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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他[布莱希罗德]把战争的必要资金交到我手中。此举让我不得不心存感激，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与绞刑架和宝座几乎一样近。
——隐退后的俾斯麦
战争给普鲁士带来荣耀，也让俾斯麦从几位昔日的对头那里获得一些不情愿的赞美。但战争并未解决他的任何困难，反而造成新的困难。它没有解决宪法冲突，也没有解决德意志两强并立的局面，而且耗尽普鲁士的国库。不仅如此，战争让德意志两强解决冲突的时刻提前到来：如果和平手段无效，那就只能付诸战争。丹麦战争让对立的德意志两强走到一起；如何分割战利品将决定这次联手是进一步让德意志走向某种形式的和平重建，还是仅仅推迟了手足相残的战争。两个公国被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它们的处置不可能永远拖延下去。军事行动并不复杂，后续工作则困难至极。
1864年夏，俾斯麦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赋予他先见之明。他的目标仍然不变：扩大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势力（吞并两个公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并保留普鲁士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他的手段永远灵活而迷人。他作为政客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其见机行事的能力，寻找（有时是营造）正确的时机和突然的机会，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和技巧利用它们。长期规划必然导致选择面缩小。俾斯麦将不愿做选择这一典型的人类特点提升为一种至高的政治优点。发明“多重选择战略”（strategy of alternatives）最能体现他的天才 [1] 。
俾斯麦统治的早年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对他提出最多的要求，因此也显示出他人格的不凡。虽然可能有些牵强，但在思考处于人生那个阶段的俾斯麦时，济慈 1 曾经提到过的一种特质发人深省。在与迪尔克 2 一起探讨各种话题后，济慈说：“有几件事在我头脑中吻合起来，我突然明白是什么特质造就了有成就的人，特别是文学领域，莎士比亚在这点上就非常突出—我指的是‘负面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即能够生活在不确定、谜团和疑惑中，绝不急躁地寻求真相和理由……” [2] 俾斯麦的头脑分为确定和不确定的部分，但很少有政客能像他一样在那么多危险的不确定中生活那么久。
根本问题是德意志的重建—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1848年，身处法兰克福的俾斯麦在19世纪50年代便认清了它，但围绕着1863年诸侯大会的矛盾耽搁了它。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问题在于：德意志的重组是否应该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奥地利会因为自己的虚弱和与马札尔人冲突的加剧而接受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的霸权吗？或者它的衰弱会给普鲁士提供开战良机吗？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俾斯麦必须确保维持有利的外交局面，保证拿破仑三世不会趁普鲁士发动进攻之机提出割让莱茵河畔的土地作为“赔偿”，保证英国和俄国不会干涉对欧洲秩序如此重大的一次洗牌。如果必须摊牌，那么普鲁士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必须完备，而且要比奥地利做得更好。此外，当国内的议会与政府仍然剑拔弩张，宪法冲突也远没有得到解决之时，穿越欧洲政治的雷区并不容易。
历史学家们承认这些。但他们忽略了宪法冲突对俾斯麦政府造成的一个具体后果：他总是担心钱。普鲁士国库由于丹麦战争的开支而缩水，但议会顽固地拒绝了充实国库的请求。1864年到1866年间，是俾斯麦政治生涯中最困难的两年，他需要为普鲁士政府筹钱以备战争，并试图不让钱流向奥地利，以便阻挠其准备工作。关于俾斯麦的主要作品忽略了这个世俗事实，因而更容易忽略布莱希罗德的关键作用 3 。
俾斯麦极具魄力但又谨小慎微。在与奥地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时退时进，恩威并施，抓住时机或静观其变—直到一切水到渠成。与奥地利打交道时的这种灵活手段被形象地称为“魔鬼般的多管齐下” [3] 。金钱并非这样做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关键因素之一，他永远无法公开承认这点，否则必将暴露普鲁士的弱点。他无疑希望能摆脱那种额外的烦恼。也许他有时觉得这有失体面，就像诗人可能会憎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迫不得已。但俾斯麦明白，违宪的历史代价就是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在克服原因前，他需要一直应对结果。
1864年8月1日，丹麦将两个公国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俾斯麦希望把它们纳入普鲁士，并觉得支持奥古斯腾堡的德意志民族和自由主义情感是恼人的大麻烦。早在1864年5月，布莱希罗德就在信中告诉雅姆斯男爵，虽然两个公国的命运仍然“完全不明朗，但人们正在努力操纵舆论，民众请愿书被呈送给国王，提出石勒苏益格最终应当被交给普鲁士” [4] 。他还表示，如果此事成真，普鲁士的国内局势将会改善，议会将向政府大幅让步，“特别是批准贷款” [5] 。
不过，两个公国的未来只能与奥地利共同解决。奥地利在何种状况下和需要何种条件才会继续同普鲁士联盟？呼吁保守势力团结一致对抗“革命”是俾斯麦的老生常谈，这样做能否再次与奥地利言归于好？或者说，德意志长久以来的双雄并立，邦联内部两强的对立最终不得不由铁和血来解决，就像俾斯麦从在法兰克福的岁月起就常常预见的那样？
俾斯麦手握大部分王牌。他咄咄逼人，奥地利则处于守势。他清楚自己希望得到两个公国，确立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奥地利对两个公国没有计划，并觉得那个时而讨好、时而威吓自己的盟友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俾斯麦试图让奥地利一直依赖普鲁士，同时发展普鲁士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拿破仑三世是关键人物，他支持民族国家，但也被认为阻挠德国统一：俾斯麦能否说服那个“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为了完成意大利统一而延续反奥路线，同时接受普鲁士在美因河（Main）以北的霸权？1864年夏，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更多，敌人则更少。此外，奥地利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而普鲁士则有大量潜在的财富，只要俾斯麦能找到利用的办法。孤立无援和囊中羞涩的奥地利不得不面对一位足智多谋的挑战者的狡猾伎俩。
1864年8月，在著名的美泉宫会议（Schönbrunn Conference）上，俾斯麦突然提出奥地利应该同意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作为回报，普鲁士将在可能的适当时机帮助奥地利夺回伦巴第 4 。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反动计划，它会伤害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但符合俾斯麦对未来的预期之一：德意志两强结成保守同盟（很可能得到俄国支持），奥地利安于在东南欧施展拳脚，普鲁士则称霸北方。在美泉宫，奥地利外长莱西贝格伯爵把俾斯麦的话当真，为了防止普鲁士违背承诺，他要求在奥地利得到回报后再把两个公国交给对方。这并非俾斯麦的意图：他认为奥地利应该立刻践约，普鲁士的承诺则留待以后，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当奥地利人对此不愿接受时，俾斯麦抛弃了那个方案，随后的两年间未能达成任何有关两个公国的明确解决办法。
和平与延续同盟是人们对美泉宫会议的期待。两个公国仍将处于奥普共治之下。但布莱希罗德对此表示怀疑，会议结束两周后，他警告雅姆斯男爵：
与奥地利的极度亲密已经走到尽头，随之而来的将是严寒。石勒苏益格的未来仍然扑朔迷离。我的好线人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同他们[法国人]达成共识，让普鲁士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俄国不会反对，奥地利和英国将保持沉默，无论它们多么不乐意。这种理想状况现在因为国王的想法而遭受挫折，因为太子妃，他倾向于奥古斯腾堡公爵。 [6]
这是典型的俾斯麦式消息，既坦率又别有用心：俾斯麦希望让法国人相信，他与奥地利的联盟已经发生动摇，他对两个公国虎视眈眈，需要法国人的帮助—但挡在他和两个公国间的不仅是一位在英国儿媳怂恿下感情用事的国王。当然，和俾斯麦的同僚们一样，国王也需要教训。
布莱希罗德的判断很快被证实。商务问题突然威胁到俾斯麦对奥地利的平衡政策。6月末，一些中部邦国同意延长关税同盟；奥地利感到懊悔，希望正式确认自己最终加入同盟的可能性。出于政治原因，俾斯麦希望在形式（虽非实质）上安抚奥地利，如果奥地利看重“这个乌托邦”（他甚至对莱西贝格伯爵这么说），那么俾斯麦愿意假装该问题还有一线生机 [7] 。在实质问题上，俾斯麦毫不让步：他不顾奥地利人的沮丧，坚持与奥地利签署商务条约，因为在这件事上“政治考量不应损害未来的物质利益” [8] 。俾斯麦决心巩固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地位，因为这既能进一步削弱奥地利的地位，又为普鲁士中产阶级带来物质利益，从而可能降低其对宪政的热情。与此同时，他希望与奥地利保持协作，希望莱西贝格伯爵这位亲普鲁士的保守派继续掌权。他敦促莱西贝格把政治利益放在物质利益之上，维持奥普同盟：以防“我们的君主们在才智上可能比不上自己的臣民” [9] 。俾斯麦本人并不相信君主们高人一等。
但俾斯麦的同僚们让他失望了：当他在比亚里茨（Biarritz）休假，与拿破仑斡旋和与卡特琳·奥洛夫调情时，他们关死了奥地利加入关税同盟的大门，连今后举行谈判的可能性都彻底断绝。10月末，莱西贝尔伯爵因此下台，成了维也纳反普鲁士派的牺牲品，他们宣称莱西贝格的政策全无效果。
莱西贝格的被黜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延续同盟的可能性减小了。维也纳变得焦躁不安，俾斯麦同样如此。不过，当时他是否想要与奥地利最终决裂，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或者他是否满足于不诉诸战争而获得眼前的和最低的目标？历史记录模棱两可。一方面，我们看到俾斯麦对奥地利态度蛮横，符合与他经常表达的观点，即德意志两强的最终摊牌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他大费周章地避免引发战争，用各种手段试图达成和平方案。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后者是故作姿态。也许的确如此，但俾斯麦在做这些事时非常认真，而他在随后两年间的重要角色也证明，他本来满足于不诉诸战争赢得两个公国，将德意志重建的问题留待未来。
