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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有革命，我们宁愿做发起者而不是受害者。
——俾斯麦，1866年
1866年是俾斯麦的胜利之年。对普鲁士、德意志和中欧来说，这也是决定性的一年。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战役摧毁了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让普鲁士获得德意志的霸权。一位代表黩武君主的保守政客让欧洲腹地发生革命性变化。在欧洲的中心，一个专制而过时的政府同时掌握如此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将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下一个对德国历史具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年份是1945年—在帝国的残骸中，普鲁士将被彻底毁灭。
几十年来，1866年一直被称颂为俾斯麦的功业之年—但这种称颂也产生不良后果。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贬低俾斯麦的角色甚至抹去他的痕迹成为潮流，1866年的结果也被视为广泛和无名的力量作用的高潮，这些力量让经济上进步的普鲁士从落后和分裂的奥地利手中夺得领导权。这一系列力量无疑存在，让普鲁士战胜奥地利的条件并非俾斯麦所创造。但他营造的局势让普鲁士敢于投入这场战争，并成功地吞下胜利果实，而且没有引发外国干涉。他必须应对此类干涉的威胁，就像他必须应对威廉和军方想要羞辱奥地利和向其提出更多条件的愿望（不仅是完全退出德意志）。
在真正到手前，压倒性的胜利只是不确定的幻象。在那场决定性的战役前，整个欧洲都认为普鲁士将遭受溃败，俾斯麦必须避免这种结果。他再次用谨慎缓和鲁莽，用节制缓和粗蛮。他愿意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不惜与他人结盟，迎合曾经令他讨厌的想法，这让他变得更加灵活。
在这场重大考验中，俾斯麦需要通往新世界的桥梁，甚至是革命者的秘密世界。布莱希罗德成了连接议会中某些俾斯麦昔日对头的桥梁，他与俾斯麦的关系象征和加深了后者对经济力量影响力的理解。但这位忠诚的银行家暗中也和革命者保持联系，为其提供所需的秘密资金。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以此前无人理解的方式帮助俾斯麦—这反映了俾斯麦毫不顾忌地探索和利用一切通往成功的手段。取得胜利后，布莱希罗德被允许分享部分果实。
所有人预料中的手足相残姗姗来迟。两方面都仍有强势人物呼吁和平与妥协；即使是认定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少数领导人（特别是俾斯麦）也不得不为和平留下退路，无论如何，他们都寻求挑动未来的敌人走出发动战争的致命一步。
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最后几个忙乱的星期里，俾斯麦已经感受到即将到来的战争对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的可怕影响。5月份那颗几乎要了他命的子弹引发关于他本人生死的思考，随后的几周里，他一再承认，自己宁愿选择死在战场上也不愿失败。死亡的暗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夸张之词，而且并不新鲜。俾斯麦上台几天后，国王就曾对他说：“在我窗户下方的歌剧院广场（Opernplatz），他们准备割下你的头，过一小会儿再割我的。” [1] 俾斯麦认识到面前的危险，明白自己正走向最大的危机。为了确保最终无虞，他万分小心，并鼓起自己百折不挠的勇气。他知道自己正拿霍亨索伦王朝的未来冒险。如果他胜利了，王朝的未来就有保障；如果他失败了，奥地利就已经有了肢解普鲁士的计划。如果他胜利了，他可以决定中欧的未来，可以约束（也许是控制）现代革命力量；如果他失败了，他担心当无能的反动力量面对来势汹汹的革命时，局势将陷入混乱。
因此，即将到来的冲突被押下无法估量的赌注，俾斯麦决心寻求各种形式的支持。多年来，他旗帜鲜明的反动观点令自己的国王和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印象深刻。自从上台以来，他一直警告所有愿意听从的人注意“革命”，（他认为）这个宽泛而邪恶的字眼涵盖了从社会主义到温和制宪主义的大量罪恶。他一再强调君主团结的原则，主要是为了尽可能久地稳住奥地利这个盟友。但在战争爆发前后的几周里，为了震慑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向自己曾经表现出憎恶的势力伸出橄榄枝。
