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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在1920年代晚期之前的发展，倚靠的是其活跃分子的干劲和狂热。假如没有他们，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政党。第三帝国的建立，相当程度上靠的是褐衫军和纳粹党中活跃在街头的普通成员。那么，是什么让青年们以执着得令人惊骇的使命感投入纳粹运动？褐衫军暴力的源泉在哪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显然发挥了部分作用；然而，许多人，尤其是北德派，加入纳粹党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希特勒。纳粹运动的活力具有更为深刻的根源。许多纳粹重要人物的自传和日记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个极好的同时代资源，为我们探究纳粹积极分子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1934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特奥多雷·阿贝尔（Theodore Abel）得到机会，与纳粹党合作举办一场征文比赛，要求1933年3月1日之前加入纳粹党或褐衫军的人写一份简短的自述。寄来的稿子有数百篇。虽然纳粹党和投稿者都把这看作一次机会，展示他们对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以此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阿贝尔坚持要求大奖应授予最诚实、最值得信任的叙述，他的坚持似乎确保了这些自述具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至少它们可以得到核实。 [130]
基层的纳粹积极分子对罗森贝格、张伯伦、斯宾格勒等知识分子的复杂理论一窍不通，就连拉加德（Lagarde） * 和朗本这样的通俗作家也主要是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远比他们有影响力的，是那些长盛不衰的反犹宣传家，例如特奥多尔·弗里奇，他的《犹太人问题手册》（ Handbook on the Jewish Question ）于1888年面世，到1933年已出到第40版。弗里奇的锤子出版社（Hammer Verlag）挺过了一战的劫难，继续发行大量通俗小册子和活页文章，在普通纳粹党徒中拥有众多读者。 [131] 一位冲锋队员于1934年写道：
战后，我变得非常关心政治，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种有政治倾向的报纸。1920年，我初次在右翼报纸上看到一份反犹期刊的广告，于是订阅了特奥多尔·弗里奇的《锤子》（ Hammer ）。在这份期刊的帮助下，我开始了解到犹太人对民众、对国家、对经济的毁灭性影响。直至今日我仍然必须承认，这份期刊是真正把我引向阿道夫·希特勒的伟大运动的桥梁。 [132]
不过，更重要的激励还是来自纳粹宣传的基本元素——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进军、标语、游行。普通纳粹党徒接收观点，更有可能是通过纳粹报刊、竞选宣传册和壁报等宣传工具，而不是通过严肃的思想理论小册子。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纳粹党普通积极分子看来，纳粹思想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团结，即所有德意志人结成种族统一体，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对希特勒的崇拜则属于次要方面。比较而言，仅有少数人重视反犹，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也认为反犹只是附带之事。越是年轻的纳粹，就越不看重思想体系，他们更重视的是诸如对德意志文化和希特勒的领袖作用的强调。相比之下，反犹思想最强烈的是上一代纳粹党徒，这表明活跃于战前的反犹团体以及民族主义的家庭环境，对于许多人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133]
