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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有一个可以为它赢得大众的忠心与感恩的贡献，那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福利国家。当然，在1914年以前，德国并不缺少福利机构，特别是在俾斯麦为了切断工人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依赖而开创性地设立健康保险、意外保险和养老金等制度以后。俾斯麦的方案在当时属于创举，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政府威权统治的遮羞布而予以否定，这些制度在他离任后的数年里又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和扩充。其中有些制度，尤其是健康保险制度，到1914年已覆盖数百万工人，并包含一个真正自治的部门，给予许多工人参与选举的机会。但这些制度无一覆盖到社会底层，到威廉时期结束之前，底层的常态是警察管理贫民的救济事务，同时剥夺了他们的民权，包括选举权。即使如此，福利制度的运作在1914年以前还是处于不断改良和标准化的进程，随着俾斯麦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工作这一新行业，除了负责普通工人的福利事务，还忙于评估并管理贫民、失业者和赤贫者。 [167]
俾斯麦的福利制度是普鲁士官僚家长制的现代版本，然而在此基础上，魏玛共和国建立了一个更加精密而全面的结构，把社会天主教主义和新教慈善事业的双重影响力，与社会民主党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尽管两方面的结合并非毫无抵触。 [168] 魏玛宪法的文本中满是影响深远的宣言：家庭生活重要性之原则，国家为家庭提供支持之必要性；政府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伤害之责任；公民之工作权；国家为每位国民提供适当居所之义务。 [169] 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制定的一整套法规获得了国会的批准，包括关于青年福利（1922年）和未成年人法庭（1923年）的法律，为战争伤残人士提供救济和职业培训（1920年）的条例，以公共福利制度取代济贫措施（1924年）的政令，以及，如我们所知最重要的，1927年有关失业津贴的法律条文。既有的健康保险、养老金等方案得到了更加详尽的解释，并覆盖全体国民。启动了大规模的安居项目，其中许多是社会福利住房的翻新，仅1927—1930年间就提供了30多万套新建或者翻新的住房。医院床位的数量比战前增加了50%，医疗从业人员也随之同步增加。传染病锐减，由诊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组成的网络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包括单身母亲以及有违法行为的青年。 [170]
建立免费的全面福利制度，把它当作全体公民应得的权利，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成就之一，回过头来看也许算是它最重要的成就。然而，尽管制定了详尽的实施细则，它最终却未能兑现1919年魏玛宪法中那些华而不实的承诺；承诺与履约之间的鸿沟造成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动摇了魏玛共和国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合法性。首先，共和国几乎从建立之初就经历的经济困难，给它的福利制度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使之根本难以为继。战争导致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帮助。1914—1918年间，大约有1,300万德国成年男子在军队服役，其中200多万阵亡。有人估算，这相当于每35位德国居民中就有1人阵亡，这个阵亡比例几乎是英国的两倍（每66位英国居民中有1位阵亡军人）、俄国的三倍（每111位俄国居民中有1位阵亡军人）。到战争结束时，50多万德国妇女失去了丈夫，100万德国儿童没有了父亲。从战场回来的男人中，约有270万伤员、截肢者和残疾人，这些人构成了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长期来源，因为政客曾经许诺要奖赏他们对国家的服务，却未能令人满意地予以兑现。
政府的应对之策是提高富人的纳税额，直至实际税负几乎翻倍，据一份有明显偏差的估计，税负占国民实际收入的比例从1913年的9%增加到1925年的17%。 [171] 然而这根本不足以支付开销，政府不敢再加税，因为担心被指责靠增税来支付战争赔款，担心导致纳税最多的人与之更加疏远。除了原有的国家养老制度之外，德国经济在1927年之后不仅必须承受失业保险的负担，到1926年依然还要继续给将近80万残疾退伍军人和36万战争寡妇发放抚恤金，并且继续抚养90多万失去父亲的儿童或孤儿。抚恤金支出占政府开支的比例，高于战争赔款以外的任何开销。 [172] 最后，福利制度导致中央和联邦各州政府中已嫌臃肿的官僚队伍愈加壮大，1914—1923年增员40%，在此过程中，德国的人均公共管理成本几乎翻倍。 [173] 如此庞大的开支在一个繁荣的经济体中也许可行，但在魏玛共和国危机重重的经济形势下根本做不到，除非像1919—1923年那样印钞票、加剧通胀，或者像从1924年开始的那样削减支出、减少国家福利机构的人员编制、对福利申请人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核。
