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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的各种冲突，超出了政治或经济范畴，不仅贯穿于议会斗争和竞选，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大致可以判断出这些冲突源自内在因素。在走向第三帝国的那几年里，德国民众的特点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甚至可以说人们表现出了过高的政治参与度和过多的政治责任感，这从竞选中极高的投票率可见一斑——在多数选战中，选民的投票率不下80%。 [108] 据说成熟民主制度的标志是视选举为平常之事，但这种情形在魏玛共和国的历次选举中从未出现过。相反，选战期间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外墙和广告栏的每一处空隙似乎都贴满了海报，每扇窗户都挂着标语，每栋建筑都涂上了此政党或彼政党的标志色。这远远超出了有些人所说的在战争以前的岁月里促使选民去投票的那种责任感，社会或政治领域似乎无处免于政治化。
这在新闻界最为明显。1932年，德国至少有4,700家报纸，其中70%是日报。许多报纸是地区性的，发行量较小；有些则是享誉国际的大报，比如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 Frankfurter Zeitung ）。这类机关报在有政治倾向的报纸中仅占一小部分，有政治倾向的报纸总共占全部报纸的大约四分之一。将近四分之三的有政治倾向的报纸效忠于中央党或与之类似的南方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或者效忠于社会民主党。 [109] 各政党非常重视自己的日报，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 Vorwärts ）和共产党的《红旗报》（ Rote Fahne ）分别是两党的主要宣传工具，统领着由周刊、本地报纸、时尚画报和专业刊物构成的精密网络。报纸的宣传组织者能够博得神话般的名望，例如共产党的报刊主管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被视为媒体的开创者和驾驭者。 [110]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拥有同样传奇般地位的是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作为军火制造商克虏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胡根贝格于1916年买下谢尔报团（Scherl newspaper firm）；两年后又收购了一家大型新闻机构，该机构在魏玛时期为报纸的许多专栏提供新闻稿和社论；1920年代末，胡根贝格又成为规模庞大的电影制作公司UFA的老板。胡根贝格利用他的媒体帝国，把自己恶毒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还四处宣扬说恢复君主制的时候到了。到1920年代末，他已声名显赫，被称为德国的“无冕之王”和全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 [111]
然而，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种媒体力量并没有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胡根贝格在传媒界的主导地位，根本无力阻止民族党在1924年之后的不断衰落。党报的发行量通常较小，以1929年为例，《红旗报》的日销量为28,000份，《前进报》74,000份，胡根贝格的《昼报》（ Der Tag ）70,000份出头。这些数字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可观。不仅如此，1930年代初，正当共产党的选票开始增加时，《红旗报》的销量降至15,000份。总之，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报刊在1925—1932年间发行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销量下降的还包括那些散发着人文气息的高端日报。 [112] 《法兰克福报》也许是最负盛名的人文报纸，其销量从1915年的100,000份滑落到1928年的71,000份。报纸编辑清楚地意识到，支持共和国的自由派报纸的许多读者都把选票投给了反对魏玛的政党。这样看来，媒体编辑及老板的政治影响力似乎也是有限的。 [113]
在1920年代消解政治报刊影响力的，主要是新兴的所谓“林荫道小报”，即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廉价小报，它们不依赖稳定的订户，而是兜售于街头，尤其是在下午和黄昏时分销售。这些报纸配有大量插图，刊登关于体育、电影、本地新闻、犯罪、丑闻和轰动事件的广泛报道，注重娱乐甚于信息。不过，小报也可能有政治倾向，比如胡根贝格的《夜报》（ Nachtausgabe ），其发行量从1925年的38,000份增长到1930年的202,000份；再比如明岑贝格的《晚间世界》（ Welt am Abend ），其销量从1925年的12,000份增长到1930年的220,000份。总的说来，支持共和国的报纸难以跟上这样的竞争节奏，尽管自由派新闻帝国乌尔施泰因报团（Ullstein press）确实成功发行了《速报》（ Tempo ）和《正午商报》（ BZ am Mittag ），二者在1930年的销量分别为145,000和175,000份。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参与小报市场的竞争。 [114] 正是在这个层次的市场，媒体政治发挥了真正的威力。八卦小报用耸人听闻的报道挖了共和国的墙脚，它们曝光那些支持共和国的政客在财务上的舞弊行为，有的属实，有的则属臆造；还配图呈现共和国与帝国时代的对比。通俗小报上充斥着关于凶杀案庭审和警方调查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社会正在被暴力犯罪的浪潮所吞没。在外省，表面上不关心政治的本地报纸经常采用右翼新闻机构提供的消息，它们起到了与小报相似的作用，尽管效果没那么显著。胡根贝格的媒体帝国也许未能挽回民族党的颓势，但它喋喋不休地谈论共和国的不公正，以另一种方式动摇了魏玛共和国的合法性，使人们相信有必要改换一下政体。因此，媒体最终确实对改变选民想法产生了作用，尤其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引导他们反对魏玛民主制度。 [115]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媒体和文化界出现了许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的新进展，耸人听闻的通俗小报只是其中之一。