纳粹党徒加入该党的准军事团体之前，通常于1914—1918年在前线服役，然后参加极右翼组织，比如图勒学会或自由军团。 [134] 例如，青年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加入纳粹党的，后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的指挥官。他1901年生于巴登—巴登（Baden-Baden），在德国西南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推销员，有意培养他当牧师。据霍斯说，父亲不但把强烈的责任感与服从意识灌输给他，还讲述了自己过去当兵时在非洲的经历，以及传教士们的无私与英雄主义，霍斯对这些故事非常着迷。霍斯后来写道，他不再信仰天主教是因为曾在做告解时向神父吐露了一个秘密，但被对方出卖。战争爆发时，他加入红十字会，后来在1916年随父亲的老部队赴中东服役。战争结束时，霍斯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加入自由军团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分队，亲身体验了内战的残酷。
回到德国，霍斯加入自由军团余部的一个秘密组织，并在1922年和他的同志一起残忍杀害了一个被他们认定为打入他们内部的共产党间谍。他们先用棍棒把那人打得血肉模糊，又用刀割喉，然后用左轮手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霍斯被逮捕，关进勃兰登堡监狱，他后来写道，他在监狱里意识到罪恶思想不可救药的本质。他震惊于狱友“肮脏放肆的语言”，震惊于狱方的管理方式已让那里成为犯罪学校，而不是改造罪犯的地方。霍斯干净、利索、有条理、守纪律，很快成了模范囚犯。一些狱卒的粗鲁欺凌和腐败使他想到，以更加诚实、更加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也许会有好的效果。但是在他看来，不少狱友完全无药可救。 [135] 霍斯在被捕前几个月加入纳粹党。1920年代剩下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本应在狱中度过，然而像许多同类囚犯一样，刑期远未服满他就被释放了，因为国会中的极左翼与极右翼议员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政治犯实行大赦。 [136] 显然，出狱之后，纳粹党为霍斯提供了他迫切需要的纪律、秩序和使命感。
霍斯杀人的同伙之一、与他同为罗斯巴赫自由军团（Rossbach Free Corps）成员的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是邮局职员之子，生于1900年，接受的是以当农场经理为目标的职业培训。他在战争期间入伍，但被分配到一支卫戍部队，从未打过仗。战后他在梅克伦堡的农场工作，然而与霍斯一样，博尔曼也无法适应平民生活。他与自由军团联系，让他们把农场作为基地。除了自由军团，博尔曼还参加了另一个极右翼组织“打击犹太人嚣张气焰协会”（Association Against the Arrogance of the Jews），该协会规模很小，是个没什么影响力的边缘团体。博尔曼在凶杀案中的罪行不如霍斯严重，只需坐一年牢。他于1925年2月获释，1926年底成为纳粹党的全职雇员，处理大量行政事务。先是在魏玛工作，后来在慕尼黑。博尔曼毫无演说才能，体格也不像霍斯那样强壮尚武，他的长项是当纳粹党及其成员的保险专家，为处于困境的褐衫军筹措救济金、安排其他救济措施，借此逐渐使自己成为纳粹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主要身份是行政人员，然而这掩盖不住其政治使命感的狂热本质。与霍斯和其他许许多多纳粹党徒一样，对于一战中德国的战败，博尔曼的反应也是倒向了最极端的立场——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疯狂的反犹主义以及对议会民主制度的仇恨。刚与希特勒接触，他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久，他那无限的、无条件的敬仰与忠诚也给纳粹元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党内其他层级的成员，特别是对基层党员，他则显示出全然不同的一面：处事冷酷、野心毕露，这种风格最终使他成为第三帝国的关键人物之一，尤其是在帝国后期，即二战期间。 [137]
显然，自由军团确如人们所说，是“纳粹先锋”，因为1920年代中期的纳粹党领导干部大部分都从自由军团而来，包括霍斯和博尔曼这类人，乃至更多稍微年长一些的人物，他们在战争中曾鏖战沙场，获得了军事经验。 [138] 然而此时，年轻一代已加入纳粹党，他们是战后的一代，渴望效仿传说中前线将士的英勇行为。有些原先是共产党，吸引他们转投纳粹的，是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行动主义和暴力，而与意识形态无关。“我于1929年退党，”其中一人写道，“因为我再也不想听命于苏联了。”不过，对于这位激进主义分子来说，暴力是一种生活方式。他继续参加各种各样的政党集会，与他的老战友们并肩投入街头斗殴，直至当地的纳粹头目给了他一个职位。 [139] 暴力对这些人来说就像兴奋剂，显然它对鲁道夫·霍斯的作用就是这样。他们往往不甚了解自己是为什么而战。一位年轻的纳粹党徒写道，看见对手企图冲散纳粹大会，“我本能地成了纳粹党人”，尽管他还不了解该党的目标。 [140] 再比如，有个人于1923年加入纳粹运动，生活在几乎不曾间断的暴力行动中，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遭受殴打、刀刺和逮捕，正如他在自述中详细描述的那样，正是这些冲突，而不是纳粹运动的实际理念，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对于一位1906年生于社会民主党人家庭的青年来说，其使命感的核心是反共。他后来说：“我在冲锋队‘杀手风暴’小组的经历太精彩了，也可以说困难重重、难以描述。” [141]
关于冲锋队的活动，有一个虽然相当常见，但特别生动的描述，是一位生于1898年的教师提供的。他在一战中上过前线，1920年代初参与极右翼活动，后来在1929年加入纳粹党。一天晚上，他与所在的褐衫军小组被召集去为一场在附近小镇举行的纳粹集会担任警卫，防范“赤色分子”：
我们在小镇的入口集合，戴上白臂章，然后我们这支大约250人的纵队响雷般地开拔了。没有武器，没有棍棒，只有紧握的拳头，我们严守钢铁般的纪律，齐步走进会议厅前发出嘘声和尖叫的人群。他们手里拿着棍子和栅栏。当时是晚上10点。我们在街道中间调度周旋了一阵，把人群推到墙边，清出街道。这时，有个木匠开着小卡车穿街而过，载着一口黑色的棺材。他开过去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个人说：“瞧着吧，看我们把谁弄进去。”尖叫声、呐喊声、口哨声、咆哮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响。
我们的纵队分成两排稳稳站定，精神饱满。信号传来，我们齐步走进大厅，里面有几百个捣乱分子正在打断我们的演讲人。我们来得正好，步调一致地沿着墙走，直到形成一个环，把他们包围起来，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缺口。哨声响起，我们收紧人环。10分钟后……我们把他们轰出了门外。会议继续，外面的坏蛋全来了。我们护送演讲人后撤，再一次围成封闭的环，隔开了乱哄哄的暴徒。
在这位冲锋队员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是敌人，正如他们是许多退伍老兵的敌人。老兵们“依靠袍泽之谊浴血奋战，这种精神穿越战争祭坛的硝烟，正在走进已然觉醒的德国民众的心里”。 [142]
上述这类“老战士”自豪地列出对手加诸他们的伤害与侮辱，那些他们不得不承受的“迫害、骚扰、鄙视和嘲笑”只不过坚定了他们的决心。 [143] 据一位生于1905年的纳粹党积极分子说，在伊达尔—奥伯施泰因（Idar-Oberstein）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有400位冲锋队员到场，包括他自己：
在怒吼和嘘声的干扰下，我们的4位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了演说。但在随后的讨论中，当一位对话者因为说“我们美丽的小镇不欢迎褐色瘟疫”而受到斥责时，爆发了骚乱，大家用啤酒杯、椅子之类的东西混战起来。几分钟后，房子塌了，所有人都跑了出去。那天我们带回来7位身负重伤的同志。对方朝我们扔石头，虽有警察的保护，但我们还是不时受到袭击。 [144]
然而，纳粹冲锋队对社会民主党所怀有的像对共产党一样的深仇大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理解：他们觉得自己总是不断地受到攻击，这些攻击不仅来自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帝国国旗团”，在许多地区还来自警察，至少在普鲁士州，警察由社会民主党的部长管辖，比如卡尔·泽韦林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冲锋队憎恨共和国的另一个缘由，正如一位队员所说，是“警察和政府对我们施加的恐怖手段”。 [145]
痛殴或者杀死自己眼中的帝国之敌就要遭到逮捕，这让他们感到愤怒；有时他们会被判刑入狱，于是又谴责“马克思主义司法当局”和魏玛共和国的“腐败”。 [146] 他们无比痛恨“赤色分子”，例如有位年轻的纳粹党徒直到1934年依然在痛骂“赤色洪水……成群的赤色雇佣军，潜伏在暗处”；再比如有位褐衫军成员这样形容：“赤色杀人狂徒……成群结伙大嚷大叫……满腔仇恨、怒形于色，值得犯罪学家研究一下。” [147] 无数的冲突不断给他们的仇恨火上浇油，直到引发可怕的事件，比如1927年3月27日共产党与褐衫军之间在柏林开往利希滕费尔斯（Lichtenfels）的火车上那次臭名昭著的枪战。褐衫军拿共产党的犯罪行为来反衬他们自诩的无私的理想主义。有位冲锋队员自豪地写道，1920年代末的斗争“需要每位同志做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牺牲。