国内事务同样需要布莱希罗德。无论俾斯麦最终选择和平或战争作为对外政策，无论他试图通过收买或武力赢得两个公国，他都需要钱。如果他需要钱，那么他就需要在整个金融界人脉广泛的布莱希罗德。俾斯麦还开始把其他任务委派给布莱希罗德，他更乐于这样做的原因是：他的官方部属（包括大部分重要大使）几乎在蓄意破坏他这段时期的努力。特别是巴黎的戈尔茨伯爵和佛罗伦萨的乌泽多姆伯爵，他们对俾斯麦的政策和他本人都表示反对。忠心耿耿、头脑精明和拥有国际人脉的布莱希罗德成了大受欢迎的补充。俾斯麦需要布莱希罗德调动普鲁士的资金，还利用其阻止奥地利获得资金。他雇佣布莱希罗德参与可能是他实现最低目标的最佳方案：从奥地利手中购得石勒苏益格，此举既壮大了普鲁士，又羞辱了奥地利。有时，布莱希罗德也会主动提议，希望为某些有望兼顾利益和爱国的计划赢得俾斯麦的支持。
丹麦人签署维也纳和约草案两天后，布莱希罗德写信给俾斯麦：“值此胜利之日，我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您和祖国安康幸福，这些胜利是凭借着国王陛下的决心、阁下的智慧以及团结一致的德意志大国的英勇壮举取得的。”为了给刚刚获得解放，长期受到剥削，被丹麦人“视作法拉欣 5 ”的人民带去繁荣，布莱希罗德请求成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方银行，主要目的是提供便捷贷款。该行还有权发行货币，可以帮助募集预期的战争赔偿金和修建重要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Nord-Ostsee Canal）。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汉堡的所罗门·海涅（Salomon Heine）家族已经承诺支持，因此该银行（对普鲁士很有用，对赞助者也似乎非常有利可图）可以马上被组建起来。布莱希罗德请求俾斯麦推荐“合适的地点，以便我的计划顺利执行” [10] 。该银行最终没有成立，但这次尝试让贴现公司的汉泽曼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到一起，尽管他们不久前还是死对头。布莱希罗德的书信再次显示出他对互惠互助的期待。不仅如此，布莱希罗德的建议显然源于这样的信念，即物质上的主动将让普鲁士在两个公国获得政治上的优势 6 。
战争刚结束，普鲁士内阁就重新把注意力放到财政来源这个棘手的问题上。1864年夏天和秋天，俾斯麦大部分时间不在柏林，政治事务的重担也落到罗恩的肩头。财政问题成了他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因为他发现波德尔施温格无能得令人恼火。7月，罗恩请教最好的朋友—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佩特斯（Friedrich Perthes），询问政府是否应召集议会和请求战争补贴。“俾斯麦和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让国王第二次请求那些人给钱；如果同意给钱，这些人就有机会在头脑简单的公众眼中恢复形象；如果拒绝给钱，他们将严重伤害普鲁士的政治信誉和财政信贷。”罗恩还表示，其他部长希望召集议会，他们猜测反对派不敢拒绝，如果仍然顽固不化，“议会制在普鲁士将永远被毁灭” [11] 。罗恩最终占了上风，因为政府无需任何紧急贷款或信贷。布莱希罗德写道，政府只花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库储备，“由于高税收，我们国库充盈” [12] 。一个月后，罗恩提出逐步裁军以便减少开支，“从而避免让我们受制于无法无天的议会” [13] 。在准备1865年的预算案时，罗恩再次与波德尔施温格发生争执。1864年秋，他考虑辞职。布莱希罗德听闻议会的严重分歧，他在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中表示，波德尔施温格的辞职近在眼前 [14] 。两位部长都没有辞职，继续不情愿地合作 7 。
1865年1月，议会的常规会期开始。战线仍然不变，但力量和威信发生决定性变化。“许多议员渴望和解”，俾斯麦和罗恩也愿意试试妥协的可能性 [15] 。关键问题仍是两个：军队改革和议会对预算的控制。军事胜利让许多议员震惊，他们的决心发生动摇，而国王则变得比以往更加顽固和不容妥协。反对派议员仍然不愿放弃他们从宪法冲突伊始就坚持的一项基本权利：调拨资金和批准其支出的权利。批准政府贷款将进一步削弱议会名义上的控制。自由派再次勇敢地对许多暴政和专制举动提出抗议，但他们卷土重来希望渺茫。在沮丧和频频的情绪失控中，议会不出意外地拖到了解散。会期无果而终，除了让议会变得更加无效和无用。
由俾斯麦起草和宣读的国王开幕致辞在口吻上有和解之意，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国王声称那些重大胜利得益于他对普鲁士军队的重组（更糟糕的是，他还相信这点）。事实上，新规尚未实施，军事胜利是旧军队的功劳。现在，国王敦促议会接受那些改革，让它们的实施符合宪法，从而结束宪法冲突。但占多数的自由派在这点上拒绝让步，虽然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专横的曼陀菲尔的适时怂恿下，威廉拒绝罗恩和俾斯麦所倾向的真正妥协，比如放弃三年兵役制。3月27日，议会以绝对多数否决了1865年的预算案，并接受了议会委员会的结论，即减少计划中的军费拨款，而社会和教育支出则需要增加。一个月后，议会全盘否定了军事重组法案。罗恩一度陷入绝望，被所有无效的抗争弄得精疲力竭：“我感觉，毋宁说确信，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如果行动失败，那么“我只能预言自己将与斯特拉福（Strafford）同病相怜［斯特拉福是查理一世的大臣，1640年被处决］，汹涌的革命将淹没旗帜……那将是普鲁士的末日……我耗尽的不是力量，而是耐心和冷静。因此我并非不可或缺，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16] 。
4月初，作为海军部长的罗恩提交法案，要求授权政府在今后六年间有1900万塔勒用于海军，包括基尔（Kiel）的防御工事，其中1000万将来自新的贷款。从1848年开始，海军就是自由派爱国主义者的梦想计划。俾斯麦再次把一个两难选择放到自由派对手面前：要么放弃梦想，否决海军提案；要么放弃原则，批准政府贷款，即使政府的政策违宪。多数议员不情愿地准备拒绝为海军拨款，于是俾斯麦得意洋洋地指责他们失去了“海上雄心”，指责他们没能利用普鲁士的胜利，这场胜利让普鲁士获得基尔的共管权，但只有普鲁士愿意保卫那里。俾斯麦还嘲笑了议员们的“消极无能……如果否决我们当时提出的发债请求让你们征服了杜普尔，那么我希望，你们现在拒绝贷款将带来一支普鲁士舰队” [17] 。
5月，波德尔施温格向议会提交了丹麦战争期间巨额支出的纪要。总金额达到2250万塔勒，只有不到一半来自国库，其余来自收入盈余。政府要求议会追溯授权使用国库资金，议会先前拒绝政府的贷款申请让此举变得必要。议会不得不再次在放弃原则和拒绝支持胜利间做出选择，和广大民众一样，这场胜利也大受议员们欢迎 [18] 。
议会固执地拒绝所有对钱的要求。它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海军拨款和用于军事改革的资金，并于6月13日宣布，政府在未经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国库的行为属于违宪，内阁应该为这些钱负责。同一天，俾斯麦向反对派发起猛烈攻击，隐晦地指控议员们叛国，因为他们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有助于普鲁士敌人们的计划。他知道，许多自由派议员对普鲁士的胜利欢欣鼓舞，指控他们缺乏爱国心将伤害他们本人及其政治前途。6月17日，俾斯麦结束议会，他遗憾地表示“议会没能取得渴望的和解，会期的结束再次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被召集起来合作的两派力量仍然相互疏离” [19] 。
会期在特别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收场。两周前，俾斯麦向著名科学家和自己的主要敌人之一—鲁道夫·菲尔肖（Rudolf Virchow）发出决斗挑战，因为菲尔肖质疑他的诚实。甚至布莱希罗德也对这种过时的夸张举动感到震惊。他向科伊德尔表达自己的担心，后者交给他几份关于取消决斗的复杂的幕后斡旋的记录。决斗刚被取消，布莱希罗德就赶忙告知雅姆斯男爵 [20] 。俾斯麦的暴躁反映了其对持续冲突的不安。他已经赢得一场胜利，但议会仍在抵抗；1865年夏，俾斯麦无法确信，在没有议会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自己能否取得另一场大捷。还要多少场胜利，议会才会接受军事改革，并对其他要求做出妥协？俾斯麦的两难处境在继续：为了在国外取得胜利从而最终迫使国内的议会让步，他需要钱，但议会不愿满足这个要求。与此同时，为了筹措新的必要资金，他能够拉着怯懦和缺乏想象力的阁僚们继续在违宪的道路上走下去吗？
俾斯麦的筹资行动是在与奥地利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展开的。1864年11月，缺乏经验的奥地利新任外交部长门斯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认为可以强迫俾斯麦接受自己的方案，他提出把两个公国改组成新的公国，最好由奥古斯腾堡担任统治者；如果普鲁士政府不愿放弃吞并的打算，那么奥地利将要求获得同等的土地作为赔偿：西里西亚或者霍亨索伦家族在符腾堡（Württemberg）的领地 [21] 。在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里，俾斯麦不愿给出明确答复，希望奥地利丧失耐心，或者国际局势变得更有利。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能够帮助奥地利货币恢复元气的“巨额等价金钱” [22] 。但他坚称对土地赔偿不予考虑，因为威廉不会接受。2月，他终于提出让普鲁士接受奥古斯腾堡统治的条件。新公国将作为普鲁士的受保护国，它的陆军和海军将并入和服从普鲁士军队。在提出这些苛刻条件前两天，他写信给戈尔茨，为自己试图维持普奥同盟的政策做了辩护。同盟仍然有利可图。
尽管双方有些小龃龉，我觉得最好还是暂时延续目前的婚姻，即便离婚变得必要，最好留待迫不得已的时候，而非现在就斩断纽带，因为赤裸裸的背叛全无益处，现在也无法确信今后的新关系能带来更好的状况。 [23]
争执变得愈发激烈。奥地利觉得俾斯麦的条件和现有的共治局面都难以接受。如果奥地利人有任何自主行动—比如允许（更别说怂恿）奥古斯腾堡在荷尔斯泰因进行煽动—一贯傲慢无礼的俾斯麦就会以受害者自居。面对如此狡猾和无情的配偶，婚姻的确很难延续。俾斯麦时而恐吓威胁，时而劝诱示好，有时表现出神秘莫测的暧昧，有时则是令人疑惑的坦诚。奥地利驻柏林的外交官卡洛伊和肖泰克伯爵始终无法真正摸清俾斯麦的把戏。他们是理性和循规蹈矩的人，完全不是诡计多端的俾斯麦的对手。如果要形容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政策，那么可以把他比作一位让妻子惴惴不安的丈夫，他时而献上拥吻，时而无情拒绝，时而誓言忠贞不渝，时而佯装放纵调情。由于缺乏俾斯麦那样的咄咄逼人和足智多谋，维也纳只能将主动权拱手相让。