俾斯麦曾多次试图利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1866年4月，他提出新的德意志邦联计划，包括普选的国民议会（按照1849年法兰克福议会所设计的选举权）。此举未能如愿——大多数人觉得，俾斯麦从议会的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其倡导者，这种做法露骨得可笑。不过，自由派对俾斯麦的好感还是有所增加，因为他变得更加迎合他们团结德意志的目标，他的经济政策也满足自由派的利益和理念。阻挠俾斯麦与自由派反对者合作的是他对下院预算权的藐视：即使是最容易被诱惑的自由派也对该原则毫不让步，因为如果没有对钱袋子的控制，议会将失去全部存在的理由。
俾斯麦需要分化反对派的坚固阵线，因为他意识到，只要与商界关系密切的自由派拒绝在议会中支持他，借款就总是困难重重。他还需要靠自由派来争取德国舆论，让自己成为实至名归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代言人。与来自同一阶层和持有相同信念的人不同，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眼前的危机，而是意识到未来扩张后的普鲁士或统一后的德国需要这些人来治理。现代国家需要某种形式的代表性。
他逐步接近普鲁士自由派，希望吸引和分化一部分人，让他们脱离总是与他为敌的理论家。在被掩盖的战鼓声中，他为温和派奏响甜美的序曲。也许他希望通过拥抱来杀死自由派。
银行界总是担当政府与自由派商界的调解人。与其他群体相比，银行家更渴望国内和平。随着危机的临近，一些银行家开始向双方施压，以便结束冲突。比如，5月中旬，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告诉俾斯麦，莱茵兰人想要和平，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应该首先实现国内和平。就像奥本海姆马上告诉布莱希罗德的那样，俾斯麦回答说，他表示同意，并为此请求国王罢免自己，因为招人怨恨的他阻碍了和解。他已经提议由霍亨索伦亲王接任，请求只让自己担任外交部次官 1 [2] 。俾斯麦的说法包含了他的夸张想象，但这种夸大证明他有意与自由派议员结束冲突。随着俾斯麦与交情最深的容克朋友们关系的破裂（5月16日，慈父般的朋友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与他一拍两散），他开始试图弥合宪法冲突的裂痕。
5月29日，俾斯麦见到几个月前他曾经试图送进监狱的卡尔·特维斯腾。五年前，特维斯腾曾将奥地利描绘成德意志统一的最大敌人，并承认在外交政策上，“国王臣民们智力有限的普遍观点有一定道理”。他比俾斯麦更迫切见到对方。他告诉俾斯麦，如果政府承认议会对预算拥有完全和不可侵犯的控制权，那么议会将愿意提供所有必需的资金 [3] 。很快，拨款之于自由派将变得比接受这些钱款之于政府更加重要。自由派必须在未来的胜利中分得一杯羹，否则就将一败涂地。俾斯麦需要防备普鲁士的失败，自由派则需要防备普鲁士的胜利。
与特维斯腾的谈话两天后，俾斯麦（终于）收到波德尔施温格的辞呈，他表示自己为此准备了一整年 [4] ！波德尔施温格无法为他憎恶的战争筹款，为此精神崩溃。俾斯麦立刻任命波德尔施温格的老对头冯·德·海特接任。1862年，俾斯麦曾告诉国王，这两个人如此痛恨对方，以至于不愿在同一个内阁待上一天 [5] 。海特曾经是自由派，后来转向保守，因此受到两派的猜疑，尽管他在商界特别是银行界人脉深厚。面对海特的一位自由派对头，俾斯麦为自己的选择做了辩护：“那个人会给我们筹到钱，我们需要钱。” [6] 晚年的俾斯麦称他为“金叔叔”（Gold-Onkel）。1862年，海特曾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因为他不愿容忍违宪提议。作为重新出山的条件，他要求在预期的战争结束后请求议会为所有未授权的政府支出提供免责。俾斯麦同意了，于是海特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筹措必要资金。他意识到，在未获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债仍然非法，如果战争失利或国王失势，负有责任的部长将面对严重的个人后果 [7] 。
海特从一开始就向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征询意见。他与布莱希罗德相识多年；最近，两人都是计划中的波罗的海—北海运河的董事会成员，该项目旨在推动贸易和普鲁士的海军实力 [8] 。（俾斯麦是最早认识到这条运河在政治和经济潜力方面的人之一，并大力促成了这潜力的实现 [9] 。）重要得多的是，在获得任命前仅仅两周，海特曾询问布莱希罗德，“目前的形势下”，他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的公司能否获得10万到15万塔勒的贷款，因为公司现有的信贷已经耗尽。“目前的形势”指市场突然遭遇的一场严重危机，特别是棉花贸易，导致埃尔伯费尔德的经济几乎“完全停滞” [10] 。布莱希罗德马上允诺提供资金，海特对他的帮助深表感激 [11] 。海特经历过信贷短缺对企业家造成的困难，他发现政府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两次都向布莱希罗德求助。