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我们把自费印刷的传单散发出去。每个月都有一次集会……我们这支由5至10人组成的本地小分队总是为此欠下60马克的债务，因为如果不交预付款，没有哪家客栈的老板肯把大堂租给我们”。 [148] 经常有人说，许多人加入褐衫军，仅仅是因为该组织为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酒水、衣服和住所，何况还有刺激、野蛮的消遣，这种说法不足以解释激励着许多褐衫军成员的那种狂热。只有最早加入的积极分子期冀得到一份工作或者救济金，年轻人对此并不看重。 [149] 纳粹学生领袖经常因为自掏腰包印刷海报和小册子而负债累累。 [150] 很多其他人肯定也有类似经历。
当然，这些投稿给美国社会学家的自述，必定会强调作者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 [151] 然而，除非相信他们确实常常感到自己是在为党的事业做出牺牲，否则我们将难以充分理解冲锋队员的狂热与仇恨心理。希特勒在1932年1月的演讲中提醒听众注意这一点：
请不要忘记，现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做出牺牲。他们爬上卡车、保卫集会、举行游行，奉献了一夜又一夜，到黎明时分才离开，然后有的回到作坊和工厂，有的去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金；他们购买制服、衬衫、徽章，甚至用少得可怜的积蓄支付交通费。请相信，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展现了理想的力量，伟大的理想！ [152]
纳粹党倚赖这种使命感。该党之所以如此有力量、有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像“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那样，不同程度地依赖大企业或者工会等官僚机构的资助，更不像使用苏联经费的共产党那样仰仗外国势力的秘密资助。 [153]
许多人是被希特勒的煽动演说争取过来的。1920年代末，演说被安排在露天集会上，人山人海、场地开阔，这使希特勒的煽动具有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冲击力。有位生于1908年的年轻民族主义者，以前曾参加集会，现场听过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极右翼豪杰的演说，后来茅塞顿开，是因为他
亲耳聆听了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说。这之后，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与阿道夫·希特勒一起走向胜利，否则就为他而死。领袖的品格令我心悦诚服。谁以赤子之心去了解阿道夫·希特勒，谁就会全心全意地爱他。爱他，不是出于功利心，而是为了德国。 [154]
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自述。例如，有位生于1903年、持反犹立场的金属加工工人，他在1927年希特勒的一次集会上发现，“从我们的领袖身上，散发出一种使我们每个人都强大起来的能量”；还有一位生于1907年的冲锋队员，说自己1929年在纽伦堡时拜倒在希特勒脚下：“他麾下的冲锋队员在火炬的照耀下从他身边齐步走过，一望无际的火焰之海涌过古老的帝国首都的街道，此刻他那蓝色的眼睛是多么炯炯有神啊。” [155]
纳粹党的感召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它许诺要结束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困扰着德国的政治分歧。有位18岁的职员参加了1929年地区选举的集会，折服于纳粹演说者
对全体德国人民做出的真挚承诺。德国人的大不幸，在于分裂成了如此之多的政党和阶级。现在终于有了民族振兴的务实方案！取缔政党！消灭阶级！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这些是我可以全身心地为之奉献的目标，毫无保留。 [156]
最后，还有少数人是通过阅读政治或思想小册子而转信纳粹、开始积极参加纳粹运动的。话语确实重要，但不是每个人都被希特勒的演说迷住。例如，像梅利塔·马施曼（Melita Maschmann）这样严肃的、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纳粹青年，钦佩希特勒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人民之子”，然而即使是纳粹党的年度大会，她也忙得像她后来所写的那样，“抽不出时间‘沉湎于’如醉如痴的癫狂”。她觉得游行和表演既无聊又没意义。在她看来，纳粹主义更应该是一种爱国理想，而不仅仅是对某个领袖的崇拜。 [157] 对于纳粹主义的中产阶级支持者来说，或许尤其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街头暴力常常是需要勉强容忍或者刻意忽视的事情。