奥地利对俾斯麦要求的第一反应是惊得目瞪口呆。弗朗茨·约瑟夫告诉普鲁士大使维特男爵（Baron Werther），这些条件“完全无法接受” [24] 。与此同时，内阁不管部长 8 ，因政治头脑敏锐而极受尊敬的莫里茨·埃斯特哈齐伯爵（Count Moritz Esterhazy）向维特透露，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似乎不可避免，而且更希望正大光明地吞并，而非像奥地利人建议的那样遮遮掩掩，尽管这会让奥地利蒙羞。当维特提及不可能有土地赔偿，只能指望金钱赔偿时，埃斯特哈齐回答说，如果后者“很高，他将不会反对”，尽管皇帝觉得这样做有失颜面 [25] 。
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与维也纳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朋友—莫里茨·里特·冯·戈德施密特（Moritz Ritter von Goldschmidt）展开秘密谈判。1820年，17岁的莫里茨·戈德施密特陪同远亲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从法兰克福前往维也纳，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担任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高级合伙人。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亲密的合作者，戈德施密特获得梅特涅 9 的特别优待和豁免权，并经常与后者见面。他还从宫廷获得豁免权，若非如此，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生活仍然相当艰难（他的儿子记忆尤深，父亲被豁免佩戴犹太人仍然必须戴的黄色标志）。戈德施密特与所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关系密切，他的许多亲属也在各地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 [26] 。他和布莱希罗德是多年好友；两人都是上流社会成员，出入各自国家的宫廷，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国际精英。他们还都是虔诚的犹太人，把犹太血统看作彼此间的特殊纽带。2月末，布莱希罗德找到戈德施密特，两人试图想出某种“赔偿方案”，既满足奥地利的要求，又让普鲁士得到两个公国。
俾斯麦了解并鼓励布莱希罗德的计划，甚至可能是它的委托人。布莱希罗德的行动得到充分授权，是俾斯麦战略的一部分。俾斯麦同时开辟多条战线：上述计划是其中之一，如果那位爱好和平的银行家弟兄能够想出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满足俾斯麦最低野心的方案，那将是很受欢迎的权宜之计。关于这场交易的流言甚嚣尘上：“关于金钱交易的想法从［1865年］1月开始就出现在各家报纸上，它变得日益流行，特别是在银行家圈子里。” [27]
布莱希罗德和戈德施密特保持了长期而亲密的书信往来，不幸的是，只有戈德施密特的信件留存下来。1865年3月1日，戈德施密特在信中表示，他认同“最可敬的朋友”，维也纳和柏林间因为两个公国而产生严重难题，“我不知道这些难题如何解决，无论你多么深信我们（！！！）彼此诚心地在这件事上展开合作。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合作在这样的世界性问题中能有何作用？” [28] 他抱怨布莱希罗德对物质赔偿的暗示过于模糊，“你必须清楚地表达观点，因为这样的事不能含糊其辞。请清楚地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会用正确的方式转告正确的对象，没有人会过问，我可以极为确信地向你保证”。布莱希罗德很快打消戈德施密特困惑的怀疑—显然他提到，他的“好线人”就是该计划的主使人。
一周后，戈德施密特表示，如果成功谈判的机会存在，他愿意前往柏林。他想要知道布莱希罗德所谓的“巨额”赔偿意味着什么，“用钱解决问题很不光彩，因此数额必须高到克服由此产生的巨大不适感”。他再次告诫布莱希罗德不要表现得那么“外交式的不可捉摸”。就像布莱希罗德所暗示的，区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对奥地利全无用处。“用西里西亚作交换更能被接受。” [29] 3月9日，戈德施密特写道：“亲爱的朋友，我正在上帝的葡萄园中劳作！我们很快会知道是否可行！气氛缓和了！” [30] 绊脚石是皇帝的荣誉感。戈德施密特与维特男爵进行商谈，并扮演起他和奥地利财政部长伊格纳茨·冯·普莱纳（Ignaz von Plener）的中间人。维特提出“4000万弗洛林（florins） 10 ，这是他本人的意思，未经政府授意”，而戈德施密特则认为6000万是可商量的金额。无论如何，他要求布莱希罗德说服“他足智多谋、无所不能和手段层出不穷的主人”放弃霍亨索伦（普鲁士在符腾堡的天主教飞地），但不包括王朝城堡 [31] 。威廉会同意放弃王朝的祖籍地—就像维克多·伊曼努埃尔（Victor Emmanuel） 11 将萨瓦割让给拿破仑吗？
3月14日，科伊德尔在信中告诉布莱希罗德，维特报告说已经和戈德施密特见过面，并提到了“3000万到4000万”，但他被要求今后不要提及任何金额。布莱希罗德显然恳求科伊德尔要更积极地推进谈判，却被告知“开价不能来自我方。如果对方想要金钱赔偿，应由他们开价” [32] 。俾斯麦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似乎不愿通过金钱开路让奥地利放弃土地。
维特向柏林报告说，得益于戈德施密特的斡旋，他与普莱纳讨论了金钱等价物的问题。双方没有提到金额，但普莱纳表示，赔偿必须比奥地利的战争成本（约2500万弗洛林）高得多，包括战前开支。
普莱纳首先感叹，通过金钱赔偿达成妥协会在奥地利和整个德意志引起抗议，并表示因此赔偿额必须很高……金钱赔偿的想法在这里正日益流行，特别是在金融精英中间，他们知道奥地利国库空虚，必须经常施以援手。
读过维特的报告后，威廉说：“如果皇帝知道领土交易有损我的荣誉，那么金钱赔偿一事就能更进一步，这是荣誉与荣誉之争—金子无疑比人权更有可塑性。” [33] 按照维特的暗示，戈德施密特向普莱纳开价4000万弗洛林，但后者回复称：“太少了。”戈德施密特担心，维特给柏林的报告可能掩饰了这个金额是维特自作主张的事实 [34] 。
在维也纳发出上述试探的同时，俾斯麦也在柏林做出和解的姿态。3月11日，他漫不经心地提到，西里西亚的格拉茨（Glatz）伯爵领地是可能的赔偿筹码，虽然威廉表示反对，而且转让必须得到当地议会的同意 12 。几天后，他再次提及这个话题，并告诉卡洛伊，自己倾向土地赔偿，甚至不惜放弃格拉茨，但威廉“在良心上有点感情用事”，因此反对割地。不过，他建议奥地利人煽动当地人对割地的热情。“我将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5] 不过，两国君主都是真正的固执之人，特别是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荣誉受到威胁时。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报告说：“他们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在两个公国的问题上谁都不愿让步 [36] 。
与卡洛伊的友好谈话后不久，维也纳的风向变了，俾斯麦气得目瞪口呆。奥地利人开始倾向奥古斯腾堡。俾斯麦对这个暗中违反奥普合作的举动感到愤怒，布莱希罗德和戈德施密特的谈判戛然而止。三周后，卡洛伊向俾斯麦抱怨说，罗恩在普鲁士议会面前坚持基尔永远是普鲁士的基地，俾斯麦反击称：“我可以向你保证，普鲁士不会退缩；只有战争失利，只有30万人的奥地利军队胜利开进柏林才能改变我们的决心。” [37] 普鲁士和奥地利朝着战争更近了一步，甚至威廉也开始感觉被他的帝国盟友背叛了。不过，俾斯麦的工作做得过于好了。1865年春，俾斯麦还在犹豫是否把普鲁士引入战争，但国王的立场变得甚至比他更加强硬。在5月28日的御前会议上，俾斯麦甚至提出去掉2月提议中某些容易引起麻烦的内容，也许是考虑到普鲁士财政尚未达到理想状况。但威廉拒绝了。俾斯麦6月初对肖泰克伯爵所发的感慨既夸张又不无道理：“我不是普鲁士，维也纳千万不要在这点上自欺欺人。” [38]
1865年6月，俾斯麦同奥地利和普鲁士议会的关系到达新的谷底。两种矛盾有了交集：随着两国朝战争越走越近，普鲁士需要远远超过丹麦战争的财政力量。由于坚决拒绝提供帮助，议会于6月中旬被解散，这凸显了威胁的同时性。6月19日，在威廉前往卡尔斯巴德进行那次关键性的度假的两天前，御前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应对议会。国王提出三种方案：立即解散；等1865年秋天再解散；召回现在的议会，如果它拒不从命就立即解散。罗恩倾向于尽早解散，然后由国王发表告国民书，如果这同样无效，那么就必须推行新的选举法。奥伊伦堡警告说，这样的方案可能削弱王室权威，招致普选权的危险。没有万全之计。
俾斯麦表示，“他早就深信，用现有宪法无法长时间统治普鲁士，对其做出重大和广泛的修改不可避免” 13 。唯一的问题在于何时出手。他要求继续让议会“自生自灭”，同时骚扰反对派和谴责自由派议员。过多的选举只会煽动反对派的情绪，暗示政府依赖自己青睐的多数派。因此，俾斯麦希望在1866年1月重新召集现有议会，一旦抗命就立即解散，并尽可能推迟下次选举。最后，俾斯麦“提到了国外形势的错综复杂可能带来的机会，指出也许可以通过合适的金融运作削弱目前货币市场对奥地利贷款的偏爱”。威廉支持俾斯麦的主张。简而言之，在俾斯麦不得不决定是否主动与奥地利撕破脸前，他必须再次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内阁，应对所谓宪法与预想中的普鲁士命运的格格不入，以及国内僵局导致的严重财政后果 [39] 。
整个6月和7月，俾斯麦都在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一方面为普鲁士筹款，另一方面不让钱落入奥地利手中。1864年，一笔巨额贷款帮助了接近破产的奥地利，贷款主要由阿道夫·汉泽曼筹办，并得到柏林市场的支持 [40] 。俾斯麦不希望1865年再出现类似的操作，他认为两国很可能开战，也许战端迫在眉睫。6月初，他告诉布莱希罗德，“与奥地利真正撕破脸”可能在几个月中都不会发生。普鲁士将不会主动发难或者发出最后通牒；不过，如果奥地利想要开战，那么普鲁士也会做好准备 [41] 。这些警告可能会让布莱希罗德或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敢帮助奥地利。几天后，俾斯麦会见了柏林的一位重要银行家保罗·门德尔松—巴托尔迪（Paul Mendelssohn-Bartholdy），表面上询问商界对与奥地利的战争会做何反应，但更可能是在警告他，如果爆发战争，普鲁士可以在四周内打败奥地利 [42] 。
俾斯麦对普鲁士的财政越来越不耐烦，这反映了他咄咄逼人的意图。7月初，他致信罗恩，表示“［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金融运作挫败奥地利想要展开的运作，从而维护和平”。他谈到几种筹款方案，但都遭到波德尔施温格的反对，因为此人“对议会心慈手软”。如果筹不到钱，“我只能向陛下解释，不得不暂停我们的外交计划” 14 。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新的奥地利政府不愿示弱：“和我们一样，对内愈加保守的立场要求愈加强硬的对外态度。” [43] 这是俾斯麦罕见地承认自己政府的对内铁腕和对外黩武间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将是随后几十年间德国政治生活的特点，并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从6月末开始，威廉和俾斯麦待在卡尔斯巴德（位于奥地利国土上），而战争的危险则与日俱增。决战前的局势对普鲁士格外有利：其他大国不愿干涉或无暇旁骛，奥地利的财政状况一团糟，不得不裁撤军队，没有足够的钱来打一场战争 [44] 。国王也最终下定决心，认为奥地利在两个公国问题上的阻挠已经是足够的开战理由。那么，为什么一向主战的俾斯麦在随后的几周内产生犹豫，为再次和平解决冲突保留了可能？这是俾斯麦相关作品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最近的一个新答案印证了我的观点，即在俾斯麦与议会斗争的四年间，政府能否获得信贷是他最担心的问题 [45] 。整个7月，俾斯麦都在试图“不通过贷款为可能的征兵筹措必要资金” [46] 。他接二连三地给罗恩和弗里茨·奥伊伦堡写信，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同时威吓波德尔施温格和伊岑普利茨，抱怨说自己早前的警告被当成耳边风。和所有重要的问题一样，俾斯麦在这件事上同样试图多管齐下，并不考虑这些计划是否违宪，他会向奥伊伦堡夸口说，国王同样需要钱，同样认为更有职责维护王室，而非遵守宪法。此外，“如果宪法在任何问题上站不住脚，那么［在国王看来］违反宪法规定就是在为废除它做准备” [47] 。
