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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共和国为其公民提供了合理水平的经济稳定，以及体面的固定收入，那么就连最顽固的反革命人士最终也可能会接纳它。但是自建立伊始，共和国就受困于德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败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端一启，德意志政府就开始借钱打仗。从1916年起，军费远远超出贷款，乃至远远超出政府能够从任何来源获得的财政收入。显然，德国原指望通过以下方式弥补其损失：吞并西面和东面的富庶工业区，强迫战败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把德国主宰的经济新秩序强加于被征服的欧洲国家。 [59] 然而这些期望全部落空，到头来战败国是德国，不得不付账的也是德国。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政府此前已经在没有经济资源支撑的情况下大印钞票了。战前，按照柏林的汇率，1美元可兑换4马克多一点。到1918年12月，1美元兑换的马克数几乎翻倍。1919年4月，汇率继续降至1美元兑换12马克多一点，到当年年底，兑换47马克。 [60]
魏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都落入了一个政治陷阱，这陷阱至少有一部分是它们自己导致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入以战争赔款的形式输送给别的国家，这意味着资源的加倍流失，因为德国当时仍须偿还战时债务，其经济资源和国内市场也已萎缩。人口密集的工业区洛林和西里西亚已遵照《和约》条款被割让出去。1919年德国的工业产量只有1913年的42%，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把经济调整到和平时期的水平、给找工作或者因战争伤残而找不到工作的退伍兵提供福利措施，都需要大笔资金。然而如果任何一届政府打算通过稍稍提高税额的办法来填补资金缺口，那么它在民族主义右翼阵营的政敌就会立即指责说，征税是为了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共和国历届政府大多认为，在政治上更精明的做法不是加税，而是告诉外国列强，要想解决德国的货币问题，只能废止赔款，或至少应按照可接受的额度重新设定赔款方案。历届政府走这步险棋时投入的精力和表现出的冒险性各有不同，1920—1921年，马克对美元汇率的下滑不止一次得到了遏制。然而，到1921年11月，德国人要想买进1美元，须支付263马克；到1922年7月，价格又翻了将近一倍，达到493马克。 [61]
这种规模的通胀对经济游戏中的不同玩家有着不同的影响。有的玩家贷款购买商品、设备、工业厂房之类的东西，然后在币值仅为原先价值的一小部分时偿还贷款，这种本事帮助刺激了战后的工业复苏。在临近1922年年中的那段时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高点，失业率降至低点，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假如没有这个背景，发动总罢工就会困难得多，很难出现像1920年3月挫败卡普暴动那样的罢工。实际税率也低得足以刺激需求。德国为经济恢复到和平年代的基本水平所做的努力，比有些通胀没那么明显的欧洲经济体更见成效。 [62]
然而经济复苏却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之上。因为尽管在此过程中通胀曾得到短暂缓解，但事实证明它是不可停止的。在1922年兑换1美元，8月需花费1,000多马克，10月3,000马克，12月7,000马克。货币贬值应劫而生、愈演愈烈，导致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德国政府再也拿不出约定的赔款，因为赔款必须用黄金支付，而它已无力承受国际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不仅如此，到1922年底，德国已严重滞后履行赔偿方案的另一部分——向法国交付煤炭。于是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在1923年1月占领了德国的主要工业区鲁尔，目的是夺回损失的煤炭，迫使德国人履行《和约》规定的义务。柏林政府几乎立即宣布采取消极抵抗、不与法国合作的政策，从而使占领军当局难以拿走鲁尔区的工业生产成果。临近9月底斗争才停止。消极抵抗导致经济形势恶化。1923年兑换1美元，1月需花费17,000多马克，4月24,000马克，7月353,000马克。这种程度的恶性通货膨胀实在是触目惊心，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美元对马克的汇率，其数字很快就涨得比电话簿上的号码还要长：8月为4,621,000，9月98,860,000，10月25,260,000,000，11月2,193,600,000,000，12月4,200,000,000,000。 [63] 不久，报纸开始向读者介绍大数字的命名法，各国的名称都有所不同，易于混淆。某专栏作家写道：法国人把100万乘100万称为1兆，而“在我国，1兆等于100万乘10,000亿（1,000,000,000,000,000,000），我们只能祈求上帝，保佑我们每天的通货不要膨胀到如此之高，乃至更高的数值，否则会搞得疯人院人满为患”。 [64]