实验文学、达达主义的“具象诗”、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现代派小说、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社会批判剧、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犀利的时事评论，全都把读者分化成了两派，其中的少数派挺身接受新事物的挑战，而多数派则将上述作品视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与柏林文化界生机勃勃的激进文学并存的，是吸引着中产阶级内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另一个文学世界，它根植于对逝去的俾斯麦时代的缅怀，并且预言魏玛共和国终将崩溃、俾斯麦时代终将回归。尤其受欢迎的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 The Fall of the West ），它把人类历史分为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将20世纪初的德国归入冬季——以“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智性的世界主义倾向”为特征，其艺术“被外国的艺术形式占了上风”。
斯宾格勒认为，在政治学领域，辨别其为冬季的依据是，社会是由许多都市大众组成的无机体，传统的城邦形态已然瓦解。斯宾格勒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因为他宣称，冬季预示着社会即将转型到新一轮的春天，即“具有农业直觉的”、由一个“有机的政治体制”管理的社会，从而“造就觉醒的、充满理想的强者”。 [116] 另有一些作家给即将来临的复兴时期取了个新名字，此名不久就被极端右翼阵营热情采纳：第三帝国。使这个名称家喻户晓的，是新保守主义作家阿瑟·默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于1923年出版的作品《第三帝国》（ Das Dritte Reich ）。他宣称，帝国理想发轫于查理曼时代，复兴于俾斯麦治下，它与魏玛共和国所特有的政党政治恰好相反。凡登布鲁克写道，第三帝国目前还是个梦想，需要进行一场民族主义革命来实现它。届时，那些分裂德国的政党将被清除。当第三帝国最终来临时，它将把所有的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汇拢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它将恢复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再现帝国在中世纪的荣耀；它将是“终极的帝国”。 [117] 其他一些作家，比如法学家埃德加·容（Edgar Jung），接受了此观点，主张发动一场“保守的革命”，从而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第三帝国”。 [118]
上述观点高深抽象，有点儿曲高和寡，在此之下的许多作家，以各种方式颂扬帝国的优点，在他们看来，那些优点都是魏玛共和国所不具备的。退伍军官恩斯特·容格尔鼓吹1914年的奇迹，在他的畅销书《钢铁风暴》中拔高了前线部队的形象，其实那些人只有在行使暴力、遭受痛苦和制造痛苦时才找得到存在感。 [119] 自由军团催生出了一整套小说，赞颂老兵对革命者的仇恨，其措辞常常令人毛骨悚然，将杀戮和混乱描绘成愤懑不平的男子汉在寻机复仇时的终极表达，他们要报复1918年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和民主制度。 [120] 上述这类作家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宣称，取代议会民主制的软弱妥协，需要的是强人领袖——冷酷强硬、毫不妥协，愿意无所顾忌地打倒国家的敌人。 [121] 另外一些作家则眷恋着往日田园诗般的乡村世界，那里完全没有现代都市生活的复杂与“堕落”，比如阿道夫·巴特尔斯（Adolf Bartels）的小说《迪特马尔森人》（ The Dithmarshers ）里的世界，截至1928年，此书卖出了20多万册。 [122]
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感，它不仅存在于保守派精英中间。当然，现代主义文化和媒体的许多方面在战前就已经引人注目了。前卫艺术对公共意识有着明显的影响，比如表现主义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或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以及旅居慕尼黑的俄裔抽象派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等人的作品。无调性音乐和表现主义音乐起源于勋伯格（Schoenberg）、韦伯恩（Webern）、贝尔格（Berg）和策姆林斯基（Zemlinsky）的第二维也纳乐派（Second Viennese school）；而以戏剧形式出现的色情剧已经引起群情激愤，比如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编剧的《春之觉醒》（ Spring's Awakening ）。在威廉帝国治下，关于文学是否得体的边界，以及所谓不爱国和颠覆性文学或者色情和淫秽图书造成的威胁经常引发争议，许多此类图书都遭到警方的查禁。 [123]
进入20世纪，现代派艺术和文化的出现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文化危机感在威廉帝国时期得到了控制，以极端形式表达危机感的仅限于少数人。然而1918年之后，危机感四处弥漫。威廉二世时期一直起作用，且在一战期间非常严苛的审查制度之终结，或者至少是范围的缩小，鼓励媒体涉足从前的禁忌领域。戏剧成了激进实验和左翼宣传鼓动的载体。 [124] 复制成本的降低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为大众市场出版廉价的配图报刊变得越来越容易。在魏玛，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把魏玛艺术学院（Weimar Art Academy）和魏玛工艺美术学校（Weimar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合并起来，创建了包豪斯（Bauhaus），这个教育中心旨在把高雅艺术与实用设计结合起来，其教师包括瓦西里·康定斯基、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保罗·克利（Paul Klee）、特奥·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包豪斯备受争议，市民不欢迎该校那些放浪形骸的男生女生，当地政客贬斥包豪斯那种极其简洁的超现代设计，说它来自原始种族的艺术形式，而不是源于德国艺术。