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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快结束时，已独揽军权两年时间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认为，为谨慎起见，他应该离开政坛一段时间。与皇帝刚任命的最后一届自由派政府发生激烈争吵之后，鲁登道夫于1918年10月25日被解职。他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戴上墨镜和假胡子，悄悄渡过波罗的海到达瑞典，冷眼旁观革命。到1919年2月，他显然认为最糟糕的情形已经过去，于是返回德国。由于在战争中赢得了崇高声望，他很快成为极右翼的首脑。作为1914—1918年的泛日耳曼兼并主义者、停战协定的激烈反对者，他立刻开始阴谋推翻共和国的新秩序。鲁登道夫将一群从前的幕僚召集在身边，支持沃尔夫冈·卡普和自由军团为推翻共和国于1920年3月在柏林发动的短命政变。政变失败后，他离开柏林，前往环境与他更相宜的慕尼黑。鲁登道夫很快与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取得了联系，该阵营当时聚集在以前无籍籍名的阿道夫·希特勒周围。 [36]
到两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希特勒已经拥有了第一批忠心耿耿的狂热分子，他们将在纳粹党的发展以及第三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其中最忠心的是在校生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他是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理论家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的门生。他的父亲是商人，非常专制，一战前不许儿子学这个专业，赫斯似乎正在寻找一位自己可以无条件地追随的强人领袖。像后来许多著名的纳粹党徒一样，他也来自德意志帝国境外：赫斯于1894年生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 * 。一战期间赫斯在军中服役，退役时是空军中尉，军队使他有了一种可以服从的权威；师从豪斯霍费尔，让他有了另一个可以服从的权威。然而二者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那种，赫斯还是自由军团和图勒学会的成员，但它们同样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权威。1920年他遇到了希特勒，终于如愿。他有着与希特勒一样的反犹激情：他谴责“犹太团伙”，认为他们在1918年背叛了德国，甚至在见到希特勒之前，赫斯就曾率队前往慕尼黑的工人阶级聚居区，把几千张反犹传单塞进工人公寓的门缝。 [37] 此后，他把自己全部的英雄崇拜都投向了希特勒。天真、理想主义、毫无个人野心和贪欲，而且据豪斯霍费尔说，也不太聪明，这样的赫斯倾向于相信非理性的、神秘的教条，比如占星术。他忠犬般地追随希特勒，带着近乎宗教式的狂热，把希特勒看作救世主。从此，他成为希特勒安静、顺从的奴仆，平时随主人泡黑克咖啡馆（Café Heck）时凝神倾听主人的教诲，还逐渐把希特勒厌烦至极的许多日常工作承担下来。此外，他向希特勒介绍了常见的泛日耳曼理论中一个详尽阐述“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版本，豪斯霍费尔曾运用它论证德国征服东欧之主张的合理性，小说家汉斯·格林（Hans Grimm）1926年的畅销书《没有空间的民族》（ Volk ohne Raum ）使之流行起来。 [38]
以另一种方式辅佐希特勒的，是学医出身、失败的种族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活跃于极右翼阵营的埃卡特于1918年12月创办了一份政治周刊《良言》（ Auf gut deutsch ），资金来源于许多巴伐利亚商人的赞助以及军队的政治资助。埃卡特认为，他的剧本无法上演，这要归咎于犹太人对文化的主导。他与其他种族主义者和“雅利安”种族至上论者保持着私人联系，比如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并且大力推介张伯伦的作品。像许多反犹主义者一样，他把任何“颠覆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归为“犹太人”，所以他认为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都在此列。埃卡特人脉广阔、生活富裕，像赫斯一样也是图勒学会的会员。他从朋友和军队那里筹集资金，于1920年12月为纳粹党收购了图勒学会经营不善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 Völkischer Beobachter ）。他亲自担任主编，为这份每周两期的报纸提供了它迫切需要的新闻经验，又在1923年初将其拓展为日报。然而，埃卡特较为独立的作风，以及他对希特勒有点儿居高临下的态度，最终导致两人的关系逐渐转淡，他在1923年3月被解除报纸主编之职，当年年底去世。 [39]
