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23年11月9日事件之后，希特勒没花多少时间就缓过神来。他知道，他可以把巴伐利亚州一大串政界要人牵扯进这场未遂暴动，也可以揭露正规军参与训练了打算进军柏林的准军事团体。意识到这个在审讯希特勒期间就已显露苗头的威胁，巴伐利亚州政府设法说服柏林当局，此案的审理不要安排在莱比锡的帝国法院，而是在慕尼黑专门设立的“人民法庭”进行，那里比较便于他们控制事态。 [71] 看起来他们很可能以宽大处理作为条件，换取希特勒同意背黑锅，因为他们挑选的法官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格奥尔格·奈特哈特（Georg Neithardt），他于1919年由巴伐利亚州的反革命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任命，希特勒1922年初的那次庭审就是由他主持的。1924年2月26日，庭审开始，希特勒获准身穿便装、佩戴铁十字勋章出庭，并且连续数小时进行法庭陈述而未被打断。奈特哈特任由他恐吓和侮辱控方证人，州检察官未能传召几个关键证人，这些人的证词本可以推翻辩方的意见。法庭压下了鲁登道夫涉案的证据，驳回了把希特勒作为奥地利公民驱逐出境的请求，理由是他曾在德国军队服役，并且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德意志爱国者。 [72] 希特勒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宣称，服务于德国的利益不能算作严重的叛国罪，“不朽的历史法庭将裁定我们是……为人民、为祖国谋求最大福利的德意志人”。 [73]
尽管事实是，暴动的参与者枪杀了4名警察，而且发动了一场（以任何合理的法律用语来说都属于）谋逆的武装叛乱，意图颠覆合法政府，这两种罪行均可判处死刑，但法庭对希特勒的严重叛国罪仅判处5年徒刑，对同犯判处同等甚至更轻的刑期。不出所料，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法庭对其宽宏大量提出的理由是，暴动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是一种纯粹的爱国精神和最高尚的意愿”。即使按照魏玛时期那种偏袒一方的司法标准，这个判决也是极不公正的。它受到了广泛的谴责，甚至右翼也对此感到愤慨。希特勒被送往慕尼黑西部莱希河（Lech）畔兰茨贝格市（Landsberg）的一座古堡，住进了此前关押刺杀艾斯纳的阿尔科—瓦利伯爵的那间牢房。这就是所谓的“城堡幽禁”，一种温和的监禁方式，专为那些被认为动机高贵的罪犯而设，比如战前为了名誉而在决斗中杀死对手的绅士。希特勒的牢房宽敞、通风良好、配有舒适的家具，探视者可以随意出入。他羁押于此期间，共有500多人来访，为他带去了来自狱外祝福者的礼物、鲜花、信件和电报。他可以读书，实际上，无客来访的时候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埋头苦读各种书籍，比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主要是从中寻找材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在纳粹出版人马克斯·阿曼（Max Amann）的建议下，希特勒还坐下来把自己此前的生活与观点口述给两个狱友——他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和他的秘书鲁道夫·赫斯。这份口述在次年出版，书名大概是阿曼提议的：《我的奋斗》。 [74]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我的奋斗》是希特勒后来行动的一种蓝图，是一本危险而邪恶的书，不幸被那些本应认清它的人所忽视。但事实并非如此。此书被阿曼、汉夫施丹格尔等人精心编辑过，为的是把杂乱无章的初稿改得文理通顺一些，不那么语无伦次。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晦涩枯燥、啰唆乏味，在1930年纳粹党取得竞选的突破性进展之前，此书销量不大。在那之后，此书成为畅销书，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如果家中没有此书，简直如同叛国行为。购买它的人当中也许只有较小比例的人读过，而读过的人肯定觉得难以从这部混乱的自传体回忆录与含混不清的政治宣言的大杂烩中得到任何条理清晰的东西。希特勒赢得人心、操纵民意的天赋，在于他的公开演说，而不在于他的写作。不过，读过此书的人还是可以确定无疑地了解到这一事实：希特勒认为，种族冲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本质，犹太人是日耳曼民族的死敌，日耳曼人的历史使命是在纳粹党的指引下，削弱犹太人的国际势力，把他们全部消灭。他宣称：“除了全力为日耳曼人的灵魂而积极奋斗之外，只有灭绝了国际上那些毒害日耳曼民族的人，我们的民族才能够成功地统一起来。” [75]
此时在希特勒的头脑中，犹太人与“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牢不可破的关联。在《我的奋斗》中，其重要性远远大于通货膨胀期间他苦苦思索的金融资本主义，因为俄国是德国想要征服的“生存空间”，征服它必然伴随着清除他认为统治着苏维埃国家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这些观点，在写于1925年、出版于1926年的《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做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它们是此后希特勒思想的核心。他宣称：“1914年的国界对德意志的未来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希特勒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 征服广袤东方打比方，宣告：“犹太统治在俄罗斯的终结，也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目前由“俄国及其周边属国”占据的土地，未来将移交给“勤劳的日耳曼人来耕种”。 [76]