在那几个忙乱的星期里，是战是和的问题悬而未决，一定程度上将由信贷流动决定。正是在这段时间，布莱希罗德证明自己对俾斯麦极其宝贵。他与俾斯麦在卡尔斯巴德举行重要会谈，这体现他的巨大价值。不幸的是，我们对那次会谈的了解仅限于俾斯麦当时写给奥伊伦堡的信。俾斯麦提到一种可能的操作：布莱希罗德将动员罗斯柴尔德家族牵头组成财团，财团借款给海贸银行，再由后者把钱交给政府 [48] 。
不过，布莱希罗德也报告说，他成功完成了那些年来最重要的工作。7月中旬，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签订协议，为政府提供大笔资金。协议的达成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布莱希罗德不仅作为铁路公司的银行家和董事之一（就像他的父亲那样）参与其中，也是俾斯麦的心腹。这个故事足够复杂和重要，有必要简短概述。
这条铁路拥有不寻常的历史，反映了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修建计划于1833年提出，目的是将廉价的鲁尔区煤炭运往乌珀塔尔（Wuppertal）。1859年铁路竣工，布莱希罗德为其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在那个深陷危机的年份里筹措必要的资金。铁路的建成还要归功于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男爵的推动，这位鲁尔区的银行家长期以来都对铁路感兴趣。1848年担任商务部长后，他是国家控制和最终收购整个普鲁士铁路网的主要支持者。海特与科隆—明登铁路签署一系列协议，政府为铁路债券提供3.5%的利率担保，还购买七分之一的原始股份，并有权分期购买更多股份，从而让国家最终成为铁路的唯一股东。1854年，政府同意分期购买权推迟到1870年。19世纪50和60年代，铁路是德国最重要的投资领域；这些铁路大多盈利，它们的股票主宰了德国证券市场 [49] 。
随着“新时代”（New Era） 15 的开始，海特推进国有化的政策受到个人利益和广为接受的曼彻斯特自由经济主义的挑战 16 。在政府内部，海特遭到从1851年起担任财政部长的内阁同僚卡尔·冯·波德尔施温格的反对，两人总是意见相左。海特尚在任时，他的政策就已经开始失去市场，随着1862年他退出权力舞台，德国铁路政策出现暂时的反转。1862年12月，察觉到这点的布莱希罗德向政府提交长篇备忘录，建议政府终止担保和放弃最终收购的权利，以换取公司的立即赔偿。布莱希罗德称，政府不应等到1870年用贷款收购铁路，而是应该马上放弃这些权利，从而能马上自由支配1400万塔勒。他总结说，这些钱“现在可以找到更有用的途径，或者拿来充实国库” [50] 。
布莱希罗德的备忘录是向商务部长伊岑普利茨伯爵提交的，后者将其转交给自己的首席参事沃尔夫（Wolf）。沃尔夫指责布莱希罗德的建议可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让股东受惠。沃尔夫宣称，放弃各种权利将导致国家损失3000万塔勒，而布莱希罗德方案只能提供1000万塔勒的赔偿和立即解冻400万塔勒的国家资金。沃尔夫认为赔偿和可能损失的差额悬殊，请求驳回该提议。1864年7月，伊岑普利茨要求重新审阅布莱希罗德原先的方案。1865年春，他再次征询和听取专家意见，并制定新的支付方案，新方案将为国家带来1700万塔勒的现金。这样的安排很常见，最后的谈判由布莱希罗德和科隆银行的奥本海姆（A.Oppenheim）主导，进展非常迅速。1865年7月18日，政府与铁路公司签订协议（需由国王和股东批准），前者放弃收购铁路的权利，从而换取1300万塔勒 [51] 。此外，政府不必再为与科隆—明登铁路相关的某些小铁路维持担保基金，可以出售组成该基金的可转让证券。在公司需要支付的1300万塔勒中，300万应在1865年10月1日以现金支付，其余部分为新设立的股票 [52] 。
协议可能没有波德尔施温格和伊岑普利茨希望的那么理想，更别提两位部长对于签署这样一份他们怀疑违宪的协定心存不安。但协议正当其时，让俾斯麦和罗恩欣喜不已。7月21日，在前往加斯泰因（Gastein）途中，威廉在累根斯堡（Regensburg）召开决定性的会议，再次评估普鲁士的对奥政策。由于财政状况大大改善，俾斯麦可以提出更强硬的主张。同一天，他在发给王储的电报中表示：“陛下在累根斯堡会议上做出决定后，全军动员和一年期军事行动的资金已经有了着落；金额在6000万塔勒左右。” [53] 一周后，罗恩兴奋地对俾斯麦的老朋友莫里茨·冯·布兰肯堡（Moritz von Blanckenburg）表示：
我们有钱了，足够让我们在外交政策上自由地施展拳脚，如果需要的话，也足够动员全部军队和支持一次完整的军事行动。这让我们在奥地利面前能够表现出必要的从容不迫，从而寄希望于他们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避免我们都不想要的战争……钱从何而来？并没有违反法律，主要是通过与科隆—明登铁路达成的协议，我觉得非常合算，甚至波德尔施温格也这样认为。 [54]
奥地利代办肖泰克男爵致信门斯多夫伯爵，表示尽管存在战争可能，但普鲁士并没有异常的军事举动；只有在金融领域，该国政府才做了不寻常的准备，主要举动是科隆—明登铁路协议。“这些金融运作……只能从迫切的政治必要性而非经济角度解释，议会是否会批准它们［令人怀疑］。”普鲁士国库已经积累了“通常只为战争准备的大笔资金” [55] 。政府把协议视为宪法冲突的一部分，特别是由于早前与多位银行家的谈判已告破裂，因为他们要求贷款必须符合宪法。
事实上，出售未来的国有资产已经违反作为国家最高法律的宪法，议会后来也的确抨击了该协议。不过罗恩的热情也许足以抵消波德尔施温格的不安。当俾斯麦和罗恩的纠缠不休现在终于可以停歇一会儿，波德尔施温格感到的应该只有如释重负。
经过与奥地利人的最初几天谈判，俾斯麦发现他们在真心寻求战争之外的解决方式。他同样表现出和解姿态—同时他意识到，科隆—明登协议带来的真金白银不会马上到账，事实上该协议甚至尚未得到股东的批准。与此同时，国内的消息继续让俾斯麦失望。布莱希罗德报告说，7月17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卡尔·迈耶尔男爵与海贸银行行长奥托·冯·坎普豪森（Otto von Camphausen）就收购900万塔勒的1859年普鲁士债券展开商谈，这笔债券仍然留在海贸银行的金库里没有发行。罗斯柴尔德也是布莱希罗德的代表，他先后提出98折和98.5折购买，最后提出以99折甚至99.5折购买一半的债券。令布莱希罗德沮丧的是，坎普豪森坚持按面值出售。谈判破裂了，坎普豪森将债券分成小份，以平价出售给柏林的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告诉俾斯麦，他觉得拒绝外国帮助、倾向本国资金是“金融错误”，因为从政治危机角度考虑，本国资金应该被留作储备 [56] 。直到8月8日，俾斯麦仍然从加斯泰因往柏林发来电报，焦急万分地询问金融运作进展如何以及“钱何时到位” [57] 。
8月10日，俾斯麦致信奥伊伦堡，表示自己正努力与奥地利达成妥协，特别是因为如果关系破裂，“我们需要时间筹钱和稳住法国”。他希望获得“可以接受的喘息之机……让我们暂时有尊严地生活，但又不让战争［的可能］离我们远去……”他对与奥地利达成妥协很有信心，以至于他让奥伊伦堡转告布莱希罗德，“不知道我在他那里的账户是否仍有一部分被投资于证券，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完全不应该出于对战争的过早恐惧而抛售它们” [58] 。这个联系很不寻常，特别是对习惯于政客假装回避任何“利益冲突”的我们而言。如果俾斯麦试图与奥地利讲和，他肯定不愿无意中因此损失自己的钱。他要求奥伊伦堡向布莱希罗德转达那条消息，这证明他觉得求和的想法完全无可厚非。
8月中旬，俾斯麦取得了外交胜利。利用奥地利的无心开战，他终于达成可接受的协议。这份后来被称为《加斯泰因条约》（The Convention of Gastein）的协议对“不可分割的两个公国”做了分割，普鲁士获得石勒苏益格的管辖权，奥地利得到荷尔斯泰因。在奥地利的要求下，两国维持了共同主权；虽然没什么实际意义，但这让俾斯麦有无数机会干涉荷尔斯泰因（该公国位置较南，普鲁士人必须穿过那里才能到达石勒苏益格），从而挑衅奥地利。劳恩堡公国被卖给普鲁士，后者还在荷尔斯泰因享有特别的陆军和海军权。
条约不过是又一次权宜之计，它让普鲁士有所获益，而奥地利除了时间一无所得 17 。许多普鲁士人把《加斯泰因条约》看作为奥尔米茨雪耻，而奥地利的同情者则哀叹，奥地利“完全为了普鲁士的利益签订了《加斯泰因条约》” [59] 。8月中旬，两国统治者和大臣们在萨尔茨堡（Salzburg）和伊舍（Ischl）聚会，营造出条约签署后两国君主团结融洽的气氛。但普鲁士的胃口已经因为吞下劳恩堡而被吊了起来。
在写给同僚们的密信中，俾斯麦强调，财政上的不确定是和解政策的重要动机：“我们的财政和军事准备让提前主动撕破脸变得不可取。” [60] 这无疑是实情，就像他的所有筹钱活动所显示的—但该解释也别有目的。虽然奥伊伦堡是俾斯麦忠诚的朋友，但他并不总是支持后者的筹款计划，所以应该让他（更别提奥伊伦堡的同僚们）明白财政窘迫的后果。戈尔茨同样应该告诉法国人，钱是达成《加斯泰因条约》的重要考虑—免得法国人以为俾斯麦突然接受了亲奥的全新政策。
在条约签订前的几周乃至几个月里，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四处奔走。作为回报，俾斯麦委任他为普鲁士向奥地利购买劳恩堡的资金过户代理人。条约规定的金额为250万丹麦塔勒，由普鲁士国库以普鲁士银币的形式支付给布莱希罗德，后者再将其过户给奥地利方面的代理人—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61] 。戈德施密特鼓励布莱希罗德索取1%的佣金，并恭喜他获得丰厚的利润和“额外的奖赏” [62] 。
中欧的紧张和不确定没有因为条约的签署而结束，布莱希罗德的服务仍然非常有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清楚，条约只是推迟了战争，是最终解决前的暂时和解。双方抓住这个喘息之机，都寻求在国内外扎紧篱笆。
在加斯泰因，俾斯麦保留了对奥政策的两种基本选择—妥协或战争。他乐于静观其变，看看奥地利是否会和平地让步。虽然也可以通过暴力实现目的，但那样做不无风险。他很可能察觉到，在大多数方面，时间对普鲁士有利，因为仅凭本国物质上的力量和优势就能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 [63] 。但俾斯麦倾向于加快这个过程，特别是因为普鲁士的国内状况要求尽早取得对外胜利。
俾斯麦一度希望从加斯泰因开始，奥地利人可能会继续悄悄地让步。早在加斯泰因时，他就认为出售劳恩堡可能成为有用的先例。他没有和奥地利使者讨价还价，但乐于接受所有要求，因为“财力允许我们一次性付清全款，我希望向你证明，可以和我们做成好买卖” [64] 。他致信波德尔施温格，暗示奥地利人可能像出售劳恩堡一样卖掉荷尔斯泰因 [65] 。