但是埃卡特从图勒学会带进纳粹党的两个伙伴，却比他更受希特勒倚重，为希特勒效力的时间也比他长得多。第一个是波罗的海日耳曼建筑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这位纳粹头目也来自德国境外——1893年生于爱沙尼亚（Estonia）的雷瓦尔（Reval） † 。罗森贝格痛恨布尔什维主义，他逃离俄国革命，在一战结束时来到慕尼黑，成为埃卡特那份小杂志的撰稿人。他16岁时读了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因此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成了反犹主义者。罗森贝格对《锡安长老会纪要》（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兴趣浓厚，这份文件据说提供了犹太人密谋颠覆世界文明的证据，但其实它是沙俄警察伪造的。他还读过戈比诺和尼采的著作，并在战后撰写了一系列挑起论战的小册子，攻击犹太人和共济会。他最大的愿望是被人们当作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家而认真对待。罗森贝格于1930年出版了他的大部头著作，取名《二十世纪的迷思》（ 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以此向他的偶像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代表作致敬。 ‡ 此书旨在为纳粹党提供一部主要的理论著作。截至1945年，它已售出100多万册，而且书中的某些观点并非没有影响力，但是希特勒说自己只看过一小部分，不喜欢它的伪宗教论调，觉得大概只有少数最专注的读者才做得到从头至尾啃完书中大段大段冗长晦涩的文字。不过，在他们惯常的咖啡馆聊天中，罗森贝格比任何人都更有能耐把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向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所谓的共产主义是犹太人阴谋的产物，并且提醒希特勒注意他所认为的苏俄政体的脆弱本质。通过罗森贝格的推介，俄国的反犹主义及其偏执的阴谋理论和灭绝欲在1920年代进入了纳粹意识形态。“犹太—布尔什维主义”（Jewish-Bolshevism）此时成了希特勒的主要仇恨对象。 [40]
另一个由埃卡特带进纳粹党的人是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他1900年出生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是律师之子，一开始追随父亲的脚步。1919年，还在法学院读书的弗兰克加入图勒学会，并且参与了埃普的自由军团对慕尼黑的突袭。虽然从未成为希特勒的亲信，但弗兰克很快折服于他的魅力。听了希特勒1920年1月的演说，弗兰克和许多人一样，觉得希特勒的话完全发自肺腑，“他说出了在场群众的心声，”他后来这样回忆道。终其一生，弗兰克都迷恋暴力色情片，他欣赏心狠手辣的动作明星，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他们一样，他经常使用暴力语言，其直截了当和攻击性在纳粹头目中几乎无人能及。然而接受的法学训练和法学背景让他心中还残留着对法律的信仰，所以在说粗话和在为谋杀行为辩护时，偶尔会感到不自在。1924年，弗兰克获得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他的法律专业知识尽管有限，但后来证明对纳粹党极有帮助。截至1933年，他代理了2,400多件以纳粹党徒为被告的案子，他们所犯的通常是各种暴力罪。弗兰克第一次为几个纳粹暴徒出庭辩护之后不久，一位资深律师，也是他曾经的老师说：“拜托你别理这些人！不会有好结果的！在刑事法庭开始的政治运动，也会在刑事法庭结束！” [41]
等到这两人以及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加入纳粹党时，这场新兴的运动已经有了正式纲领，由希特勒和德莱克斯勒撰写，“种族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也略有帮助，并于1920年2月24日获得通过。它的25点内容包括，要求“将全体德意志人统一为一个大德意志国家（Greater Germany）”；废除1919年的和约 § ；要求获得“国土与领地（殖民地）以养活我们的人民”；防止“非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国”；对“普通罪犯、高利贷者、奸商等”处以死刑；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将他们登记为异族，禁止他们办报或者为德国报纸撰稿；要求没收不劳而获的收入和战争财，企业托拉斯收归国有，实行利润分配制度，这似乎带有伪社会主义色彩；政纲的结尾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并且“用根据社会阶层和职业遴选出的法人（corporations）有效地取代联邦各州的议会”。 [42] 这是一份那个时代典型的极右翼文件。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就像社会民主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me）一样，它在平常的政治斗争中总是被绕开或者忽略，尽管这份纲领很快被宣布为“不可更改的”，为的是避免它成为党内讨论的焦点。 [43]