希特勒的信念清晰地展现在《我的奋斗》中，愿意了解的人自然是有目共睹。每个读过此书、熟悉该文本的人都不会以为，希特勒的全部愿望就是修订《凡尔赛和约》、恢复1914年的德国疆界，或者让占中欧人口少数的德语族群实现民族自决；也没有人会怀疑其反犹主义具有粗俗、狂热，甚至杀气腾腾的特质。但信念和意图不等于蓝图和计划。在谈到如何执行这些构想时，希特勒的文字自然反映了成书那个特定时期的政治现实。当时，法国人是德国的敌人，不久前刚撤出鲁尔区。相比之下，英国人似乎有可能成为德国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盟友，仅仅几年之前，他们还曾在俄国内战中支持过“白军”。不久，当希特勒撰写另一部生前未出版的同类作品时，意大利与德国争夺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冲突被提上了国际议程，因此他的写作重点集中到了那里。 [77] 然而贯穿这些策略变化始终的，依然是向东开拓“生存空间”的长期目标，以及灭绝犹太人的迫切愿望。这同样不可能一下子办到，在此阶段，希特勒显然并不清楚如何或者何时能够实现目标。为此也要在战术上随机应变，各种临时方案将会随之出现。但这些既不会改变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所具有的种族灭绝性质，也不会改变他偏执信念，即犹太人是德国一切痼疾的根源，唯一的长远解决方案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生物实体予以彻底灭绝。这种信念很容易从《我的奋斗》的语言、从希特勒的演说措辞、从产生这些言论的狭隘的复兴主义氛围中辨别出来。 [78] 他认为，犹太人是一种“比黑死病还可怕”的“瘟疫”，是“德国这具腐尸上的蛆”，他们将被赶下权位，然后全部驱逐出德国，必要时将使用武力。德国在东欧取得生存空间之后，那里的犹太人将遭遇什么，希特勒还说不上来；但他杀气腾腾的语言无疑昭示了他们不容乐观的命运。 [79]
假如之前希特勒还不曾确信自己就是那个将要把上述构想变成现实的人，那么未遂暴动之后，他撰写《我的奋斗》、在审判中声名大噪、民族主义右翼对他大肆吹捧，这一切都使希特勒对此笃信不疑。暴动的失败也提醒了他，如果仅仅依靠准军事组织的暴力活动，他甚至无法迈出第一步——在德国本土掌握最高权力。“进军罗马”在德国根本行不通。关键要通过宣传和公开演说赢得大众的支持，希特勒知道这是他的强项。罗姆所依然主张的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权力，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无论如何是无法成功的，他们在1923年11月就显然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正如后来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的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暴动失败之后，他并没有走上“合法”斗争的道路。然而他确实认识到，要想推翻魏玛“制度”，需要的不仅是几次没有准头的射击，即使是在1923年这样危机最严重的年头。上台掌权显然需要与体制内的主要势力合作，尽管他在1923年得到了一些支持，但事实证明那还不够。在不到10年之后的下一次危机发生时，他已确保了军队和政府的主要机构不是保持中立，就是在积极地为他工作，而不同于1923年的情形。 [80]
然而与此同时，在希特勒被逮捕和监禁之后，纳粹党的残局似乎已无法收拾。准军事团体四分五裂、陷入混乱，武器被政府收缴。卡尔、洛索和赛瑟尔因暴动而导致声誉严重受损，被巴伐利亚人民党领袖海因里希·黑尔德（Heinrich Held）主持的新内阁排挤出局，意味着巴伐利亚分离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阴谋政治让位于传统的地区政治。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束，加上柏林政府实行“履约”政策，危局逐渐缓和，重新安排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基本上立见成效。失去领袖的纳粹党重新分裂成争吵不休的小派别。罗姆继续设法把效忠鲁登道夫的准军事组织残部重新整合起来。希特勒让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掌管纳粹党，因为他几乎是留在国内的唯一没被逮住的领导人。但结果证明，罗森贝格完全没有能力在纳粹党内树立起威信。 [81]
纳粹党与褐衫军此时成了非法组织。它们对地下活动毫无准备；对于以后采取什么策略——是准军事行动还是议会斗争——存在很大分歧；类似施特莱歇尔与鲁登道夫之间的人际斗争，以及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纷纷出面争夺纳粹党的领导权，严重破坏了重振纳粹运动的努力。希特勒差不多不再插手这些纷争，宣布退出政坛、专心写书。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驳回了州检察机构的意见，决定假释希特勒。当他于1924年12月20日获释时，党内乱象并无多大改善。希特勒尚有大约4年刑期未服，在此期间他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违反假释条件。1927年之前，他不能在德国多数地区公开演讲；1928年之前不能在普鲁士活动，而普鲁士占魏玛共和国疆土的一多半，包含了共和国的大多数人口。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在1924年的全国选举中颜面扫地。阴霾中仅有的一线阳光来自奥地利政府，它挫败了德国官方遣返希特勒的企图——拒绝接收他。 [82]
不过，希特勒仍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他认同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思想。当巴伐利亚州紧急状态最终在1925年2月16日结束的时候，居特纳同意解除对纳粹党及其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 [83] 暴动以及随后的审判让希特勒成了民族英雄，凭借新赢得的声望与自信，他立即重建纳粹党，号召从前的追随者入党，并且（按照一条关键的新要求）无条件服从他的领导。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戈特弗里德·弗德尔、党报记者和宣传家赫尔曼·埃塞尔（Hermann Esser）等人公开消除隔阂以示团结。希特勒着手将最强劲的对手排挤到政治边缘。首先，到了可以合法地重组褐衫军的时候，希特勒坚持让它从属于纳粹党，并切断与其他准军事组织的联系；反对这个主张的恩斯特·罗姆被扫地出门，离开政坛，不得已当了推销员，然后成了工厂工人，后来接受邀请前往玻利维亚（Bolivia），指导该国的部队学习欧洲战法。 [84] 其次，希特勒沉稳地逐渐消解鲁登道夫依然享有的声望，鲁登道夫不仅是个强劲的对手，其思想也很快更趋极端。