获得任命后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尽管面对这些困难，海特仍然敦促尽快开战。他担心进步人士和教皇至上主义者（ultra-montanes）的持续反战煽动可能会影响民众。国王和俾斯麦表示同意，但强调必须让奥地利扮演侵略者的形象 [12] 。于是，海特请求汉泽曼组建财团，购买财政部中最大的一笔单独资产—科隆—明登铁路的股份。汉泽曼马上找布莱希罗德商量，两人的亲密合作已经超过十年。他们的银行几乎毗邻，两人每天见面，汉泽曼对这位同行怀有最深的敬意。汉泽曼的官方传记作者写道：“布莱希罗德是那些年里的所有私人银行家中最聪明的一个。” [13] 两人愿意向政府开价110；这些股份当时很抢手，市价为117 [14] 。财团的其他成员则试图利用政府的急迫需求，坚持105的报价。汉泽曼不得不硬着头皮告诉海特，只有他和布莱希罗德愿意提出合理的报价。海特决定分批出售股份，在普鲁士取得最初的胜利后，通过海贸银行不断提高价格。布莱希罗德最初安排签订科隆—明登铁路协议的策略现在带来必要的资金。俾斯麦从未忘记，除了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普鲁士银行家在战争前夕都抛弃了他。1889年，在哀叹德国资本家缺乏企业家精神和爱国主义时，他回忆说：“那时，几乎不可能用国家资本偿付普鲁士的战争贷款，就像1866年的例子所证明的；在资本问题上，柏林的金融精英无法鼓起足够的勇气，为国家牺牲他们自己的财产。” [15]
海特正确地指出反战煽动的影响。随着战争的临近，反俾斯麦的情绪开始升温，市场暴跌。和平请愿书从除布雷斯劳之外的普鲁士各大城市涌入柏林，在5月的战争动员中，和平意愿制造了某些非常有违普鲁士特点的事件 [16]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将发生柏林革命和军队哗变 [17] 。俾斯麦一定感觉到特莱奇克对他所言不虚：“我觉得可怕的是，几十年来普鲁士最重要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在德意志最受憎恨的人；我觉得更糟糕的是，普鲁士政府提出其有史以来关于邦联改革的最有希望的想法，却遭遇到这个国家如此可耻的冷漠。” [18] 5月末，布莱希罗德收到鲍迪辛伯爵 2 从石勒苏益格写来的怒气冲天的书信，信中警告说：“总督［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对首相的敌意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不仅如此，曼陀菲尔政府损害普鲁士的利益，扩大对普鲁士的仇恨。鲍迪辛接着说：“所有人都认同，偏执狂必须辞职离开政治领导层，有‘十字报党’（Kreuzzeitungspartei） 3 的首脑在，任何重大计划都无法执行。” [19] 这个封建党派对“新的”俾斯麦正在失去信心，开始对其设置障碍。
6月初，两强终于投入战争。奥地利向邦联提交关于两个公国的问题，俾斯麦称此举违反《加斯泰因条约》，下令普鲁士军队开进荷尔斯泰因。与此同时，他提出披着民主外衣的统一德意志方案，将奥地利排除在外。14日，邦联议会接受奥地利的提议，为对付普鲁士展开动员。两天后，普军入侵汉诺威和萨克森。木已成舟。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焦虑变成担忧和恐慌。普鲁士公民不希望战争，各地很少有人认为普鲁士可以战胜奥地利。普鲁士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参加过重大战役；它的国内矛盾尚未解决，现在又要同一个看上去仍然令人生畏的帝国开战。战争打响前几个小时，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写信给布莱希罗德：
既然战争看上去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必须面对悲哀的可能性：我们在最初阶段可能遭遇不幸，奥军可能一直推进到柏林，那样的话这座城市可能遭到劫掠。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担心那样的不幸，请把你为我们持有的价值2万塔勒的证券邮寄给我们，但一定要确定柏林到科隆沿途尚未被战火波及时才这样做。
一周后，随着奥地利人在一些小规模交火中取得胜利，奥本海姆的来信变得更加不安。他写道，奥地利人正在散布关于普鲁士人在敌国领土上劫掠的“无耻谣言”，显然这是事先为“他们踏上帝国领土时展开烧杀劫掠”找的借口。“亲爱的朋友，所以我请你做好一切防备，你比任何人更危险，因为人们知道你和俾斯麦的关系。”这次，奥本海姆还要求俾斯麦在下一批邮件中送来他们的证券（价值2.5万塔勒），假如道路仍然安全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加上任何他自己的证券。最好当天晚上就派信使送来：“啊！时局真是糟糕！” [20]