因此，许多申请人很快发觉，福利机构发的钱不足他们所需。福利开支中相当大比例的资金由地方政府负担，因此地方管理人员特别吝啬，他们通常要求申请人交出存款或房产作为受助的交换条件。福利密探不但举报被隐瞒的收入来源，还鼓励邻居揭发那些拒不透露收入来源的人。此外，由于福利机构缺少必要的人手来快速处理大量请求，结果总是迟迟不回复那些要求资助的申请，因为它们要与其他机构通信，查明申请人以前是否已获得福利，或者试图把资助申请人的负担转给别的地方。就这样，魏玛福利机构很快成为歧视与控制的工具，因为官员们清楚地告诉申请人，他们只能得到最低额度的救济，并且用侵犯隐私的方式打探申请人的个人情况，以确保申请人所述属实。
上述做法没有一样赢得了共和国打算救助的那些人的好感。投诉、争吵、斗殴甚至示威，都是福利局内外的常见景象。关于福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处理问题的方式，鞍匠兼座套工阿道夫·G.（Adolf G.）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的观察。 [174] 阿道夫生于1892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身受重伤，但不是在英勇抗敌的战斗中受伤，而是被一匹马踢到了肚子，这种伤在1920年代初至少需要做6次肠道手术。除了战伤，他先前还受过工伤，加上家中有6个孩子需要抚养，因此他有资格领取多种救济金。战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他转而全力争取政府救济。但斯图加特（Stuttgart）地方政府提出的条件是，要想在1921年之后继续享受伤残补助，他必须上交家中的收音机和天线，因为他所居住的市政福利房禁止使用这些东西。阿道夫拒绝交出，结果他和家人遭到驱逐，他对此做出的反应是斗志旺盛地不断写信给政府机构，包括柏林的劳工部。他买了一台打字机，以让信上的字迹更加清晰，他还尽力申请作为战争伤残人士和一大群孩子的父亲而应得到的其他几种补助。冲突升级了。1924年他由于协助堕胎未遂被判一个半月监禁，他和妻子之所以想要堕胎，大概是觉得在这种境况下6个孩子已经够多了；1927年他因为侮辱行为而被罚款；1930年他的救济金被削减并且限于某些用途，比如买衣服，同时他的住房津贴被直接付给房东；1931年他被指控福利欺诈，因为他一直偷偷当收废品的小贩，努力挣点儿钱；1933年因在街头卖艺又一次被起诉。他找过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组织寻求帮助。他试图让政府相信，由于胃伤，他吃下去的多数东西都无法消化，所以需要比普通男人多三倍的食物，但他的要求遭到了生硬的拒绝。1931年，走投无路的阿道夫写信给柏林的劳工部，把斯图加特的福利官员比作中世纪的强盗贵族。 [175]
他与家人不得不过穷日子，这让有点儿偏执的阿道夫·G. 感到气恼，而让他更加愤怒的是福利机构对其名誉的羞辱和对其身份的怀疑——他本已处在德国社会的底层，正在寻求自认为应得的帮助，但福利机构似乎决意要质疑他的动机和资格。不具名的、循规蹈矩的福利官僚侮辱了他的人格，这种感觉在福利申请人中间并不罕见，尤其是那些因为在战时做出牺牲而申请救助的人。魏玛共和国曾经高调承诺并且庄严载入宪法的是，根据需求与资格实行真正覆盖全体国民的福利制度，而无情的现实却是申请人遭到福利机构小气的歧视、侵扰和羞辱，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无助于加强宪法的合法地位。 [176]
然而最让人感觉不妙的是，医疗和福利机构决心创造出理性的、有科学依据的方法，来处理社会剥夺 * 、偏常行为和犯罪，终极目标是在未来的几个世代里将它们清除出德国社会，这鼓励了侵蚀穷人和残疾人公民自由权的新政策。由于社会福利机构迅速发展为庞大的官僚机构，所以战前已广泛流传于福利专业人员中间的种族优生和社会生物学理论，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有一种观点被强化成了信条，认为遗传因素在多种社会偏常行为中起了某种作用，不仅包括智力缺陷和身体残疾，也包括长期酗酒和持续轻微犯罪，甚至包括妓女等群体的“悖德癖”（实际上许多妓女是迫于生计才从事性工作的）。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开始编纂详细的卡片索引，用以登记“反社会的人”——用我们现在对偏常人士的称呼。自由派刑法改革者认为，州监狱的囚犯中虽然有些可以通过正确的教育项目得到改造、回归社会，但多数根本无可救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具有遗传缺陷。 [177] 警察也推波助澜，鉴别出大量“职业罪犯”和“惯犯”，予以严密监视。这经常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刑满释放者由于受到监视以及身份被锁定为罪犯，因此没有机会从事正当职业。截至1930年，仅在柏林，警察就采集了50多万份十指指纹卡片。 [178]
这些观点通过医学、执法、刑事管理和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十分真切的影响。受邀为已经定罪的罪犯做心理评估的心理学家开始采用生物学标准，比如在1922年于巴伐利亚被判持械抢劫罪和谋杀罪的无业游民弗洛里安·胡贝尔（Florian Huber）一案中，对这位在战争中受过重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的年轻人做的心理评估得出结论，胡贝尔
