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定年纪，比方说二十五岁，一个人在火车上被陌生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结婚了没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便是被问有几个孩子。女人不到二十五岁就会被问到上述问题，而且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话就会使其显得与众不同。至于未婚母亲，不仅十分稀罕，而且轻则被人怜悯，重则遭人白眼。日本在很多方面依旧是一个极度传统的国家。婚姻正是其中一个方面。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婚姻能助人获得尊重，但是在日本，这种尊重化为极大的压力。只有成为已婚母亲才会被看作完整的女人——不管丈夫是死是活——因为这样才可以算是“一人前”，这个热门词包含“成年人”和“够格，可独当一面”的意思。大众媒体——报章、漫画、电影、杂志、电视——都对这个词的深入人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举例而言，我们来看看电视剧中出现的未婚职业女性的形象。顺带提一句，这本身就是种新现象，因为过去出现在虚构的文字和影像作品中的未婚女性几乎清一色都是妓女、艺伎、陪酒女等活跃于夜间声色“浮世”中的成员。妇女如今约占日本劳动力的40% ^[1] ，而在办公室职员中，这一比重为52%；在营销人员中，女性员工则占了37.7%。然而，女性的平均工资却只有男性税后薪金的59.4%。且仅有6.7%的女性担任经理一职。对妇女而言，工作通常意味着打扮得漂漂亮亮、彬彬有礼地接听电话，以及倒水沏茶，为日本劳动力大军提供动力。另外，大多数妇女工作要么是在婚前，要么是等到孩子长大，至少上学后才踏入职场。

电视肥皂剧里的“职场女性”则不同。她们多为单身，过着少有观众能负担得起的光鲜虚浮的生活。人们见识到的是《时尚》（Cosmopolitan）杂志数百万读者梦寐以求的那种优质生活。女主人公要么是时尚设计师，要么是供职于名牌广告公司、收入不菲的秘书。那里到处都是风流倜傥的年轻高管，可谓唾手可得。

《炫丽的荒野》（‘華やかな荒野’，1974—1975）的女主人公大仓纯子正是这一类型。她是单身，人很漂亮，三十来岁已是成功的设计师。简言之，她有着现代女性渴望拥有的一切。另外，根据政府统计数据，越来越多的姑娘表示她们接近三十岁时若仍未找到如意郎君，便希望成为单身职业女性。 ^[2] 但是纯子快乐么？不快乐，这恰恰就是重点，她活得很憋屈。她的生活恰如连续剧剧名，看似绚丽，但同时也是一片荒漠。影片某处她哀叹道：“如果一个女人变成我这样，那一切都完了。”这对许多观看这类节目的家庭主妇来说无疑是令人欣慰的。

婚姻对女人的幸福可谓至关重要。相反，爱情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念中，浪漫和婚姻纯粹是两码事；个人感情无足轻重，偶尔还和家族利益相悖。在农村广大的农民中可不是这样：他们往往因为相爱而结婚。 ^[3] 然而，现代日本受武士思想的影响极深，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崇尚真爱，但爱情尚未被认为是婚姻美满的根本。

关于传统婚姻，最令人念念不忘的一幕出自小津安二郎执导的电影《晚春》。女儿长大后坚持要和自己的鳏夫父亲住在一起，但父亲耐心地解释说，“婚姻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最终，女儿被连哄带骗嫁给一个可以说是从未谋面之人。我们看到她被紧裹在婚礼和服中，脸上没有一丝快意；所有的感情都被遮掩在粉笔般苍白的浓妆之下。影片最后一个镜头里，父亲独自一人枯坐在椅子上，手里剥着一个又苦又甜的果子。只有喉部的微微颤动能显示出他内心的寂寥。小津借此暗示，这就是生活，一些事物必然会逝去，而这份“物哀”本身就是绝美的。

该片摄于1949年，尽管小津在影坛负有盛名，但如今也被认为过了气。人们听说，世事变迁，时代不同了……但也只是一定程度上而已。“恋爱结婚”的确是更普遍了，“武士化”的影响也在渐行消退。 ^[4] 电视上和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如果坚持自己选择配偶的话，甚至还能赢得一定赞许。即便如此，在日本，高达50%的婚姻依旧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这或许部分是因为在日本，男女相遇并相恋的情况少之又少，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和消遣中依然是互不来往。）一个人当然有权拒绝安排的相亲对象，但这一权利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在保守派家庭中。许多姑娘和小伙还是会接受父母认为最适合他们的人选。只要“我不讨厌他（她）”，就可以开始交往了。