鲁登道夫于1926年与玛蒂尔德·冯·克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结婚，受后者的影响，他组建了坦嫩贝格同盟（Tannenberg League），该同盟出版阴谋理论文学作品，不仅攻击犹太人，还包括耶稣会和天主教会——这无疑导致了他在巴伐利亚和德国南部其他虔诚教区选举中的惨败。决定鲁登道夫命运的是1925年的总统竞选，他作为纳粹党候选人参选，仅得到可怜的1.1%选票。有证据显示，希特勒明知鲁登道夫的声誉将在竞选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依然亲自说服他参选。 [85] 自此直至1937年去世，鲁登道夫及其坦嫩贝格同盟一直无奈地处于政坛的边缘——完全无足轻重，得不到任何一类群众的支持。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加清晰地表明，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格局已经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权在握的军事独裁者，已经被狂妄自大的新晋纳粹政客排挤到政坛的边缘；将军已被下士取代。
地图7 纳粹党在1924年第二次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妥当地把鲁登道夫排挤出局之后，希特勒在极右翼阵营已无真正的对手，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收服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其余力量。德国南部形形色色的团体纷纷被吸引到纳粹党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该党在北部和西部的各分支机构也显示出复兴的迹象。这主要归功于另一位巴伐利亚人——来自兰茨胡特（Landshut）的药剂师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生于1892年的施特拉塞尔是一位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律师之子，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他的中产阶级教养和风度使他颇受纳粹运动的许多潜在同情者青睐。同时，像与他同辈的许多德国资产阶级人士一样，他的内心铭记着1914年的传统——团结精神，他认为有必要在全体德国人中间重新唤起这种精神。以中尉军衔退役后，施特拉塞尔致力于重建这种传统，纠正他所认为的德国的错误。战争结束时，他在慕尼黑与自由军团并肩战斗，然后建立起自己的准军事组织，由此与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在施特拉塞尔看来，事业比领袖重要。1923年11月9日，他率领手下的褐衫军分队进入慕尼黑，按照计划占领了一座重要的跨河桥梁，当暴动的形势发生逆转时，施特拉塞尔把自己的分队撤回兰茨胡特，在那里他被依法逮捕。 [86]
但最终，由于他在暴动中属于比较外围的从犯，当局似乎觉得没必要予以特别严厉的惩罚，因此当其他纳粹领导人不是逃亡就是坐牢时，施特拉塞尔一直逍遥法外。1924年4月，他被选进了巴伐利亚州议会。事实证明施特拉塞尔是个天才的管理者，他把许多七零八落的极右翼残部整合了起来。纳粹党重新成为合法组织之后，希特勒发现了他的才干，派他去重振德国北部的纳粹党。到1925年底，施特拉塞尔通过不懈的招募活动，使支部的数量增加了将近4倍。他明确强调纳粹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方面，以此争取鲁尔等地区的产业工人阶级。施特拉塞尔看不起其他那些认为“反犹主义的原始方案就足以解决问题”的极右翼团体。1925年7月，他告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纳粹主义与众不同，因为它致力于通过一种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动“一场德国革命”。 [87] 不过，他的社会主义构想虽然包括国家在大型企业持51%股份、在所有其他中小企业持49%股份，但也包括恢复同业公会，以及支付实物工资，而不是货币工资。这种“社会主义”构想是施特拉塞尔与德国北部各地新建立的党支部中的一些领导人共同制定的。这些党支部的建立，与希特勒在此期间的领导作用关系不大或者毫无关系；可以说它们基本上是自我重建，而独立于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不久，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施特拉塞尔及其盟友表达了他们的怀疑，认为在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期间负责管理纳粹党的慕尼黑总部的赫尔曼·埃塞尔所领导的小集团既腐败又独裁。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见过希特勒本人，因此不曾被他越来越强烈的个人魅力所降伏。他们特别反感当时的纳粹党纲领，提出要代之以一份更合乎他们心意的党纲。 [88]
在这些行动中脱颖而出的，也是一位新党员——年轻的理论家约瑟夫·戈培尔。戈培尔1897年生于下莱茵（Lower Rhine）的工业城市莱特（Rheydt），是小职员之子，先在文法学校 † 读书，然后到波恩大学（Bonn University）学习古典文献、德语和历史，又于1921年获得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浪漫主义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因此有资格被称作“戈培尔博士”，他此后也正是一直被这样称呼的。尽管有了博士学位，但戈培尔不以学术为人生志向。他也是个波希米亚式人物，在校期间就已经把课余时间都用于写剧本，梦想将来成为艺术家。1920年代，他写了一部小说，并反复修改，最终于1929年出版，书名是《迈克尔日记：德国的命运》（ Michael: A German Fate in the Pages of a Diary ）。这部小说主要是戈培尔自说自话的载体，表达了他关于民族复兴的含糊、混乱的理念，其出发点是对未来的狂热信仰与信念，小说的主人公最终为了信仰牺牲自己。戈培尔是在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残缺的生命赋予意义。他一生被十分明显的生理缺陷所困扰：先天畸形足，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在校期间，乃至在整个人生中，这都为他招来了无情的嘲弄，并导致他不适合在军中服役，无法参加一战。也许是出于补偿心理，戈培尔开始相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干大事的。他一直写日记，以过人的精力追求女人，情史之丰富、成功率之高令人吃惊。他不肯靠平凡的方式谋生，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尼采、斯宾格勒，尤其是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后者令他相信，只有清除了犹太人，才可能实现斯宾格勒所预言的西方之重生。 [89]