但形势不断在变化。条约签署一周后，布莱希罗德的合伙人尤里乌斯·施瓦巴赫（Julius Schwabach）致信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表示“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友好关系似乎已经严重受损……短时间内重新开始冲突并非不可能” [66] 。9月中旬，俾斯麦向乌泽多姆承认，《加斯泰因条约》只是“权宜之计”，两个公国的问题尚未解决，普鲁士必要和不容商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 [67] 。
在整个危机重重的夏天，俾斯麦一直不安地观望着杜伊勒里宫（Tuileries）。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加斯泰因突然握手言和让法国人震惊和愤怒，俾斯麦不得不立即着手恢复与法国的亲密关系。他知道拿破仑是自己未来计划的关键。当英国和俄国把精力放在欧洲之外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对关系让拿破仑成了随时可以拉拢的那种仲裁者。拿破仑没有否定任何选择，俾斯麦知道，皇帝也会玩高深莫测的把戏，为自己争取最有利的条件。
离开加斯泰因后，俾斯麦回到自己最喜欢的疗养胜地比亚里茨，与皇帝一起享受政治休假。他与拿破仑的谈话涉及方方面面，但他不太可能寻求法国人承诺在未来的德意志战争中保持中立。提出如此要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比亚里茨和后来的圣克鲁宫（St.Cloud），俾斯麦回答了皇帝对荷尔斯泰因未来的具体问题，表示普鲁士将通过“经济赔偿或货币等价物”的方式从奥地利手中得到它 [68] 。
俾斯麦足够现实地意识到，拿破仑只有得到某种赔偿才会接受普鲁士的吞并要求。墨西哥的溃败让拿破仑损失惨重 18 ，他希望借这笔赔偿挽回自己的威望。俾斯麦暗示，比利时或卢森堡等法语区领地可能是合适的赔偿。
返回柏林前，俾斯麦参加了雅姆斯男爵在费里埃尔城堡（Ferrières）举行的狩猎，两人私下交谈了两个小时。显然，俾斯麦也告诉雅姆斯男爵，自己希望购买而非征服荷尔斯泰因。向法国的两大权势人物做了如是保证后，他返回柏林 19 [69] 。
在比亚里茨休假期间，俾斯麦收到布莱希罗德的一封紧急长信。信的意思很清楚：奥地利的财政危机比通常所知道的更严重，应该和平地将其变成普鲁士的优势。布莱希罗德描绘了奥地利的惨淡局面：新的开支已经超过预期中的“巨额赤字”；向国际银行界求助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因为金融家们对奥地利的可靠性和匈牙利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效忠“心存疑虑”。潜在的贷款者们本身也深陷“当时欧洲主要货币市场的巨大危机中，一方面是由于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对跨大西洋基金和原材料的过度投机……”
因此，布莱希罗德提出惊人的想法：普鲁士政府应该帮助奥地利，“通过最急需的金钱帮助，为了德意志的福祉而推行崇高的政策，把它的南方盟友更紧地与阁下绑定起来……由于最近的金融运作，普鲁士王国政府目前手握必要的资金”，即使不动用国库也有4200万塔勒，其中3000万来自科隆—明登协议 20 。这个数字看上去也许不够，但即使只有一半：
只要在合适时机奉上，也会在外交礼仪的无情算计中点燃温暖的感激火光，让[奥地利]内阁下定决心心甘情愿地就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省展开谈判。我已经可以在脑海中预见，维也纳的内阁不会容许北方问题继续悬而不决，因为这将危及其国内的统治；南方边境的问题复杂得多，它必须在南方问题迫在眉睫和成为心腹大患前先解决北方问题。
布莱希罗德表示这席话“出于爱国情感”，他最后指出“德意志舆论界已经洗心革面，认识到民族原则比任何特定利益更重要，况且被民主煽动推上台的觊位者［奥古斯腾堡］完全无法代表特定利益”，现在是“彻底”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最佳时机 [70] 。
布莱希罗德的信（俾斯麦的回信没能留存下来）有几点不同寻常之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惯常的经济—政治分析，他把两者视为不可分割；它还暗示作者强烈的和平倾向，并以为俾斯麦持有同感。布莱希罗德的建议巧妙而大胆，如果被采纳，它无疑将是俾斯麦对和平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最好证明。也许布莱希罗德对他为俾斯麦筹得的钱怀有些许所有者的感情，希望确保其投入和平而非战争用途，“用来收购奥地利” [71] 。俾斯麦从未试图证实奥地利是否愿意以区区2100万塔勒出售在德意志的权力主张。无论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么合理，这个想法还是反映出布莱希罗德也许过于相信金钱的力量。
布莱希罗德对奥地利需求的诊断是正确的。奥地利政府正在大力削减开支和降低赤字，以期为必要的贷款创造合适的条件。1865年秋，维也纳并未准备向普鲁士求助。它尝试更有希望的对象，但还是面对回绝和不可接受的条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维也纳分支断然拒绝，伦敦分支也一样。雅姆斯男爵同奥地利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谈判，但坚持附加苛刻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比如奥地利应该对意大利采取更缓和的政策。奥地利人倾向于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对手财团（由哈贝尔家族［Habers］银行、土地信贷银行［Crédit Foncier］和贴现银行［Crédit Foncier］组成）达成协议，这需要付出高昂的金融成本，但不附加政治条件。奥地利人得到9000万莱茵盾，不过利率很高，每100盾的本金到手的只有61.5盾。不过，即使这个计划也取决于法国政府在法国市场上贷款的许可；拿破仑的许可被广泛视作重要的亲奥举动 [72] 。确保这笔贷款后，维也纳对出售荷尔斯泰因不再那么感兴趣。获得拿破仑批准三天后，戈德施密特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对收购荷尔斯泰因一事已经彻底无能为力” [73] 。
1865年秋天和冬天，奥普关系再次恶化到了战争看似不可避免的程度—除非奥地利接受普鲁士蛮横的要求。维也纳对国内的举步维艰感到沮丧，特别是与马札尔民族主义的冲突，俾斯麦时不时的耀武扬威也使其不再抱有希望。门斯多夫感叹道：“我们的外交政策在这片贫瘠土地上难道什么都长不出来吗？” [74] 奥地利人知道，俾斯麦决心摊牌，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行动中，也反映在他们偶尔截获的书信里 [75] 。
但俾斯麦同样面对巨大的障碍。到了12月，罗恩相信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并认为自己和俾斯麦“可能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摔断脖子” [76] 。在深陷国内冲突的同时，冒险发动对外战争的确非常危险。国内冲突与对外侵略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国内的对立无疑促使俾斯麦决定在对外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态度，但首要问题仍然是，一个除了渴望和平而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的民族能否面对战争，而最要紧的是，一个被社会上大量富有阶层痛恨的违宪政府能否找到冒险发动战争的必要资金。普鲁士国内舆论在这点上分歧严重。
事实上，自由派反对者在政府的对外政策上的确存在分歧，一些议员已经向权力和成功的诱惑屈服。10月，肖泰克伯爵报告说，“更为明智的多数普鲁士人”现在支持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一个月后，他遗憾地评论道：“在国内问题上，俾斯麦伯爵正节节胜利。” [77] 不过，俾斯麦一再违反宪法，让即使是最温和的自由派也很难完全站在他一边。
1866年1月15日，俾斯麦再次召集议会，但和解希望渺茫。政府没有重新提交军队法案，因为经过之前的“无果协商……现在无法指望任何满意的结果” [78] 。政府当然坚持新的军队制度。另一方面，议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科隆—明登铁路协议中的违宪行为。调查负责人是反对派最犀利的法律专家之一，布莱希罗德的朋友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结果不言自明。允许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出售国有资产无异于让议会的预算权成为一纸空文。调查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协议被视为非法，因为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出售国有资产，以便为可能的冲突筹款；一位成员听说，萨尔地区的煤矿也将遭遇同样命运。” [79] 委员会认为，协议参与各方都要负责，因为其中的法律问题非常清楚，以对法律无知为借口行不通。报告提交二十四小时后，俾斯麦突然结束议会 [80] 。
在他看来，大部分议员仍然坚持“不让内阁得到一分钱”的誓言已经足够糟糕，更别提内阁还可能要吐出刚刚未经议会批准得到的数百万钱款 [81] 。有传言称，如果议会正式取消科隆—明登铁路协议，奥本海姆将要求政府返还相关钱款 [82] 。
政府和反对派的冲突也涉及其他问题。绝大部分代表认定购买劳恩堡违宪，因为宪法规定，国王需要得到议会批准才能成为外国土地的统治者。俾斯麦的反击是用嘲讽把水搅浑的经典之作，旨在再次暴露反对派的无能。雪上加霜的是，普鲁士高等法院也借机发难，推翻下级法院的决定，判决议员们要为在议会的言论负责。这个判决与宪法格格不入，令议会生活遭受重创，可能带来合法面纱下的专制统治，摧毁自由和对法律的敬畏。随着卡尔·特维斯腾（Karl Twesten） 21 因为在议会发表反对司法腐败的言论而被起诉，反对派的怒火达到顶点，政府的形象则坠入谷底。难怪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普鲁士的国内形势很糟糕，政府和议会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高等法院最近的判决……在所有的相关圈子里引发最痛苦的感受。” [83] 结束这个最短的议会会期时，俾斯麦再次把持续的僵局归咎于议会，并警告说议会走上的道路“将会引发更严重的冲突，并让现有冲突在未来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84] 。
但冲突终须解决。冲突损害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威望，而且每当需要巨额资金时，俾斯麦就只能面对不确定和采取权宜之计。国王的支持者没能就如何结束冲突达成一致。曼陀菲尔等人仍然倾向于政变；戈尔茨等人则希望改变体制：建立更加自由的政府（也许可以由他担任首相），并采取能够吸引各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政策。俾斯麦看到另一种道路的可能性：他可以通过激化与奥地利的矛盾来转移国内情绪。他能够将两者合而为一，希望它们相互抵消。事实上，这个计策由来已久。早在1862年12月，当俾斯麦谈到自己的民族理想对自由派的吸引力时，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曾在议会断然否认自己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是对付议会的一种手段，但这种否认本身暗示双方都意识到那条道路的诱人之处。