1924年，国家不再为包豪斯拨款，学校迁往德绍（Dessau），但它依然饱受争议，尤其是在新校长汉内斯·迈尔（Hannes Meyer）任内。迈尔由于同情共产主义而在1930年去职，由建筑师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接替。密斯驱逐了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用等级式，乃至独裁式的管理制度取代了包豪斯原先的社群氛围。然而，1931年11月，赢得德绍市议会多数席位的纳粹党派出《艺术与人种》（ Art and Race ）一书的作者、极端保守派保罗·舒尔策—瑙姆堡（Paul Schulze-Naumburg）对包豪斯进行了官方审查，随后关闭该校。学校遂迁至柏林的一个工厂旧址，但自此以后，它仅仅是包豪斯从前的影子而已。包豪斯的命运显示，即使是在文化氛围宽松的魏玛共和国，前卫艺术也多么难以获得官方认可。 [125]
新的通讯手段愈发使人感觉传统的文化价值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时期，广播电台开始取得真正的成功，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机构：1926年听众为100万，到1932年又增加了300万，电波传送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左翼思想。大城镇在1914年以前已经开设了电影院；到1920年代后期，电影吸引了大量观众；1920年代结束之际出现有声电影，又吸引了更多的观影者。在许多文化保守人士中间催生出审美迷失的，有表现主义电影，比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 ），以扭曲变形的布景著称；也有色情电影，比如美国女演员露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主演的《潘多拉的盒子》（ Pandora's Box ）。辛辣讽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电影《蓝天使》（ The Blue Angel ）改编自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由埃米尔·强宁斯（Emil Jannings）和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主演，该片的创作团队与制片方——胡根贝格的UFA电影公司发生龃龉，主要是因为影片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了玩世不恭、惯于挑逗的色情形象。 [126] 改编自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小说的电影《西线无战事》（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受到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该片的反战立场是不爱国的。 [127]
达达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所嘲讽的美、心灵的提升、艺术的纯粹性，是资产阶级文化所崇尚的恬淡理想，而“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字面意思是“新写实主义”）则把日常事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试图呈现现代都市生活的美感。这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瓦格纳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 Der Ring Des Nibelungen ）中的神话世界或者宗教仪式音乐剧《帕西法尔》（ Parsifal ）所唤起的不祥之感，不曾让身穿燕尾服来听歌剧的资产阶级绅士们感到迷失；令他们尴尬的，反倒是克罗尔歌剧院（Kroll Opera）当时上演的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作品《今日新闻》（ News of the Day ）中，女主角裸坐在浴缸里演唱咏叹调的场景。作品甜美流畅的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是德国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作曲家，他少年成名，但此时专门谱写情绪平和的轻歌剧，比如《间奏曲》（ Intermezzo ）和《埃及的海伦》（ The Egyptian Helena ）；与他同时期，观众还能欣赏到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的表现主义杰作《沃采克》（ Wozzeck ），它以19世纪初的穷人和受压迫者为背景，将无调性音乐和日常的言谈方式融入歌剧。保守派作曲家汉斯·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把上述趋势斥为民族退化的征兆，将其归咎于犹太人的影响力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他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他疾呼，必须保护德国的音乐传统免受这些威胁。普鲁士州政府于1925年聘请奥地利裔犹太人、无调性音乐家阿诺尔德·勋伯格到柏林的国立音乐学院讲授作曲，普菲茨纳认为此举加剧了德国音乐所受的威胁。音乐生活是德国资产阶级认同感的核心，甚于在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因此上述发展动态直接击中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要害。 [128]