在某些方面，戈培尔不同于其他纳粹头目。他的智力和气质常常被描述为“拉丁人的”，也许是因为他避免含糊其辞、激昂雄辩地作哲人之语，反而在讲话和写作中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清晰和坦率，时不时还夹杂些冷嘲热讽的俏皮话。 [90] 然而像许多人一样，戈培尔也对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深感震惊。他在慕尼黑度过了1919—1920年的冬季学期——德国学生在大学期间通常至少转学一次，因此，他既受到了学生生活中极右翼氛围的熏陶，又耳濡目染了慕尼黑那几个月里的反革命极端民族主义氛围。戈培尔同情阿尔科—瓦利伯爵这类人，对于他因刺杀库尔特·艾斯纳而被监禁深感不满，但戈培尔一直没有真正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政治能力，直至1924年，在与几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接触之后，他被一位老同学引荐给了纳粹党。
戈培尔在纳粹党内努力进取之时，结识了埃里克·科赫，他是莱茵河流域的纳粹党员，曾是抵抗法国的暴力组织成员；还遇到了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戈培尔私下将他描述为“狂暴武士” ‡ ，说他“大概有点儿病态”。 [91] 戈培尔对鲁登道夫印象深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崇拜这位伟大的将军。不久，戈培尔成为纳粹党在莱茵兰的组织者，逐渐练就了出色的演说技巧，他也许是除希特勒本人以外最有说服力的纳粹演说家，言语清晰、通俗，回答诘问者时机敏、有急智。他开始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用于政治，为纳粹报刊写文章，在纳粹信条中掺入伪社会主义论调。戈培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成了莱茵兰最受欢迎的纳粹演说家之一，得到当地纳粹党支部领导层的赏识，开始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约瑟夫·戈培尔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于1925年在幕后策动了北德派质疑慕尼黑的纳粹领导层。然而戈培尔不久也开始对希特勒心悦诚服，读了《我的奋斗》，他激动地写道：“这个人是谁？半人半神！” [92] 1925年11月6日，才见希特勒本人第二面，戈培尔就赞叹他那“蓝色的大眼睛，宛若星辰”。听罢希特勒的一席话，戈培尔觉得他就是“天生的保民官 § ，未来的独裁官 ¶ ”。 [93]
戈培尔与希特勒在许多核心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意识到北德派越来越强势，希特勒召集他们在1926年2月14日到弗兰肯的班贝格开会，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已在班贝格为他发展了大批支持者。希特勒在会上讲了两个小时，反驳北德派的观点，重申自己坚信德国未来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在东欧夺取“生存空间”。德国的王公贵族在1918年革命中被废黜之后，在国内保留了大量财产，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竭力主张纳粹党参与没收这些财产的运动，但希特勒谴责这种运动，斥之为侵犯私人财产。“可恶！”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此生最失望的事情莫过于此。我不再毫无保留地相信希特勒。” [94] 尽管戈培尔当时搞不清希特勒是不是反对革命，但在会议上他并没有公然反对希特勒。施特拉塞尔被希特勒的强硬立场震慑住，完全屈服，放弃了自己的提议。作为回报，希特勒解除了赫尔曼·埃塞尔在慕尼黑的职务，以此平息北德派对埃塞尔腐败问题的愤怒。 [95]
1926年4月，希特勒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做演讲，为他配了专车，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他。在纳粹党总部，希特勒舌战戈培尔以及威斯特法伦（Westphalia）区党部的两位联席领导人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和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萨洛蒙是北德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与许多纳粹头目一样，他也是退伍军人和自由军团成员；考夫曼在法国占领鲁尔期间因组织暴力抵抗而成名。希特勒痛斥三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自作主张，对他们宣讲自己关于党的政策的看法，然后提议双方尽弃前嫌，前提是他们无条件服从他的领导。戈培尔当场归顺。他在日记中说希特勒“才华横溢”。想起1923年的暴动，他在笔端倾诉：“阿道夫·希特勒，我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可谓天才。” [96] 从此，他完全被希特勒收服；与有些纳粹头目不同，他至死效忠希特勒。作为奖励，希特勒任命他为大区长官（Gauleiter），掌管规模较小、内部四分五裂的纳粹党柏林区党部；普费弗·冯·萨洛蒙被任命为准军事团体褐衫军的头目，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成了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同时，纳粹党年度大会重申了1920年的党纲，强调了希特勒在纳粹运动中的绝对主导权，把所有关键职务的任命权，尤其是各大区长官的任命权交到他手中。 [97]
