉明怀疑毛姆联络的一名特工“伯纳德”一直在“坑我们 [582] ”，拿了大笔钱财，却没有递出一条正经情报；他将这一看法告知了秘密行动处处长沃尔特·科克少校。于是，毛姆又被派去查明真相。他后来在《英国特工阿申登》里描述了这件事。与往常一样，两人在咖啡馆里见面：
［阿申登］下达了一些指令 [583] ，准备结束这次会面。
“那行吧，”伯纳德说，“不过我回德国之前需要再拿两千法郎。”
“需要？”
“对，而且现在就要，你得在你出这个咖啡馆之前给我……”
“恐怕我给不了你。”
伯纳德凑近了，突然怒不可遏地说道：“你觉得我会为了你刚刚给的那几个可怜的小钱继续卖命吗？还不到十天之前，他们在美因茨逮住一个人，马上就枪毙了。那是你们的人吧？”他没有提高嗓音，只有阿申登能听到。
“我们根本没有在美因茨派人。”阿申登随口答道，但其实他多少推断出对方说的就是实情。他多日没有收到那个地方发来的常规报告，而伯纳德的这条消息大概就是解释了。“当初你接受这份工作，就很清楚能拿到多少回报，要是不满意的话，没有人会逼你。现在我没有权力多付一分钱给你。”
“你看看我身上带着什么？”伯纳德说。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小型的左轮手枪，意味深长地摆弄着。
“你要拿它干吗？送去当铺吗？”
伯纳德悻悻然耸了耸肩，又把枪放了回去…… [‡‡]
至于“伯纳德”和“古斯塔夫”们的欺诈行径被发现后的遭遇，毛姆基本不了解。用他的话说，“在这个复杂而庞大的机器中 [584] ，他不过是个小小的铆钉”。
毛姆在瑞士待了近八个月（1915年10月至1916年5月），只有《卡洛琳》伦敦首演前后离开了几天。情报机关看重作家的报告能力和观察能力。毛姆离开日内瓦后，接替他的人是他的作家朋友艾迪·诺布鲁克。诺布鲁克的体验和毛姆很相近；这份工作就是“干不完的杂事 [585] ”，用他的话说，“只有极少数发生接近戏剧性事件的时刻”。他在瑞士干了四个月，然后与另一位作家间谍康普顿·麦肯齐去希腊执行任务；此时，沃林格指挥的行动已经乱七八糟了。“迄今为止，［沃林格的］瑞士行动 [586] 基本是浪费金钱，”科克少校于1916年7月写道，“他的情报机关毫无用处，连一条真正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给出来。他缺乏有效运营军事情报机关所需的知识和时间。”他在7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与沃林格少校“分道扬镳”。然而，尽管特勤局对他不满意，毛姆对沃林格却有几分尊敬，在《英国特工阿申登》里以他为原型塑造了自控力极强、勤奋、勇敢、机敏的R上校。
回到英国时，毛姆的身体很不好。他本来就容易胸部感染，还要在冬季每周横渡日内瓦湖，于是落下了病。此外，他还感到焦虑和压抑。8月30日，韦尔康拿到了最终的离婚判决书，从此毛姆与西莉结合再无法律障碍：他完全明白该来的总是要来，但他至少希望将不可避免的事情拖延一小段时间。“我希望恢复因我自己的愚蠢 [587] 、虚荣而被打破的平和心境。”他写道：“我是愿意娶西莉的 [588]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还没有做好马上结婚的准备。”他的两出戏《卡洛琳》和《比我们高贵的人们》美版上演在即，毛姆遂于1916年10月乘船前往纽约，一方面是监督排演，另一方面是办理制作权移交。自创始人去世后，弗罗曼的公司就干得不太好；于是，毛姆想把自己的戏交给约翰·拉姆齐，此人是毛姆的英国戏剧代理人戈丁·布莱特的合作伙伴。
距离美国参战还有六个月的纽约显得奇异而陌生：路灯明亮，奢侈品琳琅满目，剧院餐厅生意兴隆。战争似乎远在天边，大部分报纸对波士顿红袜队惜败世界职棒大赛大书特书，却不关心索姆河战役的可怕屠杀。毛姆对美国流行的亲德情绪感到震惊，发现许多人赞同威尔逊总统的看法，即英德两国的野心同样可鄙。“美国人很同情德国 [589] ，”他写道，“［特别是］教授、作家等知识阶层。其他人很钦佩法国，但没有人喜欢英国……我觉得，假如只有英德两国交战，大部分美国人肯定站在德国一边。”毛姆想要继续为战争做贡献，希望被派到俄国，可他的身体状况太糟糕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复发性肺炎”。因此，他必须花一段时间休养，最好是到暖和的地方。多年以来，他一直想去南太平洋，写一部关于高更的小说。现在，机会终于到来了。
尽管毛姆与迷人到危险程度的小伙子杰拉德·哈克斯顿分开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当时，身在芝加哥的杰拉德无所事事，毛姆便马上请他以秘书的名义——就像哈利·菲利普斯当初那样——同去波利尼西亚，杰拉德热情地答应了。临行前不久，杰拉德来到了曼哈顿。正当毛姆兴奋而忙碌地为旅行做准备时，他突然收到了一封西莉的电报，说她马上就要来美国，身边带着孩子和保姆。毛姆从日内瓦回国之后，他给西莉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总不在身边：先去了巴黎，接着又跑来纽约。西莉不出意外地开始慌了，离婚书已经生效，他们没有不马上结婚的理由。 [§§] 如果毛姆想要逃避责任，她就别无选择，只能与他当面对质，要他遵守诺言。毛姆到码头接她，冷淡又恼怒。两人的心都紧绷着：毛姆是因为厌恶，西莉是他全世界最不想见的人，西莉则是因为恐惧，害怕毛姆把她甩了。毛姆前脚把她送到宾馆，后脚就跟她说自己马上要离开，要走几个月时间，而且绝不会改变计划。西莉当场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让毛姆更加厌烦。等她冷静下来，毛姆向她保证自己不会反悔，一回来就成婚。西莉只得表示满意。
在杰拉德的陪同下，毛姆登上了开往旧金山的火车，心里充溢着解脱的感觉。抵达旧金山后，两人踏上了驶向远方的第一程；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们还会多次踏上这样的旅程。毛姆兴致很高，一心要寻找“美与浪漫 [590] ”。他还动情地说道：“浩瀚大洋将我和困扰着我的麻烦隔开，真是畅快。”他从小就读过梅尔维尔和皮埃尔·洛蒂的书，还有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关于波利尼西亚的小说，梦幻的南太平洋点燃了小毛姆的想象；到了青年时代，毛姆被高更和他绘制于塔希提岛的画作迷住了，后来在白猫餐厅吃饭的那些晚上，听着罗德里克·奥康纳讲高更的事情，毛姆对高更其人其画愈发神往。他这些年一直在酝酿着写一部以高更生平为原型的小说，成果就是《月亮与六便士》。“我相信 [591] ，”他写道，“塔希提之行能为我提供动笔所需的素材。”他早在1913年就打算去南太平洋，当时他还盼望着娶苏·琼斯为妻；不过那些计划都落空了。现在，他整装待发，身边有杰拉德·哈克斯顿——占据了他感情生活中心的男人——作陪。
总航程很长，第一段是乘坐美国太平洋定期班轮“大北”号。到了海上，杰拉德·哈克斯顿首次显现出了自身的重要价值：他天生爱交际，轻松跟其他乘客打成一片，一起喝酒、聊天、打牌，就这样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然后回来跟毛姆转述听到的故事。毛姆的好奇心很重，随时要挖掘新素材，但性格极其内向，对亲密关系很谨慎。“在海上旅程中，不管多远 [592] ，”他写道，“我从来不跟别人说话，除非其他人先跟我搭话。”但是，杰拉德“热情洋溢，友善得让人无法抗拒”，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毛姆就感觉用不着承受社交的压力，可以尽情地倾听和观察；不过，毛姆总是平易近人的样子，随时乐意加入对话和牌局。对当时的毛姆来说，打牌是一种有趣的消遣，对杰拉德则几乎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是个胆子大、敢冒险的赌徒，牌技很高，精力集中，精通复杂的策略，经常在牌桌上赢大钱。杰拉德喜欢整天泡在烟雾缭绕的轮船大厅里赌博，毛姆则只有饭点和晚上才会下来，其他时间都在甲板上，要么读书，要么在本子上写作。蔚蓝空旷的太平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里又一里，空无人烟：“没有货船，没有帆船，也没有渔船 [593] ”；“这是一片空旷的荒漠 [594] ；辽阔无际的虚空带来模糊的不祥预感”。