尽管也有其他原因，但引起党内意见分歧的主因是，德莱克斯勒极力推动纳粹党与慕尼黑的其他极右翼组织合并。德莱克斯勒主要想拉拢“德意志社会主义党”，该党与纳粹党规模相近，目标一致。与纳粹党不同的是，它在德国北部拥有支持者。那些像弗德尔一样不赞成希特勒总用粗野不堪的语言进行煽动演说的人，将会因为两党的合并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希特勒担心自己可能被新的运动所淹没，以辞职相要挟，阻止了1921年4月的谈判。另一场危机爆发于希特勒与埃卡特在柏林为《人民观察家报》筹款的时候。希特勒不在慕尼黑期间，谈判重启，这次讨论的是三党合并，比上次多了一个小型反犹政党，该党总部设在奥格斯堡（Augsburg），领导人是奥托·迪克尔（Otto Dickel），有人认为他与希特勒的公共演说能力不相上下。纳粹党同意迪克尔关于合并组建一个“西方同盟”（Western League）的计划，此名称取自他那带点儿神秘色彩的种族主义小册子《西方的复兴》（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est ）。由于无法阻止这一计划，希特勒大发雷霆，干脆退了党。事关紧要，德莱克斯勒让步了，他请希特勒开出重新入党的条件。最终，因为党内几乎没人愿意失去希特勒，他的煽动力是纳粹党在此前的几个月里不断壮大的唯一原因，合并计划被放弃。希特勒绝不妥协的态度在7月29日的一次全体特别会议上受到赞誉：大家在会议结束时要求，应该让希特勒担任党主席，赋予他“独裁权”，并且肃清“已经渗透进党内的外国势力”。 [44]
取得对纳粹党的绝对控制权之后，希特勒在全党的支持下很快展开了宣传攻势，不久就从挑衅沦为暴力。1921年9月14日，一群年轻的纳粹党徒随同希特勒参加分离主义组织巴伐利亚同盟（Bavarian League）的会议，他们齐步走上讲台，打算把发言人奥托·巴勒施泰特（Otto Ballerstedt）的声音压下去。有人关掉了所有的灯，当灯再次亮起时，他们反复呼喊“希特勒”，阻止巴勒施泰特继续发言。当观众提出抗议时，希特勒的青年暴徒袭击了那位分离主义领导人，痛殴他，粗暴地把他推下讲台，致其头部受伤，躺在地上血流如注。不久，警察到场，中止了会议。巴勒施泰特坚持起诉希特勒，后者为此在慕尼黑的施塔德尔海姆监狱服了整整一个月刑期。警察警告希特勒，如果再犯，他将作为外侨被遣返奥地利。警告几乎不起作用。1921年11月初，获释不久的希特勒又带头在啤酒馆闹事，纳粹党徒与社会民主党人大打出手，啤酒杯在屋内横飞。不久，纳粹党徒为自己装备了指节金属套、橡皮棍、手枪，甚至手榴弹。1922年夏，德国总统艾伯特走访慕尼黑时，一群纳粹党徒对着他大喊大叫、吹口哨、吐唾沫。1922年10月，纳粹党徒前往科堡（Coburg）参加民族主义者集会时，与社会民主党人发生激战，纳粹党徒最终用橡皮棍把对手从街头赶走。 [45] 毫不奇怪，纳粹党不久即在德国大多数州被取缔，尤其是在1922年6月外交部长拉特瑙被刺之后，柏林政府试图镇压极右翼极端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暗杀。但在右翼的巴伐利亚州，纳粹党未被取缔。 [46]
纳粹运动中肢体暴力的新特征，尤其反映了纳粹党内准军事组织——创立于1920年初的“会堂保卫”组的迅速发展，不久改称“体操与运动部”（Gymnastics and Sports Section）。这些人穿着褐色衬衫和马裤，脚蹬长筒靴，头戴褐色帽子——这套制服到1924年才有了最终版 [47] ，人们常在慕尼黑街头看到他们痛殴对手、袭击任何他们觉得像犹太人的人。使他们从一小群欺负人的小混混发展成一场大型准军事运动的，是一系列与希特勒没什么关系的事件。他们所享有的不受警察干涉的相对豁免权，首先反映了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领导的巴伐利亚政府长期同情作为1919—1920年反革命“白色恐怖”一部分的极右翼准军事运动。在这种氛围中，曾担任自由军团旅指挥官的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上尉建立了一个精密的暗杀队网络，在德国全境执行政治谋杀，被他们刺杀的包括共和国的几位主要政客，以及党内许多被他们怀疑为双重间谍的党员。 [48] 卡尔认为，共和国是普鲁士的创造物，如欲抵制它，就要维持巴伐利亚作为反共和国“秩序”的中心，为了这个目的，他维持了一支被称为“居民国防军”（Denizens' Defence Force）的大规模武力。它组建于1919年春共产党的“委员会共和国”刚刚倒台不久，装备齐全，明显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的条款，1921年初被强制解散。它的解体是巴伐利亚极右翼重组以及暴力发生率激增的信号，因为其成员改编成了种类繁多的武装小队，全部持反犹立场，其中很多是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 [49]
1921年8月，埃尔哈特把他的自由军团老兵带进纳粹党的“体操与运动部”。他们曾在西里西亚暴力对抗波兰人和其他种族，在此过程中已磨炼得冷酷无情，西里西亚的德国人普遍反感《凡尔赛和约》，因为它把战前属于德国的领土划给了刚刚建国的波兰。促成埃尔哈特加入纳粹党的是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他也是自由军团的老兵，参加过1919年初春攻打慕尼黑的行动。罗姆生于1887年，是巴伐利亚铁路官员之子，1906年参军，两年后成为军官。一战时在前线作战，但因伤撤离——被炸弹碎片打烂了部分鼻子，导致严重毁容，又在凡尔登（Verdun）战役身负重伤。此后，罗姆在巴伐利亚州的战争部工作，负责调拨武器装备，起初是供应给卡尔的居民国防军，后来供应给它改编后的各个小股队伍。这些人都知道罗姆是“机关枪大王”，他在极右翼阵营中人脉广阔。除了其他事务，他还担任参谋，在军中享有盛名，并充当军队与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络官。罗姆显然具有组织天赋，但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政治。恩斯特·罗姆属于典型的前线一代，这代人逐渐相信了关于他们自己的传说。 [50]