这次会议是合法的，并且遵循法律要求，正式重新选举希特勒为党魁。但纳粹党内部运作的真正性质，展现于1926年7月召开的纳粹党集会，有多达8,000名褐衫军和党员参加。会议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向希特勒敬礼、个人向他宣示效忠，并且举行群众游行和展示活动，包括游行展示“血旗”——1923年11月以失败告终的进军慕尼黑行动中曾被高举的那面旗帜。 [98] 此次会议并不起眼，但它为未来岁月中那些声势浩大的纳粹党集会定下了基调。尽管全党严守纪律、坚定不移地团结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但纳粹党在当时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小党。此后直至1929年底，三年的发展为纳粹党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不过，纳粹党如欲取得希特勒此时所谋求的民意支持，那么除了领袖和组织之外，它还需要更多东西。 [99]
1927—1928年，纳粹党逐渐建立起新的、覆盖全国的基本组织结构。1928年，按照德国国会选举中的选区界限，纳粹党完成了区党部的调整，仅保留其中的35个，每个区都覆盖很大范围，以适应魏玛共和国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 ** ，这表明各个区党部的首要功能是助选。在随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在区党部与各地党支部之间，又设立了新的层级——县党部（Kreise）。新一代的青年纳粹积极分子在县级党组织中发挥着最显著的作用，他们排挤掉战前泛日耳曼联盟和各种阴谋组织残存的那代人，并且在人数上超过了那些曾经活跃于自由军团、图勒学会以及类似组织的成员。然而重要的是，请别忘了上一代纳粹头目依然年轻，尤其是与那些头发斑白、领导着主流政党的中年政客相比较而言。1929年，希特勒仅40岁，戈培尔32，戈林36，赫斯35，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37。他们依然举足轻重，其作用尤其体现在领导与启发年轻一代上。
例如，戈培尔的成名主要是在他担任柏林区首长期间，他发表犀利的演说、不懈地开展活动、肆无忌惮地挑衅纳粹党的对手、蓄意挑起街头斗殴和会场骂战以吸引媒体的关注，为该党赢得大批新信徒。让柏林区党部更出风头的，是戈培尔对柏林副警察总监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 Weiss）等人发动的挑衅性的、极尽诽谤之能事的攻击，他称呼魏斯为“伊西多”（Isidor），以此提醒人们注意魏斯的犹太血统。这个名字完全是杜撰的，通常被反犹主义者用来称呼犹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培尔是借用了共产党报纸的用法。 [100] 戈培尔的暴力行为和极端言论，导致柏林的纳粹党于1927—1928年被该市的社会民主党当局取缔了11个月；但也为他赢得了青年积极分子的忠心与钦佩。比如19岁的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他是牧师之子，放弃了在法学院的学业，投身准军事领域，刚刚加入褐衫军。他在1929年这样描写“我们的戈培尔”：“这个人所展现的演说天赋与组织才华是独一无二的……冲锋队愿意为他粉身碎骨。” [101]
为了竞争地方党支部和区党部的主要职位，纳粹党频频发生内斗。但总的来说，正如马克斯·阿曼于1925年底告诉本地党支部的一位积极分子时所说的那样：希特勒
在原则上认为，“任命”支部书记并不是党魁的职责。希特勒先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高效的战士，是那些凭借业绩脱颖而出、成为领袖的人。既然你自称拥有汉诺威几乎全体党员的信任，何不干脆接管这个支部的领导权呢？ [102]
希特勒认为，用这种方式，最无情、最活跃、最高效的人将登上党内的权位。后来他采用了同样的原则管理第三帝国。这确保了纳粹党各级组织始终积极行动——经常游行、斗殴、示威、动员。但这并没有马上带来回报。到1927年底，纳粹党依然仅有大约75,000名党员，在国会选举中只获得了7席。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等人曾希望纳粹党能够赢得产业工人阶级，事实证明这已成泡影。 [103]
自知难以突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主要地盘，纳粹党转向了德国北部信奉新教的乡村地区，当地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逐渐发展成示威和抗议活动。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政策在农业地区所发挥的相互矛盾的作用，到1920年代末合力造成了一场全面的农业危机。大地主和大农场主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农用机械，因此能够以微乎其微的实际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则往往因为把钱存起来而在通胀中损失殆尽，或者因为把钱花在购买日用品上而没有从商业中获利。通胀结束后，政府为促进经济复苏而采取放宽农业信贷限制的措施，反倒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农民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大量贷款，等着新一轮通胀的到来，结果却发现自己已无力还贷，因为价格不升反降。1920年代即将结束时，破产和终止回赎权 †† 的数量已经在不断增加，绝望的小农场主倒向了极右翼阵营。 [104] 大农场主和大地主备受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困扰，已无力纳税，他们觉得自己为支持魏玛福利制度而承担的税费过于高昂。 [105] 普鲁士州和帝国政府已经尝试过靠关税、补贴、进口管制以及类似措施来缓解困境，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根本于事无补。 [106] 为尽力应对1920年代初以来的农业萧条，各类农场主已实现现代化、机械化和生产的合理化安排，但这还不够。农业群体开始把对进口食品征收高额关税视为保护其收入的唯一办法，因此越来越固执地对此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纳粹党许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独裁的”德国，基本上禁止进口外国食品，似乎越来越有吸引力。 [107]