四百名乘客中，有一个人跟毛姆特别合得来，两人从此结下了终生的友谊。贝特伦·阿兰森（昵称“伯特”）比毛姆小三岁，出身富裕的德裔犹太家族（本姓阿伯拉姆森），在危地马拉长大和上大学，他家在当地有咖啡种植园。阿兰森有搞金融的天赋，曾是旧金山证券交易所最年轻的交易员，现在是家族投行的资深合伙人，住在一座俯瞰旧金山湾的房子里，过着高雅精致的生活。他个子很高，看起来就像是大人物；热爱高尔夫、意大利歌剧、西班牙历史和文学，这些兴趣都让他与毛姆很是投缘。尽管在社交场上显得拘谨害羞，但他其实特别势利，热衷于提高社会地位，掩盖犹太人的出身。他结婚很晚，而且一直与母亲关系亲密，家里人都知道他是同性恋。阿兰森天生崇拜英雄，没过几天就迷上了毛姆，为他的鼎鼎大名而激动，又为他的魅力学识而折服。两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阿兰森对毛姆的知识面和人生阅历钦佩不已，毛姆也很高兴找到一个能让他一直利用的金融专家。很快，他就把自己的投资都交给阿兰森打理，这个表现信任的姿态将为他带来丰厚的回报。两人一帆风顺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多年后，毛姆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这世上没有比“亲爱的伯特更真挚 [595] 、更慷慨、更体贴的朋友了”。
漫长海上航程的下一站是夏威夷和萨摩亚，然后向南去斐济、汤加和新西兰，接着向北到塔希提，最后从此处回加利福尼亚。第一个停靠港是檀香山，1916年11月14日抵达，他们等了三周，然后乘坐小汽轮“索诺马”号去澳洲，从澳洲往下的船票提前就订好了。哈克斯顿和毛姆抓住机会好好探索了瓦胡岛一番，中间有一段时间还有阿兰森同行。他们最喜欢去一家海滨酒店的阳台，一边享用丰富的饮品和香烟，一边看着阳光下冲浪的夏威夷小伙子（毛姆称其为“海神”），欣赏着他们古铜色的俊美肉体。檀香山市中心是一派美国城市风光，有银行，有时髦的商店，沥青路两边停满了别克和福特；红灯区伊维雷却乱糟糟的，明目张胆地满足各种性癖好。毛姆和哈克斯顿对两者之间的反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发前的最后一晚，警方对伊维雷进行了突击执法；次日，就在开船几分钟前，一名女子张皇失措地跑上了跳板。此人名叫萨蒂·汤普森小姐，是一位试图逃离法律制裁的伊维雷妓女。刚到海上，她就镇定下来，用留声机播放吵闹的拉格泰姆音乐，还在自己的舱里醉醺醺地公开接客，惹得同行的乘客不悦，其中就有一对医生夫妇和美国传教士夫妇。“她跟我隔着两个船舱 [596] ，没日没夜地开着该死的留声机。”毛姆回忆道。“索诺马”号从檀香山出发，开往西萨摩亚的帕果帕果；抵达的乘客们被迫在这里待了好几天，因为城里当时闹麻疹。毛姆和其他乘客被塞进一家脏兮兮的旅馆，外面的季风雨瓢泼一般，根本不能出门，只得继续忍受汤普森小姐——她的一名男友将她形容为“檀香山的火热棒棒糖 [597] ”——的无耻行径。传教士夫妇对她这个人、她的拉格泰姆音乐、她的酗酒，还有她接待众多萨摩亚主顾时生锈的弹簧床发出的噪声尤其恼火，最后去找总督告状。毛姆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雨》中的一处关键情节就取材于此。
首次来到热带的经历牢牢地抓住了毛姆的想象力。帕果帕果、阿皮亚、帕皮提、苏瓦、萨瓦伊，无论来到哪里，他都为秀美的异域而着迷，同时深切地注意到了有时带有悲剧色彩，经常平淡乏味，狭隘得出乎意料的殖民地生活。当时由美国统治的西萨摩亚帕果帕果正好体现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驶过珊瑚礁，船就进入了一片秀丽的大潟湖，三面都是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峭壁，令人叹为观止。白沙岸线上生长着瘦瘦的椰子树，更远处是芒果与鳄梨树丛，点缀着盛开的木槿、夹竹桃和白色鸡蛋花。四处有土著的小村落，高高的茅草屋顶活像蜂巢；萨摩亚土著高挑优雅，男人赤裸上身，腰间围着色彩鲜艳的纱笼 [¶¶] ；年轻女子披散着黑色长发，经常戴着香气浓烈的花环。不过，从港口还能看见两三栋整洁的小平房、一间新教教堂、俱乐部、几处网球场和一栋朴素的政府大楼。大楼周围是精心维护的花园，旗杆上的星条旗无精打采地晃荡着。
毛姆探索萨摩亚等地时恰逢雨季。刚到帕果帕果那几天，他和杰拉德对热带气候都没有做好准备：气温高得让人喘不上气，一天能下好几个小时的瓢泼大雨。雨季不仅有雨，还有令人窒息的闷热。两人白天穿着最薄的薄衬衫、轻质亚麻面料的外套，傍晚和当地人一样，只穿衬衫和纱笼。夜里在蚊帐里裸睡，可惜蚊帐经常有洞，可怕地将飞虫放进来。白天不下雨的时候，两人会在淡水水池里游泳，骑小马沿着杂草丛生的宽阔道路穿过种植园，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晚年故居维利马朝圣。史蒂文森墓建在陡峭的山坡上，两个大男人汗如雨下，找来两个咯咯笑的萨摩亚小姑娘才把他们推上去，而且毛姆隔一会儿就要猛咳一阵。来到这里，毛姆马上就体会到了高更画作里那种悠然自得的、“努秘”（numious）的情色。性无处不在：年轻情侣在众目睽睽下做爱，毫无尴尬的感觉。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他经常发现一个黑眼珠姑娘心甘情愿地脱光衣服，就那么躺在他的蚊帐里——只要给她几个硬币就能打发走。这一切都是摆出来卖的。入夜后，杰拉德特别喜欢到海滩晃悠，寻找经常举行的彻夜狂欢派对。
南太平洋的岛屿有着伊甸园式的美丽，深蓝色的潟湖，色彩绚烂的植被，辽阔无垠的南半球天空，这一切都让毛姆着迷；但是，他对热带社会的风土人情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通过与商贩、混血儿、种植园主、医生和传教士的交谈而收集到了极有价值的素材。这个衣冠楚楚的黑发英国人和他“极其英俊的旅伴 [598] ”很快就跟经常来英国俱乐部或者破破烂烂的中央酒店阳台喝酒的常客们打成了一片。与船上一样，杰拉德负责结交朋友，在台球厅或酒吧里认识那些怪人，打听他们那些奇特的，有时甚至是可怕的过去。毛姆被这些故事迷住了。正如他在回忆录《总结》中所说：
我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599] ，小说家的本能兴奋了起来，要吸纳这一切新鲜的事物。吸引我的不只是岛屿风光……结识一个个陌生人更令我兴奋。我就像一名博物学家，来到了一片草木丰富得不可思议的乡野……他们基本都没有文化。他们接受教育的地方与我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与我不同……他们自有其狭隘与偏见，往往是木讷愚笨的。我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是不一样的人……与我常年身处的环境里的人相比，他们更接近人性的本原。我的心朝他们扑了过去，就像多年前扑向圣托马斯医院门诊部里排队的患者。
