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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关系和产权发展；部落社会中正义的性质；部落社会作为军事组织；部落组织的优缺点
法国大革命以来，分隔左右两派的最大争议之一就是私人财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将不公平的起源追溯到圈地标为己产的首位男人。卡尔·马克思把废除私有财产定为政治目标，受他激励的所有共产党政权，所采取的最早施政之一就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不单是土地。相比之下，美国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论》第10篇中坚持，政府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保护个人不均平的致富能力。
现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将私人产权视作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用道格拉斯·诺斯的话，“增长根本不会发生，除非现存经济组织是高效的”，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制度和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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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里根—撒切尔的革命。自那以后，市场导向的政策制定者，其当务之急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虽然遭到左派的激烈反对。
共产主义的经验，大大提升了现代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基于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剥削兴起之前，曾存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意图恢复的理想国。摩尔根描述的惯例财产（customary property），由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前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则强迫数百万无亲无故的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集体化打破努力和报酬之间的关联，摧毁对工作的奖励，在俄罗斯和中国造成大规模饥荒，严重降低农业生产力。在前苏联，仍在私人手中的4%土地，却提供将近四分之一的农业总产量。1978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在改革家邓小平的领导下获得解散，农业产量仅在四年间就翻了一番。
私人财产重要性的争论，大都牵涉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传统英国村庄，其放牧地由村庄居民集体所拥有，共同使用。但其资源是可耗尽的，常因使用过度而荒芜。将共有财产转为私人财产是避免荒芜的对策。业主甘心投资于维护，在持续基础上开发资源。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著名文章认为，众多全球性的资源，如洁净空气和渔场等，都会遇上公地悲剧；如无私人产权或严格管理，将因过度消耗而变得一无用处。 [2]
现代有关产权的非历史性讨论中，人们往往觉得，因为缺乏现代私人产权，人类一直面对公地悲剧。集体所有与有效使用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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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权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上的理性行为，人们讨价还价来分割共有财产，就像霍布斯的“利维坦”从自然状态中脱颖而出。如此解释会遇上两个疑问。第一，现代产权出现之前，曾存在各种各样的共有财产，虽未能像现代产权那样鼓励高效地使用，但也没导致类似的公地悲剧。第二，找不到很多案例来证明，现代产权始于和平自发的讨价还价。共有财产让位于现代产权，其过程是狂暴的，武力和欺骗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宗教和社会的。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强迫性集体化，试图逆转时光，进入想象的、从未存在的理想国。它们让无亲戚关系的人合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
把希腊和罗马人的家庭牵连到具体地产的有两样东西：屋内供圣火的家灶（hearth）和附近的祖坟。渴望得到地产，不仅是为了它的生产潜力，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不可移动的家灶。地产必须是私人的，只有如此，陌生人或国家才无法侵犯祖先的安息地。另一方面，早期私人财产缺乏现代产权的重要特征，通常只是使用权（usufructuary），不能出售，也不得改造。 [4] 其主人不是单独的业主，而是现存和死去亲戚的整个社团。财产就像一种信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很多现代社会也有类似安排。20世纪初，一名尼日利亚酋长说，“我想，地产属于一个大家庭，其成员中，很多已死，少数还活着，还有无数尚未出生的”。 [5] 地产和亲戚关系由此而紧密相连。它使你有能力照顾前世和后世的亲人，并通过与你休戚相关的祖先和后裔来照顾你本人。
沦为殖民地前的部分非洲，其亲戚团体受土地的束缚，因为他们祖先葬在那里，就像希腊和罗马人。
