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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两个起源。第一，源于我的恩师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请我为他1968年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撰写新序。 [1] 亨廷顿的著作代表了从宏观角度论述政治发展的新努力之一，也是我在教学中经常要求学生阅读的。它在比较政治学方面建立了甚多重要见解，包括政治衰败的理论、威权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政治发展是有别于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象等。
我在写新序时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尽管很有启发，但确实需要认真的更新。它的成书时间距离非殖民浪潮席卷二战后的世界仅十年左右。它的很多结论反映了那一时期政变和内战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但自该书出版以来已发生很多重大变化，像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政治秩序在很多地方尚未到位，但在不少发展中地区却取得成功。返回该书的主题，将之用于今日世界，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在思考如何修订亨廷顿思想时又突然省悟到，若要详细解说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的起源，还有很多基本工作要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作理所当然。其时，国家、政党、法律、军事组织等制度（institutions， 参见本书第29章“制度[机构]”一节的编者按，本书第406页 ）均已存在。它所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解释这些现代化制度在其发源地是如何成形的。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想弄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帮助它们成形的意外和偶然。
我对制度起源的关心又与第二份担忧紧密吻合，即现实世界中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失败的问题。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就政府濒临崩溃或不稳的国家，我一直在研究其国家和民族构建的难题。与此有关的更早努力，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 [2] 美国和广大的国际捐赠社区，大力投入世界各地的国家建设项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海地、东帝汶、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我本人也跟世界银行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接洽，观察包括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尼巴布亚省、所罗门群岛在内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国家建设问题。它们在建造现代国家方面遇到重大困难。
譬如，如何将现代制度植入美拉尼西亚社会，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该社会以人类学家所谓的分支世系制（segmentary lineage）组成部落，而分支世系是指共享同一祖先的群体，其中的亲戚人数少至几十，多至数千。这些群体在本地被称为一语部落（wantok），它是英文词语“一种话语”的洋泾浜变种，即操同一语言的人群。存在于美拉尼西亚的社会分裂颇不寻常，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超过九百种互不通用的语言，几乎占世界现存语种的六分之一。所罗门群岛的人口仅50万，却有超过七十种的独特语言。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多数居民，从没离开过出生地的小峡谷，他们生活在一语部落内，与邻近的其他一语部落互相竞争。
美拉尼西亚
一语部落接受头人（Big Man）的指挥，但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头人，也不能将之传给儿子。更确切地说，必须在每一代赢得该职。它不一定落在体力强壮者的头上，通常给赢得社区信任的人——以分配猪肉、贝壳货币和其他资源的能力为基础。在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中，头人必须时时小心，因为权力觊觎者可能就躲在背后。如果没有可供派分的资源，他就会失去其领袖地位。 [3]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准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英国也承认所罗门群岛独立。它们都建立现代“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式政府，公民定期参加多党派的选举，以选出议会成员。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政治选择离不开中立偏左的工党和保守党（澳大利亚的自由党和英国的托利党）。总的来说，选民根据意识形态和政策来决定取向（譬如，他们要更多的政府保护，还是要更多的市场取向）。
但这种政治制度被植入美拉尼西亚后，结果却一片混乱。原因在于，美拉尼西亚多数选民投票不看政治纲领。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支持自己的头人和一语部落。如果头人（偶尔是女头人）被选入议会，这位新议会成员将尽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将政府资源搬回自己的一语部落，向自己的拥护者提供学校费用、埋葬开支、建筑工程等。尽管有全国政府和主权象征，如国旗和军队，美拉尼西亚的居民中没几个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国家，或属于自己一语部落之外的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议会中，没有凝聚的政党，只有大批单枪匹马的领袖，将尽可能多的猪肉带回自己狭小的拥护者团体。 [4]
美拉尼西亚社会的部落制度限制了经济发展，因为它阻止现代产权涌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属于所谓的惯例（customary）土地所有制。根据惯例的规则，财产是私有的，由亲戚团体以非正式形式（就是说没有法律文件）一起拥有。他们对土地享有单独和集体的权利，地产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还在精神上，因为死去的亲戚都葬于一语部落的土地，其魂魄仍在徘徊。一语部落中的任何人，包括头人，都无权将土地卖与外人。
[5]
寻觅地产的开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必须与数百人谈判，有时甚至是数千人。此外，根据传统规则，土地产权不受时效法律的限制。
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美拉尼西亚政治家的行为看来像政治腐败。但从传统部落社会的角度看，头人只是在履行头人历来的职责，那就是向亲戚分发资源。只是现在，他们不但拥有猪肉和贝壳货币，而且享有开矿和伐木权利的收入。
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起飞，几小时就可抵达澳大利亚的凯恩斯（Cairns）或布里斯班（Brisbane）。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航程跨越了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在思考美拉尼西亚的政治发展时，我开始考虑：社会如何从部落层次过渡到国家层次，现代产权如何从惯例产权中脱颖而出，倚靠第三方执法的正规法律制度如何问世。美拉尼西亚社会从没见过正规的法律制度。如果想得更远，认为现代社会已远远超越美拉尼西亚，依我看来可能只是夜郎自大，因为头人——将资源派分给亲戚和拥护者的政治家——在当代世界依然到处可见，包括美国国会。如果政治发展的涵义就是脱离家族关系和人格政治，那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这些行为仍在多处幸存，为何看似现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头路。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找不到有关答案，这段历史需要认真的梳理，以重温亨廷顿的主题。
因此就有了现在这本书，考量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败的过程。这是两卷中的第1卷，涵盖从前人类时期到美法革命前夕的政治发展。本书与过去有关——事实上，它并不始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而是人类的灵长目祖先。它的前四个部分讲述人类史前史、国家起源、法治、负责制政府。第2卷会一直讲到今天，特别关注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化时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然后再解说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
阅读本卷时需要预先掂量第2卷的内容。我在本卷最后一章中讲得很清楚，现代世界的政治发展所遇到的条件，与18世纪晚期之前的截然不同。工业革命发轫后，人类社会退出了直到那时一直所身历的马尔萨斯式处境（Malthusian conditions），一种新动力被注入社会变化的进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后果。本卷读者可能觉得，这里叙述的漫长历史进程意味着，社会会受困于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动力多样的环境下。
本书涵盖众多社会和历史时期；我也使用自己专长之外的资料，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等。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研究，我不得不几乎全然依靠二手资料。尽管我尝试让这些资料承受尽可能严密的专家过滤，但我仍可能犯了事实和解释方面的错误。对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专家来说，本书很多单独章节是不够格的。但我认为，以比较方式作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考量，本身似乎就是一种美德。若全神贯注于特定题材，往往会看不清政治发展的大模式。
[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弗朗西斯·福山的新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和世界秩序》（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有关重新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 Karl Polanyi，《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The Economy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载Polanyi和 C.W. Arensberg编，《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
[4] R. J. May，《混乱的民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动荡和制度改革》（ Disorderly Democracy: 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Papua New Guinea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拉尼西亚国家、社会、治理研讨会论文2003/3，2003年）；Hank Nelson，《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奢侈的例外不再是例外时》（ Papua New Guinea: When the Extravagant Exception Is No Longer the Exception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3年）；Benjamin Reilly，《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工程和政党政治》（Political Engineering and Party Politics in Papua New Guinea），《政党政治》（ Party Politics ）第8卷，第6期（2002年）：701—718页。
[5] 有关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利弊，参见Tim Curtin，Hartmut Holzknecht和Peter Larmourde，《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地注册：竞争的角度》（ Land Registration in Papua New Guine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堪培拉：美拉尼西亚国家、社会、治理研讨会论文2003/1，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