形似工艺大蛋糕的婚礼仪式厅可以极好地帮助我们洞悉现代人对婚姻的态度。其承担着婚礼传送带的作用，将欢天喜地的一个个家庭从最初的仪式一直送到最后的婚宴。每天赴宴的人都络绎不绝，以至于祝酒环节尚未结束就有人开始翻台了。这份有失体面的匆忙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滔滔不绝的致辞者在看到另一家人紧张地在门口等候入场后，间或会选择尽快结束发言。

这些婚庆场所刊登的广告在地铁、公车、杂志和电视里随处可见。由于它们涉及的是所有人的一件人生大事，因此其与推销“幽美、静谧”的墓地广告一并出现就显得完全合乎情理了。

这些广告的文案值得一提。我对其中一例印象尤为深刻。一幅大型招贴画上，西装笔挺的男青年神色凝重，下面赫然印着一行大字：“结婚吧！尽做儿子最后的义务。”结婚为的是让父母开心，以及实现个体的社会责任。

对此我不想过分冷嘲热讽。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传统的包办式婚姻一定会比浪漫的西式婚姻更容易破裂，前一种模式不存在浪漫期许带来的压力，而后一种里，妻子既要当圣母玛利亚，又要当妓女。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实际情形可能与之恰恰相反。日本的离婚率较他国的确是要低一些：大概为1%，与之相比，美国则大致为4%，英国为2.5%。 ^[5]

这倒不是说浪漫根本不是一种受人追捧的理想。实际上这份追捧在女性杂志中尤为常见。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和自己的爱人一辈子沐浴在“浪漫情怀”的光彩之下，这已被众多女青年视为人生目标。不幸的是，许多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过于巨大，因为社会尚不具备实现这些梦想的条件。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近年来闹到法庭上的离婚官司都是由妻子发起的，而不是丈夫。 ^[6] 这和战前的日本一比可谓天壤之别。那时，丈夫还能一纸休书将妻子送回娘家——通常是因为婆媳关系难处——可妻子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妻子被送回娘家是一件令家门蒙羞的事。不过自1948年起，夫妻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了，而且女性在工业社会里的经济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旧风俗难以摒除。那种认为妇女离婚很丢脸的思想依然长盛不衰，还得到了大众媒体的鼓吹——比方说在收视率很高的“真人秀”电视节目上。

这些令人怅然的节目于早间档播出，以便尽可能多的家庭主妇能够收看。出现在该类节目上的都是“真人真事”。为了能让观众看得尽兴，那些逃离婚姻灾难的妻子被请到摄像机前，与她们怒气冲冲的丈夫对质。这类节目有着令人生厌的套路，往往离不开一群号啕大哭的孩子，他们被置于摄影棚的聚光灯下，父母当着他们的面厉声诘问，吵闹不休，着实把他们吓得不轻。“瞧你对他们干的好事！”丈夫咆哮着指向瑟缩一旁的子女。接着，拿着高额出场费的“顾问团”——通常要么是艺能界明星，要么是在电视上走穴的时间比待在诊室里的时间还长的精神病专家——纷纷大力声援丈夫。令这些电视高人欣慰的是，妻子在面对集体声讨时，通常都会重现她在家中的可怜模样，对着冷酷的特写镜头痉挛式地抽泣。

作为最现代化的大众媒体，电视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因循守旧的，恰恰是因为其受众面广。传统价值观令人宽慰，也不太会触怒大部分人。经营出一副保守面目有益于提高营收。在这里务必要补充一点：不管是低俗的还是严肃的媒体，极少会攻击大多数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日本媒体或许会时不时抨击政府，然而同美国和西欧同行一比，其独立性要逊色不少。它不但不会去颠覆日本社会赖以为继的基本前提，反而自视为社会现状的儒家卫道士。