西非的长期定居点则有不同形式的宗教运作。首批定居者的后裔，被指定为土地祭司来维持土地庙，并主持有关土地使用的各式礼仪。新移民不是通过买卖，而是通过加入当地礼仪社团，以取得土地使用权。社团把种植、狩猎、捕鱼权，当作社团会员的特权，但不是永久的。
部落社会中，财产有时由部落集体拥有。历史人类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如此描绘凯尔特部落（Celtic），“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依亲戚关系而聚居（父系家族）。他们集体拥有土地，其地界往往与村庄边界不同，像蜘蛛网分布在不同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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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拥有并不表示集体耕耘，像20世纪苏联或中国的集体农庄，个别家庭经常分到自己的耕地。其他情况下，个人可以拥有地产，但受严重限制，因为他有对亲戚的义务——活的、死的，还有未出生的。
你的土地挨着你表亲的，收获时互相合作，很难想象将你的土地卖给陌生人。如你死而无后，你的土地归还给亲戚团体，部落经常有权再分配地产。根据维诺格拉多夫，在印度的边界地区，战胜的部落在大块土地上定居下来，但没把土地划分给亲戚。有时或定期的重新分配，证明部落对土地的有效统治。
现代的美拉尼西亚，仍有亲戚团体的共有财产。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财产。采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想买地产，必须应付整个一语部落。
任何交易，部落中每个人都享有潜在的否决权，而且不受时效法律限制。因此，某亲戚团体决定将土地卖给公司；十年后，另一团体会站出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只在数代前被人偷走了。
还有很多人，不愿在任何情况下出卖土地，因为祖先的神灵仍在那里居住。
亲戚团体中的个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不能将之出售。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忽略或不负责任。部落社会中的产权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或法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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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拥有的财产是否得到很好照顾，与部落内部的聚合力有关，与部落所有权无关。哈丁叙述的共有财产灾难，在英国历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灾难，尚不清楚。因议会圈地运动（Parliamentary Enclosure Movement）而告终的敞田制（open-field），并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和19世纪的富裕地主，怀有强烈动机，把农民赶出共有地产。起初，敞田制与亲戚关系有关，以邻里耕耘者的团结为前提
，通常没有使用过度和浪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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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也是由于英国乡村中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世界上其他运作良好的部落社会里，很难找到公地悲剧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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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问题，肯定没有骚扰美拉尼西亚。
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从事畜牧而非农业，其规则略有不同。他们不把祖先埋入需永久保护的坟墓，乃因追随牛群而要跋涉宽广地域。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排他的，只是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腊和罗马家庭的土地。
权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他的共有安排，这并不表示牧场一定会遭到过度开发。肯尼亚的图尔卡纳人（Turkana）和马赛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都发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场但拒绝外人的制度。
西方人没能理解共有财产的性质，以及它与亲戚团体的难解难分，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欧洲殖民官员相信，缺乏现代产权，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产权是独立且可转让的，并获法律制度的确认。很多人相信，如听任自由，非洲人将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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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也有私心，或为天然资源，或为商业农场，或代表欧洲移民。他们想获得地契，便假设酋长“拥有”部落土地，宛如欧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签约转让。