纳粹党意识到自己毫不费力就在信奉新教的北德乡村地区赢得了支持，于是加速把宣传对象从城市的工人阶级转向其他行业的人群。此时纳粹党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地区，开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奥尔登堡等地大力发展党员。 [108] 希特勒在北德地区刻意淡化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在1928年4月13日“澄清”——或者换个词，修订——了党纲第十七条，为的是向小农场主保证，纳粹党所主张的“无偿将土地充公”，指的仅是没收“做土地投机生意的犹太公司”。 [109] 纳粹党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失去10万张选票，得票率只占2.6%，因此仅有12位代表进入国会，其中包括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约瑟夫·戈培尔、赫尔曼·戈林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不过，在一些信奉新教的北德乡村地区，纳粹党的支持率却高得多。例如，虽然它在柏林和鲁尔区仅分别获得1.4%和1.3%的选票，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县的得票率分别不低于18.1%和17.7%。在弗兰肯的得票率为8.1%，当地居民也是心怀不满、信奉新教的小农场主。这强化了一种感觉，即5月31日的纳粹党报所说的：“农村地区的选举结果尤其证明了，花费较少的精力、资金和时间，就能够在那里取得比在大城市更好的效果。” [110]
纳粹党很快把宣传、拉拢的目标转向农业群体，许诺说将在第三帝国为他们设立一个特殊机构。各类农场主都将获准加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团”（corporation），他们可以在那里和谐地合作，并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那些难以驾驭的农场工人——其中许多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活跃分子——将被驯服，劳动成本最终将受到严格控制。在多年不成功的、有时还是暴力的抗议之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农场主蜂拥到纳粹党的旗下。由农业人士领导当地的党组织，以及明确强调“血与土”意识，即认为农民是民族同一性的核心，这两种做法都无损于该党的事业。就连一些历来认同民族党的大地主也被纳粹党说服了。纳粹党在中小地主中间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不久，农场主的子弟纷纷加入冲锋队，被派往大城市去打击共产党。 [111]
地图8 纳粹党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就这样，新战略很快开始结出果实。党员人数从1928年10月的10万增加到一年后的15万，与此同时，纳粹党在地方选举和州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开始大幅增加，在萨克森达到5%，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4%，在巴登7%。在信奉新教的萨克森的一些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几乎翻倍，比如在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区，从1928年的5.9%增至1929年的11.4%。 [112] 在弗兰肯的科堡市，在上届市政府因当地纳粹党支部书记发表反犹言论而解除其市政雇员职务之后，纳粹党发起运动，成功扳倒了市政府，并于1929年6月赢得市议会25席中的13席，这是纳粹党接管的第一个市政府。这次胜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纳粹党在竞选中的尽心竭力——它派出一流的演说家助选，比如赫尔曼·戈林，甚至希特勒本人。但这次胜选也表明，纳粹党可以在地方政坛争取竞选资本，在这方面该党已经比从前活跃多了。 [113]
1929年秋，纳粹党得到了更多选举红利，其表现形式是民族党组织的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该计划包括减少赔款数额、重新设定付款期限，但没有废止赔款）。运动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提议以法律形式否决杨格计划，并对任何签署该计划的政府部长提起公诉；为了推动对此提案进行全民公决，他邀请纳粹党以及其他极右翼组织助阵。纳粹党不仅从这场运动中获得了知名度，还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主流右翼的尊重，因为希特勒是组委会成员，与他共事的是泛日耳曼联盟的中坚人物，比如海因里希·克拉斯以及“钢盔”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和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公投本身失败了，只有580万票支持。但这场运动让民族党的许多支持者看到，与民族党那些穿礼服、戴高帽的领导人相比，身穿褐衫、足蹬长筒靴的纳粹党人是多么的生机勃勃。 [114]
同时，希特勒很快重新激起民众的热情，党内围绕他而生成的领袖崇拜让他显得更有个人魅力了。表达崇拜的一个重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是使用“德国式问候”：“希特勒万岁！”说的时候伸出右臂，无论希特勒是否在场。它在1926年的运动中成为强制性礼仪，并且逐渐被用作通信时的结束语。这些习惯既强化了纳粹运动对希特勒的绝对服从，也得到了此时围绕在他身边的第二层级纳粹头目的热情传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的是出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战略考虑，比如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有的是对“元首”本人——此时希特勒已是人人皆知的“元首”——怀有盲目的宗教式信仰，比如鲁道夫·赫斯。 [115] 1929年8月在纽伦堡（Nuremberg）举行的纳粹党集会，是1927年以来首次这样的集会，该党新建立起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在集会上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一览无余。据警方估计，参加者多达4万，全部团结在歌颂领袖的谀辞之中。 [116]