议会休会几天后，在一次关键的御前会议上作出加紧备战的决定，除非奥地利人愿意让步。之前，俾斯麦曾告诉议会：“对外交政策而言，某些时机一去不复返。”他最终说服国王，眼下正是这样的罕见时机：一方面有望与意大利结盟，另一方面法国有望保持友好中立 [85] 。俾斯麦和他的支持者表示：“强有力的对外形象和为普鲁士荣誉而进行的战争将有利于解决国内冲突。”波德尔施温格表示同意，但希望避免战争，王储也警告不要手足相残 [86] 。外部条件有利于解决德意志问题，但俾斯麦下定决心抓住这些条件是因为他确信，对维也纳的胜利也将带来柏林的胜利。随着议会的灾难性休会，俾斯麦突然加快步伐：现在他力促马上作出决定，需要立即取得胜利。他和他的国家的政治未来悬而未决。
随后的四个月对俾斯麦极其艰难，他的神经几乎崩溃。既要绕过普鲁士与奥地利摊牌，又要避免外国干预的风险（特别是法国人），即使是俾斯麦无可匹敌的智谋也感受到最大压力。他必须孤立和挑衅奥地利，但又要给维也纳留下一丝余地，以防自己的外交策略不能奏效。他的计划随时可能被否定和摧毁，危险来自敌人与贪婪的中立力量的联手，成功的国内阴谋，或者国王信任和决心的减弱。这是一段险象环生的日子，俾斯麦注定要以毒攻毒。为了达到目的，他愿意冒险尝试一切，使用各种手段，无论是否离经叛道。与此同时，他遭到国内昔日朋友们的抛弃，甚至包括他最好的容克贵族朋友，他们对他大胆而没有原则的政策感到震惊。他的自由派老对手们则憎恶他复辟专制主义，尽管其中一些人被他的新德意志政策所吸引，还有许多人对他的能力与天才赞叹和惊异不已。5月，自由派作家鲁道夫·海伊姆（Rudolf Haym）写道：“无论他多么傲慢和轻浮，谁会无视他的运气和才干呢？” [87] 不过，国内舆论一边倒地反对战争和俾斯麦。
俾斯麦的政治策略立足于普鲁士的军事准备—在这点上他可以仰仗罗恩和普鲁士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lmuth von Moltke）的得力支持。但政治和军事的巧妙安排还不够。军队仍然需要填饱肚子才能作战，需要调动的除了人员还有资金。俾斯麦在这方面的把握不如在政治事务上那么大，因此波德尔施温格的无能和吹毛求疵令他更加恼火。1866年3月末，当内阁再次集会时，罗恩表示，“俾斯麦的神经质焦躁和波德尔施温格的官僚式严谨与审慎导致不和无法完全消失” [88] 。由于波德尔施温格，“普鲁士在财政准备上远远落后于军事准备” [89] 。波德尔施温格的任务非常困难，因为议会的反对立场毫不动摇，而随着战争的临近，受到全球紧缩冲击的柏林货币市场变得焦躁不安。俾斯麦需要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在这点上，他同样需要尝试各种途径后才能找到正确选择，但他对该领域并不那么熟悉。
就这样，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生命中最艰难的这几个月里向他提供巨大帮助。战前的几个月里，布莱希罗德四处奔走，参与“首长”的和平与主战方案。和德国乃至欧洲的商界一样，布莱希罗德应该倾向于和平解决危机，但他为人铭记和获得荣耀的却是帮助战争筹款。
从1866年2月中旬开始，布莱希罗德与戈德施密特的通信反映了对可能的战争重新产生强烈不安。2月18日，戈德施密特安慰他说，战争不会那么突然地爆发，但附上电报号，以便布莱希罗德可以在形势有任何重大发展时立即通知自己。戈德施密特在信中表示：“你必须永远努力推动和解，我也一样。请随时写信给我，告知你那里的情况。你清楚我的谨小慎微。” [90] 安塞尔姆男爵也向布莱希罗德打听消息。2月末，这位柏林银行家比维也纳的朋友们悲观得多，他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印证这样的故事：2月28日的御前会议结束后不久，他警告自己的朋友萨克森驻柏林大使霍亨塔尔伯爵（Count Hohenthal），表示会上讨论了突袭萨克森的问题，但决定将入侵推迟到“原则上决定立即开战后和开始动员军队前” [91] 。如果布莱希罗德的确发出警告，他是在俾斯麦授意下这样做的吗？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布莱希罗德无疑非常不安。
最后时刻，布莱希罗德和戈德施密特恢复早前的希望，认为可以达成关于两个公国的赔偿方案。这种想法也出现在其他地方，甚至俾斯麦在3月也时而提到它。他还荒谬地建议奥地利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赔偿要求，从而有可能动摇威廉的固执反对 [92] （奥地利人很可能疑惑，这是为威廉还是为他们设的陷阱？）。大部分时间，俾斯麦推行主战方案。不过，因战争威胁导致业务瘫痪的两位银行家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推动和平。3月，他们为门斯多夫的避免开战政策寻求支持。戈德施密特建议，如果在现金方案之外加上某些土地（如格拉茨），奥地利人可能会接受交易。他敦促布莱希罗德“竭尽所能……战争过于罪恶，将是对德意志的诅咒”。戈德施密特承诺将任何认真的金钱和土地报价（即使是非正式的）直接呈交给皇帝 [93] 。几天后，戈德施密特对自己的作用感到绝望：“我们俩过于人微言轻，无力介入这种局面。”
随着和平的希望变得渺茫，此前一直非常客观和冷静的书信也开始受到民族主义激情的影响。戈德施密特对咄咄逼人的普鲁士感到愤怒，对手足相残无法释怀。“我国公众对这些绝望状况的始作俑者［俾斯麦］的怒火与日俱增，如果爆发战争（但愿不要这样），那么我国将奋勇作战和同仇敌忾，即便我们身无分文。”尽管布莱希罗德试图辩解，戈德施密特还是坚称，一切挑衅都来自俾斯麦。他否认奥地利已经开始调兵。“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俾斯麦在有意谋划战争和让世界陷入不幸……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屈服于威吓，他本来可以通过耐心得到他想要的。” [94] 戈德施密特的信中充斥着骄傲、恐惧和愤怒—他的怒火发泄到同一个人身上。
在欧洲和普鲁士也有许多人对俾斯麦的挑衅游戏感到同样的义愤。3月末，一个被称为“科堡阴谋”（Coburg intrigue） 22 的国际阴谋集团（包括部分俾斯麦的同僚）试图说服威廉罢免那个正在误导他的胆大妄为的家伙 [95] 。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23 对维多利亚女王说的一句话表达了该集团的核心诉求：“唯一的补救办法—唯一确保维持和平［的方法］—是国王罢免俾斯麦伯爵。” [96] 作为阴谋的一部分，4月1日的《科隆报》（Kölner Zeitung）暗示，普鲁士将用格拉茨交换荷尔斯泰因 [97] 。这个想法在许多普鲁士人那里立即得到积极响应 24 。关于俾斯麦将被罢免的传言再次流行起来，人们开始留心他的强大敌人。比如，4月4日，国王的儿子致信俾斯麦的一位部长，表示“罗斯柴尔德正处处与俾斯麦为敌，金融家们都颤抖了” [98] 。俾斯麦有足够的理由珍视布莱希罗德的忠诚：这在当时是罕见的财富。
2月中旬，布莱希罗德再次开始筹款，他首先找到自己最有权势的关系人：雅姆斯男爵。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亲普鲁士的策略，那么其他银行家也会跟风。但这样的信号并未出现。布莱希罗德希望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愿意牵头或加入财团来收购普鲁士政府准备出手的价值800万塔勒的科隆—明登铁路股份。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了，因为他们明白，任何此类行动都是在充实普鲁士的战争储备。大约四年前，在涉及普鲁士人早前的一次游说时，雅姆斯男爵已经向布莱希罗德解释过，“不为战争出资是我们家族的原则，即便我们无力阻止战争，但没有为它火上浇油至少能让我们心安” [99] 。
但和平主义情感并非全部。全球市场陷入萧条，各地股价都开始动荡，每当有战争传言，股价就会暴跌。雅姆斯男爵对经济停滞和拿破仑的故作姿态颇有微词。他戏称“帝国就是下跌”（L’Empire，c’est la baisse），暗讽拿破仑的著名承诺“帝国就是和平”（L’Empire，c’est la paix）。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分支强烈反对向普鲁士提供任何帮助，巴黎和柏林的大部分银行家也认为如果开战，奥地利获胜的机会比普鲁士大得多 [100] 。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碰了一鼻子灰。
在2月中旬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一封信中，布莱希罗德还隐晦地提到萨尔煤矿：“萨尔布吕肯一事没有得到最高层［布莱希罗德通常用这个词表示国王］的支持，因此不太可能成真。” [101] 这句话暗示，在与雅姆斯男爵的对话中，布莱希罗德已经提到过出售国有煤矿的可能性，买主很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从1月开始传言的那样 [102] 。一周后，卡洛伊伯爵报告说，一位并非来自柏林的大银行家（可能是科隆的奥本海姆男爵）告诉他，普鲁士将很快强行通过与奥地利开战的决定，那位银行家被要求为政府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寻找买家。那人还略带神秘地提到“有人打算出售属于普鲁士政府的另一项重大资产。他还用极为机密的口吻补充说，整个谈判由俾斯麦一人进行，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并不知情” [103] 。俾斯麦亲自负责谈判的另一项“重大资产”正是萨尔煤矿。
3月9日，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可以马上提交财政备忘录 [104] 。3月12日，波德尔施温格召见布莱希罗德讨论备忘录，不幸的是，备忘录似乎已经佚失 [105] 。提交和讨论备忘录后，布莱希罗德马上返回巴黎 [106] 。3月16日，柏林有传言称，政府正在商谈出售萨尔煤矿，布莱希罗德前往巴黎很可能是为了与雅姆斯男爵讨论此事。与此同时，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出现在柏林，商议建立有政府参与的新公司，用于接手这些煤矿 [107] 。第二天，普鲁士部长们开会评估与奥地利日渐恶化的关系。他们被告知，“奥地利不会接受用钱交换那两个公国”—此事被视为重要新闻，这反映了柏林曾相当看重金钱解决方案。“资金来源遇到困难。出售科隆—明登铁路的股份必将导致损失。有人建议出售萨尔布吕肯。第三种可能是召集议会寻求贷款，但条件是大德意志计划和德意志议会。” [108] 最后的办法是用自由和民族主义计划劝诱议会服从。俾斯麦无疑更希望不通过再次游说议会就筹到钱。
3月23日，戈尔茨对俾斯麦推进战争政策提出强烈警告。普鲁士的国内分歧和欧洲的敌意让这场冲突变得危险重重。在巴黎，亲普鲁士的气氛突然消失；除了皇帝，所有人都反对普鲁士。戈尔茨还表示：“你肯定比我更清楚—我相信我只是揣测—罗斯柴尔德拒绝与你做萨尔布吕肯煤矿的买卖。” [109] 俾斯麦在备忘录中写道：“我没提出把煤矿卖给他。”