尽管在其他方面无法被证明具有遗传缺陷，但他显示出了某些生理退化的证据：面相呈不对称结构，右眼的位置明显低于左眼；动辄大吵大闹；耳垂细长；最重要的是，他自幼就是个结巴。 [179]
这份心理评估被当作证据，不是证明他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是证明他已无可救药，应予处决，而他也确实被处决了。德国许多地方的司法官员当时大量使用“寄生虫”或“害虫”之类的词语描述罪犯，以一种新的、生物学的方式，把社会秩序的概念表达为一种生物体，它如果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把有害寄生虫和外来微生物从身上清除掉。为了寻找更精确、更全面的方法来定义和运用这些概念，医学专家特奥多尔·菲恩施泰因（Theodor Viernstein）于1923年在巴伐利亚创建了“罪犯生物学信息中心”（Criminal-Bi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re），收集所有已知罪犯、他们的家人和背景的信息，从中鉴别出偏常人格的遗传链。到1920年代末，菲恩施泰因及其合作者已经收集到大量案件索引，正在有条不紊地实现他们的梦想。不久，图林根、符腾堡和普鲁士也建立了类似的信息中心。许多专家认为，甄别出这种世代相传的“劣等”人之后，防止他们继续繁衍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制绝育。 [180]
这类专家中的两位，律师卡尔·宾丁（Karl Binding）和法医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于1920年迈出了超越上述观点的关键一步，他们在一本薄薄的、创造了“不值得过的生活”这个短语的书中提出，那些被他们称为“压舱物式的存在者”，即毫无价值、只会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应该一杀了之。他们认为，无法治愈的病患和智障者正在消耗数百万马克、占用数千张人们迫切需要的医院床位，所以应该允许医生杀死他们。这是关于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残疾人、罪犯和行为偏常者的论辩中令人不安的新动向。在魏玛时期，这样做依然遭到多数医学人士的强烈反对。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坚决捍卫人权，因此就连强制绝育的理论也无法得到任何形式的官方认可，许多医生和福利官员依然质疑这种措施的伦理正当性或社会作用。天主教会及其开设的福利机构拥有强大影响力，它们也坚决反对这种措施。只要经济状况还允许人们想象共和国的社会理想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强制绝育和非自愿的“安乐死”的持续争论就依然不会有结果。 [181]
德国中产阶级对1918年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反应各不相同。我们已知的关于个人回应的最详细记录，也许来自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日记，他在通胀期间的经历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很多方面看，克伦佩雷尔都是教养良好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他只想好好生活，政治在其生活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尽管他也在选举中参与投票，并且始终关心政坛的动向。克伦佩雷尔的事业既不是全然墨守成规，也不是极其成功。他曾靠给报纸写稿谋生，然后转行到大学教书，在一战快爆发时，他按照规定提交了两篇论文，一篇论德语，另一篇论法国文学，凭这两篇文章取得了任教资格。作为学术圈的新手和外来者，他只能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开始其学术生涯。从那里，他忧虑地观察着1914年之前国际局势的恶化。他支持1914年德国的宣战，认为德国的事业是正义的，于是回国参战，在西线服役，1916年因伤病退役，在军队的新闻审查处工作到战争结束。
克伦佩雷尔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但像其他德国中产阶级人士一样，他发现自己的希望随着德国的战败破灭了。对这样的人来说，只有回归到秩序井然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在德国学术机构得到稳定的收入和固定工作。 [182] 1918年最后两个月发生的事件，在不止一个方面使他感到难过。他在日记中写道：
报纸带来了太多的耻辱、灾难、垮台，这些事情从前觉得不可能发生，现在却多得让人受不了，我只是木然地收下报纸，基本上不再去读……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认为如果不把工人与士兵委员会这个毫无意义、愚昧无知的专制组织尽快清除掉，整个德国就要完蛋了。我把希望寄托于从战场上回来的随便哪一位将军。 [183]