按照这种思路，更大的威胁来自美国爵士乐的影响。爵士乐进入了德国音乐，比如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作曲、贝尔托特·布莱希特作词的《三分钱歌剧》（ The Threepenny Opera ），该剧以盗贼和罪犯的世界为背景，尖刻地谴责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1928年首演时震撼了整个文化界；产生同样效果的还有恩斯特·克热内克（Ernst Krenek）的《容尼奏乐》（ Jonny Strikes Up ），该剧于1927年2月首演，特色是以一位黑人音乐家担当主角。许多现代主义作曲家从爵士乐中发现了新的艺术灵感。当然，爵士乐主要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以各种风格在无数夜总会和酒吧中演奏，尤其是在柏林，逐渐进入舞厅、时俗讽刺剧 * 剧场和饭店。大乐团以及踢乐女郎（Tiller Girls）等歌舞剧团的访问演出，为柏林的舞台注入了活力；而更大胆的人可以一晚上待在俱乐部，比如待在被当红作曲家弗里德里希·霍伦德（Friedrich Hollaender）称为“色情超级市场”的埃尔多拉多（Eldorado）俱乐部，坐在有不少异装癖和同性恋的观众中间，观看安妮塔·贝尔贝（Anita Berber）表演色情舞蹈，比如《可卡因》（‘Cocaine’）和《吗啡》（‘Morphium’）。她于1928年因吸毒过量而早逝。卡巴莱 † 为这些晚间表演添加了一种辛辣的、反独裁的政治讽刺元素，表演者讲的笑话激怒了自负的保守派，有一位愤怒地抱怨说，他们嘲笑了“基督徒和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宗教情感和行为方式”。卫道士们被探戈、狐步和查理斯顿（charleston）之类的舞蹈激怒，种族主义言论则直接指向了黑人音乐家（虽然当时他们人数极少，而且大多担任鼓手或舞者，主要是为表演增添一股异域风情）。
权威的音乐评论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把爵士乐称为“对一切文明的西方音乐最令人作呕的背叛”，汉斯·普菲茨纳也言语尖刻地反对法兰克福音乐学院（Frankfurt Conservatory）把爵士乐纳入教学内容，痛诋爵士乐的所谓原始风格为“黑鬼血统”的产物，是“崇美主义的音乐表现”。 [129] 爵士乐和摇摆乐可以说是文化美国化浪潮中的翘楚，浪潮中那些迥然不同的现象，比如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以及现代工业方法“福特制”和“泰勒制”，在有些人看来已威胁到了德国的所谓历史认同。大规模生产使大规模消费成为可能，大型百货商店供应的国际商品琳琅满目，品种多得惊人，在沃尔沃斯超市（Woolworth's）等外资连锁店里出售的，至少有一部分是普通工人阶级家庭买得起的商品。大众住宅规划与现代家居设计挑战了保守派理想的乡居风格，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在右翼阵营的文化评论家看来，美国作为现代性的卓越代表所展现的影响力，意味着德国迫切需要恢复德意志生活方式、德意志传统、德意志人的血统传承和德意志人与土地之间的纽带。 [130]
随着官方审查制度和警察控制在1918年的终结，出现了文化自由和性自由的新氛围，在很多人看来，其缩影就是柏林的夜总会。对此，老一辈德国人深感与时代格格不入。一位生于1878年的军官后来回忆道：
回国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诚实的德国民众，而是被最下作的本能挑动起来的暴民。德国人曾经拥有的美德，似乎已经彻底陷入泥淖……淫乱、无耻和腐败大行其道。德国女人似乎已忘记她们的德国式教养，德国男人似乎也已忘记他们的幽默感和诚实。犹太作家和犹太媒体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把一切搅成浑水。 [131]
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阵营，都有人感到秩序与纪律已被革命扫除殆尽，道德沦丧与性变态充斥社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往往以清教徒式的态度看待人际关系，将政治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置于自我实现之上，其中不少人都对“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里柏林等地许多青年公然崇尚享乐主义文化感到震惊。在电影院、八卦小报、舞厅和电台，休闲娱乐的商业化导致很多年轻人日益远离劳工运动文化中那种较为严肃和传统的价值观。 [132]
大城市里的青年公然享受着性自由，这是上一代人对他们不以为然的具体原因之一。这也是在战前就有先兆的。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让公众和媒体习惯了妇女对各种事务发表意见、占据至少某些管理岗位、在社会上闯出自己的道路。1910年以来，每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这一天，各大城市都有女性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街头示威，就连中产阶级女权运动者也在1912年游行过一次，尽管是坐在马车里。除了最终取得成功的女性选举权运动，当时一起出现的还有这样一些要求：性满足、未婚母亲的平等权利和免费的避孕指导，虽然只是少数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弗洛伊德（Freud）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具有性动机的观点在一战前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 [133] 尤其是柏林，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以及地位向国际大都市的跃升，它已成为社会学和性学领域各种亚文化的中心，包括生机勃勃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圈子。 [134]
批评者认为，上述趋势意味着家庭有日益式微之虞，主要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服务业在经济领域的勃兴，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包括大型百货商场的销售岗位，以及蓬勃发展的白领世界里的秘书职位（由于打字机女性化的强大影响），这不但创造了新的剥削形式，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单身女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这在1918年之后愈益明显，当时有1,150万女性在职，占工作人口的36%。虽然与战前状况相比，这根本算不上大幅变化，但她们中的许多人此时从事着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工作，比如电车售票员、百货商场的店员，或者——虽然寥寥可数——成为法律、大学和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 [135] 越来越多的女性与男性竞争工作，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担心出生率在世纪之交的下降将削弱德国的实力，加之日益蔓延的文化焦虑感，共同引发了对于女性就业的抵制，这样的抵制在1914年以前就已日渐明显。 [136] 战前，德国有一场显而易见的男性危机，民族主义者和泛日耳曼联盟开始疾呼，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履行她们的天职——为国家生养和教育更多的子女。人们对于来自女权的挑战所做出的强烈反应，致使女权主义者被迫转入防守，开始排挤那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者，更多强调自己无可挑剔地具有民族主义者的资格，强调自己无意要求过多的变革。 [137]