罗姆喜好的是盲目的暴力，而不是政治阴谋。有人对他做过文本分析，发现他几乎一成不变地把“谨慎”、“折中”、“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之类的词用作贬义，他用来表达肯定、欣赏的词包括“魁梧”、“大胆”、“无情”和“忠诚”。其1928年在慕尼黑出版的自传的开场白是：“我是一个军人。”他把自己描述为“逆反的”，并抱怨说：“德国人已经忘记了怎样去恨。娘娘腔的牢骚已经取代了男子汉的仇恨。” [51] “我是个幼稚的恶人，”他以其特有的坦率写道，“所以战争和动乱比温文尔雅的资产阶级秩序对我更有吸引力。” [52] 罗姆对思想毫无兴趣，在行为和信念上，他都崇尚军人那种粗糙而残酷的生活方式。他对平民除了蔑视别无感觉，他陶醉于无法无天的战时生活。痛饮和狂欢、吵架和斗殴，加深了他与一帮兄弟的感情，与他们在一起，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鄙视女性，不熟悉军旅生活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位置。
罗姆看中希特勒，是把他当作满足自己的暴力欲的天然工具，因为希特勒使用暴力推进其目标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罗姆负责扩充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1921年10月将其改名为“冲锋队”（Sturmabteilung，简称SA）。他在军界高层、巴伐利亚政界上层，以及准军事团体中的人脉，对羽翼未丰的组织来说极其宝贵。但与此同时，罗姆始终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未真正拜倒在希特勒脚下；他一心把冲锋队当作工具，用来无休止地执行自己所醉心的暴力活动，而不是让冲锋队无条件地供党差遣。因此，冲锋队在形式上一直是独立于党的组织，而且罗姆与纳粹党领袖的关系始终不够和谐。在罗姆的领导下，冲锋队的人数很快开始增加。但截至1922年8月，他们的队伍依然不到800人；而其他那些被遗忘已久的准军事团体则远比它引人瞩目，比如帝国战旗团（Reich War Flag）或者巴伐利亚与帝国同盟（Bavaria and Reich League），它们的成员人数都不少于3万，全部配有武器。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要想在巴伐利亚政坛掌握主动权，所需的远远不止是埃尔哈特和罗姆的影响力以及希特勒的煽动力。 [53]
1922年，纳粹党信心骤增，因为有消息传来，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于10月28日“进军罗马”，结果立即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人成功了，他们的德国同志当然也不能太落后吧？墨索里尼一直是形象胜于实质。他生于1883年，早年是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著名记者，在呼吁意大利参战的过程中，墨索里尼彻底改变了政治立场。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人因和平条约未能给予他们所期待的收益而感到自尊心受损，墨索里尼成了意大利人表达情绪的代言人。1919年，他发起法西斯运动，以暴力手段、恐怖行动和恐吓威胁打击左翼对手。当时左翼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而执行占领工厂等政策，这引起了企业家、雇主和商人的恐慌。乡村的动荡促使地主也投入法西斯行动队的怀抱，而且随着局势在1920年和1921年恶化，墨索里尼被他所发起的法西斯运动的势头一路推进。他的上台，表明战后的冲突、内乱、谋杀和战争并不仅限于德国，而是遍布东欧、中欧和南欧，其中包括1921年刚结束的苏波战争，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后多个国家为收复领土而引发的武装冲突，以及西班牙和希腊短命的独裁政权之建立。
墨索里尼的例子在许多方面对纳粹党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纳粹党在1922年末、1923年初采用“元首”（意大利语为Duce、德语为Führer）的称呼，以表示党魁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在意大利先例的刺激下，纳粹党内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这也促使希特勒相信，注定要领导德国未来走向民族新生的人是他，而不是尚未出现的某个人物，1923年秋的一系列事件又使之永久地成为他固守的信念。 [54] 当时，纳粹党已经开始借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敬礼方式，即直挺挺地伸出右臂向领袖致敬，这模仿自罗马帝国的礼节；领袖还礼时也举起右臂，但肘部向后弯曲、手掌向上扬起，表示接受致敬。纳粹党采用的精细复杂的执旗标准，也源自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做法。然而，墨索里尼在这一时期对希特勒主要的实质性影响，是使他相信进军首都的策略是最快的掌权方式。随着法西斯行动队逐渐控制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城市和乡镇，墨索里尼借鉴了革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在60多年前统一意大利过程中的著名先例，宣布他将以这些市镇为基地“进军罗马”。为了避免流血，意大利国王和政界领袖屈服了，任命他为总理，墨索里尼利用这个职位，以越来越无情的手段在1920年代末建立了一党独裁的政府。 [55]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不仅与纳粹主义，也与其他极右翼运动有许多共同的关键特征，例如在匈牙利，根伯什·久洛（Gyula Gömbös）早在1919年就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暴力的，有着不竭的行动力，它是军国主义的，蔑视议会制度，崇尚冲突与战争。