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请酋长做代理人，不仅为了土地，还把他招为殖民政府的一员。非洲的部落社会中，传统领袖的权力曾受到复杂亲戚制度的有效制衡。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欧洲人欲建立现代产权，故意让一帮贪婪的非洲头人攫取权力，以非传统的方式欺负自己部落的伙伴，从而助长了独立后世袭政府的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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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社会只有软弱的中央权威——头人或酋长，因此，其强制他人的能力远远低于国家。他们没有现代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方执法。维诺格拉多夫指出，部落社会中的正义，有点像现代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各式各样的主权决策者，有时互相谈判，有时全靠自助。
埃文斯—普理查德如此解说努尔人的正义：
血亲复仇是部落社会的规则，发生于违反法律之后，以获补偿。事实上，对血亲复仇的恐惧是部落中最重要的合法惩罚，也是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主要保障……个人觉得受了损害，但投诉无门，无法得到赔偿。所以，他便向损害自己的人提出决斗，这一挑战必须获得接受。
显而易见，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此提到的“法律”和“合法惩罚”都是泛指的，因为国家层次的法律与部落社会的正义很少存在关联。
然而，如何实施血亲复仇，又有一套规则。遇害努尔人的亲戚，可以追缉作案者和作案者的男性近亲，但不能碰作案者母亲的兄弟、父亲的姐妹、母亲的姐妹，因为他们不是作案者的宗族成员。豹皮酋长会在中间调解，其住房又供作案者寻求避难和遵循礼仪，以净化自己沾上的遇害者的血。有关各方也需遵守精心的礼仪，以防冲突的扩大。例如，将伤害对方的矛送到受害者的村庄，以获魔法处理，从而避免伤口变得致命。豹皮酋长作为中立人士，享受一定的权威。他与被告村庄的其他长者一起，倾听对方的申述，但没权执行判决，就像无法执行现代国家之间判决的联合国仲裁人。仍以国际关系为例，实力是至关重要的，弱小的宗族很难从强大的宗族获得赔偿。
讨回公道的程度，则取决于争执双方出于自利的斟酌。大家都不愿看到，血亲复仇逐步升级，造成更多伤害。
实际上，所有部落社会都有寻求正义的相似规则：亲戚们有义务为受害者寻求报仇和赔偿；无约束力的仲裁制度，以帮助争端的和平解决；与各种犯罪相对称的赔偿表，北欧日耳曼部落将之称为赔偿金（wergeld）。《贝奥武夫》（ Beowulf ）传奇，就是一篇亲戚为遇害者寻求报仇或赔偿的英雄叙事长诗。不同的部落社会，自有不同的仲裁制度。太平洋海岸克拉马斯河（Klamath）的印第安社会中，“尤罗克（Yurok）人如想提出诉求，就要雇用二、三或四名越界者（crosser）。他们是来自其他社团的非亲人士，被告也要雇用自己的越界者。这群人合在一起充当中间人，确定诉求和反驳，并收集证据。听过所有证据之后，越界者会作出赔偿裁决”。 [12] 像努尔人的豹皮酋长，越界者无权执行自己的判决，如当事人拒绝接受裁决，只能付诸排斥的威胁。部落男性同居于“流汗屋”（sweathouse）的事实，使之较为有效。被告核算，如自己将来受到委屈，也需要流汗屋伙伴的支持。因此，付出赔偿是得到鼓励的。 [13]
同样，自6世纪克洛维一世（Clovis）时代以来，萨利族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在日耳曼各部落中胜出，他们的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也建立正义规则：“萨利族法兰克部落成员，如向邻居提出诉求，在传召对方时一定要遵循精确的程序。他必须前往对方居处，在其他目击者面前宣布自己的诉求，并定下对方出席司法聚会的日期。如被告不来，他必须数次重复如此的传召。”维诺格拉多夫总结说：“我们清楚看到部落社会司法的固有弱点：其法律裁决的执行，通常不靠最高权威，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诉讼者和其朋友的手中。所以只能说，这是部落社会在司法上批准和认可的自助。”
第三方强制执行司法裁决，还必须等待国家的出现。但部落社会确实开发了愈益复杂的制度，以便在民事和刑事纠纷中提供妥当的裁决。部落法律通常不是书面的，但为了引用前例和建立赔偿额，仍需要监护人。斯堪的纳维亚发明了雷格曼一职（laghman），他是民选的法律专家，专门在审讯时发表有关法律规则的演讲。
民众聚会起源于部落纠纷的判决。《伊利亚特》（
Iliad
）有关阿喀琉斯护盾（shield of Achilles）的章节，就描述一场涉及被杀男子价格的争论，在市场的大庭广众面前发生，再由部落长者读出最后的裁决。讲个更具体的案例，执行萨利克法律的是条顿制度（Teutonic），称作百户法庭，由当地村民组成，即现代模拟法庭（moot court）的源头。百户法庭在露天开会，其法官都是住在本地的自由民。百户法庭的主席（Thingman）是推选的，他主持实际上的仲裁法庭。亨利·梅因认为，“其主要功能是让热血有时间冷却，防止人们自行寻求赔偿，把争执接管过来，并协调赔偿的方法。如有不服从法庭的，最早的惩罚可能是逐入另册。不愿遵守其判决的人，将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被杀，其亲戚们迫于舆论压力，将不得参与本属职责和权利的复仇”。
梅因指出，英国国王也派代表出席类似的法庭，最初是为了分享罚款。随着国家的出现，英国国王逐渐坚持自己的裁决权和更重要的执法权（参看第17章）。百户法庭和主席一职，作为司法制度早已消失，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却得以保存。我们将看到，它最终成为现代民主代议制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我还没从理论上解说，人类为什么自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社会。我只提及，它与历史上出现农业后生产力大大提高有关。农业使人口的高度密集成为可能，并间接创造了对大型社会和私人财产的需求。如我们所见，私人财产与复杂的亲戚组织，紧密纠结，盘根错节。