革命政府1919年初的荒唐行为，让暂时在慕尼黑工作的克伦佩雷尔感到惊恐——“他们热烈地谈论自由，行为却越来越专制残暴”。他还记录了自己在图书馆做学术研究的几个小时，当时闯入市区的自由军团射出的子弹就在外面呼啸而过。 [184] 克伦佩雷尔盼望的是正常与稳定，却无法得到。1920年，如我们已在上文读到的，他设法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谋得了教授职位，在那里讲授法国文学、做研究和写作，还主编一份期刊。看到比自己年轻的人在更好的机构里得到了高级职位，他感到越来越沮丧。从很多方面看，克伦佩雷尔都是那个时代中典型的温和保守派，在文化态度和身份认同上，他彻头彻尾地属于爱国的、中产阶级的德国人；而且他相信民族性格的概念，并在自己所著的18世纪法国文学史中做了详尽阐述。
但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他又与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人士有所不同。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在极其支持犹太教改革的柏林犹太会堂担任牧师。他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教新教徒，是越来越多以这种方式归化的德国犹太人之一。这个决定与其说是出于信仰，不如说是出于社交考虑，因为他对任何一种宗教似乎都没有特别虔诚的信仰。1906年，他与非犹太裔的德国女子、钢琴家埃娃·施莱默（Eva Schlemmer）结婚，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归化。他与妻子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的兴趣，最契合之处也许是两人都爱看电影。他们一直没有孩子。然而，历经1920年代的人世沧桑，正是婚姻给克伦佩雷尔的人生带来了稳定，尽管夫妇二人越来越频繁地感到身体不适，这或许是日益严重的疑病症的夸张反应。 [185] 整个1920年代，他的生活虽说不上尽如人意，但还算稳定。1920年代初他因担心内战而备受困扰，但内战并未到来，而且1923年之后看起来更不太可能发生了。 [186] 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满了他的工作、假期和消遣，他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常常问自己，”他在1927年9月10日写道，“我为什么要写如此庞杂的日记”，对此他并无真正的答案：这只是强烈的冲动使然——“我就是停不下笔。” [187] 日记不见得会出版，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记录人生。一直记录。印象、知识、阅读、活动，什么都记。别问为什么或有什么目的。” [188]
克伦佩雷尔有时不经意地写道，他觉得自己职业前途受阻，原因在于他是犹太人。尽管他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关于法国文学史的著作，但也只能待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无望在名校谋得教职。“有的大学特别保守，有的大学比较开明，”他在1926年12月26日记录道，“特别保守的大学不要犹太人，开明的大学总是已经有了两个犹太人，不肯再要第三个。” [189] 反犹主义在魏玛共和国的升温，也给克伦佩雷尔的政治立场带来了麻烦。他在1919年9月写道：“我渐渐明白了，反犹主义这个新障碍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可逾越。我曾经自愿参战！而现在，作为受洗的基督徒和民族主义者，我却没有立足之地。” [190] 克伦佩雷尔持保守派政治立场，这在犹太裔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中间颇为罕见。他相当认同德意志民族党的基本政纲，但该党越来越狂热的反犹主义论调却使他不可能支持它，尽管他对战前俾斯麦帝国和威廉帝国的岁月无比眷恋。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克伦佩雷尔发现自己在想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之间的暴力冲突时，“无动于衷、漠不关心”。 [191] 克伦佩雷尔本能地敌视左翼，但1920年3月当他听到卡普在柏林发动政变的消息时，又忍不住写道：
我的右翼倾向大大减弱……因为发现了右翼的永久反犹立场。我非常乐于看到目前的政变者碰壁，我对于违背誓言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热情，对于幼稚、混乱的学生更是毫无兴趣；但我不会因此去支持“合法的”艾伯特政府，更不会去支持左翼激进派。它们都令我厌恶。
“简直是一出悲剧与闹剧的合体，真让人难受，”他写道，“5,000至8,000个大兵竟能颠覆整个德国。” [192]
也许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终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人，却非常支持再次对法国发动一场战争——大概是因为他一战期间在西线的经历，更因为他对《凡尔赛和约》的明显愤慨。但在魏玛共和国治下，发动反法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1921年4月20日他写道：
我支持君主制，我渴望恢复往日的德意志强国，我总盼着再和法国打一仗。不过，与日耳曼种族主义者为伍真是太恶心了！如果奥地利与我们合并就更恶心了。我们现在的一切感觉，差不多也是法国人在1870年之后应有的感受。如果在威廉二世治下，我有可能当不上教授，可是…… [193]