它不仅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主张把社会看作有机体，阶级利益和人民代表将由不分阶级、民族统一的指定机构所取代。它是男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它谋求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主要被贬抑至繁育子女的功能。它把领袖抬高到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它崇拜青年，声称要涤荡旧制度和传统，创造一种新型人类——强硬、反智、时髦、世俗，尤其是狂热地投身于本民族和本种族的事业的新人。 [56] 在上述所有方面，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都为新兴的纳粹党提供了一个范型和同路者。
因此，早期的纳粹主义，就像战争刚结束那几年里众多相互竞争的极右翼运动一样，无疑属于欧洲法西斯主义之崛起这个广阔的语境。长期以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倾慕不已，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进军罗马”激励着萌芽中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恰如加里波第的进军罗马以及后来的意大利统一在大约60年前曾经激励着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历史的潮流似乎正朝着希特勒希望的方向流动，民主制度已时日无多。随着德国局势在1922—1923年间急剧恶化，希特勒开始认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办到了的事情，自己同样可以在德国办到。当德国政府拖欠战争赔款导致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时，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义愤填膺、倍感屈辱。共和国的合法性遭到重创，政府只好做出要反抗占领的样子。由德国政府鼓动起来的大规模非暴力抵抗，招致法国人更多的报复——逮捕、监禁和驱逐。民族主义者铭记着关于法国镇压的许多事例，有位身为退伍兵的铁路工人由于在一次战争纪念活动上发表支持德国的演讲而遭到解雇，并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另一位学校教师因为法军列队走过的时候，他让学生们转身背对着他们，而遭受同样的命运。 [57] 男生结成团伙，给那些被认为是“无耻地勾搭法国人”的女人剃光头，另一些学生表达爱国的方式则没那么激烈，他们步行几公里去上学，而不乘坐法国人运营的火车。少数工人积极破坏法军的占领，一位前自由军团成员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处决，民族主义者右翼在纳粹党领导下，马上抓住这件事，作为证明法国人之残暴和柏林政府之软弱的例子，在宣传过程中使施拉格特成了广为人知的民族主义烈士。工业生产陷于停滞，进一步加重了德国本已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 [58]
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强大的宣传武器：占领军中包含法属殖民地的黑人部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种族主义盛行于欧洲各国，实际上也存在于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欧洲人普遍认为黑人是劣等种族，驯服这些野蛮人是白人的使命。 [59] 英国和法国于一战期间使用殖民地部队，在德国引起了不少讥评；然而，真正让耸人听闻的种族主义宣传一发而不可收的，是黑人部队进驻德国本土，他们首先出现在莱茵兰的占领区，然后在1923年法国短暂占领期间进军鲁尔区。许多居住在莱茵兰和萨尔兰的德国人倍感屈辱，正如有人后来所说：“暹罗人（Siamese）、塞内加尔人（Senegalese）和阿拉伯人（Arab）在我们的祖国把自己当成了主人。” [60] 不久，漫画家用画笔激发了德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在那些半色情的粗俗画面中，兽性大发的黑人士兵把无辜的德国白人女子推入生不如死的命运。在右翼人士看来，这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国耻的有力证明。德国妇女被法属殖民地部队轮奸的故事过于震撼，以至于几乎人人都认为，1930年代初在德国发现的数百个混血儿就是此类事件的产物。实际上，其中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是两情相悦而结合的，这通常发生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的德国殖民者与德属殖民地的非洲原住民之间。 [61]
当纳粹党人以及其他许多与他们想法相近的人充分利用这些恐惧与仇恨时，柏林政府似乎根本无力应对。阴谋诡计开始层出不穷。希特勒不是唯一一个考虑进军柏林的人，1945年后成为德国最著名的犯罪学家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者”汉斯·冯·亨蒂希（Hans von Hentig）也开始为一个轻率的计划招兵买马，打算与共产党联手暴力夺取政权，目的是使德国不再履行《凡尔赛和约》。 [62] 无论谁采取行动，这个想法都不太现实，德国的联邦制结构和宪法都确保了德国非常不可能重复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它迅速生根。希特勒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痛斥柏林“十一月罪人”的软弱，为反法的公众示威活动造势。