此时纳粹党已成为一个难以战胜的组织，它的区党部、县党部和支部中尽是忠心耿耿、精力充沛的干部，其中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管理才干；它通过一系列专业的宣传机构，直接对特定选区发挥号召作用。 [117] 尽管希特勒一再强调政治是男人的事情，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纳粹的妇女组织，自称“日耳曼妇女骑士团”（German Women's Order），1923年由埃尔斯贝特·灿德尔（Elsbeth Zander）组建，1928年并入纳粹党，成为该党的附属组织。据警方估计，截至1920年代末，其成员已达4,000人，几乎占到纳粹党全部7,625名女性党员的一半。有一类妇女组织颇为吊诡，它们积极活动、公开争取的是把女性清除出公共生活，日耳曼妇女骑士团即属此类，其成员是激进好斗的反社会主义者、反女权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它的实践活动包括：为褐衫军开设流动食堂；参与宣传活动；当纳粹准军事组织遭警察搜查时，为他们藏匿武器和装备；通过其分支机构“红卐字会”（Red Swastika），一个纳粹版的红十字会，为受伤的积极分子提供护理服务。 [118]
灿德尔据说是个能打动听众的演讲者，但她不太具备组织才华。日耳曼妇女骑士团面临严重的财务腐败指控，和其他一大堆指控，疲于反驳，于1931年初解体。骑士团负债累累，以至于作为负责人的灿德尔本人也面临破产。此外，坊间飞短流长，盛传灿德尔与骑士团的司机关系暧昧，还说褐衫军有时穿着女装出席骑士团的会议。时任纳粹党组织部长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对此做出应对，礼貌但果断地免除了灿德尔的领导职务，并解散所有纳粹党的附属妇女组织，于1931年7月6日代之以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NS-Frauenschaft），该机构最初至少是一个分权的实体，地区级协会由当地的大区长官领导。然而不久，妇女联盟大获成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女性的认同，还独立发行妇女杂志，它的地区级领导人不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且各地区级协会之间的协调能力也得到加强。 [119] 然而，纳粹妇女的根本问题在于，她们认同纳粹党根深蒂固的男性沙文主义信念：女人的职责不是参与政治，而是待在家里生儿育女。为了争取女性选民，妇女联盟不得不在立场上暂时做出妥协；但从长远看，一旦纳粹党掌权，联盟反女权主义的女性积极分子们注定要主张女性退出公共生活。
除了为妇女设立的组织以外，纳粹党还有成立于1922年、面向14—18岁青少年的组织。它最初有个颇为冗长的名字——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青年同盟（Youth Leagu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但在1926年改称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它最初是专门为招募褐衫军而设的机构，1929年在库尔特·格鲁贝尔（Kurt Gruber）的领导下成为魏玛政坛上无数非正式青年团体的竞争对手，这些团体多数都是反对共和国的。希特勒青年团一开始也不太成功，甚至到1932年1月，它在柏林的团员总共也只有1,000人。 [120] 它的后援是组建于1929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National Socialist School Pupils' League），以及次年成立的德意志少女联盟（League of German Maidens）。 [121] 上述组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很快被威廉·滕佩尔（Wilhelm Tempel）于1926年组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Students' League）比了下去。该同盟起初也表现平平，直至1928年被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接管。1907年生于柏林的席拉赫后来成为纳粹运动中的常青树和越来越重要的人物，父亲是位守旧的退伍军人，在魏玛做戏剧导演，娶了一位富有的美国女子。席拉赫在魏玛小镇长大，成长于文化保守、反犹的圈子。他在寄宿学校上学，校长注重的是品格培养，而不是学术教育。哥哥的死对青年席拉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哥哥于1919年10月自杀，给家人留书说自己是以身殉“国难”。1920年代中期，席拉赫正在阅读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偶然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后，便转而信奉纳粹主义。1925年在小镇听到希特勒的演讲，他的信仰又发展成为真正的英雄崇拜。他文思泉涌，写下一首又一首歌颂纳粹运动及其元首的诗歌，不久就引起了元首的注意。据说席拉赫的诗“优于其他那些种族主义蹩脚诗人的煽情之作”，并于1929年结集出版。 [122]
在希特勒的建议下，席拉赫到慕尼黑大学深造（但始终没有完成学业）。在校期间，他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很快晋升为慕尼黑大学分部的负责人。由于在这个职位上取得的成就，他于1928年被推选为同盟的总负责人，取代了威廉·滕佩尔。席拉赫清除了同盟中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势力，领导同盟成员不遗余力地在每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争取席位。排挤掉传统的、颇为古板的学生决斗队和兄弟会之后，同盟赢得了争强好斗的名声，他们积极活动、要求解决的问题包括：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从而缓解课堂过于拥挤的现状；解雇教授中的和平主义者；设立新的学科，比如人种研究和军事科学；让大学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到1932年夏，同盟已经取得了一个被其成员大肆吹嘘的成就：他们与右翼教授和当地政客联手，迫使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这个特别招人恨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反对右翼司法偏见的斗士从海德堡大学离职，法兰克福一家杂志兴奋地宣称，“海德堡大学就这样在学术界开启了第三帝国时代”。 [123]