有一类故事叫“劝善惩恶”。这似乎与日本人思想中没有绝对的善恶这一点相互矛盾，实则不然。这些道德故事立足的根基主要是儒家的行为规范。故事通常发生在江户时代，正值儒家学说的鼎盛时期，故事主人公常常是一名武士，为各色人等主持公道。这类公道一般与法律条文无关。诚如日本人所言，凡事要一件一件地来看。这些智慧的武士如今在电影里几乎绝迹，却仍以一种原汁原味的形态活跃电视上，就像为了树立家风被保留下来的旧风俗一样。

最典型的一例当属一部名为《长七郎天下御免》（‘長七郎天下ご免！’）的连续剧。故事发生在18世纪，主人公是个叫长七郎的聪明武士。其中一集颇具代表性，讲述了一个在江户贩卖梳子的女商人，她的生意做得很红火。美中不足的是，她为了经商，不得已抛弃了村子里的丈夫和孩子；现在她成功了，便想寻回孩子。在经过了一番漫长而艰苦卓绝的寻找后，她找到了女儿，但后者要么是认不出她来了，要么是不愿认她：这是典型的父母与子女疏远的情形。

母亲陷入绝望，但就在这时，武士英雄长七郎登场了。女人向他道出了自己的伤心事：说丈夫是如何把家里的钱全拿去换酒喝的；女儿如何患病，自己又如何跑到都城来赚钱救她。“我做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她哭诉道。人们会想，哦，又是个慈母片里的好妈妈。但是智慧超群的热心武士决定给她献上一计：“你要么表现得像个好母亲，要么就下地狱吧！”（这类艺术作品中的主人公讲话时通常带着大大的惊叹号。）

故事仍未结束。后来，女商人手下的一员得力帮工，一名恶小子，想要将她的生意占为己有。在得到一位腐败官员和其他一干恶人的帮助后，他绑架了老板的女儿。作为交换条件，女人不得不交出店铺的契约。这桩龌龊的交易一经达成，恶徒们就决定杀掉这对母女，因为正如常言道，她们知道得太多了。但是就在他们得逞前，英雄仿佛神兵天降一般再度登场。

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就是古装剧的经典翻版：英雄亮明了他作为将军亲戚的真实身份。他像在演歌舞伎那样，夸张地一挥手，扯开和服，露出代表他显赫地位的家徽。 ^[*] 坏蛋们瞬间扑倒在地，如奴才走狗般在泥地上不停地磕头。这堪称封建戏剧的登峰造极！然而，威风凛凛的长七郎殿下没有饶恕他们。他让坏人们起身，与之对打，并一一置其于死地。只见武士左手一挥，右手一劈，恶人的脑袋顿时在屏幕上滚来滚去。

这部时长一小时的戏最后在主人公对女商人的一番循循善诱中落下了帷幕：“我相信你从今往后会痛改前非，做个真正的好母亲！”她答应武士，内心深为感动。接着仿佛奇迹降临一般，孩子第一次认出了母亲。她大叫一声“妈妈！”，一头栽进她的怀中。虽然我们也见到了酗酒的父亲，但他至多就是出现在背景里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不管是醉是醒，是好是坏，浓浓的母爱跟他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当然了，电视节目不过是影射社会现状的一面不尽真实的镜子。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会遵守这类戏码中所提倡的严格的儒家道德。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母亲这层角色之外，还扮演着其他角色。但是即便大众媒体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的话，它们还是能够反映出什么是合乎体统的，正如好莱坞直到不久前在美国所发挥的作用。

这不仅体现在虚构作品中。摄像机前的人必须公开遵守道德规范，就像20世纪40和50年代好莱坞的情形一样。这一点在那些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而培养的电视明星身上尤为明显：他们被称为“偶像明星”（タレント），这个从英文“talent”转化来的日语词，专指无一技傍身、空有一张漂亮脸蛋的“万金油”表演者。“偶像明星”在综艺节目上唱歌跳舞，出演少儿电影，脸上总是挂着笑，听命于众多制片人、广告商和形形色色的掮客的吩咐。

“偶像明星”是广告公司运用最先进市场营销手段创造出来的产物，多半昙花一现，但只要还走红，他们的形象便随处可见，无法回避，这使他们具备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立马就会通过八卦杂志和电视节目，传递给数以百万计的崇拜者。他们说的话经过主创者的精心编排，绝不会偏离最保守的社会道德观：比如身为日本人有多幸福；能得到前辈的关照多令人高兴；日本人的最大优点是勤劳，以及他们对结婚和组建家庭的渴望。就连名声在外的同性恋者——尽管从不明说——也不间断地被大众刊物拿来“乱点鸳鸯谱”，和一些合适的伴侣凑对，猜他们会不会牵手，直至最后当事人决定牵手为止。