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接受纳粹思想时颇费踌躇，即使入了党，他们所表现出的投入程度，往往也远低于特奥多雷·阿贝尔采访过的那些年轻褐衫军。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党员在组织里没待多久就退出了。纳粹党成立以来，其支柱一直是中低阶层，但到1930年代初，该党的影响力开始超出此阶层。纳粹头目总是急于宣称拥有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经常把实际上属于其他阶层的党员登记为工人。根据1935年纳粹党的一次内部普查所做的详细研究显示，10年之前的1925年，在各地党员人数的标准记录中，被归类为工人阶级的人数比实际数字多了一倍。也就是说，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这一数字约占当地纳粹党员总人数的10%。 [158] 工薪人士似乎也属于最容易脱离纳粹党的社会群体，因此这个群体最不可能出现在1935年的数据中，而相关研究中的数字计算大多以1935年的数据为基础。然而汉堡是传统的劳工运动中心，纳粹党难以抗衡当地的劳工力量，无法在那里取得任何进展。萨克森的许多地区，挣周薪的体力劳动者在纳粹党党员中所占比例较高，因为当地劳工运动的力量较弱，经济以小规模的传统企业为主，迥异于那些现代的、生产线高度合理化的工业中心，比如柏林和鲁尔。在萨克森，那些一直处于无业状态，因此从未加入工会的青年特别容易受到纳粹党的感召。1920年代末，按照基本的经济概念，该省可能有多达三分之一的纳粹党员属于工人阶级。城镇和乡村的中低阶层党员在纳粹党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这个阶层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到1930年代初，随着纳粹党的表现越来越得体，萨克森的纳粹党内中高阶层党员的比例也在提高。渐渐地，纳粹党摆脱了卑微的地位，开始从德国的社会精英阶层吸收党员。 [159]
在1920年代中期入党的新一代纳粹领导人中，有一位将在第三帝国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乍看之下，几乎没人会想到海因里希·希姆莱终将飞黄腾达。1900年10月7日，他出生于慕尼黑一个受人尊敬、教养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天主教学校的教师，思想相当保守，因此曾一度作为理想人选，于1890年代被聘为一位巴伐利亚皇室成员的私人教师。希姆莱幼年体弱多病、视力不佳，念过几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但他接受较为扎实的学术训练是在慕尼黑和兰茨胡特两地的文法学校。他在校时的朋友、后来成为著名左翼历史学家的格奥尔格·哈尔加滕（Georg Hallgarten）证实了希姆莱的智力与才能。学校成绩单上的评语说，希姆莱严谨、勤奋、有抱负、有才华、彬彬有礼，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位模范学生。然而，他那位爱国的父亲千方百计把他送进军队，甚至宣称不惜为此中断儿子的学业。青年希姆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显示，他坚信1914年的神话：战争是人类成就的顶峰，斗争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生存的动力。但希姆莱最终只是在预备士官队接受训练，从未上过战场。他显然属于典型的后方一代——痛悔没能在前线作战，因此把后来的大部分生命都用于设法弥补这个重大的人生缺憾。 [160]
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之后，希姆莱听从父亲的建议，到慕尼黑的技术高中（Technical High School）继续学习农艺。在那里，他同样出类拔萃，1922年毕业时得到的评语是“非常优秀”。他还加入了决斗兄弟会，费尽周折找到一位愿意认真对待他、接受他挑战的剑手，结果希姆莱如愿以偿地在脸上留下了伤疤。但他同时加入了卡尔的居民国防军，后来又受到恩斯特·罗姆的影响，罗姆的军事热情感染了他。希姆莱当时投身的极右翼阵营将他引向了革命的反犹立场（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到1924年，他猛烈抨击“黑色与红色国际（black and red International）、犹太人与教宗至上论、共济会与耶稣会、商业精神与懦弱的中产阶级这一大窝祸患”。 [161] 大脑门、脑后和两鬓剃得很短、盖式发型、圆框眼镜、后缩型下巴、铅笔胡，希姆莱的外貌酷似他父亲当校长时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狂热的民族主义街头斗士。几个月后，在慕尼黑11月8—9日未遂暴动的起始阶段，罗姆的帝国战旗团曾短暂占领巴伐利亚战争部，当时加入战旗团某分队的希姆莱手中挥舞的是一面军旗，而不是手枪。 [162]