尽管他在每个地方只逗留了几周时间，但毛姆很快就能体会到当地细微的社会文化氛围，包括敌对关系，势利思想，当地人与欧洲人、与混血儿之间的微妙平衡。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详细地记录自己遇到的人：“每次回到船舱 [600] 或潟湖旁的酒店客房时，我几乎都会详细地记下看到的奇特景象……或者与某个奇人的对话，以后写故事的时候或许就能用上”；渐渐地，“从一条线索、一次意外 [601] 、一个好玩的虚构情节出发，故事就会围绕着我记下的某些最生动的内容自然生发出来”。实际上，他再次产生撰写短篇小说的强烈欲望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以南太平洋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颤动的叶子》（ The Trembling of a Leaf ） [***] 标志着日后将成为短篇小说大师的毛姆胜利回归该体裁。
毛姆几乎随处都能找到灵感，而详尽的笔记表明，他对旅行的终生挚爱背后正是对灵感的追寻：不安分和漫游癖的一大动力就是为了滋养他对想象的不可满足的欲求。多年之后，他对一位年轻的追随者写道：“作者不能被动地等待经历掉下来 [602] ，必须要主动地走出去追寻它。”许多篇故事的缘起都可以在潦草的笔记中找到。比方说，来到萨摩亚不久，毛姆偶遇一名叫作“瑞德”的阴郁青年，“穿着一件无袖汗衫 [603] ，一条脏兮兮的斜纹棉布长裤”，在帕果帕果郊区经营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短篇小说《瑞德》的几条线索都能在记事本里找到。故事的讲述人名叫尼尔森，瑞典人，性情阴郁，住在沙滩附近的一座孤零零的平房里。有一天晚上，一名偷偷下船的肥胖老船长意外来访。此人堪称“面目可憎”的样板：“他的红脸蛋上都是斑 [604] ，还有紫色的血管结了网，眼睛充血，因为太胖，五官陷在肉里……他后脑勺有一圈头发，几乎都白了，又长又卷，但其他地方基本都是秃的。” [†††] 两人坐下来喝威士忌酒，尼尔森就给客人讲了俊美绝伦的小伙子“瑞德”的传奇经历（毛姆的小说里只有极少数包含同性情色描写的段落，这就是其中之一）。
见瑞德第一面 [605] ，他的俊美能让你呼吸停滞。他们喊他‘瑞德’ [‡‡‡] ，是因为他的头发有火焰般的颜色。他是天然的鬈发，又留长了……他身材高大，总有六英尺再加一两英寸吧……他的身材就像希腊的天神，肩膀宽阔，到肋部又收起来……他还带着一点女性的阴柔、优雅，仿佛蕴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神秘感。他的皮肤也像女人的皮肤，白得让人目眩，像牛奶，像绸缎。
瑞德与当地的一名女孩相恋，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被一伙捕鲸人绑架，从此再也没有人在岛上见过他。老船长对这段动人的传说兴致寥寥，对威士忌和雪茄烟的兴趣倒要浓厚得多。不过，他还是有礼貌地听着。因此，当尼尔森突然明白对面椅子上的胖家伙是谁的时候，他感到震惊不已。
“你叫什么名字 [606] ？”他突然问道。
船长做出一个挤眉弄眼的怪表情，发出的笑声听上去很狡猾……
“上次听到这个名字真太他妈久了，我自己都快忘了。但在这些小岛上活了三十年，他们都叫我瑞德。”
他发出低沉到几乎听不见的笑声，庞大的身躯都抖动了起来。
关于“瑞德”的笔记前面是四个小段，人物包括檀香山出发的船上认识的美国传教士伍德罗夫妇，以及从伊维雷红灯区里被赶出来的女孩汤普森小姐。传教士夫妇正要返回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伍德罗先生看上去很严厉，像死人一样，他的妻子则毫不容人，让毛姆不禁惊骇。
［伍德罗太太］讲起土民的堕落败坏 [607] 时斩钉截铁，却带着一股恶意和虚伪的恐怖感。她用“淫荡到不可言喻”来形容当地婚俗。她说，自己和丈夫第一次到吉尔伯特群岛时，没有一个村子能找出一个“好”女孩。她对跳舞深恶痛绝。
汤普森小姐与传教士夫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有一种粗野的美……身穿白色连衣裙，头戴一顶白色的大帽子，脚上是白色长靴，小腿肚从白色棉长筒袜里鼓出来”。根据这些随手写下的简短笔记，毛姆创作了可怕而精妙的短篇小说《汤普森小姐》 [§§§] ，不久之后改名为世人所知的《雨》。用毛姆自己的话说，他希望“在当时的审查部门所允许的范围内 [608] ，用最令人震惊的方式呈现赛迪［汤普森］与传教士之间的激烈冲撞”。这篇故事写得极其克制，背景是帕果帕果的一间简直要让人得上幽闭恐惧症的简陋小客栈，主线是自以为是的传教士戴维森先生怀着虐待狂式的狂热去追求一位妓女，自称要拯救她堕落的灵魂。外面是下个不停的热带豪雨，故事就这样发生了：白天里，传教士恐吓欺辱妓女；到了晚上，他又为她的改过自新而狂热地祈祷，几乎要忍不住手淫了。“‘我希望她承受人世间的苦痛 [609] ，作为给上帝的献祭’……戴维森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起来，从他唇间翻滚出的这些词句，因为情感太过炙热，几乎都含混了。” [¶¶¶] 在他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堕落而快活的赛迪终于被压垮了。她痛苦地相信自己确实罪孽深重，恳求戴维森把她带进耶稣的怀抱。传教士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被淫欲吞噬和压倒，不仅毁了自己，也毁掉了赛迪对上帝和男人的信任。
她镇定了一下 [610] 。她此时表情中的不屑，以及语气中的鄙夷与仇恨，任何语言也形容不了。
“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这些肮脏下流的畜生！一个个都一样，一模一样。畜生！畜生！”
在萨摩亚与传教士夫妇和汤普森小姐分手后，毛姆与哈克斯顿继续往南走，先后来到斐济、汤加和新西兰，然后转向北边的塔希提。两人一路坐过各种各样的船，从美国大轮船到敞篷快艇，再到装满香蕉和椰干往返于岛屿之间的小商船。有一次，他们在一艘敞篷划艇上度过了整整七天。最令人难忘的经历是从帕果帕果到阿皮亚这一段，两人乘坐一艘破旧的纵帆船，船上散发着石蜡的刺鼻味道；昏暗的船舱里有一名中国厨子做饭，有肉丸和杏子罐头，饭后是加了炼乳的茶。“吃完晚餐，我们来到甲板上 [611] ，”毛姆记录道，
过了一会儿，三四名船员也上来了，然后坐下来抽烟。一名船员拿着班卓琴，另一个有尤克里里和六角手风琴。他们弹起琴，唱起歌，一边唱一边打拍子。两名水手还站起身，跳起了舞，一种奇特的、粗犷的舞蹈……感性的，甚至是充满性意味的……最后，他们也累了，便展开身子，躺在甲板上睡觉，再也没有声音。
1917年2月11日，他们终于抵达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塔希提岛，毛姆早就想来这里，迫不及待地要一睹大画家保罗·高更十五年前描绘的地方。他们住在首府帕皮提的鸡蛋花酒店。酒店大楼颇有几分奇异，老板娘是身宽体胖的鲁瓦依娜·查普曼，有部分塔希提土著血统，以个性和魅力闻名于南太平洋内外。从酒店走五分钟就能到海边，很对杰拉德的胃口。毛姆做调研的时候，杰拉德喜欢到海滩上溜达，饱览棕色皮肤、围着红色腰布的水手风姿。起初，毛姆很难找到比较了解高更的人，不过，他还是跟认识这位画家的珍珠商人埃米尔·利维聊了聊，还有1903年高更去世后不久发现其尸体的“维尼”·布兰德。不过，最好的信息来源还是鲁瓦依娜·查普曼，她当年是高更的朋友，不仅向毛姆提供了若干有趣的细节，还把一位重要人物引见给他：帕皮提三十五英里外的马泰亚酋长。女酋长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远处有一座房子，里面有高更的画作。那是一座简陋的两室平房，主人是一位“塌鼻子、笑眯眯、黑皮肤的本地人 [612] ”，很高兴有客人来。毛姆一看见画就知道是真迹。据说，1892年的时候，身患梅毒的高更（他最后因此病而死）被送到此处，由一名当地农夫照料。后来，高更就在屋内的三块门玻璃上作画为谢。两块玻璃被小孩子划坏了，破损严重。不过，第三块的保存状况不错，画着一位性感的、颇有夏娃之风的半裸黑发塔希提女郎，手里拿着一枚沉甸甸的绿色面包果；毛姆马上提出要买。房主对画不感兴趣，只要出价够换一扇新门就卖。