1918年之后，女性获得选举权，从地方议会到帝国国会的各级选举，她们都有权参与投票和担任候选人。她们正式获得在主要专业领域工作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远比战前重要。相应地，男性至上论者的观点也越来越有市场，他们反对女性就业，认为女性的归宿是家庭。在大城市的自由氛围中，人们的性观念远比战前开放，这加深了男性至上论者的不满。令保守人士更为震惊的是，有些人公开争取同性恋权利，例如，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于1897年创建了听起来无伤大雅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Scientific-Humanitarian Committee）。实际上，希施费尔德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许多出版物中宣传自己备受争议的观点：同性恋者是“第三性”，其性取向是天生的，而不是环境因素的产物。他的委员会致力于废除《德意志帝国刑法典》（Reich Criminal Code）第一百七十五条，该条规定成年男性之间“有伤风化的行为”为非法。令保守人士震怒的是，1919年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普鲁士州，政府拨给希施费尔德大笔资金，把他的非正式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转为州立的性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办公场所设在首府的中心大蒂尔加滕区（grand Tiergarten district）。研究所提供性咨询，举办科普式答疑会，回答诸如“做爱而不怀孕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呼吁修改管制性行为的所有法律。希施费尔德很快建立起广阔的国际交流网络，组成性改革国际联盟（World League for Sexual Reform），其研究所是联盟在1920年代的实际总部。他推动了公立和私立的避孕与性咨询诊所在魏玛共和国的普及。毫不奇怪，他一再受到民族党和纳粹党的诋毁，两党与中央党联手，试图制定更加严苛的法律，但在1929年国会刑法改革委员会（Criminal Law Reform Committee）的表决中，它们的提案以微弱劣势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否决。 [138]
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立场，不仅仅是出于天然的道德保守主义。德国已在战争中失去200万成年男性，而出生率还在迅速下降。1900—1925年间，每千名45岁以下已婚妇女的活产数急剧降低，从280例降至146例。法律对避孕套的销售限制于1927年被放宽；到1930年代初，在公共场所有1600多部自动贩卖机，仅柏林的一家公司每年就生产2,500万个避孕套。提供避孕指导的性咨询中心相继开业，其中许多家和希施费尔德的研究所一样，出资者或实际运营者都是普鲁士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这激怒了道德保守派。堕胎饱受争议，主要是因为它存在严重的医疗风险，但这方面的法律也放宽了。1927年，堕胎由重罪改为轻罪；1930年12月的教宗通谕《圣洁婚姻》（ Casti Connubii ）猛烈抨击堕胎行为，为争论推波助澜；1931年，共产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非法堕胎运动，在此期间举行了大约1,500场集会和示威活动。 [139]
在许多人看来，上述社会运动似乎是阴谋的一部分，蓄意要破坏日耳曼人种的生育率和繁殖力。保守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发问：这一切后果难道不是来自妇女解放、来自道德败坏地倡导不受繁衍欲望约束的性行为吗？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女权主义者似乎比叛国者好不了多少，因为这些人鼓励女性离家工作。然而，女权主义者自身对于性解放的新氛围几乎同样感到恐慌。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抨击战前关于性道德的双重标准——自由归男性、贞洁归女性，而提倡对两性实行同一标准的性约束。她们开展运动反对色情图书以及包含性暴露画面的电影和绘画，谴责那些喜爱舞厅甚于读书小组的年轻女子，她们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清教徒做派，让许多年轻女性感到可笑。到1920年代末，由于女性选举权的实现，传统女权主义者组织的主要奋斗目标已经过时，正苦于组织成员日渐老去，又吸引不到年轻人。 [140] 女权主义运动处于守势，曾经的主要支柱中产阶级女性抛弃了以往所属的自由派阵营，转而支持右翼政党。面对损害了日耳曼人种的指责，女权主义运动感觉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于是强调自己支持民族主义者关于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提议，支持重新武装德军，支持家庭价值观，支持克制性欲。后来的事实证明，右翼极端主义对女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对男性。 [141]