戈尔茨的信是对俾斯麦一封来信的回复。首相在信中解释说，普鲁士没有做出与奥地利同等的军事准备，因为它希望“在金融运作完成前”避免调兵，“以免我们的军事准备造成的巨大压力让这些运作变得更困难”。俾斯麦还秘密地透露，自己曾与罗斯柴尔德男爵展开商谈。男爵向俾斯麦的“代理人”（布莱希罗德）解释说，如果是几周前，他很乐意与普鲁士达成交易，但在当前的紧张状况下他不愿这样做—特别是当他和戈尔茨谈话后！俾斯麦提醒戈尔茨“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维持与罗斯柴尔德的关系” [110] 。难怪戈尔茨在回信中略带激动地表示，同罗斯柴尔德的谈判失败与他的谈话全无关系，而是不可信任的布莱希罗德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而散布的谣言，这个结果与布莱希罗德早前的乐观形成鲜明反差。罗斯柴尔德很久以前就告诉过戈尔茨，只要普鲁士的宪法冲突持续，他只有在王储副署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贷款。雅姆斯男爵还说，他最近的拒绝反映了他不愿“为战争提供资金”，特别是为一场明显将损害他本人利益的奥普战争 [111] 。布莱希罗德的巴黎之行显然空手而归，只是多了戈尔茨这个敌人，戈尔茨对这个人的“莽撞干涉”非常厌恶。
随着军事准备的深入，对钱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3月28日，经过漫长的斗争，俾斯麦终于说服威廉加强军队实力，并为一半的野战炮兵购置马匹 [112] 。外交人员仍在努力寻求日益渺茫的和平可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意大利人也将很快加入）开始浩浩荡荡地向指定地点开拔。随着战争的临近，俾斯麦扩大了冲突所涉及问题的范围。两个公国的命运已经毒害奥普关系，德意志民族的未来组织形式将成为战争的动机和意义 [113] 。在3月31日的会议上，普鲁士内阁获悉“俾斯麦将推动德意志问题”。4月9日，他提出革命性的建议，要求重组德意志邦联，并设立普选的民族议会 [114] 。前一天，他与意大利结成反奥军事同盟，尽管对方算不上保守势力。在将普鲁士推向战争的过程中，俾斯麦采用一系列革命性的手段，既触怒保守派朋友们，也让自由派对手们疑惑和常常感到恐惧。
在那几个动荡的星期里，布莱希罗德特别努力地收集和传播信息。与意大利签署同盟协议的前一天，法国代表埃杜阿尔·勒费弗尔·德·贝埃纳（Eduard Lefebvre de Béhaine）回答了布莱希罗德的质询：“我们的中立充满好意，我们完全不会损害你在此事中最终将获得的利益……你经常见到俾斯麦，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当前和未来形势的关键。” [115] 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向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发去报告，报告中解释的问题包括：普意同盟被认为引发了伦敦市场的恐慌，但这种恐慌为时过早，因为目前双方刚刚交换同盟的草案。他还表示，人们正力图把俾斯麦赶下台，但这些努力很可能失败，因为它们意味着国王的道德失败 [116] 。
在俾斯麦推行革命性政策的同时，他的财政部长只能亦步亦趋，怯懦使其举步维艰。3月末，波德尔施温格开始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份，但如果想马上脱手肯定会造成损失。事实上，他为战争筹款的努力正好赶上一波严重经济紧缩的开始，表现为生产衰退、股价下跌和信贷日益紧缺 [117] 。3月24日，他告诉同僚们，他也许可以筹得4000万塔勒，但此后政府将需要贷款，可能要得到议会批准 [118] 。与此同时，法国驻柏林大使樊尚·贝内德蒂伯爵（Count Vincent Benedetti）认为，在金融运作完成前，普鲁士政府将不得不遵循谨慎的路线。贝内德蒂预计，如果这些运作成功，国库中将拥有1亿法郎，足以发动战争 [119] 。
与此同时，市场开始下跌，部分原因是战争的威胁。对布莱希罗德而言，这是段艰难的时光。雅姆斯男爵曾授意，如果觉得“战争将要到来”就抛售他的普鲁士证券；普意同盟结成后，布莱希罗德开始出售罗斯柴尔德的持股，但遭到雅姆斯男爵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他的行动和他令人安心的消息有矛盾：“你没有证明你在保护我们的利益，希望告知我们你为何抛售。我们今天上午给你发去电报，表示不接受你的最后一笔卖出。”4月18日，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政局有所缓和，他因此完全停止出售雅姆斯男爵的持股 [120] 。
俾斯麦仍然想着出售萨尔煤矿。4月3日，萨尔的商人们请求威廉不要批准这样的举动。第二天，政府否认考虑过这样做，但没有回应请愿 [121] 。事实上，俾斯麦突然变得对这个计划更感兴趣，并援引全新的理由。现在，他担心普鲁士目标的扩大会刺激拿破仑对土地赔偿的胃口，特别是对萨尔。4月20日，俾斯麦提议将普鲁士的萨尔煤矿出售给一家由政府作为主要股东的股份公司。4月30日，他知会其他部长，表示如果开战，法国可能会索要补偿，无论是当普鲁士遭受挫折时出手相助，还是当普鲁士胜利后的获益超过那两个公国时保持中立。拿破仑可能要求恢复1814年的边界，包括萨尔在内。“他从未表达对这些边界之外的德意志领土的欲望。”由于军事变迁可能导致割地，政府必须确保不同时失去煤矿资产（俾斯麦对其估价6000万塔勒）。因此，他要求对煤矿资产“做出变更，即使土地被割让，它［煤矿］仍将留在我们手中” [122] 。
在5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俾斯麦重复了变更产权的理由，以便当土地被转交给法国后，作为主要股东的普鲁士政府不会失去这笔资产。俾斯麦为自己的计划辩护，即便潜在买家的出价低于应有价值。此举可以被视作避免全损的保险，鉴于这笔资产的价值和暴露位置，溢价不会太高。罗恩表示同意，但其他部长一致反对，特别是波德尔施温格和司法部长利奥波德·冯·里普伯爵（Count Leopold von Lippe），此事就此作罢 [123] 。包括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在内的德国民族主义史学家曾坚称，俾斯麦永远不会把一寸德意志的土地割让给拿破仑。这次内阁会议证明事实恰好相反，特别是因为俾斯麦应该不愿随便提及割让土地，他明白自己的对头（尤其是戈尔茨）正是由于这种可能而反对他的政策。如果想要，他本可以坚持用最初的财政动机来解释出售煤矿的想法，但他却为这种变更采用重要得多的政治动机 [124] 。俾斯麦知道，自己的大胆政策涉及的风险远远超过可能割让一块德意志的土地。
他还试图打消一位极端保守的萨尔矿主施图姆（C.F.Stumm）的疑虑，后者在5月8日对出售煤矿或割让土地提出反对。俾斯麦告诉施图姆，政府从未考虑这样做，他自己似乎也相信这个谎言 [125] 。但传言没有平息，5月中旬，布莱希罗德从戈德施密特那里获悉，维也纳相信萨尔煤矿已经被以9000万塔勒的价格出售 [126] 。
5月3日，在另一次御前会议上，威廉评估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自从2月28日的上次会议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在聪明的导师点拨下，他指责奥地利的黩武态度要为此负责，并敦促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普鲁士免遭突然危险。他提议总动员；毛奇和王储表示同意，但奥伊伦堡等人提出反对，理由是“出于政治考虑”。最后的决定是部分动员 [127] 。奥伊伦堡的反对有充分的理由。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 25 写道：“几乎整个国家都反对战争。自由派对政府深恶痛绝，指责其推行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而对许多保守者而言，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同盟被看作信条。” [128] 俾斯麦被痛斥为暴君，试图通过手足相残的战争逃避国内矛盾 [129] 。
5月2日，股市因为普鲁士即将展开动员的传言而陷入“恐慌” [130] 。传言被证实后，市场进一步下跌。5月12日是“黑色的一天”，而更黑暗的日子即将到来 [131] 。普鲁士人的痛苦正好赶上法国和英国的经济衰退。5月11日，普鲁士不得不将贴现率提高到9%。几天后，恶劣的天气毁坏部分作物 [132] 。企业和公民团体向柏林提交请愿书，请求维护和平。作为受人尊敬的重要团体，柏林商会也请求国王不要冒险毁了“几十年和平局面的物质果实……普鲁士的荣誉、外部威胁或是国家的经济未来都不需要战争” [133] 。
布莱希罗德很可能认同这些观点，但他明白为时已晚。5月初，他致信伦敦的莱昂内尔 26 ，表示由于担心奥地利的攻击，普鲁士将继续动员。国王和王储已经放弃反战立场，热情也不会再受到抑制。议会将很快被召回，并很可能批准拨款。6月2日，他报告说，“好线人”向他暗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134] 。
他的朋友们无疑希望和平。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写下辛酸的书信，哀叹俾斯麦煽动的内战即将到来，并反驳了布莱希罗德的指责，表示他的信并非出于奥地利人的爱国主义：
我在这个我所挚爱的国家已经生活了四十五年，我的儿子们都出生在这里。你呢？你碰巧亲奥地利吗？让我们像诚实和务实的人那样通信，每人都写出真正的所感所思。我不责怪你认同普鲁士和为它着想，但我们俩必须公正，我们正在遭受不公……[由于普鲁士声称奥地利好战]整个欧洲都明白和在谈论，你们的首相希望壮大普鲁士，把我们和德意志抛在后面；只是他没有明说而已。从几个月前我就看清了这一切，但我无法想象内战的可怕。
几天后，他再次打开心扉。为什么如此轻率地无视欧洲的福祉？“有人正利用人类激情玩一场危险的游戏。一旦战争爆发，我担心我们将见证可怕的东西；一旦战争夺走暴民的面包，代之以贫穷和饥饿，君主将无法再控制他们。”唯一能获益的将是“该死的拿破仑……那个臭名昭著的斯芬克斯” [135] 。
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从维也纳得到其他消息，曾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共事，现任奥地利信贷机构（Austrian Creditanstalt）董事的维克托·贝纳利（Victor Benary）给他“可敬的朋友”写信，表示“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的财政状况看上去糟透了，我相信他实际上已经破产”。后来的书信显示，戈德施密特暗指奥地利，施瓦巴赫暗指普鲁士。贝纳利一定也觉得奥地利的审查机制非常愚蠢。5月22日，他在信中表示，他不认为最后的和平努力能成功，并补充说：
作为爱国者，如果你的朋友在最后关头选择妥协，我将感到遗憾。我相信，经过这场战争，普鲁士的强大将变得无法想象。正如你所知，我是民主派，并非俾斯麦的支持者。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将在选举和其他一切事上支持他。结束割据状态和把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奥地利]逐出德意志的机会不会再有。 [136]
整个5月和6月，贝纳利不断向布莱希罗德发来对奥地利财政状况最悲观的报告，其中一些被转交给俾斯麦 [137] 。布莱希罗德的信息加深俾斯麦对奥地利军事准备受困于资金不足的怀疑。这个怀疑在战场上得到充分印证 [138] 。
5月7日，一个名叫斐迪南·科恩—布林德（Ferdinand Cohen-Blind）的人近距离向俾斯麦开枪，但首相大难不死，他认为这仿佛是奇迹。两天后，议会被解散，普鲁士全国弥漫着焦虑感。只有最坚强的神经和最坚定的自信才能承受如此的动荡和敌对。俾斯麦的神经已经恢复；他整个人进入完全的专注，就像经过长期筹备，运动员终于为那场将决定一切的赛跑做好准备。