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入狱、被禁言，纳粹党陷入混乱；希姆莱则成功逃脱，未被逮捕，因此有机会成为纳粹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相当识时务地搭上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顺风车，先是担任其秘书，后来出任两个地区的党部副书记，以及全国宣传工作副主管。但他并不是施特拉塞尔的信徒，因为在此之前，希姆莱已经对希特勒心悦诚服，这并不是因为读了《我的奋斗》（他在笔记里批评该书：“前几章关于其青年时代的叙述，破绽迭出”），而是因为身兼数职的希姆莱在工作中得以亲炙希特勒，其中当然包括聆听希特勒的演说。青年希姆莱当时年仅25岁左右，正在暴动之后波涛汹涌的准军事政治海洋中随波逐流，是希特勒给了他主心骨，使他有了一个可崇拜的领袖、一个可追求的事业。希姆莱于1925年加入刚刚重组的纳粹党，自此越来越把纳粹元首奉为英雄，对他无限崇拜；他把希特勒的画像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据说有时候甚至与画像谈话。 [163]
他于1926年结婚 † ，妻子比他大7岁，她在神秘学、药草学、顺势疗法等方面的非传统观念深深影响了他，他后来试过其中的一些，还强迫下属接受。虽然婚姻未能让希姆莱刻骨铭心，但这些观念却让他铭记在心。他渐渐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循规蹈矩地虔诚信仰天主教，转而对“血与土”充满热情，加入了民族主义拓殖团体阿塔曼斯（Artamans），鲁道夫·霍斯也是该团体的成员。在这里，希姆莱受到了醉心于“北欧”日耳曼人种论的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的影响。达雷1895年生于阿根廷，在与南美不太相称的英国温布尔登（Wimbledon）求学，一战期间在德国军队服役。他后来成为选择性动物育种专家，这个专业促使他钻研“血与土”政治学，尽管没有马上加入纳粹党。希姆莱吸收了达雷关于日耳曼人种之命运的定见：日耳曼血统优越于斯拉夫血统，应该保持日耳曼血统的纯洁，纯种的日耳曼农民阶级对于确保日耳曼人种之延续具有关键作用。出于对农民阶级的迷恋，希姆莱一度自己经营农场，但是管理不善，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在政治运动上，而且时机也不好，恰逢农业不景气。 [164]
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忠心耿耿的希姆莱执掌他的私人警卫队——党卫队（Schutzstaffel），它很快就以其缩写“SS”为人们所熟知。党卫队的前身是组建于1923年初的一支小分队 ‡ ，充当希特勒的保镖，并保护纳粹党总部。它于1925年重新组建，因为希特勒意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无条件忠诚，永远不可能从罗姆领导的褐衫军那里得到。党卫队最初的指挥官是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希特勒入狱之前，施雷克是褐衫军“冲锋队”队长。从一开始，党卫队就被构想为一支精锐队伍，有别于褐衫军这种包罗了三教九流的群众性准军事组织。在1920年代中期的党内倾轧中，党卫队多次换帅，尽管历任领导确实把党卫队打造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紧密团结的精英团队，但都没能确保它独立于权力越来越大的褐衫军。他们未能办成的事情，希姆莱成功地做到了。
希姆莱看不上原先招募来的粗鄙之辈，他按照自己的设想着手打造一支真正的精英团队，请来了退役军官和原先自由军团的成员，前者包括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埃里克·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后者包括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埃贝斯泰因男爵（Friedrich Karl, Baron von Eberstein）。希姆莱接任时党卫队只有290人，到1929年底增至1,000人，一年后增至近3,000人。他不顾褐衫军领导层的反对，于1930年说服希特勒让党卫队完全独立，配发新制服，以黑衫取代褐衫，建立新的、等级森严的半军事化结构。由于褐衫军内部的不满和焦躁情绪逐渐加剧，独立行动的威胁也在增加，因此希特勒让党卫队转型为一种党内警察。它变得愈加诡秘，不仅收集党外敌人的情报，也开始收集褐衫军领导层的机密。 [165]