此时希特勒上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因为又有一群非常有用的新支持者加入纳粹运动。其中包括社会名流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Ernst “Putzi” Hanfstaengl），他高高的个子，有美国血统，来自富裕的艺术品交易与出版世家，优越感使他始终不曾完全被希特勒迷住。但是汉夫施丹格尔认为，糟糕的艺术品位、对酒毫无鉴赏力、不得体的餐桌礼仪，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质朴表现只是突出了希特勒特有的真诚；措辞不够优雅是希特勒打动群众的神奇能力的基本前提。像希特勒的其他许多仰慕者一样，汉夫施丹格尔第一次接触希特勒是去听他的演讲；希特勒则对汉夫施丹格尔家客厅的优雅精致惊讶不已，他喜欢听汉夫施丹格尔用钢琴弹奏瓦格纳，喜欢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随着流淌而出的大师旋律挥舞双臂做指挥状。更要紧的是，汉夫施丹格尔能够把希特勒介绍给慕尼黑上流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出版人、商界人士和军官。这些圈子里的人觉得关照他是件好玩儿的事，当他身穿军大衣、拿着一根狗鞭出现在他们的高雅聚会上时，大家都乐不可支；他们颇为认同他的观点，愿意为他的贷款担保，就像钢琴制造商贝希斯坦（Bechstein）的妻子所做的那样；他们还用其他各种方式支持着他。然而只有那些最有热情的人才会大手笔地送钱给他，比如企业家库尔特·吕德克（Kurt Lüdecke）。另外，纳粹党还必须求助它在上流社会的朋友，比如前外交官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勃纳—里希特（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设法从鲁登道夫的公务经费中拨出一小部分给它，同时纳粹党继续从党费收入中抽取它的大部分经费。 [63]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支持来自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他于1922年10月带领自己在纽伦堡的追随者加入纳粹党。施特莱歇尔也是退伍军人，像希特勒一样惹人注目地佩戴着铁十字勋章，他在战后参与创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党。希特勒取得的进展令施特莱歇尔印象深刻，他带着很多支持者加入纳粹党，使纳粹的党员人数一夜之间翻倍。信奉新教的弗兰肯（Franconia）是纳粹党招募新成员的理想场所，那里有心怀不满的农民阶级，他们容易受反犹主义吸引，而且当地尚无公认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施特莱歇尔的加盟，极大地向北方拓展了纳粹党的影响力。然而，得到施特莱歇尔，纳粹党不仅得到了一个恶毒的反犹主义者，他对犹太人的极端仇恨丝毫不逊于希特勒；也得到了一个暴戾之人，他是那种一旦掌权，就会在公众面前晃着粗重的鞭子，亲自痛殴那些无助的对手的人。1923年，施特莱歇尔创办了一份登载耸人听闻消息的通俗报纸《冲锋报》（ Der Stürmer ），该报很快确立了这样的名声：它用危言耸听的头条报道挑起对犹太人最恶毒的攻击，充满了性暗示、种族主义漫画、杜撰的杀人祭祀指控，以及挑逗性的半色情报道——犹太男人勾引天真的德意志少女。由于该报的立场过于极端，那个面相凶横的秃头主编过于明显地表现出偏执的倾向，施特莱歇尔在纳粹运动中从未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运动的领导人对他有些反感，该报甚至在第三帝国治下被禁了一段时间。
然而施特莱歇尔并不只是暴徒。当过教师的他还是个诗人，有人说他的抒情诗“相当迷人”，而且像希特勒一样，施特莱歇尔也画水彩画，但他只是把那当作爱好。施特莱歇尔也把自己视为艺术家。他受过教育，是职业记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像希特勒一样是个波希米亚式人物。他的思想虽然是以极端形式表达出来的，但在当时的右翼阵营中并非特别不同寻常，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这很大程度上受到战前德国反犹主义的影响，尤其是特奥多尔·弗里奇的影响。而且施特莱歇尔的反犹思想绝非纳粹运动中的边缘理论。希特勒后来甚至评论道，施特莱歇尔在某种程度上“ 美化 了犹太人。犹太人比施特莱歇尔所描绘的更卑鄙、更凶狠、更邪恶”。希特勒承认，施特莱歇尔也许不是个有效的管理者，又总是因为好色而陷入各种各样的麻烦，但希特勒始终支持他。有时，当纳粹党需要表现出体面的一面时，《冲锋报》就会成为令它尴尬的污点；但这只是策略问题，从来不是原则或信仰问题。 [64]