人类过渡到部落社会的另一原因是战争。定居的农业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群体变成近邻。他们生产的粮食，远远超过生存所必需，因此有更多的动产和不动产需要保护，或可供偷窃。部落社会的规模，远远超过族团层次，在人口数量上可压倒后者。它还有其他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努尔人身上看到，部落社会遇上紧急状况可迅速扩展，不同层次的分支能组成各式联盟。恺撒在介绍他所战胜的高卢人（Gauls）时指出，一俟战争爆发，其部落便选出联盟的共同领袖，开始对他手下行使生死权。
基于此，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把分支式宗族描述成“掠夺性的扩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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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猿祖先和人类的连贯性似乎是暴力倾向。霍布斯有个著名断言：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卢梭则不同，明确表示霍布斯弄错了。他认为，原始人是温和隔绝的，只是在社会使人腐化的较晚阶段才出现暴力。霍布斯比较接近事实，但要有重大调整，即暴力应发生于社会群体中，而不是隔离的个人之间。人类高度成熟的社交技术和合作能力，与黑猩猩和人类社会中常见的暴力并不矛盾。说得确切些，前者还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表示暴力是一项社交活动，参与者是成群结队的雄性，有时还有雌性。黑猩猩或人类都面对同类的暴力威胁，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孤独者容易受到相邻领土的打劫帮派的攻击，与伙伴携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对很多人来说，人性中的暴力倾向是很难接受的。众多人类学家像卢梭一样，坚信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还有很多人情愿相信，早期社会懂得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两种观点。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以详尽的考古记录显示，史前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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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利还指出，根据跨文化的调查，每五年中，70%到90%的初期社会——族团、部落、酋邦的层次——参与战争。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经历低水平的突袭或暴力，通常是由于环境提供了屏障阻止邻人来犯。
狩猎采集者的残余群体，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和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凶杀率是美国的四倍。
就黑猩猩和人类而言，狩猎似乎是战争的源泉。
黑猩猩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追捕猴子，再以同样技术追捕其他黑猩猩。人类也是如此，只不过人类的猎物更大、更危险，所以要求更高度的社会合作和更精良的武器。将狩猎技术用于杀人是司空见惯的，我们有历史记录。例如，蒙古人的骑术和马背上打猎，正好用来对付敌人。人类完善了追猎大动物的技术，以致考古学家往往把某处巨大动物群的绝迹，定在人类迁移至该地的时期。乳齿象、剑齿虎、巨型鸸鹋、大树懒——这些大动物，似乎都被组织良好的原始猎人斩尽杀绝了。
随着部落社会的出现，我们看到武士阶层的兴起，还看到人类最基本最持久的政治组织，即领袖和他的武装侍从。后续的历史中，这种组织实际上无孔不入，至今依然安在，如军阀和手下、民兵队、贩毒卡特尔、社区帮派。他们掌握了武器和战争的专门技术，开始行使以前族团层次中所没有的强制权力。
部落社会中，致富显然是发动战争的动机。讲到10世纪末战胜俄罗斯的维京人精英时，历史学家杰罗姆·布鲁姆（Jerome Blum）说：
君主（维京人酋长）支持和保护他的侍从，以换取他们的服务。起初，他们与君主同住，像他的家庭成员。其赡养费，则靠斩获的战利品和部落上缴的保护费……弗拉基米尔王的侍从埋怨，因为没有银勺，他们必须用木勺进食。君主旋即命令，赶快安排银勺，并说“金银难买侍从，有了侍从，就能获得金银”。 [16]
20世纪90年代，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国沦为军阀混战，因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积极招募侍从。这次，他们凭借武装侍从争夺的不是银勺，而是血钻石。
但战争的爆发，不单单依靠致富的冲动。武士可能贪婪金银，但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勇敢，不是为了资源，而是为了荣誉。 [17] 为一个目标而甘冒生命危险，为获得其他武士的认可，这就是荣誉。请看塔西佗（Tacitus）在1世纪编写的日耳曼部落历史，这是有关欧洲人祖先的罕见的同代人观察：
侍从中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是酋长手下第一副将；酋长中也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拥有最多、最犀利的侍从。身边有大量精选青年的簇拥，这意味着等级和实力……到达战场时，酋长的膂力比不上他人的，侍从的膂力跟不上酋长的，那是丢脸；比酋长活得更久，得以离开战场的，那是终身的臭名和耻辱；保卫酋长，以壮举颂扬酋长，那是侍从忠诚的精髓。酋长为胜利而战，侍从为酋长而战。 [18]