“多少钱 [613] ？”我问道。
“一百法郎。”
“没问题，”我说，“我给你两百。”
我觉得最好趁他改变主意之前把画取走，于是从车上拿来工具……卸下合页，把门运走了。
刚回到帕皮提，门就被小心地包装好，经纽约运到伦敦，最后安放在毛姆的玛莱斯科别墅，直到他去世前夕。这扇门是毛姆最珍视的所有物之一。
1917年4月8日，美国参战后两天，毛姆与杰拉德离开塔希提。杰拉德在旧金山收到了一封母亲发来的电报，敦促他参军。两人分手后，杰拉德加入了美国陆军，毛姆则去纽约跟西莉重聚。
在他与杰拉德·哈克斯顿漫长的交往中，毛姆将经历各种各样的情绪——激情、爱、温柔、愤怒、沮丧、厌倦、痛苦、绝望——但是，从南太平洋之行归来后的毛姆完全被爱占据。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说，他正处在“人生中第一段完全美好 [614] 、完全般配的恋爱关系”的开端；另一个朋友说，“毛姆爱慕哈克斯顿 [615] ，哈克斯顿就是他的真爱。哈克斯顿是个无赖，但他年轻迷人，体魄健壮，很男人，毛姆肯定过了一段神魂颠倒的日子”。两人刚恋爱的时候，毛姆给杰拉德抄了几句叶芝的诗（出自《贵妇的第一首歌》），他感觉恰好概括了自己的感受：“我恋爱了/这爱带给我羞耻。/我的灵魂爱慕/那伤害灵魂的东西，/还不如/一只四足行走的野兽。”毛姆对小伙子缴械投降了，在几乎每一个方面，哈克斯顿都是毛姆的理想伴侣：英俊、快活、好交际、爱冒险；性格随和，富有幽默感；而且和毛姆一样有着旺盛的性欲。毛姆只有对哈克斯顿才能完整讲述头脑中发展变化着的故事。诚然，杰拉德有酗酒的倾向，喝多了脾气就不好，会将清醒时掩盖的愤怒发泄出来。太平洋旅行期间，他大闹过两次，一次是在阿皮亚，起因是中央酒店的酒保嘲笑杰拉德逃避战争，不履行爱国的义务。与《情迷佛罗伦萨》中以他为原型塑造的劳利·夫林特一样，杰拉德喝醉时“吵闹，吹牛，低俗 [616] ，容易吵起来……两三杯下肚，谁都拦不住……有时，我会忍不住跟他发火，然后就会大吵一架”；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是个温柔和善的好人”，这段关系对两人都有好处。杰拉德对毛姆是仰视的，他从小缺少父爱，毛姆在他眼里就像父亲一样；同时，毛姆又比他丰富成熟得多，能让他过上自己渴望的生活，一种与幽静、枯燥而贫困的圣约翰森林天差地别的生活。在毛姆的庇护下，他过着被宠溺的放纵生活；他不缺钱花；而且，凭借着爱交际、爱说话的天性，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目的，一个要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回忆录《回顾》中，毛姆承认了杰拉德的重要作用。“要不是他，”他写道，“我在南太平洋旅行时 [617] ……绝不会搜集到《颤动的叶子》里的短篇小说所用到的素材。”该书包含六个短篇，最初发表于杂志，1921年出了单行本。单行本的致敬对象不是杰拉德，而是伯特·阿兰森：“感谢你一直向我表示的深厚感情。”讽刺的是，集子里最成功的一篇《雨》曾被多次退稿，直到《颤动的叶子》出版前的几个月才被H. L. 门肯主编的《时尚圈》杂志接受。六篇故事流畅丰富，如戏剧般凝练，每一篇都很受欢迎；但是，引发了轰动的一篇是《雨》。“讽刺与惊悚交融 [618] ，无可指摘的杰作”是常见的论调。《雨》彰显了作者对宗教偏狭的厌恶和人性弱点的清醒认识，多次再版，总共为作者带来了超过100万美元的版税。《雨》有话剧版，有音乐剧版，罗兰·佩蒂差一点就为巴黎歌剧院出了一部芭蕾舞剧版，还有不少于三部翻拍电影（1928年版饰演赛迪·汤普森的演员是格劳丽亚·斯万森，1935年版是琼·克劳福德，1953年版是丽塔·海沃斯）；1946年以其为基础拍过一部全黑人演出的电影《来自哈勒姆的脏女孩格蒂》；玛丽莲·梦露去世前不久还签过出演电视剧版的协议。喜爱《雨》的读者有很多，其中一位就是普利策获奖作品《南太平洋传说》 [****] 的作者詹姆斯·米切纳。“写南太平洋主题的作品有一条禁忌 [619] ：不能读毛姆，”米切纳写道，
［但］我必须承认，要写关于这片辽阔海域的文字时，我经常会把《雨》翻出来，重读开头的三段，为的是提醒自己：只要寥寥几条精准的观察，就能营造出富有现实感的背景。我认为，这是小说开头奠定基调效果最好的三段话。
但是，1917年的时候，这些都还没有发生。毛姆与杰拉德结束了六个月的共处时光后，就要回纽约和西莉那里了。他先前承诺要娶她，现在必须履行诺言。如果说毛姆在作品以外从未谈过这个主题的话，单单从他的作品本身，我们就能推断出他对婚姻是厌恶的。例如，《卡洛琳》的情节基础是一个假设：爱情之花盛开于婚姻门外，婚姻制度是扫兴鬼和陷阱。短篇小说《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The Fall of Edward Barnard”） [††††] 收录于《颤动的叶子》，作者请我们以赞许的眼光看待男主人公逃离芝加哥的婚姻，到南太平洋过上快乐单身生活的经历。《月亮与六便士》是一部饱含怒意的小说，创作于波利尼西亚之行结束后的一年，主角是一位创造力被家庭生活压抑，后来将婚姻家庭无情抛弃的艺术家。叙述者动情地评论道：“世上最值得怜悯的人 [620] 就是结婚的单身汉。”不过，我们其实用不着到作品中寻找蛛丝马迹，因为毛姆并不讳言自己的感受。结婚才刚刚三年，毛姆就给西莉写了一封信，以坦率而近乎残忍的笔调表达了自己结婚时的态度：
我感觉自己先前被置于 [621] 一种我绝对预料不到的处境中。我知道我让自己出了丑，但我同样认为，这是别人让我出的丑……我之所以娶你，是因为我愿意为自己的愚蠢和自私付出代价。我之所以娶你，是因为我觉得这对你的快乐和伊丽莎白的幸福是最好的。但是，我不是因为爱你而娶你，你太明白这一点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的婚姻自然毫无乐趣。1917年3月26日下午三时，两人在新泽西州的一名法官面前举行了仪式，全程都是由毛姆的剧作家朋友奈德·谢尔顿安排的。证婚人除了谢尔顿以外，还有西莉的朋友亚历珊德拉·科勒布鲁克，她的丈夫是一名来自英国边远地区的上院议员。新娘自报年龄三十二岁，而非三十七岁。对于结婚仪式，新郎后来只记得法官“先判了前面一个喝醉酒的人 [622] ，然后给我们办结婚，接着又判了后面一个喝醉酒的人”。两人说完了简短的誓言，毛姆对新娘厌恶到了极点，看都不想看她一眼。婚礼结束后，两人在格拉默西公园附近的布雷沃尔特酒店举行了一场小型婚宴，来宾只有几名毛姆的戏剧界朋友，共同庆祝这场——用一位来宾的话说——“命定的羁绊”。接着，新人就住进了曼哈顿中城德文酒店的一间套房。关上房门之后，毛姆大概会想起自己最喜爱的小说，萨缪尔·巴特勒的《众生之路》里的一段话：“对一个男人来说，哪怕是意大利人所说的‘死亡之女’把她冰冷的手放在他身上，也不如把一个从未真心爱过的女人娶回家，与她独处的前半个小时可怕。”
6月的大部分日子里，两人都在纽约市内，毛姆基本都在忙剧院那边的事。接着，新婚夫妇带着两岁大的丽莎和一名保姆到长岛的东汉普顿海滩度假。7月初，他在这里接到了一通意外的电话，是家里的朋友威廉·怀斯曼打来的，问他是否有意讨论某些可能的与战争有关的工作。