1923年，希特勒和纳粹党认为不必特意装出体面的样子了，觉得暴力才是夺权的明路。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领导的、同情准军事组织的巴伐利亚极右翼政府已于1921年9月倒台，此后，卡尔与他的朋友们卷入了反政府阴谋，旨在推翻由欧根·冯·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及其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的政府。像许多温和的保守派后来所做的那样，克尼林及其盟友把纳粹党人视为威胁，讨厌他们的暴力行为，但认为他们是出自公心，只是需要以更富有成效、更健康的方式运用他们的理想主义，因此同样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纳粹党的活动。况且，克尼林及其盟友一度试图压制纳粹党的努力也未能如愿：巴伐利亚州政府颁布禁令，制止该党在1923年1月底的一次集会，因为担心它会演变为暴力行动；而巴伐利亚州的军队指挥官赫尔曼·冯·洛索（Hermann von Lossow）将军在罗姆的请求下，同意支持希特勒行使组织集会的权利，前提是希特勒保证集会是和平的；当时担任上巴伐利亚（Upper Bavaria）行政长官的卡尔也支持希特勒，于是巴伐利亚州政府只好让步。 [65]
此时形势迅速走向高潮。很多时候，事态脱离了希特勒的控制。尤其是颇为独立、不太受制于他的恩斯特·罗姆成功地将巴伐利亚的主要准军事组织整合成了爱国战斗同盟协作社（Working Community of Patriotic Fighting Leagues），其中包括一些比纳粹的褐衫军规模大得多的团体。这些团体把武器上缴给正规军，正规军的巴伐利亚州部队在冯·洛索将军领导下，显然正在厉兵秣马，准备执行已传得沸沸扬扬的计划——进军柏林和武装对抗鲁尔区的法国人；并且招募了准军事团体作为后备队，开始训练他们。加入这个准军事阴谋杂牌军的，还有鲁登道夫将军。希特勒试图抢占先机，要求军队把武器归还褐衫军，却遭到断然回绝。希特勒只好让步，由鲁登道夫出面领导准军事团体9月初在纽伦堡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穿制服的参加者多达10万人。希特勒被任命为准军事团体的政治负责人，但他根本控制不住局面，而是被形势裹挟着向前。 [66]
在重新组织起来的准军事运动中，罗姆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了专心做此事，他辞去纳粹冲锋队这个小型组织的领导职务，接替他的，是即将在纳粹运动随后的发展进程以及第三帝国起到关键作用的人：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生于巴伐利亚罗森海姆（Rosenheim）的戈林也是个实干家，但与罗姆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他出身于巴伐利亚中上层阶级，父亲是坚定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者，战前在德国殖民纳米比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05—1911年，戈林先进入士官学校，后来就读于柏林的普鲁士军官学校，此后一直认为自己是普鲁士军人，而不是巴伐利亚人。战争期间，他成了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退役前担任由“红色男爵”冯·里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创建的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其飞行战功为他赢得了德国最高军事勋章“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也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战斗机飞行员被人们视为装甲内的现代骑士，其大胆冒险的行动与战壕中沉闷的机械化屠戮形成了强烈反差。戈林在贵族阶层颇受追捧，1922年2月与瑞典男爵夫人卡琳·冯·坎措（Karin von Kantzow）结婚，自此在上流社会的交游愈加广阔。与许多上过战场的战士一样，他在战争结束后继续追求一种行动的人生。短暂地服务于自由军团之后，他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的表演飞行员。借助妻子的影响力，他终于在1922年底找到门路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总之，此时的戈林是一位风度翩翩、英俊浪漫的人物，许多通俗图书和杂志文章都在吹捧他的功绩。
戈林对于行动的渴望，在纳粹运动中得到了满足。他冷酷、精力旺盛、极端自负，却从一开始就完全倾倒于希特勒的魅力。对他来说，忠诚是最崇高的美德。和罗姆一样，戈林也把政治视为战争，即一种武装斗争的形式，正义与道德在其中都不起作用。强者胜，弱者亡，必要时，法律就是一堆有待打破的“条条框框”。对戈林来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这个目的一直是他所认为的德国的民族利益，他认为德国的民族利益在1918年遭到了犹太人、民主派和革命者的背叛。戈林的贵族人脉，棱角分明的英俊面容，对法语、意大利语和瑞典语等多国语言的精通，以及作为骑士般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声誉，使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是一位外交家；兴登堡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认为，戈林是纳粹主义尚可接受的一面，是像他们一样的威权保守派。然而外表是靠不住的：戈林的冷酷、暴戾、极端，不逊于任何一位纳粹头目。以上种种素质，加上他很快就对希特勒越来越唯命是从，使他在1923年初成了取代罗姆担任冲锋队新首脑的理想人选。 [67]