即使从事农业或贸易的报酬更高，武士也不愿与农夫或商人交换地位，因为致富只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武士发现农夫生活可鄙，因为它不共担危险和团结：
如果出生地的社区长期享有和平和宁静，很多出身高贵的青年，宁可自愿寻求其时忙于战争的其他部落；休息于比赛无补，他们更容易在动乱中功成名就；再说，除了战争和暴力，你很难挽留优秀的侍从……说服他们向敌人挑战，以伤疤为荣，比让他们犁地以待丰收更为容易；凭流血可获的，你偏要通过辛苦劳作，这似乎有点窝囊和闲散。 [19]
塔西佗评论，战争之间的空闲期，年轻武士们懒散度日，因为从事任何民间工作只会降低他们的身份。这种武士道德被取代，一直要等到欧洲资产阶级兴起的17和18世纪。其时，以获利和经济计算为内涵的道德规范替代荣誉，成为杰出人士的标志。 [20]
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其原因之一，就是无法预知领袖与侍从之间的道德信任。他们的共同利益以经济为主，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掠夺。但单靠经济是不能把追随者与领袖捆绑在一起的。1991年和2003年，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作战时，它相信战场上失败将迅速导致其政府的倒台，因为他的重要部属会意识到，去掉侯赛因应是一件好事。但那些部属，由于家庭和私人的联系，加上害怕，结果却紧密团结，同舟共济。
长期互惠所建立的互相忠诚，是凝聚力的非经济原因。部落社会向亲戚关系注入宗教意义和神灵制裁。此外，民兵通常由尚未成家、没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身上荷尔蒙高涨，偏爱冒险生活，对他们而言，经济资源不是掠夺的唯一对象。我们不应低估，性和俘获女人在造就政治组织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通常用女人作为交换中介的分支式社会。这些社会相对狭小，由于缺少非亲女子，其成员往往通过对外侵略来遵循异族通婚的规则。蒙古帝国的创始者成吉思汗，据称如此宣称：“最大的快乐是……击败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的财富、看他们的亲人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把他们的妻女拥入怀中。” [21] 在实现最后一项抱负上，他是相当成功的。根据DNA的测试，亚洲很大一块地区，其现存的男性居民中约有8%是他的后裔，或属于他的血统。 [22]
部落社会中的酋长和侍从，不同于国家层次中的将军和军队，因为两者的领导性质和权威是截然不同的。在努尔人中，豹皮酋长基本上是一名仲裁人，没有指挥权，也不是世袭的。现代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所罗门群岛，其头人处于同等地位。根据传统，他是亲戚们选出的，也可能会以同样方式失去该职。塔西佗写道，日耳曼部落中，“他们国王的权力不是无限或任意的；他们的将军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榜样及他人由衷的赞美，站在队伍的前列来控制人民”。
其他部落则组织得更为松懈。“19世纪的科曼奇（Comanche）印第安人，甚至没有称作部落的政治组织，没有率领百姓的强悍酋长……科曼奇的人口，由大量组织松散的自治族团组成，没有应付战争的正式组织。战争头领只是战绩累累的杰出战士；如能说服他人，任何人都可动员一支战斗队伍；但其领导地位只在攻袭期间有效，还必须依赖他人的自愿。”
等到欧洲移民入侵北美，施加了军事压力，夏安人（Cheyenne）等的印第安部落才开始发展出持久和集中的指挥机构，如固定的部落会议。
疏松且分散的组织，对部落社会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们联网的组织，有时可以发起强大的攻击。配备以马匹，游牧民族的部落能奔赴远方，征服广袤的领土。阿尔莫哈德王朝就是一个案例，其柏柏尔部落在12世纪突然崛起，征服了北非全地和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斯。没人可与蒙古帝国媲美，他们来自亚洲内陆的大本营，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设法攻克了中亚、中东大部、俄罗斯、部分东欧、印度北部、整个中国。但其永久领导的缺席、分支式联盟的松散、继位规则的缺乏，注定了部落社会最终衰弱的命运。他们没有永久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能力，无法治理征服的领土，只好依赖当地定居社会提供的例行管理。几乎所有征战的部落社会——至少是没能迅速演进为国家层次的——都会在一代或两代以内四分五裂，因为兄弟、表亲、孙子都要争夺创始领袖的遗产。
国家层次的社会，在继承部落层次的社会后，其中的部落制并不消失。在中国、印度、中东、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国家制度只是重叠在部落制度上，两者长期共存，处于勉强的平衡。早期现代化理论的错误，一是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必须相互匹配，二是认为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过渡是干净和不可逆转的。世界上只有欧洲，自觉自愿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取代部落制，基督教发挥决定性作用，打破了以亲戚关系为凝聚基础的传统。多数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是欧洲人。他们假设，世界其他地区走上现代化，会经历与亲戚关系的类似告别，但他们错了。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从未能成功压抑亲戚关系的弄权。因此，其两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一直围绕在如何阻止亲戚关系重新渗透国家行政机构。在印度，亲戚关系与宗教互动，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迄今仍是定位印度社会的最好特征。从美拉尼西亚的一语部落、阿拉伯部落、台湾人宗族，到玻利维亚的“艾柳”（ayllu）村社，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现代世界众多社交生活的主要场所，并塑造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互动。