时局还非常艰难，特别是对俾斯麦。布莱希罗德敦促他不遗余力地在国内讲和。战争爆发两天后，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约定，由后者安排俾斯麦与自由派议员维克多·翁鲁会面。布莱希罗德向翁鲁保证，俾斯麦希望会面，因为他决心通过和解手段结束宪法冲突。但和主人一样，布莱希罗德也认为强有力的威胁可能有助于妥协请求。于是，他警告翁鲁，绕开议会调动战争资金意味着强制贷款和货币贬值等极端措施，这“将摧毁普鲁士的工业，可能影响一代人”。最初，翁鲁怀疑是布莱希罗德而非俾斯麦提出这次会面，但俾斯麦匆匆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亲笔信打消了他的疑虑。布莱希罗德承认，自己曾急切地建议俾斯麦与自由派领袖沟通。根据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的报告，疑虑解除后，翁鲁迫不及待地接受邀请。两人于6月20日见面，俾斯麦对翁鲁无法抑制的求和欲望做好了准备 [21] 。
由于战争已经爆发，翁鲁只得强调自己对普鲁士的无条件忠诚，并抱怨民众的“极度冷漠”。他提醒俾斯麦，在1859年两人的那次对话中，俾斯麦表示普鲁士被完全孤立，唯一的盟友是德意志人民。现在，为了保住这个盟友，必须恢复宪法。俾斯麦表示同意，就像之前与特维斯腾的对话一样，但抱怨说“所有人都认为他无所不能，而他只是凡人”。国王已经拒绝特维斯腾的提议，不愿通过认可议会权力来结束冲突，但俾斯麦知道，“尽早结束冲突是必须的”。即使取得军事胜利后，他宁愿辞职也不愿继续和议会冲突（决定性的克尼格雷茨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向王储重申这个承诺，并在一个月后将其兑现）。就像他对特维斯腾所说的，他也告诉翁鲁，要是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他早就乐意辞去首相职务。翁鲁认同没有合适人选，因为“从1849年到1858年，再从1862年至今，反动政权成功地确保官僚体系高层中没有既具备必要的能量和耐力，同时又享有公众信任的自由派” [22] 。事实上，翁鲁告诉俾斯麦，他是不可或缺的—翁鲁此举让俾斯麦预见了所谓的民族—自由主义思想的无意识服从性。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俾斯麦都将利用这点。
布莱希罗德对这次对话感到满意，他立即致信雅姆斯男爵：“关于国内问题的决议尚未达成，但已经有了初步行动。” [23] 显然，俾斯麦希望国外知道，他正在与德意志的所有派系沟通。
事实上，布莱希罗德一直在向雅姆斯男爵传递积极的消息—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真的如此自信。6月19日，他致信雅姆斯男爵：“本国民意在过去四天里向政府大幅倾斜，即将召开的［新］议会并非不可能向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 [24] （事实上，自由派开始感到和夸大自己的无能；现在，他们认为俾斯麦可以抛开议会发动一场战争，“不止一年……运气都在专制主义者和容克贵族那边” [25] ……）几天后，布莱希罗德向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交备忘录，并对普鲁士政治和财政做了展望。他预测国内斗争将提早结束，议会将授权战争信贷。他还敦促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债券向外国人开放就赶紧购买，因为普鲁士的财政状况非常好，相比政府庞大的资产，公共债务比例很小 [26] 。
6月30日，俾斯麦和国王离开柏林，前往波西米亚与普军会合。俾斯麦做了所有可能的准备，现在将取决于战场上的运气。他离开时既非全无烦恼，也不两手空空：前一天，俾斯麦交给他一堆金币，包括50个金腓特烈（Friedrichs d’or）、50个金拿破仑（gold Napoleon）、50个奥地利达科特（Austrian ducat） 4 和足够的银币，总价达1000塔勒。走上战场时，俾斯麦口袋里装着7500美元（按照今天的价值） [27] 。此前或此后，布莱希罗恩都没有给过他这样一堆形形色色、马上可以使用的货币。也许俾斯麦想做好准备面对各种不测。一个确信能取得速胜的人不会在口袋里装满金币出行。他梦见自己被俘，或者担心自己像腓特烈二世那样在凄凉的战场上独自游荡吗？金子能派上用场，也给人安慰。
悬念很快结束。通过革命性地使用近代通信手段，毛奇为这场决定性的战争做了一丝不苟的细致准备。但他和俾斯麦仍然相信，“无论应用于外交还是军事行动，战略并非精确的科学” [28] 。7月3日，在克尼格雷茨周边，近50万人展开殊死搏斗。夜幕降临时，奥地利人已经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余者正向维也纳撤退。
俾斯麦整天都惴惴不安。他后来承认：他感觉自己正在玩一场赌注达到百万美元的纸牌游戏，但他并不真有那么多钱。终于赢得赌注后，他却感到沮丧而非兴奋。在骑马穿过遍布死伤者的田野时，他疑惑如果他的长子躺在那里，自己会作何感受。到处都找不到为他准备的营房，在找地方睡觉时，他滑倒跌入粪坑 [29] 。