威廉·怀斯曼上校三十出头，是英国一名准男爵，曼斯菲尔德·嘉明将他招进了特勤处美国分部。由于英美两国之间存在种种敌意，这个岗位相当敏感，但作为一名迷人而低调的外交行家，怀斯曼干得很不错。早在1917年4月6日美国参战之前，他就已经构造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在英美两国情报人员之间，以及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两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确保俄国不退出战争。俄国有两个革命党，温和派孟什维克主张继续参战，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鼓动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停战。不久前，布尔什维克被逐出国会，如今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孟什维克占据了多数，因此，协约国正急于为克伦斯基及其盟友组成的临时政府提供支持。为此，怀斯曼发起了一场旨在支持克伦斯基的秘密行动；当时，克伦斯基遭到日益喧腾的少数派布尔什维克抨击，地位恐有不保，令人担忧。英美两国均支持该计划，刚刚为怀斯曼提供了慷慨的经费：英国通过摩根大通将75000美元转入他的账户，美方也发放了数额相当的资金。现在，怀斯曼需要一名特使奔赴彼得格勒，与克伦斯基总理及其同僚会谈，进行秘密宣传，并定期报告动荡的俄国政局。做过谍报工作的萨默塞特·毛姆似乎正是理想人选。
怀斯曼的提议让毛姆受宠若惊，马上就心动了。亲眼看看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祖国，以及再次为战争效力的机遇都对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另一个不能完全排除的考虑是，出国的使命至少能让他暂时逃离婚姻的种种责任，这也让他更加满意。不过，毛姆同样有不应该去的理由：他的身体远远称不上好。尽管热带游历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暂时有所好转，但自从回来就开始恶化，总是觉得疲惫，睡眠质量差，发烧，经常咳血。他之前就怀疑自己得了早期肺结核，刚拍的X光片确认了这一点。毛姆还牵挂着杰拉德。自从他离开美国，前往南非参加军事训练起，毛姆就跟他断了联系；要是去了俄国，将来联系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然而，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不容错过。于是，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思考，毛姆接受了怀斯曼的提议。
接下来是忙碌的几周。毛姆先乘火车从长岛去纽约，与怀斯曼商量安排，订票，办签证，做各种出国所需的准备工作。许多人向他介绍了形势，包括改革派拉比史蒂芬·魏斯，此人与彼得格勒的犹太人关系密切；波兰民族主义者扬·霍罗迪斯基，给他开了介绍信；波希米亚裔美国特工伊曼纽尔·沃斯卡，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情报部门负责人，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创立者和未来的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教授合作关系密切，当时正在俄国协助组织斯拉夫人抵抗德奥。毛姆沿用之前的代号“萨默维尔”，明面上的身份还是文字工作者，这一次是英国报社记者。临行前，他还有最后一件要澄清的事情。“不知我要做的这份工作是否有报酬 [623] ，”毛姆给怀斯曼写信说，
我不会装出确实需要报酬的样子。不过，我当初在瑞士拒绝接受一切工资，后来才发现整个机构里面只有我不拿钱。别人不是说我爱国或者大度，而只是把我当成傻瓜。如果有报酬，我自然会更高兴；如果没有报酬，我也不是不愿意去。敬请定夺。
怀斯曼明白毛姆的想法，同意给他提供工资和报销。
与表面上“连嘟囔都没有一句”就放他走的西莉道别后，毛姆于7月28日动身前往旧金山，然后上船。他身怀总额达21000美元的汇票，藏在衬衫下面的一条腰带里，以有利于协约国为原则相机发放。同行者包括三名友善的美国人，他们要去美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工作；还有沃斯卡和他的三名捷克同事，他们会帮助毛姆与马萨里克沟通联络。根据事先安排，毛姆在旅途期间要假装完全不认识那几个捷克人；另外，“萨默维尔”是以个人身份出使，只要出现麻烦的苗头，雇主就可以将他抛弃，而且无疑会将他抛弃。轮船从加州驶往日本横滨，这是毛姆第一次来到远东；在之后的岁月里，远东一直让他着迷。“匆匆一瞥 [624] ，”他告诉杰拉德·凯利，“便让我震撼。”他从横滨转乘俄国船只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行，十一日后抵达彼得格勒。到站后，他与沃斯卡直奔位于涅瓦大街的欧罗巴酒店，目的是休息——毛姆在火车上一直发烧，身体不好——同时准备第二天与英国大使的会谈。
当1917年8月底毛姆抵达彼得格勒时，他发现城市一片混乱。六个月前的二月革命迫使沙皇退位，之后便一直处于无政府动乱状态。宽阔的大街上出现坦克和装甲车已经成了常事，枪炮声也经常能听见。随着德军不断向武器装备极度短缺的俄军前进，俄军士兵大批逃亡，这些危险的亡命之徒有不少就在街上游荡。忠于临时政府的哥萨克军队和要求临时政府下台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经常爆发战斗。城市里犯罪猖獗，街道上日夜涌动着不安的人群。每一种基本生活物资都处于紧缺状态；每天从黎明开始就有裹头披巾的妇女排成长队，耐心地等待面包、奶、糖、烟草运到。恢宏的帝都，壮观的大厦，运河与桥梁，金顶与尖塔看上去都有些暗淡破败了。不过，紧急状态下仍然有一些正常的部分：电车继续运营，遍布高档商店、餐厅和大酒店的涅瓦大街和海洋大街仍然停满了马车和汽车，剧院和音乐厅照常营业，查理·卓别林、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玛丽·皮克福德的巨幅海报还是挂在电影院外面，咖啡馆依然顾客盈门，哪怕能供应的只有三明治和茶水。
英国大使馆位于宫廷堤岸一线的冬宫附近，正对彼得保罗要塞，是一座宏大的十八世纪建筑，由叶卡捷琳娜大帝下令建造，最初是萨尔蒂科夫的宅邸。抵达次日，毛姆按时出现在大使馆。应怀斯曼的要求，伦敦方面对毛姆现身彼得格勒一事只给出了极其模糊的说明：外交部电文称，“萨默塞特·毛姆先生抵俄执行秘密任务 [625] ，旨在为美国公众传递关于俄国某些方面的信息”。尽管对外声明语焉不详，但按照常理推测，英国使馆应该向毛姆提供一切他要求的援助，具体来说，就是把报告通过密电形式发给英国驻纽约公使。毛姆被领进一间装饰豪华的接待室，墙上挂着先王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七世，以及现任英王乔治五世与玛丽王后的巨幅肖像。他在这里独自等待了很长时间后，大使才出现。毛姆非常紧张，而且因为大使对他礼貌而冷淡，所以他口吃得更厉害了。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的样子令人生畏，他身材瘦高，一头银灰相间的头发，单片眼镜小胡子，黑色燕尾服配灰色长裤，活像是硬纸板上剪下来的大使形象。毛姆被对方冰冷的态度所刺痛，不悦地记录道：“此人固然冷淡无趣，相貌却着实英俊。”大使刻薄地挑明：他根本不欢迎这位知名作家。乔治爵士是一名手段娴熟的杰出外交官，当时正顶着相当大的压力，既要在势同水火的各党派之间保持平衡，又要努力劝说态度摇摆的克伦斯基坚持战斗。如今空降来一名没有经验的外交新手，这个家伙不仅有权与克伦斯基本人直接接触，而且还要通过大使馆发送加密电报，使馆方面不得读取，对大使本人也保密。最后一条尤其被乔治爵士视为重大冒犯。“我意识到，”毛姆在会见结束后写道，“这边是不会帮我多大忙了。”