我以亲戚关系来定位部落制（tribalism），但部落社会也在进化。分支世系制的严格系谱，慢慢变成父母双传的部落，甚至是接受无亲戚关系成员的部落。如果我们采用更广泛的定义，部落不但包括分享共同祖先的亲戚，还包括因互惠和私人关系而绑在一起的保护人和依附者，那么，部落制便成了政治发展的常数。
例如在罗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描述的父系亲族，叫作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国初期，家族开始积累大量无亲戚关系的追随者，叫作依附者（clientes）。他们由自由民、佃户、家庭侍从所组成，到后来甚至包括愿意提供支持以换取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贫穷平民（plebeian）。从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罗马的政治离不开强悍领袖动员各自依附者来攫取国家机构，像恺撒、苏拉（Sulla）、庞培。富有的保护人，把他们的依附者编成私人军队。在考察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政治时，历史学家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很小心地指出，“如果抛开具体人物……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尔虞我诈、大公无私、高贵庄严，并不比一个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多多少。如果把罗马共和国看成是弗里多尼亚共和国（Freedonian Republic），将时间设在19世纪中期，将苏拉、庞培和恺撒想象成加西亚·洛佩兹、佩德罗·波德里拉和海梅·比列加斯，你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由依附者构成的派系、私人军队和对总统职位的武装争夺”。 [23]
宽泛意义中的部落制，仍是活生生的事实。例如，印度自1947年建国以来，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体，但印度政治家在议会竞选中，仍需依赖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严格讲，这些关系有时仍属部落的，因为部落制仍存在于印度较穷、较落后的地区。其他时候，政治支持以种姓制度或宗派主义为基础。但在每一件案例中，政治家与支持者的社会关系，与在亲戚团体中的一模一样。它仍建基于领袖和追随者的相互交换恩惠：领袖帮助促进团体利益，团体帮他获得竞选。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城市的赞助政治。其政治机器所依据的，仍是谁为谁搔了痒，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现代”动机。所以，以非人格化形式的政治关系取代“部落”政治的斗争，仍在21世纪继续。
[1] Douglass C. North和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编经济史》（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1—2页。
[2] Garrett Hardin，《公地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载《科学》第162期（1968年）：1243—1248页。另请参阅Richard Pipes，《财产和自由》（ Property and Freedom ）（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89页。
[3] 例如Yorani Barzel，《产权的经济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
[4]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 Land Law and Custom in the Colonies ），第2版（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8年），26页。
[5] 引自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Colonial Period on the Definition of Land Rights），载Victor Turner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年》第3卷：《变化中的侧面：非洲社会与殖民统治》（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 — 1960 . Vol.3: Profiles in Change: African Society and Colonial Rul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203页。
[6]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3年），327页。
[7] 产权的现代经济理论并不指定，如要制度有效，产权应属何种社会单位。根据一般假设，单位是个人，但家庭和公司也经常充作产权所有人。它们的成员，在有效使用共有资源上，被认作分享共同的利益。参见Jennifer Roback，《交换、主权和印英关系》（Exchange, Sovereignty, and Indian-Anglo Relation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 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 ）（马里兰州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 出版社，1991年）。