这是世纪中叶的一场决定性战役。无论在德意志还是欧洲，一切都不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告知发生什么后，教皇国务秘书安东内利枢机（Cardinal Antonelli）恐惧地惊呼：“世界崩塌了。”（Casca il mondo.） [30] 1815年，通过限制革命力量，人们千辛万苦地恢复由哈布斯堡王朝称霸中欧的世界，现在那个世界被摧毁了。
胜利令普鲁士陶醉，但也产生可怕的影响 [31] 。7月4日，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对胜利大加溢美之词。他的信可以被视作普鲁士人卑躬屈膝的象征：
我斗胆在此刻用这些文字打扰您，热烈的感恩祈祷已经传到全能的上帝耳中，感谢他对我们祖国的仁慈，让陛下的雄师战胜我们世代的敌人。我心中充满对阁下最深切的赞美之情，借着真挚预祝阁下取得下一次政治胜利，我斗胆向您表达此情。我还要请求您将我最卑微的祝贺放在国王陛下的脚边。为了显示我的感激，我将尽心为我们的伤兵效劳。 [32]
即使考虑到当时的修辞，考虑到这个时刻的非凡意义，考虑到布莱希罗德感觉自己参与了这次壮举，这席话仍显得过于夸张。布莱希罗德的信可能也是某些普鲁士犹太人无比强烈而又相当外露的爱国情感的早期例证，他们对新国家的热情忠诚超过基督徒同胞。爱好和平的布莱希罗德为普鲁士的胜利祭台奉献了自己的祭品。
布莱希罗德的信也有实际的一面。他报告说，柏林一位重要的法国人（可能是贝内德蒂，他是布莱希罗德的客户，直到7月8日才离开柏林前往普鲁士司令部）说了些“令人担心的话”，暗示法国人“嫉妒我们的胜利果实，害怕世界史上的最新一页可能威胁到他们对‘荣耀’的垄断”。布莱希罗德预计法国人将很快有所行动—预言在当天晚上得到印证。他还预见了俾斯麦的回应，即必须拒绝法国人的这些“傲慢要求”，并指出俾斯麦本人将用来威胁法国人的力量：“我们的民族意识大大提升，面对任何试图阻挠这场运动目标的人，人民将斗志昂扬地扑向他们。”
俾斯麦的确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满腔怒火威胁拿破仑。为了击退所有外国干涉，俾斯麦决心动员德意志和欧洲的各种革命力量。当俄国朋友问他对革命持何种态度时，他给出独特的答案：“如果要有革命，我们宁愿做发起者而不是受害者。” [33]
早在战争爆发前，俾斯麦就与外国革命者结盟。除了与“革命的”意大利结盟（这已经激怒了他的保守派朋友），他还同匈牙利革命者关系密切。俾斯麦致力于动员和发动衰弱的奥地利帝国境内的一切颠覆力量：仍未从1849年失利中恢复过来的匈牙利流亡者最有希望成为对付奥地利的盟友。事实上，俾斯麦上台不久就和他们取得联系 [34] 。到了1866年3月，俾斯麦的驻佛罗伦萨大使乌泽多姆伯爵已经与匈牙利运动的领袖们（包括著名的路易斯·科苏特［Louis Kossuth］）展开频繁接触，计划在普鲁士或意大利的土地上建立匈牙利兵团，以便直取奥地利帝国的“心窝” 5 。俾斯麦还直接与匈牙利民族委员会（Hungarian National Committee）的几名代理人进行磋商。整个6月，在意大利和普鲁士建立匈牙利兵团的计划稳步进行，尽管俾斯麦在6月10日向乌泽多姆抱怨说“他没有那么多钱”，因此意大利政府应该提供必要资金。事后，普鲁士政府将返还一半 [35] 。
布莱希罗德看到这种武器的潜在重要性。就在克尼格雷茨战役打响前，他致信雅姆斯男爵，表示虽然普鲁士占据上风，但战争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奥地利无法再承担另一次妥协，除非“匈牙利爆发革命，就像某些迹象所表明的” [36] 。7月5日，当克尼格雷茨战役刚刚结束，当奥地利提出停火和拿破仑令人厌恶地提议斡旋后，俾斯麦在霍里茨（Horitz）接见匈牙利运动的两位领袖：萨基伯爵（Count Czaki）和冯·科玛洛米少校（Major von Komaromy）。（俾斯麦利用匈牙利人对付拿破仑的威胁，这种做法可谓因果报应。1859年的法奥战争中，拿破仑本人也曾鼓励在意大利领土上建立匈牙利兵团。在这件事和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俾斯麦是拿破仑的好学生 [37] 。）他向流亡者提供40万塔勒的支票，支付人为维特男爵，他在柏林的外交事务代表。10万塔勒来自王室公使基金，30万塔勒由俾斯麦的助手洛塔尔·布赫尔（Lothar Bucher）向布莱希罗德收取。按照俾斯麦的命令，布赫尔将把这笔突然到手的巨款交给以化名入住一家柏林旅馆的两位领袖 [38] 。这笔钱将专门用于招募匈牙利兵团，兵团会被派往匈牙利，在帝国造成混乱。（与此同时，俾斯麦还敦促意大利人帮助加里波第的志愿军登陆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在奥地利的南斯拉夫人中煽动革命 [39] 。）
7月8日，布莱希罗德确认俾斯麦的命令，表示自己已经支付所要求的金额，并暗示他会把萨克森的军税作为抵押 [40] 。6月20日，普军要求被打败的萨克森人缴纳每天1万塔勒的军税，作为换取后者持续的财政自主权的条件 [41] 。布莱希罗德收取了这笔钱，并以其为抵押支付俾斯麦的匈牙利人秘密资金。几周后，俾斯麦通知海特，萨克森军税已被用于匈牙利兵团，因为“兵团给奥地利带来的压力将对战争进程与和平非常重要，不能拖延支付” [42] 。布莱希罗德参与匈牙利冒险计划一事从未被披露。这次共谋很可能让他在维也纳的朋友们非常痛苦。