对毛姆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觐见总理。他想到的办法是联系旧情人亚历珊德拉（昵称“萨莎”）·克鲁泡特金。她现在的身份是列别杰夫夫人，为了积极投身革命而离英返俄，现在已经是孟什维克圈子里的熟面孔了：雕塑般的身形，戴长柄眼镜，身穿精心缝制的英国服饰。她是临时政府的热烈支持者，与克伦斯基相熟，很愿意帮毛姆引见。现实却令人失望。年仅三十六岁的克伦斯基曾是一位活跃有力的领袖，现在却是个病人，整天躲在冬宫的办公室里，往日的决断与远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容易受他人左右，不断改变主意。他知道局势正在失控，似乎迫在眉睫的失败前景让他恐惧不已。克伦斯基“看起来很不健康 [626] ”，毛姆记录道，
他如履薄冰。他坐着说个不停，手里拿着一个烟盒，不安地摆弄着，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他语速很快，语气很重，紧张的样子让我也紧张起来……随着谈话的进行……一些可悲的事情似乎发生了……我最后的印象是，这个男人已经筋疲力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通过与孟什维克领袖的初次见面，毛姆得出了此人不值得协约国支持的印象；他不久之后目睹的一件事更加强了这个印象。那是9月的一天晚上，外面湿度很大，毛姆和萨莎·列别杰夫正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剧院参加一次大会。剧院里很亮堂，外国使节坐在包厢里，舞台上有几条长桌，后面坐着常务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会议开始前，只见克伦斯基身穿朴素的褐色军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留着板刷式样的头发，从侧面迈上舞台，开始发表致辞。接着，他突然不说话了，好像场下有人诘问他似的。一名在场者称，“发言讲到一半 [627] ……［他］从台上冲了下来，哭了起来……庞大的俄国势同滚汤，权柄却掌握在这样一个人手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英国记者亚瑟·兰森也记录下了俄国领袖神经崩溃的样子，描写了“面对一群又一群出现的反对者 [628] ”，克伦斯基的前额汗如雨下。毛姆同样看不起他。他回忆道：“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在公众讲话期间 [629] 脸真的变成绿色。要是我坐得近一些，肯定能闻见他身上恐惧的味道。”
尽管有这次耻辱的经历，毛姆还是继续与克伦斯基会面，每周一次，地点选在全市最好的餐厅，熊餐厅。“有萨莎做东兼翻译 [630] ，”他回忆道，“派我来彼得格勒的两国政府掏钱，我给客人们上了好多鱼子酱，他们开心地狼吞虎咽。”之后，他们到萨莎的寓所继续会谈，克伦斯基在房间里一边走，一边侃侃而谈，好像那是公共集会似的。临时政府的局势日益危急：外有协约国压迫其坚持作战，内有饥荒，冬季将至，群众要求和平。对克伦斯基来说，英国客人成了他与协约国愈发重要的联络渠道。美国大使以前是圣路易斯的一名谷物商人，现在成了缩头乌龟；英国大使则是顽固得不可思议：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谈中，乔治·布坎南爵士明确表示，除非临时政府扭转军队涣散（事实上是国家混乱）的局面，否则不要指望英国政府进一步援助。于是，愤怒而沮丧的克伦斯基转身走出了房间，布坎南戏称为“拿破仑风范”。一走了之固然潇洒，结果却很尴尬：俄国领袖从此失去了与唐宁街直接沟通的机会，只剩下萨默塞特·毛姆的私下渠道。
同时，毛姆在勤奋地写着报告，整夜在酒店里把明文转换为密码。这是一件很繁重的事情，没有快捷的办法。他采用的密码相当复杂，克伦斯基的代号是“莱恩”，列宁是“戴维斯”，托洛茨基是“科勒”，乔治·布坎南爵士是“杜瓦”，英国政府是“意瑞公司”，他本人的暗号是“纽约金先生的朋友”。怀斯曼对他的报告评价很高，他知道毛姆——当时已成为英国本领域内的头号特工——靠得住，发回的信息兼具事实准确性与政治敏锐性。9月24日，怀斯曼给英国外交部的埃里克·杜伦蒙德爵士发了一封密电文：“日前收到毛姆发来的重要电报 [631] ……他希望与彼得格勒的英国情报人员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也能避免尴尬。我觉得没什么好反对的……他做事很机密……”
与之前在瑞士一样，毛姆手下有一批听命的特工。他派两个人去瑞典和芬兰，调查两国与同盟国结盟的传言。他还不断尝试渗透到布尔什维克的秘密会议中，可惜失败；这件事最终由美国人做成了。他本人则与彼得格勒的各类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当然，他还有沃斯卡以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声音轻柔，经常走神，不动声色”的托马斯·马萨里克。马萨里克领导的捷克民族机构极其高效，毛姆认为马萨里克的斯拉夫新闻社是一个反德宣传和秘密活动的重要阵地，建议为其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毛姆还与克伦斯基内阁的战争部长鲍里斯·萨文科夫进行了长谈。萨文科夫被毛姆形容为“平生所见第一奇人”，当年负责过多次暗杀帝俄官员的著名行动，坚定支持恢复军队秩序和继续参战，对协约国至关重要 [‡‡‡‡] 。
起初，毛姆持乐观心态。他相信领袖们的决心，街上群众总体良好的精神状态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没过多久就幻灭了。到了9月底，他已经认定无力回天：克伦斯基软弱无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极速扩张，临时政府内部弥漫着不可逆转的失败主义情绪。回首这段往事，毛姆写道：“需要行动的时候却空谈不休 [632] ，动摇的心态，只能以毁灭告终的无动于衷，浮夸的抗议活动，缺乏诚意又三心二意；这些随处可见的状况让我厌恶俄国，厌恶俄国人。”
除开公务，彼得格勒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和享受的事物。毛姆决心充分利用时间，探索城市，沉浸在俄语与俄国文学中。他每天上午上一节俄语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小说名家的作品，包括库普林、柯罗连科、索洛古勃、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等当代作家。他还去看芭蕾舞和话剧，听音乐会。（出于好奇，毛姆去看了一场俄国喜剧。他本来也不知道剧名是什么，但随着情节的展开，他越看越觉得眼熟，于是看了一眼观剧手册，发现作者一栏写着“毛姆”，剧名叫作《杰克·斯特洛》。）天气好的时候，他就会沿着长长的涅瓦大街散步，从综合商场和那里的几家剧院走下去，穿过萨多维亚街拐角处的露天集市、圣以撒广场、丰坦卡运河旁的普希金故居、大厦与官署，走进狭窄的卵石路，两边都是帐篷，木头都烂了。有一天，他在涅瓦大街末端的古迹洞窟修道院里面晃悠，强烈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白桦树上的白嘴鸦呱呱叫着 [633] ，让我一下子回想起坎特伯雷院内的岁月……同样是灰色的云彩挂在天上。我想家了。我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望着排成长长一列的修道院建筑……但是，我眼里却是坎特伯雷大教堂长长的中殿，是中殿的飞拱，是中塔。在我迷离的眼中，坎特伯雷中塔比全欧洲的任何一座高塔都要壮观，都要可爱。