有了党卫队，纳粹运动的组织结构基本成型。到1920年代末，希特勒已经成为纳粹运动中无可争议的独裁者，成为日益高涨的个人崇拜的对象，成全他的因素包括当时的形势、他自己的演说能力与冷酷无情，以及极右翼集团对强人领袖的极度渴求。纳粹运动内部依然存在矛盾，并且将在1934年之前的几年里引人注目地浮出水面。领导层中依然有人随时准备批评希特勒，一旦觉得有必要，就会采取与之不同的路线，比如施特拉塞尔和罗姆。但希特勒已经扶植起一群无条件忠于他的重要亲信，比如戈培尔、戈林、赫斯、希姆莱、罗森贝格、席拉赫和施特莱歇尔。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并且得益于施特拉塞尔的组织才能，到1929年，纳粹党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其号召力几乎触及每一个社会群体。它的宣传手法很快就变得越来越老练；它的准军事团体在街头与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和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旗团展开较量；它内部的警察力量，即党卫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打击党内的异议者和抗命者。它已经采纳、修改并且详尽阐述了一种粗糙的、大部分非原创的，却被狂热信奉着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满腔仇恨的反犹主义和对魏玛民主制度的蔑视。它下定决心，要凭借广大选民的支持和凶蛮的街头暴力取得政权，然后撕毁1919年的和平条约，重新武装，重新征服失去的东部和西部领土，把东中欧和东欧拓殖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
纳粹运动的核心是崇尚暴力，这主要来源于自由军团。在1929年之前，暴力天天在街头上演。纳粹党蔑视法律，毫不掩饰自己相信的是强权即公理。纳粹党还摸索出一种办法，在褐衫军以及纳粹运动的其他参与者实施暴力或者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党的领导层规避法律责任：希特勒、戈培尔、大区长官等领导人在下命令实施暴力时，措辞要含糊，他们的下属自然听得懂弦外之音，会立即投入战斗。这个招数很有效，它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中产阶级乃至一些上流社会人士相信，对于褐衫军的街头喋血、酒馆斗殴以及集会上的惹是生非，希特勒及其直属下级并不真的负有责任，这个印象又因褐衫军头目的说辞而得以强化，他们一再坚称自己是独立行动的，与纳粹党上司无关。1929年，希特勒吸引到了一些人脉广阔之士的支持、同情乃至某种程度的资助，特别是在巴伐利亚。纳粹运动已拓展到全国范围，争取到大量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德国北部和弗兰肯新教教区那些备受经济危机困扰的小农场主。
然而，这一切均无法掩盖纳粹党在1929年秋依然明显处于政坛边缘的事实。它在国会中仅有几个席位，只能与众多边缘型右翼组织展开竞争，其中一些比纳粹党规模更大、支持率更高，例如所谓的经济党（Economy Party）；但这些组织与民族党和“钢盔”等主流的右翼团体相比，又都相形见绌。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虽然已不再拥有多数选民的支持，但这三个魏玛共和国的主流政党依然是执政党，“大联合政府”中还包括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所属的人民党，施特雷泽曼长期担任德国的外交部长，立场温和，成就卓著。共和国似乎已安然渡过1920年代初的暴风雨——通货膨胀、法国占领、武装冲突、社会混乱，驶入了较为平静的水域。如果某个极端主义政党，比如纳粹党，想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就需要借助一场浩大的灾难。1929年，纽约证券市场暴跌，经济随之骤然崩溃。它的机会来了。
* 指保罗·拉加德，德国圣经学者和东方学家。他强烈支持反犹主义，反对基督教，支持种族达尔文主义，被认为是法西斯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最有影响的支持者之一。——编注
† 希姆莱的结婚时间应在1928年。
‡ 最初隶属于冲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