布莱希罗德还卷入俾斯麦的德意志战争中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对法兰克福的处置。这座与奥地利并肩作战的城市遭到普鲁士官员和威廉本人的痛恨，因为他们把它视作民主和反普鲁士主义的温床。事实上，法兰克福报刊的确以丑化普鲁士当局为乐。7月16日，普军占领该城。第二天，普军统帅提出600万莱茵盾的惩罚性赔款，要求在两天内付清。赔款付清后，俾斯麦又于7月18日提出被认为是额外的2500万赔款，而威廉原先想要的更多。
同一天，布莱希罗德请求俾斯麦任命自己为这笔赔款的转账代理人，就像他曾受托为萨克森军税所做的那样 [43] 。与此同时，法兰克福的新统帅曼陀菲尔试图通过威胁或暗示劫掠来敲诈该城。法兰克福公民感觉“新的匈奴人袭击开始了，法兰克福将注定毁灭” [44] 。7月22日，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发去电报，表示3100万赔款在南德意志各地引发“惊恐的呼号”。他警告说，赔款金额太高，而且“对真正的作恶者影响不大”，因为付钱的人想必是富人，而不是记者和煽动者 [45] 。布莱希罗德还致信科伊德尔，指出赔款“太高了点” [46] 。法兰克福的命运—巨额赔款和被普鲁士劫掠的威胁—激起外国的不满，由此产生的抗议浪潮令俾斯麦颇感尴尬 [47] 。7月25日，他在电报中告诉布莱希罗德，该城的赔款只有2500万，因为已支付的600万将被算在总额里 [48] 。
同一天，卡尔·迈耶尔男爵率领的法兰克福公民代表团抵达柏林展开谈判。男爵试图将此行通知布莱希罗德，但遭到法兰克福普鲁士当局的禁止 [49] 。不过，柏林的接待相当周到，卡尔·迈耶尔男爵第二次回到柏林，于8月6日和7日见到俾斯麦。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报告说，如果法兰克福自愿被普鲁士吞并，俾斯麦愿意放弃赔款和做出其他让步 [50] 。俾斯麦还向自己在法兰克福的代表送去表达这种意向的便条 [51] 。
布莱希罗德在这桩可耻交易中扮演了可敬的角色。出于为俾斯麦效劳和私利的考虑，他曾希望由自己收缴和汇付第一笔赔款。但当第二笔赔款被提出后，他毫不犹豫地警告俾斯麦不要做得过分。公然反对普鲁士和为法兰克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说话一定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在大多数普鲁士人心中，两者是一样的。俾斯麦的下属并不被鼓励批评他的行为。布莱希罗德显然没有获得收缴赔款的委托。
7月18日，俾斯麦从布尔诺（Brno）向布莱希罗德发来电报，请他提供普鲁士塔勒兑换奥地利货币的公道比价 [52] 。这被认为将帮助俾斯麦决定奥地利的战争赔款数额。第二天，科伊德尔从尼克尔斯堡（Nickolsburg）给“尊敬的朋友”来信：“我个人已经预见到和平时光，也许你对此感兴趣。事情还没尘埃落定，但似乎进展顺利。但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公众几乎肯定也知道了；到那时再通知［你］将没有价值。” [53] 这条消息比奥普停火早了四天，在当时的确很有价值。对一位银行家来说，获悉俾斯麦的亲密谋士认为和平即将到来非常重要，尽管对方警告说判断可能有误，“战火”可能继续燃烧下去。布莱希罗德感谢科伊德尔的“宝贵消息”，并告诉对方，股市已经进入“和平市场”，和谈破裂必将导致股价暴跌。他请求科伊德尔随时提供最新消息 [54] 。
布莱希罗德总是礼尚往来。他送给俾斯麦及其朋友精致的雪茄，并询问他们还有其他什么看得上眼的“提神之物”。他乐于为大佬朋友提供异国的奢侈品，特别是当他们面对无情的战争时 [55] 。对于不太幸运的人、受伤者及其家人，布莱希罗德表现出不寻常的慷慨—他因此结识了约翰娜·冯·俾斯麦，后者正组织救助她丈夫所发起的战争的受害者 [56] 。她变得非常了解布莱希罗德，一年后已经开始调侃他的夸张言词 [57] 。
7月末和8月，俾斯麦只有一个目标：在各条战线上以胜利者的身份实现和平，或者消灭所有阻挠他获得这种和平的人。自从与特维斯腾和翁鲁谈过话并向海特做出承诺后，他便决心结束宪法冲突。在恰好与克尼格雷茨战役同天举行的选举中，进步党遭遇失利，这可谓好兆头。选举结束后，布莱希罗德马上致信俾斯麦—信中既有恭维，也提出建议：“所谓的进步党已经气馁，因此解决［宪法］冲突只需陛下仁慈地做出少许让步。” [58] 尽管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后来夸大了反对者的力量），俾斯麦还是说服国王和内阁：他请国王在8月5日的新议会开幕式上亲自发表和解性讲话，并要求为政府支出免责，这笔钱并未获得议会授权，因此“没有法律基础” [59] 。在志得意满的时刻，俾斯麦与温和自由派分别做了让步：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得到承认，国王不顾议会反对而推行的军事改革则完全没有被提及。俾斯麦需要普鲁士自由派的支持，以便在外国干涉的持续威胁面前，他可以依靠和炫耀德意志民族的全力支持。