不定期通过外交包裹送达的来信很少，令毛姆愈发思乡，他给艾迪·诺布鲁克写道：“我很想了解英国的消息 [634] ，但得到的却很少。不知你能否抽出半个小时，把近期的小道消息给我讲讲呢？不知何日我们才能重新过上安定的正常生活，每天早晨读厚厚的、平和的《泰晤士报》，喝着粥，吃着果酱。”但是，杰拉德·哈克斯顿的消息才是毛姆最想知道的；从自己去俄国以来，他就没听到杰拉德的任何事情。他只知道杰拉德之前坐船去南非了，但几周时间过去，一点音讯都没有，他不仅开始做最坏的打算：船遇难了，杰拉德死了。其实，杰拉德当时还在海上。1917年10月27日，他乘坐的日本运输舰“常陆丸”号在马尔代夫附近被臭名昭著的德国袭击舰“狼”号俘获。所有乘客和大部分船员被带下船，“常陆丸”号则被凿毁沉没。之后五个月里，“狼”号带着两百名战俘先向南绕过好望角，然后向北行驶，横穿南大西洋，沿途攻击了另外四艘船，于1918年2月的最后一周返回母港基尔。杰拉德从基尔被送到德国北部的居斯特罗战俘营，直到同年11月停战。
同时，身在彼得格勒的毛姆也在努力寻找合适的休闲社交活动。欧罗巴酒店里到处是协约国间谍，聚会频繁，特别是艾米琳·潘科赫斯特来了之后。潘科赫斯特是英国人，主张赋予女性投票权，每天下午都欢迎任何人来自己的客房，用便携煤油炉给客人煮茶喝。基本物资愈发紧张——一个苹果卖2.5美元，面包的主要原料成了橡子和稻草——人人饥肠辘辘，着魔似的谈着食物，谈着烤牛肉、烤羊肉、加糖和奶油的真咖啡。尽管如此，用沃斯卡的话说，“我们这些欧罗巴酒店里的人 [635] ……还是不时寻欢作乐，把革命抛在脑后……［我们］学会了俄国人的态度——Nitchevo！［无所谓！］，然后像当地人一样淡然处之”。
毛姆想要扩展社交圈，于是写信给诺布鲁克说：“我知道你朋友遍天下 [636] ，要是你在这边有朋友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打个招呼，我想给他们写写信。”城里到处是外国游客、外交官、观察家、记者和商人，包括不少美国人；其中有一位美国银行家，来俄国洽谈一笔对克伦斯基政府的贷款。此人聒噪，洋洋自得，天真幼稚，却有其独特的可爱之处。毛姆喜欢跟他相处，所以当他后来在街头被射杀时，毛姆非常难过，后来在短篇小说《哈灵顿先生的送洗衣物》（收录于《英国特工阿申登》）中记述了此事。另外，一对迷人的美国新婚夫妇也目睹了革命：约翰·里德与路易斯·布莱恩特；两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 里德后来写下了记述十月革命的经典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他曾在墨西哥与反政府军领袖潘乔·维拉相处过一段时间，还写过几篇文章，引起了毛姆的注意。毛姆希望深入了解这对夫妇，于是请他们共进午餐，不仅向里德问起他在墨西哥的经历，还想知道出身富裕中产阶级的他为何会投身激进思想。毛姆看了看四周，然后神神秘秘地凑到路易斯耳边说：“你不会跟别人讲自己和英国特工吃过饭吧 [637] ？”她当时觉得荒谬极了，便哈哈大笑起来。她后来评论道：“就算他说自己是教宗特使，我也不会觉得更搞笑。”
小说家休·沃波尔是毛姆本国的熟人。他被认定不适合服兵役，最初来俄国是为红十字会工作，现在是一家规模不大、牌子却很大的情报机构“英俄宣传署”的负责人。该机构的用处和效率都比较有限，却受到英国大使馆倚重；根据亚瑟·兰森的说法，“它办了几场招待会 [638] ，最后沦为笑柄”。毛姆与沃波尔相识是在1911年的伦敦，现在都乐意重续友情。沃波尔写二流作品的水平很高，惊人地高产。他的志向特别大，不顾一切地希望得到大人物的认同，一心想留下文豪的美名。他推销起自己来简直不知廉耻，给著名作家写肉麻的吹捧信，每次都要请对方和自己见面，好让他继续当面拍马屁。作品受到负面评价时，他总会对书评人千恩万谢，感谢对方有益的评论。他不仅自大虚荣，而且脸皮特别薄，敏感到令人尴尬的程度，许多人觉得他太追求获得别人的喜爱了，不免令人厌烦。不过，沃波尔并非恶人：他友善而热情，除了对自己的作品以外，他算是一位有眼力的评论家。结交鼎鼎大名的萨默塞特·毛姆自然让他激动不已，他在日记里欢欣鼓舞地记下了两人见面的情形。10月27日，“与威利·毛姆共进午餐。开心。他特别迷人”。几天后，两人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沃波尔写道：“今晚和威利·毛姆在一起 [639] ，他和过去一样可爱——有趣，聪明，特别和善。”
毛姆同样喜欢与他会面。沃波尔阅读量丰富，与毛姆基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两人又有不少共同的友人，因此，与他交流是挺不错的事。一个额外的好处是沃波尔强烈的同性恋倾向：休面颊粉红，戴着眼镜，性生活活跃。他洋洋得意地说：“我好色，但色心若得满足，我便是虔诚而纯洁的 [640] 。”他不断地坠入爱河，在同性恋圈子里以“唯一将亨利·詹姆斯拐上床的男人”闻名（据说，那位大作家当时穿着睡衣，一边从床上蹿起来，一边大喊：“不，这不可能，不可能！”）；毛姆很喜欢这段轶事，吃饭的时候经常跟别人讲。实际上，休的种种表现都让毛姆喜欢，虽然并不是沃波尔自己设想的那种喜欢。当沃波尔眉飞色舞，谈天说地，吹嘘着自己忙碌的感情经历中的高低起伏时，他的同伴总是全神贯注地听着，这让他深感荣幸。不过，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的沃波尔却没有意识到对方正在多么密切地观察着他。他知道自己给对方留下了印象，却从没想到是滑稽的印象。看着他圆鼓鼓的腮帮子、凸出的眼球、激动时发出浓重鼻音的小嘴，毛姆不禁想到了荷兰猪。后来，毛姆将沃波尔以负面形象写进了小说里；不过，两人当时的关系是和谐的，休与新朋友在一起感到很快乐。
毛姆对政局变幻的观察令沃波尔很感兴趣。“他看俄国就像我们看戏一样 [641] ，先是寻找主题，然后努力去观察伟大的艺术家要如何将它展开。”他写道。但是，这出戏马上就要落幕了。到了10月中旬，所有人都明白布尔什维克即将掌权。怀斯曼意识到毛姆是一位出名的“反动帝国主义特务 [642] ”，于是决定将他召回。克伦斯基得知毛姆马上要离开时，便把他叫到冬宫，请他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带一个口信；不许他写下来，只能用脑子记。主旨是敦请英国对德议和，但不许德国割地，也不给它赔款，换句话说，开出德国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克伦斯基相信，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稳住兵变的军队，使其留在战场。“我必须让俄国士兵知道他们打仗是为了什么 [643] ，”他说，“我们没有皮靴、过冬衣物和食物……我不知道要如何坚持下去。当然，我对人民不会这样说。我一直在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继续作战。但是，除非我能拿出些东西给军队，否则继续作战是不可能的。”此外，口信还有两条，一条是惯常的索要枪炮弹药，另一条是撤换乔治·布坎南爵士，理由是“现任大使对新形势似无同情”。 [¶¶¶¶] 见完克伦斯基，毛姆马上给伦敦发送密电，很快收到回复，内容是：为彻底保密起见，一艘驱逐舰将被派往挪威的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接他回国。