早在1925年，他就已经预见到选兴登堡当总统可能是一场灾难，堪比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的被刺。“法西斯主义无处不在。战争的恐怖已被遗忘，苏俄发生的事情正在驱使欧洲做出反应。” [194] 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伦佩雷尔对持续不断的政治热潮渐生厌倦。1932年8月，就在魏玛共和国进入最后的动荡期时，他写道：
而且，我没必要书写我这个时代的历史。我提供的信息是枯燥的，我对这个时代半是厌恶、半是恐惧，我不想任人摆布，对任何政党都全无热情。一切都毫无意义、不成体统、令人不快——没人敢作敢当，个个皆是傀儡……希特勒即将上位，还能有谁呢？我这个犹太教授的出路在哪里？
克伦佩雷尔反而更愿意写那只游荡到他家里的小黑猫，它立刻成了他们夫妇的宠物。 [195] 政治形势险恶，妻子又患上了严重的临床抑郁症且频繁生病，受这两个因素影响，克伦佩雷尔写得越来越少，到1932年底几乎快要放弃写日记了。
克伦佩雷尔对政治的悲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当时正经历着的个人困境。然而与他持同样态度的，还有许多爱国的开明保守派德国犹太人，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各种冲突中不知所措。除此之外，他厌恶政治的极端表现，对身边的暴力与狂热感到忧虑，这些无疑是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的特征，无论他们来自什么背景。克伦佩雷尔的犹太血统，既让他遭受了一些不利的种族歧视，也赋予了他敏锐的眼光，以嘲讽的态度旁观那些为未来留下隐患的政治动向，他的猜测往往是对的。不过他并没有受到反犹主义的过度伤害，未曾经历过任何暴力，实际上，他当时的日记中一例个人的受辱经历都没有记录过。正式的说法是，克伦佩雷尔这样的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治下享有的自由和平等，远远多于以往任何时候。共和国为犹太人提供了新的机会，既可以当公务员、从政、从事专业工作，也可以进入内阁，例如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出任外交部长，这在威廉帝国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犹太人拥有的部分媒体，特别是由两家自由派犹太企业掌控的莫斯报团（Mosse）和乌尔施泰因报团，合计发行的报纸占1920年代柏林报纸销量的一半以上，有力地支持了共和国的自由制度。艺术不再受限于审查制度和官方禁令，这刚刚获得的自由，使许多犹太裔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作为现代派文化的倡导者崭露头角，与那些非犹太裔的现代派艺术家轻松交往，比如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诗人和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艺术家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和乔治·格罗兹。犹太人支持共和国，其表达方式是把选票主要投给民主党，其次投给左翼政党。 [196]
另一方面，部分是出于对上述发展进程的抗拒，1920年代也见证了反犹主义思潮在德国政界和社会的蔓延与深化。甚至在战前，泛日耳曼联盟和其他右翼团体就已经大肆宣传，指责犹太人暗中损害德国。这类种族主义阴谋论得到了鲁登道夫等军事将领的高调认同，战争期间其臭名昭著的表现是所谓的1916年10月犹太人口普查，做此决策的高级将领希望普查结果有助于他们在战后拒绝犹太人进入军官团。普查的目的是揭露犹太人既怯懦又不忠的天性，方法是用统计数据展示参军的犹太人比例较低、参军的犹太人从事文书工作的比例过高。普查的实际结果显示了相反的情况：许多犹太裔德国人，比如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强烈认同德意志帝国；在军队中和前线的犹太裔德国人比例过高，而不是较低。这雄辩地驳斥了反犹军官的预判，导致普查结果被禁止公布。然而，得知军队下令做这样的普查之后，德国犹太人非常愤怒，尽管大多数普通士兵并不认同普查所显露的态度。 [197]
一战后，右翼普遍相信的关于德军在1918年被革命者“从背后捅了一刀”的说法，很容易地转化为反犹主义的煽动。鲁登道夫这类人显然认为，在背后捅刀子、领导德国共产党等颠覆性组织、赞同《凡尔赛和约》、建立魏玛共和国的，正是“犹太人”。实际上，德军1918年显然是败在了军事上。正如我们所知，并没有人在背后捅刀子。签署《和约》的政界要人，比如马蒂亚斯·埃茨贝尔格，根本不是犹太人。虽然像罗莎·卢森堡等犹太人在共产党领导层中所占比例过高，虽然欧根·莱文（Eugen Levine）等犹太人在1919年初发动慕尼黑起义的革命者中所占比例过高，但他们代表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与许多非犹太裔人士（比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很多右翼人士根据他的极左政治立场想当然地断定他是犹太人）一起，代表着革命者。多数德国犹太人支持稳重、开明的中间派政党，其次支持社会民主党，而不支持革命的左翼政党，因为它们暴力的激进主义让克伦佩雷尔这样的体面公民既震惊又胆寒。然而，1918—1919年的局势助了右翼反犹主义一臂之力，使许多犹豫不决的人相信，种族主义者关于犹太人的阴谋理论终究是对的。 [198]