年轻人，尤其是青春期男孩，已在一战前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青年运动”，它是由五花八门而又发展迅猛的各种非正式俱乐部和协会组成的集合体，主要活动包括远足、亲近大自然、围坐在篝火旁高唱民歌和爱国歌曲。当然，所有政党都极力通过为青年人提供他们自己的组织招募年轻人，尤其是在1918年之后，比如民族党设立的俾斯麦青年团（Bismarck Youth）、中央党的温特霍斯特同盟（Windthorst League）；但是总体而言，青年运动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独立于正式的政治机构，其领军人物往往蔑视成年人的政治生活，视之为道德妥协和不诚实。运动助长了人们对现代文化、城市生活和正式政治机构的不信任感。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青年团体的服装是男童子军式的准军事制服。这些团体颇有反犹主义色彩，常常拒绝犹太人加入它们的行列。有些团体强调道德纯洁的必要性，反对吸烟、饮酒或者滥交女友。另一些团体，如上文所述，持男性至上论立场。尽管认为青年运动为纳粹主义铺设了道路、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是历史学家的夸大之辞，但独立青年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确实敌视共和国及其政客，他们在世界观上是民族主义者，性格和抱负则是军国主义的。 [142]
青年运动的影响力并没有受到学校教育的消解，且对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影响最大。“全体高中生都信奉民族主义，”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25年记录道，“这是他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143] 不过，实际情况也许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一点儿。在威廉帝国治下，皇帝运用个人影响力，主张改革德国教育，用侧重于德国史和德语的爱国主义课程取代基于经典教学模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到1914年，许多教师在世界观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教科书和课程也极力秉承同样的政治立场。不过，还有人数相当多的少数派持有各种自由主义中间派和左派立场。而且，1920年代，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那些州，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竭力劝说学校把学生教育成忠于新建立的共和国民主制度的模范公民，教育系统的氛围随之而变。完成学业、走出校门的青年，除了有数百万坚持保守派立场或者极端右翼政见之外，还有数百万成为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忠于中央党。最终，无论是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教师，还是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教师，似乎都没能对学生的政治立场施加多少影响，学生们不接受老师的许多政治观点，认为它们与魏玛共和国治下的现实生活毫无关联。就那些后来成为纳粹党徒的年轻人而言，政治忠诚往往发端于从政治上反叛学校教育的刻板僵化，其次才是受到了纳粹党徒或者亲纳粹的教师的启发。一位生于1908年、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学生回忆说，他总是与老师发生冲突，“因为我从小就讨厌盲目的服从”。他承认自己受到一位民族主义教师的政治影响，但同时又评论道，其偶像的教诲“与学校所教的其他一切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另一位学生对自己从前的学校心怀旧怨——学校因他侮辱犹太同学而一再处罚他。 [144]
年轻人对极右翼的政治忠诚，最明显地表现在德国的大学，其中许多是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的著名学府。在魏玛共和国治下，的确有一些左派教授设法保住了职位，但为数不多。大学在一战后依然是精英机构，录取的学生几乎全部出身中产阶级。特别有战斗力的是各校的学生决斗队，他们无一例外地是保守派、君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中有些人积极参与了镇压1919—1921年的几次革命的暴力行动。为了抵消他们的影响力，1919年初，各高校的学生组建了与新共和国相适应的那种民主代议机构——学生联合会（General Student Unions）。所有学生都必须加入，并且有权投票选举他们在这些学生管理机构中的代表。 [145]
学生联合会组成了一个全国协会，开始在学生福利和大学改革等领域发挥一些影响力。但这些领域也受到了极右翼的影响。从1919年最终接受《凡尔赛和约》到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这期间的各种政治事件促使一届又一届学生源源不断地加入各个民族主义协会，聚集到传统的学生决斗队旗下。不久，各高校都有右翼候选人被选入学生会，同时，学生们对德国新建立的民主政体越来越不抱幻想，因为通货膨胀把他们的收入变得一文不值，拥挤的校园环境也令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从1914年的6万增加到1931年的10.4万，这主要是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扩大招生，大学成了基层公务员、小企业主，乃至某些体力劳动者的孩子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路径。共和国的财政困难迫使许多学生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这让他们心里更加不满。然而，数量不断增多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在1924年就已开始减少，1930年之后几乎机会全无。 [146]
绝大多数教授也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正如他们曾经集体公开宣布支持德国1914—1918年的战争目标时所表现的那样。许多教授在课堂上谴责1919年的《和约》，从而促成了右倾思想氛围的形成。此外，他们还反对来自东部的犹太学生进入大学，将这看作“种族异类”的威胁，并对此提出行政解决方案和决策。许多人用危言耸听的字眼书写即将到来的境况（这基本上是出自他们的想象）：大学的全部学科都由犹太教授主导，聘任政策也由他们来定。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民族主义怒潮席卷德国大学，学生团体积极参与鼓动人们进行抵抗。1920年代尚未结束，大学就已成为极右翼势力的政治温床。即将毕业的一代大学生自认为是社会精英，在一个仅有少部分人有能力上大学的社会中，大学毕业生往往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代精英在一战后重视行动甚于思想，重视民族自豪感甚于抽象知识，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日耳曼人种优越论几乎是这代精英的第二天性。这代精英决心用前辈们在一战中所展示的那种强硬态度，来攻击过分宽容的自由民主制度所表现出的软弱妥协。 [147] 在这些青年看来，暴力似乎是对德国所遭受的灾难的合理回应。对于聪明绝顶、教养良好的学生来说，前辈老兵们似乎受到了过多的感情创伤，过分混乱无序。在民族复兴的事业中，需要的是冷静、计划和冷酷绝情。 [148]