当晚，即1917年10月22日，毛姆从芬兰车站乘火车离开彼得格勒，踏上归国之路的第一程。当时，他已是归心似箭：克伦斯基这边前景黯淡——毛姆动身两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就爆发了，在这“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克伦斯基被赶下了台——毛姆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他得了严重的肺炎，发烧乏力，而且由于食物短缺日甚一日，他开始营养不良：抵达克里斯蒂安尼亚后，他要在这里等一天，期间买了整整一磅重的巧克力，先在店里面吃，到街上还接着吃。接他的驱逐舰顶着恶劣的海况，绕了一个大圈，在苏格兰北部靠岸。11月17日，毛姆抵达伦敦后马上给唐宁街10号打了个电话，与首相次日约见。劳合·乔治显得特别友好，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位大作家的剧作，与他见面很高兴。乔治先谈了一会儿毛姆的戏，接着就进入战况与时局。毛姆开始形成一种印象：首相敏锐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只是不想让他说出口。毛姆最后逼得没办法，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虽然克伦斯基不许，但他还是写了下来——塞给劳合·乔治，对方扫了一眼就递了回来，说道：“我做不到 [644] 。”毛姆问：“我怎么跟克伦斯基说呢？”首相重复了一遍：“就说我做不到。”接着，他起身解释说内阁要开会，走了出去。
回到酒店客房，毛姆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当务之急是健康问题。他通过圣托马斯医院联系上一位知名肺病专家，专家确认他得了肺结核，要求他马上去疗养院。11月20日，还没等他有机会遵循医嘱，他就被叫去作报告了。报告会的地点是《泰晤士报》主编室，由司法大臣鲁弗斯·伊萨克主持，与会人员包括：英国军事情报机关首长乔治·麦克唐纳少将爵士、负责与大国联络的威尔逊总统秘书戈登·奥金克洛斯、E. M. 豪斯上校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威廉·怀斯曼；其中，怀斯曼的在场让毛姆感到了惊讶。毛姆害怕自己会犯口吃，便把报告交给怀斯曼，请他帮自己宣读。报告没有引发多少评论，原因正如外交部代表埃里克·杜伦蒙德爵士在自己的报告副本上的一条笔记所说，“我恐怕［此物］只有历史意义了 [645] ”。毛姆因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而郁闷，回顾往事，他将俄国之行称为“彻底的失败 [646] ”，他写道：“在我看来，假如早派我去六个月时间，成功的希望是不小的。”然而，上级很欣赏他的表现，愿意派给他新的任务。怀斯曼提议，由毛姆负责联络伦敦和巴黎两地的波兰团体。不过，布加勒斯特有一件更紧迫的任务等着他。这项任务的性质和之前一样，只不过支持的对象从孟什维克换成了哥萨克，同时要鼓动罗马尼亚坚持作战。
与之前一样，毛姆因为受到邀请而深感荣幸，觉得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机会。他动心了。与此同时，他又知道自己不适合出行。
［我觉得］由于我的身体可能会垮掉 [647] ，所以，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说明自己身患肺结核，医生要求我去疗养的情况，但如果找不到其他信得过的人选，我很愿意接受这项使命。鲁弗斯·伊萨克笑了笑，“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好强求，”他说，“安心疗养吧，希望你尽快好起来。”
于是，毛姆听从专家的建议，前往苏格兰北部的一处疗养院。他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痊愈；毫无疑问，他开始治疗的时间恰好及时。尽管如此，他对回绝罗马尼亚使命一事还是有些后悔：“我知道……我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我应该冒一冒险的，即便我派不上太大用场，但冒险本身就很有意义。”
[*] 原注：举一例。维米岭会战之后流传出一首打油诗：拜恩侯爵沉思在浴缸，/啊！维米岭回忆现眼前。/青年才俊真可爱，/我说的是，格拉迪斯·库珀——/我的老天爷，真是只差一点点！
[†] 英格兰与威尔士中央刑事法庭的俗称，得名于所在的街道。
[‡] 原注：韦尔康本来也可以拿戈登·塞尔福里奇做文章，不过，塞尔福里奇结婚了，还有四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塞尔福里奇和韦尔康同属一个共济会会所。
[§] 原文为法语。
[¶] 原注：战后，沃默尔以玛琳·黛德丽主演电影《蓝天使》的编剧，以及与马克斯·莱因哈特合写话剧《奇迹》闻名。
[**] 译文引自《英国特工阿申登：毛姆短篇小说全集3》，陈以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本书涉及《英国特工阿申登》中篇目的引文，均引自该译本，后不再注。
[††] 此段译文引自《没毛的墨西哥人》，收录于《英国特工阿申登：毛姆短篇小说全集3》。
[‡‡] 译文引自《金小姐》，收录于《英国特工阿申登：毛姆短篇小说全集3》。
[§§] 原注：关于这段时期的事情，毛姆在《回顾》中写道：“当时离婚书还没有生效，就算我想娶她也做不到。”不过，离婚书其实已经生效了，他可以娶她。
[¶¶] Pareo，一种围在腰间的彩色棉布，流行于南太平洋地区。
[***] 原注：书名来自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的一句话：在人生中，巨大的幸福与极度的苦难之间只差一片树叶的颤动。
[†††] 译文引自《瑞德》，收录于《绅士肖像：毛姆短篇小说全集4》，陈以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本书涉及《绅士肖像》中篇目的引文，均引自该译本，后不再注。
[‡‡‡] Red，即“红色”。
[§§§] 原注：毛姆一贯对改名不上心，《汤普森小姐》的女主人公同样沿用了现实原型的名字。
[¶¶¶] 译文引自《雨》，收录于《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毛姆短篇小说全集1》，陈以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本书涉及《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篇目的引文，均引自该译本，后不再注。
[****] 原注：罗杰斯和哈默斯坦因主演的现象级电影《南太平洋》就是改编自米切纳的《南太平洋传说》。
[††††] 原注：《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的情节后来扩充改写为长篇小说《刀锋》。
[‡‡‡‡] 原注：萨文科夫曾（匿名）出现于毛姆1944年的小说《刀锋》。叙述人写道，自己正在“一间整洁的彼得格勒酒吧喝俄式茶水，这时，一名轻声细语，身穿黑大衣和条纹裤的小个子男人跟我讲了他暗杀大公的经历”。
[§§§§] 原注：1981年戴安·基顿和沃伦·比蒂主演的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就是以两人的经历为蓝本。
[¶¶¶¶] 原注：1962年，时年八十一岁、居于纽约的克伦斯基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不记得与毛姆有过商谈，只记得两人在一次短暂的官方接待活动见过面。考虑到他当时年事已高，1917年又是他压力很大的一年，求见他的人五花八门，再加上颜面丧尽的败局，克伦斯基记不得也正常。不过，现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怀斯曼档案证实了毛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