[8] Gregory Clark，《常识：共有财产权、效率与制度变革》（Commons Sense: Common Property Rights,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载《经济史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58卷，第1期（1998年）：73—102页。另请参阅Jerome Blum，《评论：英国议会圈地》（Review: English Parliamentary Enclosure），载《现代史杂志》（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第53卷，第3期（1981年）：477—504页。
[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引用很多资源合用的案例（即互不排斥，但仍有竞争）。尽管没有私人产权，社区仍能给予持续发展的管理。参见Elinor Ostrom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 Thomas J. Bassett和Donald E. Crummey，《非洲农业体系中的土地》（ Land in African Agrarian Systems ）（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3年），9—10页。
[11]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非洲抢夺中，欧洲强权在建立行政制度时因陋就简，利用本地领袖的网络来执行规定、征募劳役、收集人头税。参见Mahmood Mamdani，《公民和百姓：当代非洲和殖民主义晚期的遗产》（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
[12]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Customary Indian Law: Two Case Studie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 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 ），29—30页。
[13]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Customary Indian Law: Two Case Studie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 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 ），31页。
[14] Marshall D. Sahlins，《分支世系制：掠夺扩展的组织》（The Segmentary Lineage: 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载《美国人类学家》（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第63卷，第2期（1961年）：322—345页。
[15] 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
[16]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38—39页。
[17] 像罗伯特·贝茨那样的政治学家，以经济眼光看待政治，有时将武士列为“暴力专家”，好像其所作所为只是在从事一项经济职业，像鞋匠或房地产中介人。他们这样做掩饰了武士社会团结的非经济来源，不管是彼此之间，还是与领袖的。参见罗伯特·贝茨的《繁荣与暴力》（ Prosperity and Violence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
[18] 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 Agricola Germania Dialogus I ），翻译者 M. Hutt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3.3—4，14.1。
[19] 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 Agricola Germania Dialogus I ），翻译者 M. Hutt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4.2—3。
[20] 有关替代的思想历程，参见Albert O. Hirschman，《激情和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观点》（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
[21] James Chambers，《魔鬼的骑士：蒙古入侵欧洲》（ The Devil ’ s Horsemen: The Mongol Invasion of Europe ）（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79年），6页。
[22] Tatiana Zerjal等，《蒙古人的基因遗产》（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载《美国人类遗传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第72卷（2003年）：717—721页。
[23] S. E. Finer，《政府史》第1卷：《古代君主政体和帝国》（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Vol. I: Ancient Monarchies and Empires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440—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