对这些学生的多数同代人来说，上述影响终究是次要的。比它们重要得多的，是政治混乱、经济匮乏、战争、破坏、内乱、通货膨胀、国家战败以及部分领土被外国占领，这就是出生于一战前十年左右的年轻人的共同经历。一位生于1911年的年轻职员后来写道：
我们什么事情都遇上了。我们知道并感觉到了家人的焦虑。缺乏生活必需品的阴影从未离开我们的餐桌，它使我们变得沉默。 我们被粗暴地赶出了童年，没人给我们指出正确的道路 。我们过早地挣扎求生。苦难、羞耻、仇恨、谎言和内战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印记，让我们早早成熟。 [149]
出生于20世纪初至一战爆发之间的人，确实是无条件地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状况的一代人，他们将从不止一个方面在第三帝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魏玛时期激进的现代主义文化痴迷于变态、谋杀、暴行和犯罪，想必在许多中产阶级人士看来，已到了不健康的程度。艺术家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漫画充满了强奸和色情连环杀手的暴力场面，这种主题也可见于同时期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凶手成了故事的中心人物，比如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电影《凶手M》（ M: Murderer Amongst Us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戏剧《三分钱歌剧》以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现代派小说杰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Berlin Alexanderplatz ）。对弗里茨·哈尔曼（Fritz Haarmann）或者“杜塞尔多夫吸血鬼”彼得·屈滕（Peter Kürten）等真正连环杀手的审判，是全国媒体大肆渲染的题材，报刊上登载着绘声绘色的报道，以迎合追看案件曲折进展的大众读者。腐败甚至成了外国访客写作的柏林有关小说的一个主题，比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 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罪犯成了令人既恐惧又着迷的对象，这加深了正派人士对社会秩序的担忧，使中产阶级更加反感价值观的扭曲，而扭曲的价值观似乎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化的核心。连环杀手获得的极大关注使许多人相信，不仅必须严厉地对这些“兽性”之人处以极刑，还应该重新实行新闻审查制度，不让他们成为流行文化和每天的林荫道小报上的名人。 [150] 同时，战后岁月的通货膨胀和混乱无序催生了有组织的犯罪，其规模几乎与当时的芝加哥黑帮不相上下，尤其是柏林，发展迅猛的黑社会组织“指环联盟”（ring associations）在《凶手M》等电影中受到赞美。 [151]
许多人认为法律与秩序正在受到威胁，而那些本职工作就是维护法律与秩序的人，则普遍认为犯罪活动已无法控制。威廉时期的整套司法制度原封不动地传到魏玛时期，《民法》和《刑法》几乎丝毫未做修改，为放宽法律限制所做的努力，比如废除死刑，均徒劳无功。 [152] 与从前一样，法官群体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法官人选而受到培训的，而不是（像英国那样）选任资深的执业律师为法官。因此1920年代在职的许多法官已经在司法系统任职几十年了，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都形成于威廉二世时代。在共和国治下，他们的地位更稳固了，因为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魏玛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政治原则是，司法不受政治操控，此原则很快毫无争议地被写入宪法第一百零二和一百零四条。因此，就像军队一样，司法机构得以不受任何实质政治干涉地运行了很长时间。 [153]
法官比以往更加独立，因为绝大多数法官认为，由立法机构，而不是由神圣君主颁布的法律，已经不再中立，而是像德意志法官联合会（German Judges' Confederation，联合会的8位法官代表着大约1万名德国法官）主席所说的那样：“政党、阶级和杂种法律……一部写满谎言的法律”。“多党执政的结果是，”他抱怨道，“制定的法律都是经过妥协的。这些拼凑起来的法律大杂烩，表达了各执政党南辕北辙的目标，成了杂种法律。一切庄严的事物都已坍塌。法律也不再庄严。” [154] 他的抱怨也许有些道理：政党利用司法制度为各自的目标服务，按照各自特有的政治偏见来制定新的法律。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都设有专门钻法律空子的部门，利用法庭审判捞取政治资本，并且聘用了一群训练有素的政治律师，他们老于世故、不择手段，有本事把庭审程序变成轰动的政治事件。 [155] 这无疑进一步导致许多人不信任魏玛的司法制度。然而在环境发生变化、出现了议会民主制之后，法官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利用审判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多年来，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法官们一直把批评皇帝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自由派当作罪犯，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他们仍然不愿意转变态度。法官们的忠诚不是献给了新建立的共和国，而是献给了他们在军官团中的同道之人继续服务着的那个抽象的帝国理想，一个主要建立在对俾斯麦帝国独裁体制的回忆之上的理想。 [156]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在大量因魏玛时期深刻的政治冲突而引起的政治审判中，法官们一边倒地偏袒那些也在以帝国理想的名义行事的右翼被告，而当那些无此理想的左翼人士被起诉时，他们则喝彩加油。