俾斯麦向议会伸出橄榄枝，后者只需要这个姿态就会向他臣服。与此同时，他还处理完对外事宜。他接连与北德诸邦签订联邦条约，与三个南德邦国组成军事同盟，并与奥地利达成明确和约。普鲁士还吞并汉诺威、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拿骚（Nassau）和法兰克福，尽管威廉对俾斯麦推翻德意志最古老的王朝—汉诺威的圭尔夫家族（Guelphs） 6 感到不安。作为极端保守派，俾斯麦却肆无忌惮地推翻或威胁推翻王公世家，这是任何德国革命者做梦都想不到的。他被迫尊重萨克森的独立，但通过粗暴的谈判，他向这个领邦索取巨额赔款，并要求其接受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普鲁士就此成为整个德意志的霸主。
在完成建国的过程中，俾斯麦必须对付拿破仑不时提出的领土赔偿要求。直到与奥地利签订初步和约前，俾斯麦一直试图点燃奥地利帝国的所有民族主义火药桶。现在，他又用德意志民主民族主义运动的浩大声势威胁拿破仑（布莱希罗德警告雅姆斯男爵，柏林“不愿让出哪怕一寸德意志的土地”。事实果然如此） [60] 。俾斯麦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er）称为“白色革命家”，他抓住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力量，利用那种力量为普鲁士的保守目标服务，由此挫败拿破仑的赔偿愿望，令其威名受到重创 [61] 。19世纪60年代的俾斯麦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果断、灵活和极为开明的现实主义。
普鲁士的胜利看上去如此轻而易举，这让俾斯麦突然获得难以置信的名望。可恨的暴君成了国家的最大偶像。面对这种转变，普鲁士议会很快举手投降。自由派发生分裂—超过一半的昔日反对者向俾斯麦的成功屈服，为了掩饰自己的投降，他们辩称权力和团结优先于自由，“事实和事件的逻辑”优先于理念和理想。其他自由派议员则记得俾斯麦曾经推动自由派的经济利益，并促成新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由发展。1866年9月初，普鲁士议会以230票对75票接受政府的免责提案。宪法冲突结束。非政治的德国人开始扮演他的决定性角色 [62] 。
剩下的工作是让普鲁士在北德获得永久的霸权。新的邦联必须满足普鲁士国王、他的亲信和他坐在北德小国宝座上的姑表兄弟们，必须满足被公认为恭顺的民众的愿望，还必须能吸引南德意志人：南德人对褊狭的普鲁士人抱有疑虑，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加入一个更大的类似联盟。1866年秋天，尽管之前承受精神崩溃，俾斯麦还是成为新的北德邦联的主要构建者。邦联宪法将被1871年后的新帝国沿用，堪称复杂晦涩的杰作。简而言之，新邦联将由普鲁士主导；作为邦联的代议机构，国会采用民主选举，但几乎没有民主功能，甚至它的预算权都受到严格限制。主权所属仍然没有确定。新成立的民族自由党希望议会权利至少有一点实质内容，并成功地让俾斯麦做出稍许让步。
最重要的是，作为教育和财富（Bildung und Besitz）的代表，民族自由党欢迎宪法中的经济条款。俾斯麦特别重视这些条款，以便它们能“消除政治上的不统一对德意志人民的物质福利造成的损失” [63] 。邦联提供统一的经济秩序；俾斯麦和民族自由党共同（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后者）创造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制度，它将为德国资产阶级带来繁荣，为国家带来工业力量。
俾斯麦有理由对这部宪法感到高兴，因为它将让俾斯麦获得比在普鲁士大得多的权力。在新的邦联中，他将是唯一的部长，不受潜在异议者组成的内阁掣肘 7 。没有人对北德的新结构完全满意。只有俾斯麦没什么怨言。
然后，俾斯麦对普鲁士政体做了现代化改造，但保留其过时的保守特点。在自由派看来，与1848年的希望或者甚至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相比，1867年的宪法是倒退的。但它在物质方面有所进步。宪政专制和民主外衣、政治的幼稚和经济的成长实现决定性的和史无前例的结合，这将成为一个强大而褊狭的德意志的发展特点。
俾斯麦在德意志和欧洲取得完全的胜利。他分化国内反对者，为自己的统治打造新的多数派。他无视或愚弄整个欧洲；他创造新秩序，但没有彻底摧毁旧秩序。他认为，没有人能及时猜到他的把戏，他欢呼：“我把他们全都打败了！全都！” [64] 被打败的还有自由和仁爱之德意志的梦想，诞生的是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它崇拜权力，即便那种权力不受思想或道德现实主义的约束。