对波德尔施温格来说，事态发展过于迅速，危险过于巨大。罗恩向他递交对可能花销的预计：动员全部九个兵团将花费2400万塔勒，每月还要再支出600万塔勒 [139] 。波德尔施温格感到恐惧，不知所措的他心不在焉地在蒂尔加滕（Tiergarten）徘徊；最终，他频频拜访贴现公司的老板阿道夫·汉泽曼，以寻求慰藉和建议 [140] 。
波德尔施温格终于接受了两项紧急措施。为了应对严重的信贷短缺，政府于5月18日宣布成立公共信贷机构，旨在以各种商品为抵押，提供高达2500万塔勒的贷款。政府还取消了对利率的现有限制 [141] 。前一项措施显然违宪，而且两者都无法恢复商业信心。信贷凭证的印制被推迟到6月末；此外，使用这些凭证引发大量反对，不时还有人疾呼“不要接受不合法的钱” [142] 。难怪波德尔施温格在5月20日致函俾斯麦，表示他没有足够的钱支持战争，甚至无法保证两个月后有足够资金 [143] 。
萧条的市场让政府很难出售持有的证券，把它们拿到国外贴现的努力也失败了。海贸银行的一位代表试图在巴黎安排这样的交易，但就像戈尔茨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所说（他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得意），没人愿意接受普鲁士人的提议。戈尔茨本人曾与雅姆斯男爵有过商谈，后者拒绝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投入自己的流动资金，并表示他认为该提议旨在回避议会。他推断，普鲁士的信贷一定已经捉襟见肘。戈尔茨也提醒俾斯麦，谈判显示出“王国政府获得对战争不可或缺的贷款多么困难” [144] 。俾斯麦不需要戈尔茨或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建议，虽然他需要后者的钱。
雅姆斯男爵的不悦也伤及布莱希罗德。5月末，雅姆斯男爵严厉指责布莱希罗德更乐于提供政治消息，而不是保障罗斯柴尔德的经济利益。这封信的言辞一定非常激烈，布莱希罗德的回信体现了前所未有的自尊 [145] 。
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随着普鲁士离战争越来越近，随着它的信贷危机似乎愈演愈烈，布莱希罗德与科隆—明登铁路所签协议带来的那笔钱将成为政府的最后依靠。它为战争提供了动力。
1.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2. 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1789—1864），英国作家和文艺批评家。——译注
3. 比如奥托·贝克（Otto Becker）著，亚历山大·沙夫（Alexander Scharff）编校和增补的《俾斯麦的德意志形态斗争》（海德堡，1958年）［Bismarcks Ringen um Deutschlands Gestaltung（Heidelberg，1958）］。这部832页的权威著作描绘了俾斯麦从1862年到1870年的政策，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艰难的筹款努力。书中只提到布莱希罗德一次（第797页），称其为19世纪70年代初的转让代理人！
4. 早在1864年1月，他就有过类似建议。2月末，俾斯麦派冯·曼陀菲尔将军前往维也纳，对东道主表示：“放手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交给我们，我们将在下一次战争中帮助你们夺回伦巴第。”卡洛伊致莱西贝格，1864年2月28日，HHSA：PA.Preussen。关于美泉宫会议的最佳分析，见瓦尔特·利普根斯（Walter Lipgens），《1866年之前俾斯麦的对奥政策：1864年8月美泉宫条约草案的发起人身份》，《历史世界》卷10（1950年），第240—262页［“BismarcksÖsterreich-Politik vor1866：Die Urheberschaft des Schönbrunner Vertragsentwurfs vom August1864，”Die Welt als Geschichte X（1950），240-262］。
5. 法拉欣（Fellah），指在基督教和阿拉伯文明统治下的古埃及人后裔，他们身为佃农，被统治者视为异族。——译注
6. 几个月后，布莱希罗德就类似的计划请求国王支持，这次的地点是普鲁士的波森省（Posen），那里生活着普鲁士的大部分波兰人臣民。该计划要求建立农业银行，通过发行股票筹资购地，再把土地出售给农民和佃农，或者代表当地村镇修建道路和运河。他在请愿中强调，该计划“旨在增强波森大公国的普鲁士民族元素”。布莱希罗德的请求被认为证明了他推动波森日耳曼化的愿望，但强调民族元素也可能是为了争取国王支持这项有利可图的计划。无论如何，他知道在有潜在麻烦的地区建立银行会带来有用的政治结果。布莱希罗德致威廉国王，1865年1月19日，柏林—达莱姆，普鲁士秘密国家档案，Rep.90，no.1186。
7. 1864年10月30日，罗恩致信曼陀菲尔，表示自己可能辞职，并暗示应由曼陀菲尔接替自己。曼陀菲尔拒绝了，理由是自己早就有机会从政却没有那么做，因为他只有在与现代宪政格格不入的条件下才会接受那些职位。“除此之外，阁下和陛下一同上了小船，现在必须帮着掌舵，而我则乐于继续划桨。”《战争部长，陆军元帅冯·罗恩伯爵回忆录》，第四版（三卷本，布雷斯劳，1897年），第二卷，第300—301页［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Kriegsministers Grafen von Roon，4th ed.（3vols.；Breslau，1897），II，300–301］。
8. 不管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指没有专管部门的内阁部长，但出席内阁会议，并参与政府决策。——译注
9. 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首相。——译注
10. 即莱茵盾。——译注
11. 维克多·伊曼努埃尔（1820—1878），撒丁国王，后来成为意大利统一后的首位国王。——译注
12. 切斯特·克拉克（Chester W.Clark）认为，俾斯麦在出售公国的谈判顺利进行的同时提出支持土地赔偿，此举只是诡计。通过搬出格拉茨，他让奥地利皇帝不太可能接受金钱。通过同时提出两种赔偿形式，他也许想要让自己显得通情达理，将不得不采取金钱方案的责任推给国王。但他不太可能出于真心地同时提出两种可能性。《弗朗茨·约瑟夫和俾斯麦：1866年战争前的奥地利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34年），第226页［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The Diplomacy of Austria before the War of1866（Cambridge，Mass.，1934），p.226］。
13. 6月20日，肖泰克男爵分析了普鲁士的政治麻烦。他表示，政府和上议院的政策不符合“宪政国家中这些机构的惯常做法”。不过，他也指出，普鲁士远不是宪政国家。肖泰克致门斯多夫，1865年6月20日，HHSA。
14. 几周前，俾斯麦获悉奥地利官员的一句话，大意是“由于信贷缺乏，奥地利政府将暂时放弃大国地位”。他对此非常重视，坚决不想重蹈覆辙。引自鲁道夫·施塔德尔曼，《1865年与俾斯麦德意志政策的问题》（慕尼黑和柏林，1933年），第17页［Rudolf Stadelmann，Das Jahr1865und das Problem von Bismarcks Deutscher Politik（Munich and Berlin，1933），p.17］。
15. 指1858年秋到1862年初，担任摄政王的威廉一世标榜温和自由主义的时期，对应之前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动时代”。——译注
16. 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指19世纪源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能带来更加公平的社会。——译注
17. 不过，俾斯麦的一些批评者（如戈尔茨）认为，该条约对奥地利更有利。见奥托·施托尔贝格—维尔尼格罗德伯爵著，《罗伯特·海因里希·冯·德·戈尔茨伯爵》（柏林，1941年），第172页起［Otto Graf zu Stolberg-Wernigerode，Robert Heinrich Graf von der Goltz（Berlin，1941），pp.172ff］。拉多维茨（Radowitz）甚至觉得《加斯泰因条约》“糟透了……是奥地利的胜利”。见哈约·霍尔伯恩编，《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大使生平记录和回忆》（斯图加特，1925年），第一卷，第76页［Hajo Holborn ed.，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des Botschafters 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Stuttgart，1925），I，76］。
18. 1864年，拿破仑三世扶植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建立墨西哥帝国。1866年，在墨西哥人的游击战和美国的施压下，法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墨西哥。翌年，马克西米利安被推翻。——译注
19. 几周后，他收到费里埃尔之行的美好纪念。雅姆斯男爵在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写道：“俾斯麦伯爵最近来访时称赞我的一些葡萄酒，于是我自作主张，把一箱勃艮第和一箱波尔多送到你那里，请你以我的名义把它们交给俾斯麦伯爵。”雅姆斯男爵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11月18日，BA。
20. 按照最初的协议，铁路公司应支付1300万塔勒；布莱希罗德提到的另外1700万塔勒可能来自政府担保基金锁定的钱，设立该基金是为了偿付铁路债券可能的利息。由于已经不再承担意外责任，政府可以将担保基金减少到200万，并任意处置其余部分。
21. 卡尔·特维斯腾（1820—1870），德国政治家，国民自由党创始人之一。——译注
22. 该集团的主要人物，如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外长门斯多夫伯爵（维多利亚的表亲）和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威廉（维多利亚的女婿）都与科堡家族有亲缘关系。其成员还包括戈尔茨和伯恩斯托夫等。——译注
23. 约翰·罗素勋爵（1792—1878），英国首相，辉格党和自由党政治家。——译注
24. 甚至连罗恩的朋友弗里德里希·佩泰斯（Friedrich Perthes）也敦促普鲁士在现金方案的基础上考虑这种交换的可能性：“奥地利想要的不就是一块遮羞布吗？大到足够遮盖一笔真金白银。”普鲁士应该提供遮羞布，无论是霍亨索伦还是格拉茨。罗恩，《回忆录》，第二卷，第409—410页。但俾斯麦寻求遮羞布的唯一目的是：掩盖他的侵略想法和最后向奥地利摊牌的企图。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表现得像吃亏的一方。
25. 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1817—1903），普鲁士商务部长。——译注
26. 莱昂内尔·内森·德·罗斯柴尔德（Lionel Nathan de Rothschild，1808—1879），英国议员、银行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