左翼统计学家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Emil Julius Gumbel）在1920年代中期发表的数据显示，1919年底至1922年中，左翼被告犯下的22宗政治谋杀案中，有38人被定罪，其中10人被执行死刑，余者平均每人服刑15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同时期由右翼犯下的354宗政治谋杀案中，只有24人被定罪，根本无人被执行死刑，平均每人的刑期只有4个月；23名已认罪的右翼凶手竟然被法庭宣判无罪。 [157] 当然，这些统计也许不完全准确。而且经常有针对“政治犯”的特赦，特赦由国会中的极端政党共同商定，并获得其他政治团体的足够支持而通过，所以许多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犯仅服刑较短时间就被释放了。但是法官行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在整个魏玛时期对和平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提起的无数宗叛国罪指控又强化了这个信息。据贡贝尔统计，在俾斯麦帝国最后30年的和平时期里，只有32人被裁定犯有叛国罪，而在同样相对和平的1924年初至1927年末这4年里，法庭签发了1万多份叛国罪逮捕令，最终有1,071人被定罪。 [158]
法庭案件所审理的很大一部分，是那些胆大到在报刊中泄露军队的秘密装备和军事演习的人。也许最著名的是和平主义者、左翼编辑卡尔·冯·奥西茨基的案子，他于1931年被判18个月监禁，因为发表在其杂志《世界舞台》（ Die Weltbuhne ）上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德军正在苏俄进行战斗机训练，而那是违反《凡尔赛和约》的非法行为。 [159] 另一个同样著名的案子牵涉左翼记者费利克斯·费申巴赫（Felix Fechenbach）。费申巴赫的罪名是他在1919年发表了1914年的巴伐利亚文件，因为法庭认定，这些与一战爆发有关的文件暗示了德国负有一部分战争责任，从而在和约谈判中损害了德国的利益。费申巴赫在慕尼黑被所谓的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判处11年徒刑。人民法庭是1918年巴伐利亚革命期间，为了对抢劫犯和杀人犯进行即决审判而设立的应急机构。 [160] 在随后一年的反革命期间，这些法庭被改用来审理“叛国”案件。人民法庭直到1924年才停摆，尽管它们在5年之前就已被魏玛宪法认定为非法。设立人民法庭，绕开正常的司法系统，比如对它们定罪的案子没有上诉权，以及暗示正义属于“人民”而不是法律，这一切都为未来开创了恶例，并将在1933年被纳粹党重新采用。 [161]
为了尽力抵消这些影响，在社会民主党的努力推动下，《保卫共和国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于1922年获得通过，据此设立的州法院有义务将右翼政治犯的案子从亲右翼的法官手中撤出，移交给总统任命的法官。司法界很快就设法让这个条款形同虚设，因此它对审判的总体模式几乎没有影响。 [162]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据说曾承诺把反对死刑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但他们却将死刑写入《保卫共和国法》，并追溯核准了战争刚结束时的内乱期里所执行的即决处决（summary execution）。这种做法，不但为以后的政府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之可以采用类似的严刑峻法保卫政府，而且推翻了司法的一个核心原则：任何刑罚均不应追溯施用于该法实施以前所犯罪行。 [163] 这也为未来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基层法院无暇顾及《保卫共和国法》所阐述的原则。法官几乎始终如一地从宽处理那些自称出于爱国动机而犯罪的被告，无论他所犯何罪。 [164] 例如，1920年的卡普暴动试图武装推翻合法的民选政府，结果参与者中只有一人被裁定有罪，即使这个人也仅仅被判处在某座城堡中禁闭一小段时间，因为法官把他“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算作减刑理由。 [165] 1923年，有4位原先各被判处三个月徒刑的人在上诉至历史悠久的德国最高司法机关帝国法院（Reich Court）后胜诉，他们被判刑是因为在哥达（Gotha）召开的右翼青年团体“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的一次会议上高喊：“我们不需要犹太共和国，犹太共和国滚蛋！”在裁决书中，帝国法院不那么令人信服地认定，被告的言辞语义不明：
这些言辞可能指的是德国的法律和社会新秩序，参与建立新秩序的德国犹太人和外来犹太人作用突出。这些言辞的意思也可能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占总人口很小比例的犹太人实际上却拥有过多的权力、发挥着过大的影响力……仅仅因为被告辱骂帝国的现有体制，就认定他们辱骂的是宪法所规定的政体，如此判决并非无懈可击。因此不排除本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可能性。 [166]
帝国法院把两种体制区别开来，并暗示魏玛共和国只是某种暂时的反常现象，而不是“宪法所规定的政体”，这无比清晰地展示了法官真正的效忠对象是谁。这种裁决必然会产生影响。政治案件，乃至一切案件的庭审，都是魏玛共和国的大事——大批民众聚到公众旁听席；媒体进行详尽报道，有些段落逐字记录法庭实况；在立法会议上、各种俱乐部和社团里，人们热烈地对案件展开辩论。像上文那类的裁决，只会让反对共和国的极右翼人士感到满足，并且为动摇共和国的合法性推波助澜。
法官偏袒右翼和反对共和国的人，州检察官也是如此。在考虑以何种罪名起诉右翼被告时，在起草诉状时，在询问证人时，甚至在构思开场陈述和结案陈词时，检察官总是将民族主义的信仰和意图当作减刑理由。法官和检察官、警察、监狱长和狱警、各种司法行政人员和执法人员，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偏袒共和国的敌人，动摇了共和国的合法性。尽管他们并不是蓄意破坏新建立的民主政体，尽管他们视共和国为不可避免的权宜之计而暂时加以接受，但他们的做法却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这样的臆断：在某种程度上，共和国并不代表德意志帝国的真正精髓。他们之中几乎无人信任民主派，也几乎无人努力推动共和国走上正轨。如果法律及其执行者都反对共和国，那么它还有什么机会呢？
* 时俗讽刺剧（revue），一种轻松的娱乐性戏剧，以讽刺时事、风俗、人物为主要内容，由歌舞、滑稽短剧和讽刺模仿独角表演组成。
† 卡巴莱（Cabaret），餐馆或夜总会在晚间提供的歌舞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