我们也许会对俾斯麦将胜利与自己画上等号感到吃惊，这种等同成了对俾斯麦崇拜的首要幻觉。没有哪个人能决定历史，但俾斯麦、拿破仑和列宁的确彻底改变了本国历史的进程。大多数时候，俾斯麦对于靠人力影响命运的机会很没有信心，但在1862年到1866年，他感受和经历了一位沿着危险道路发动未知冒险的孤独领袖所受的考验。他的追随者寥寥无几，因为很少有人理解他；许多人反对他，因为他们因循守旧。他的敌人数目众多，支持者却寥寥无几，只有像罗恩这样的朋友或者像科伊德尔和布赫尔这样的工具。就像我所暗示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失败的可能和惩罚。他表示，惩罚将是死亡：可能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死于战场，也可能因为发动不成功的革命而被处以死刑。或者这些只是紧张过度的头脑的夸张臆想，失败至多意味着丢脸或政治生涯的终结。但那样不也无异于死亡吗？无论如何，在后来更加安定的岁月里，他津津乐道于曾经逃脱死亡，并对少数几位在这个危险时期帮助过他的人怀有特别的感激 8 。布莱希罗德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布莱希罗德如期完成服务。1866年，戈德施密特在写给布莱希罗德信中说：“人们都说，战争让你获得一大笔钱。” [65] 战争的确让他发了大财，但远不止于此。过去的五年间，他干得很出色，借助“好朋友”的光芒传播自己的声望，那位朋友同样收获颇丰。在这个成果丰富的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是与俾斯麦建立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注定将延续和加深。
1. 早在1866年2月14日，俾斯麦就告诉法国大使，普鲁士可能会迎合德意志民族主义，呼吁成立德意志议会。如果这样的话，他将推荐国王任命以戈尔茨为首的新内阁。晚些时候，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报告说，市场已经被流言惊动：戈尔茨将接替俾斯麦，后者则转任驻巴黎大使。OD，II，299；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6年2月28日，RA。
2. 沃尔夫·海因里希·冯·鲍迪辛（Wolf Heinrich Graf von Baudissin，1789—1878），德国外交官、作家和翻译家。——译注
3. 即1848年诞生的普鲁士保守党。弗里德里希·施塔尔以及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格拉赫兄弟创办的《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该党喉舌，因为报头有铁十字图案，也被称为《十字报》。——译注
4. 金腓特烈是1741年开始铸造的普鲁士金币，名义上价值5个银帝国塔勒。金拿破仑是拿破仑一世时期发行的金币，面值为20和40法郎两种。达科特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开始流通的金银币，奥地利从1511年起铸造金达科特。——译注
5. 在6月17日致意大利将军拉·马默拉（La Marmora）的信中，乌泽多姆用“直取心窝”这个著名的表述鼓动意大利人在匈牙利革命者的帮助下突袭奥地利。1868年，乌泽多姆的信件在意大利被公开，俾斯麦试图与乌泽多姆和匈牙利行动划清界限；后来，他谎称自己在7月4日拿破仑进行干涉后才鼓动匈牙利革命者。《俾斯麦全集》，第七卷第401—409页和第十五卷第271页［GW，VII，401-409，XV，271］；另见爱德华·冯·维特海默，《政治战中的俾斯麦》（柏林，1930年），第280—281页［Eduard von Wertheimer，Bismarck im Politischen Kampf（Berlin，1930），pp.280–281］。
6. 德语作韦尔夫（Welfen），德意志传统贵族世家，曾是施瓦本、勃艮第、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威等地的统治者，英国的汉诺威王朝也是它的一个分支。——译注
7. 北德邦联没有正式内阁，各部主管称为秘书，由首相任免。——译注
8. 从1866年6月26日罗恩写给佩特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种身处极度危险的感觉多么普遍：“我经常觉得自己（这里的‘我’不是指我本人，而是现政府的人格化）是个走钢丝的演员，头顶着摇摇晃晃的重物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知道，出现任何的失足或打滑，甚至只是重物失去平衡，我就会坠入深渊。我知道，一切取决于强大的神经和稳健的步伐，但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意志，他让神经和肌肉保持效力，没有他，连只麻雀都不会从屋顶坠下。”《战争部长，陆军元帅罗恩伯爵回忆录》，第四版（三卷本，布雷斯劳，1897年），第二卷，第141页［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Kriegsministers Grafen von Roon，4th ed.（3vols.；Breslau，1897），II，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