席拉赫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恼兄弟会，很快在学生会的竞选中为同盟争得了更多选票。在志同道合的其他右翼团体的帮助下，1931年7月，同盟得以接管学生联合会这个全国性组织。1932年，学生们投票通过了总会的“领袖原则”，完全取消竞选。尽管纳粹党学生同盟的全国总人数甚至不到兄弟会的10%，但纳粹党完全控制了德国的学生代表机构。希特勒对这些成绩印象深刻，于1931年10月3日任命席拉赫为希特勒青年团的负责人。 [124]
到1920年代末，不仅妇女、青年、大学生、中学生，德国的其他许多社会群体也都有了自己专门的纳粹组织，包括公务员、战争伤残人士、农场主，以及众多其他选民群体。纳粹党对每个群体分别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宣传策略，甚至出现了一个生硬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National Socialist Factory Cell Organization）的工会组织，它拉拢产业工人的努力显然不怎么奏效，产业工人当时要么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者或天主教或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要么因为处于失业状态而不需要工会。 [125] 然而，纳粹党此时对中下阶层依然特别有号召力，包括手工业者、店主和个体经营者。纳粹经常从其他类似的团体中拉拢这类人。比如，德意志民族主义商业雇员工会（German Nationalist Commercial Employees' Union）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向青年灌输政治思想，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纳粹道路。 [126] 该工会成立于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它明确表达了男性职员对于就业环境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女性占据了秘书职位以及类似的行政岗位；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大机构的老板不是有犹太人的信仰或血统，就是性格像犹太人。早在战前，它就曾怒斥犹太人是导致工会成员变成无产者的罪魁祸首。 [127] 有一位1886年出生、1912年加入该工会的基层公务员后来提到，他认为政府早在威廉二世时期就已被犹太人控制。最终，在参加了一次纳粹党集会之后，他于1932年离开民族党，加入纳粹党，当时他写道：“这是1912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的组织。” [128] 许多来自这样背景的纳粹老党员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施特拉塞尔鼓励在党内建立这种极其精密的分支结构，尽管这些不同分支中有许多——比如希特勒青年团和工厂车间组织——不但成员寥寥无几，而且似乎不会很快有长足的发展。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个长远目标：设立这些分支旨在形成一个基础，等到希特勒掌权之后，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各种已经纳粹化了的社会机构运营的国家。施特拉塞尔投入大量精力、施展各种手段，打造这个处于胚胎期的纳粹社会秩序。在短期，这种分支结构把纳粹党的竞选感召力传递给德国社会的几乎每个选区，激发出那些原本不太有政治倾向的社会机构的政治兴趣。这意味着，假如各分支突然吸收到大批新成员，那么纳粹党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发展壮大。把整个结构聚合为一体的，是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领袖此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在一群亲信日复一日的吹捧称颂中，他显得越来越有个人魅力。 [129]
*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曾征服波斯、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
† 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16世纪前后出现的注重拉丁语教育的学校，后成为教授语言、历史、科学等学科的中学。
‡ 狂暴武士（Berserker），北欧传说中的武士，作战时狂暴兴奋、凶猛如狼。
§ 保民官（tribune），古罗马由平民选出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执政者。
¶ 独裁官（dictator），古罗马在紧急情况下由元老院任命的拥有绝对权力的行政长官。
** 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system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by party list），选民把选票投给自己所支持的政党，而不是投给特定的候选人；最终根据各政党取得的选票比例分配议席。
†† 终止回赎权（foreclosure），抵押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清偿抵押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起诉、请求终止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回赎权，由抵押权人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变卖抵押物以清偿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