由戈林掌管，冲锋队此时有望重新执行纳粹路线了。1923年整个春季和夏初，纳粹党都在筹划起义，同时辅之以罗姆尽其所能加以引导的大规模准军事运动。危机终于到来，柏林的德国政府被迫于8月13日辞职，继任者是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多党联合政府，由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他是右翼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随后几年里证明了自己是魏玛共和国最老练、最敏锐、最务实的政客。施特雷泽曼认为，为反抗法国占领鲁尔区而进行的消极抵抗活动必须结束，急速加剧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必须加以控制。他制定了“履约”政策：德国将履行和约条款，包括支付战争赔款；同时进行幕后游说，争取修改和约条款。他的政策在接下来的6年里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此期间他一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但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他的政策无异于卖国。巴伐利亚政府意识到极端民族主义者此时可能会发动起义，于是任命卡尔为州行政长官，全权维持秩序。在洛索和警察总监汉斯·里特尔·冯·赛瑟尔（Hans Ritter von Seisser）的支持下，卡尔取缔了纳粹党计划于9月27日举行的一系列集会，同时执行他们自己制定的推翻柏林政府的计划。驱使各方采取行动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准军事团体的普通成员看来，行动几乎是大势所趋，正如希特勒一再提醒的那样。 [68]
在柏林，陆军司令汉斯·冯·泽克特将军不赞成洛索、赛瑟尔和卡尔的计划。他更愿意用阴谋诡计把施特雷泽曼的政府赶下台，最终也确实成功了，但继任的又是一个联合政府，施特雷泽曼依然在其中担任外交部长。 ¶ 在慕尼黑举行的紧张谈判未能在洛索领导的巴伐利亚州正规军、赛瑟尔领导的警察，以及当然是以希特勒为政治代理人的准军事团体这三方之间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希特勒意识到，如果继续优柔寡断，他将失去准军事团体的支持，他还担心卡尔自己有采取行动的打算。于是在鲁登道夫的支持下，希特勒决定举行暴动：逮捕巴伐利亚政府成员，并迫使卡尔及其盟友与准军事团体一道进军柏林。暴动的日期定在11月9日，选择这个日子主要是形势所迫，而不是考虑到它的象征意义——那天是推翻皇权的1918年革命的纪念日。11月8日傍晚，希特勒和一群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闯入卡尔发表演说的会场——紧邻慕尼黑市中心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希特勒命令一名冲锋队员朝天花板鸣枪，让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酒馆已被包围，巴伐利亚政府已被罢免。在戈林让听众保持镇静的时候，希特勒把卡尔、洛索和赛瑟尔带到隔壁房间，解释说，他将要进军柏林，亲自出任德国新政府的首脑，并由鲁登道夫接管国民军，而他们三人将因支持进军而被委以要职。希特勒返回隔壁对众人发表演说，激动地请求大家支持这场他称之为打倒“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的行动，并最终赢得了听众。卡尔及其同伴别无选择，只好回到讲台，此时鲁登道夫也加入其中，宣布支持希特勒。 [69]
然而，把戏剧性的示威转化为政治力量没有那么容易。纳粹党的暴动计划并不完善。罗姆占领了慕尼黑的陆军总部，纳粹冲锋队也接管了警察总部，但其他建筑依然在政府手中，至关重要的是政府掌握着军营。就在希特勒进入市区，试图控制局面时，鲁登道夫释放了卡尔和其他人质，这些被迫支持政变的人立即变卦，马上与军队、警察和媒体取得联系，反对希特勒的行动。返回啤酒馆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决定向市中心进军。他们集合了大约2,000名武装支持者，付给每人2万亿马克（按当天汇率仅值3美元多一点），这笔钱来自褐衫军按照希特勒的命令，突袭两家据说是犹太人管理的印钞厂后“没收”的1.4万万亿多马克。纵队于11月9日中午出发，在支持者的欢呼、鼓励下，穿过市中心，朝着陆军部方向行进。在大街的尽头，他们被警察组成的武装警戒线拦住。根据官方报告，游行者用打开保险栓的手枪抵在警察的胸口，朝他们吐唾沫，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他们。然后有人开了一枪——至于开枪的是哪一方，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枪声大作，双方都开火了。戈林腿部中弹，倒在地上；希特勒摔倒或者被推倒在地，肩膀脱臼。希特勒的外交家朋友、把他引荐给上流社会赞助人的朔伊勃纳—里希特当场毙命。总共有14名游行者和4名警察中枪死亡。当警察冲入队伍，逮捕鲁登道夫、施特莱歇尔、罗姆和其他许多人时，戈林设法逃脱了，先是亡命奥地利，然后跑到意大利，最后在瑞典安顿下来，在此过程中因使用吗啡缓解疼痛而成了瘾君子。希特勒胳膊挂在吊带里，被护送到汉夫施丹格尔的乡间别墅，11月11日在那里被捕。暴动灰头土脸地结束了。 [70]
* 亚历山大，埃及的港口城市。
† 今塔林（Tallinn），爱沙尼亚首都，也是爱沙尼亚最大的城市。——编注
‡ 书名模仿张伯伦的著作《十九世纪的根基》。
§ 即1919年分别于6月和9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和约》。
¶ 施特雷泽曼于1923年8月就任德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同年11月辞去总理职务，留任外交部长直至1929年10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