除了极右翼宣传把犹太人当作1918—1919年变故的替罪羊，还出现了一种更受欢迎的反犹主义形式——专门针对发战争财的人，以及在通货膨胀中趁乱暴富的少数金融家。反犹主义总是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大行其道，而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又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俄国境内那些躲避反犹主义暴力和内战的犹太贫困难民加快步伐移民德国，成了冲突的一个新来源。一战前德国大约有8万“东欧犹太人”，他们的到来，加上来自波兰等地的数量更多的移民工人，导致德意志帝国政府于1913年实施了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国籍法，只允许那些能证明自己的祖先是日耳曼人的人获得德国国籍。 [199] 一战后，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席卷俄国，反革命的沙皇支持者乘势对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和大规模杀戮，引发了新一轮涌入德国的难民潮。尽管移民迅速适应了新的文化，且人数不多，但他们很容易成为民众泄愤的对象。1923年11月6日，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有位新闻记者在柏林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占很高比例的区看到几次严重骚乱：
小巷里到处是咆哮的暴徒，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抢劫。龙骑兵大街街角的一家鞋店被洗劫一空，窗玻璃的碎片散落在街面上。哨声突然响起。长长的一队人马占据了整个街道，这是警察封锁线在推进。一位警官高叫：“清空街道！各回各家！”人群慢慢散去。到处是同样的喊声：“揍死犹太人！”长久以来，煽动家一直在操纵饥饿的民众，挑动他们去袭击那些在龙骑兵大街地下室里惨淡经营着物资交易的可怜人……驱使他们抢劫的，不是饥饿，而是怒火升腾的种族仇恨。年轻小伙子只要见到外表像犹太人的过路者，就立即尾随，以便瞅准时机揍他一顿。 [200]
如此公开地诉诸暴力，表明反犹主义者准备像德国政坛的众多其他边缘型团体一样，为了达到目的，挑起或者积极采取暴力和恐怖行动，而不再像1914年之前一样仅仅满足于言论反犹。结果是发生了一波针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个人暴力、对犹太会堂的攻击、亵渎犹太墓地的行为，这些事件一直缺乏完整的文献记录。 [201]
1918年后的反犹主义与战前的反犹主义的明显不同，不仅仅表现在它前所未有地致力于把强烈的偏见转化为暴力行动。尽管魏玛共和国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反对使用武力对付犹太人，但反犹主义的语言却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主流政治话语之中，损害德国的“背后一刀”、“十一月卖国贼”、“犹太共和国”和“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这些以及类似的许多煽动性口号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无论是作为社论的表达，还是出现在政治事件、演讲和审判的报道中。它们日复一日地回响在立法会议上：共和国中期的国会里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民族党的言论中充斥着这类反犹主义的言辞。保守党对这类反犹语言的使用比在战前更加极端、更加频繁，右翼小团体则对其予以阐发，此类小团体所得到的支持，总体上远远多于阿尔瓦特、伯克尔之流的反犹主义政党。与许多此类小团体紧密结盟的是德国新教教会，它抱持极其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且倾向于迸发反犹情绪；而天主教的反犹主义也在1920年代重新抬头，唤醒它的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恐惧，因为布尔什维克已在一战结束时对匈牙利和俄国的基督教实施了暴力打击。1918年之后，许多右翼和中间派的德国选民都热切期盼德意志民族自豪感与荣耀的复兴，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相信，德意志的复兴必须通过击败“犹太”颠覆精神来实现，正是这种犹太精神被认为在一战结束时摧毁了德国。 [202] 在这股反犹主义的言论浪潮的洗礼下，许多德国人的感情变得非常麻木，以至于当一个把反犹主义置于其狂热信仰核心的新政党——纳粹党——在战后出现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 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由精神疾病、贫困、缺乏教养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等因素导致的个人与社会的隔离，难以或者无法与他人进行文化上的正常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