当然也有一两个成功的艺人维持单身，但他们很注意表现出适度的悔意。每次公演时，他们都会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向观众表明自己要是像普通人那样结了婚的话，只会比现在更加幸福。这么做的同时，他们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当丑闻被公之于众（诸多小报会确保这一点的实现），人们对此的反应同样可以预料。很显然，日本人一样很热衷于花边新闻。可一旦“偶像明星”犯错，他们领受的惩罚却颇为耐人寻味。一位女明星因为和朋友在宾馆房间内吸食大麻，遭到盘问。她甚至并未被捕，却被解除了所有工作合同，其中包括一则片酬高昂的由她代言的卫生巾广告。换在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同样的情形也不难想见：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也因为吸食大麻被捕过。但是女明星接下来的遭遇便有着鲜明的日本特色：她被迫在电视上公开道歉，过程十分屈辱。她说自己内心万分难过，吸食大麻的后果又是何其可怕。只有在含泪表达了自己的诚挚悔意后，充满正义感的媒体才放过了她，而她也得以拍摄那部卫生巾广告，参加歌唱类节目。

另一位女歌手佐良奈绪美则没那么幸运了。某个倒霉的日子里，她那同性恋人在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将她俩的事和盘托出。没人知道她为何要这么做，但最终结果是，只要公众还记得这件事，哪怕印象已十分缥缈，佐良便一直在电视台的封杀之列。依我看，佐良的问题不在于同性恋本身是否不道德。同性恋在日本向来就不是罪过。关键是她没有掌控住自己的女友。她让自己懂礼数的外衣掉了下来，造成了难堪，搅扰了社会的平静。当然了，还有一条罪名，就是她居然还是单身。只要人们在公共场合守规矩，似乎没人会关心别人私底下在干什么。毕竟，日本首相有个把情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前提是他不能是单身，要是单身的话，他根本就当不成首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偶像明星”履行了皇室的职责：既是道德模范，也是艺人。这个“偶像明星”世界甚至还有自己的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演员兼歌手的山口百惠长相甜美可爱，三浦友和也是英俊潇洒，只可惜演技平平。两人都大红大紫，特别是在一系列电影中被安排饰演浪漫情侣后，更是红透了半边天。

在这对组合星光灿烂的1980年之夏，他俩是人们口中的“金童玉女”。他们是80年代最纯良、最漂亮、最谦和、最有日本味儿的一对。不管背后有没有制片人鼓动，两人决定结婚时，媒体和全国上下都沸腾了。电视上没有一天会不播出有关“金童玉女”的特别节目或独家采访。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皇家“泡泡糖式婚礼”：她想要退出影坛，而他的演艺事业则从未真正发达过，那最后何不索性大捞一笔呢？现实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能尽到礼数，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三浦的母亲、他的好友、百惠的姐姐和她第一位小学老师，所有人都入了戏。甚至还传出了一则催人泪下的真人版“慈母”故事，讲述百惠那位被丈夫抛弃的母亲是如何为了子女牺牲一切：为此，百惠每周至少两次在电视上潸然泪下。NHK为两人的婚姻安排了两晚的专题节目。报纸杂志竞相发表长篇大论，分析百惠的持家能力，以及三浦友和最喜爱什么菜肴。百惠本人还写了本书，探讨日本女性在社会上的恰当角色，之后便仓促付印。我都已经算不清她举办了多少场“告别演唱会”了。

然而，这件事令人感触最深的还是远比未婚夫出名的山口百惠所做的决定。她为了能“照料友和”，放弃了自己日进斗金的星途。她的决定是对的。这是十年来最进步、最令人振奋、最合乎体统的一件事。两年后，虽然友和仍设法在男士服装和香烟广告中露脸，但他的演艺生涯几乎陷入了停顿。各大杂志已经在议论百惠的“回归演唱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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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中设定长七郎为德川幕府三代将军家光的异母弟弟忠长之遗孤，受赐松平姓。——编注 qfwDFrcMCU+QJK3Kb0Otl7NBMBcVDB140WnwuI0ApV8mMrBM6CXYXGQ/04slB9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