达到最高点时的恶性通货膨胀可谓恐怖，货币几乎完全失去了意义。纸币面值如同天文数字，印钞机已跟不上越来越大的货币需要量，地方政府开始印刷各自的应急货币，只在纸的单面印刷。雇员用购物篮或手推车领取工资，因为付给他们的工资是数不清的纸钞；拿到工资后立即冲到商店，赶在持续贬值的货币失去眼下的购买力之前买进物资。在校生雷蒙德·普雷策尔后来回忆道，他那身为高级公务员的父亲每个月底领到工资后，就赶紧买一张火车季票以便下个月能乘车上班，寄出支票为日常花销付账，带全家去理发，然后把剩下的钱交给妻子，她会带着孩子们到当地的批发市场，买许多不易腐烂的食品，全家靠这些东西撑到下一个发薪日。在这个月余下的日子里，家中根本没有现金。寄信必须在信封上贴最新面值的纸币，因为价格上涨的速度太快，来不及印刷面值适用的邮票。英国《每日邮报》（ Daily Mail ）驻德国记者在1923年7月29日报道：“商店里每小时打印一次价签。例如，留声机上午10点的售价是5,000,000马克，下午3点则是12,000,000马克。在街上买一份《每日邮报》，昨天花35,000马克，今天则要花60,000马克。” [65]
波动最剧烈、影响最严重的，是食品价格。一位女士在咖啡馆落座点餐时，一杯咖啡的价格可能是5,000马克，一小时后起身结账，要付给侍者的价格却变成了8,000马克。德国人作为日常主食的黑麦面包在1923年1月3日价值每公斤163马克，在7月价格翻了10倍多，在10月1日为900万马克，在11月5日为78万亿马克，两星期后的11月19日为233万亿马克。 [66] 恶性通货膨胀达最高点时，普通家庭90%以上的花销都用于食品。 [67] 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家庭为了得到食物，开始变卖家产。商店开始囤积食品，因为预料到价格会随时上涨。 [68] 买不起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们开始闹事、抢劫食品店。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以换取毫无价值的钞票，矿工拉帮结伙冲进乡村，把田地洗劫一空，与试图保护庄稼的农民爆发枪战。由于马克暴跌，从国外进口物资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变得十分困难。饥饿的威胁触手可及，尤其是在法国占领区，那里的运输系统因消极抵抗而陷于瘫痪。 [69] 营养不良直接导致了结核病死亡率的上升。 [70]
学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经历代表了当时的普遍现象，他的日记为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全景提供了个人观察。他是签临时合同的教师，收入仅能勉强糊口。作为一战老兵，克伦佩雷尔在1920年2月收到一小笔额外退伍金。他当时很高兴，但后来抱怨说：“原先的一小笔收入如今只够付一次小费。” [71] 随后的几个月里，随着通货膨胀步伐的加快，克伦佩雷尔的日记里记下了越来越多的财务计算。1920年3月，他就已经在慕尼黑郊外的火车上遇到过“背着背包捡剩饭的小孩儿”。 [72] 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伦佩雷尔“以一种麻木的宿命心态”支付数额越来越荒唐的账单。 [73] 1920年，他终于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Dresd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谋得永久教席。但这并未带来经济保障，他每个月收到一笔数额越来越庞大的工资和通胀补助。1923年5月底，尽管工资收入将近100万马克，但他仍然无法支付煤气和税务账单。他认识的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在股票市场投机赚钱。克伦佩雷尔也试了试手气，但他的第一笔收益23万马克，与同事弗尔斯特（Förster）教授的收益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弗尔斯特是“大学里最激烈的反犹主义者、日耳曼煽动家和爱国主义者之一”，据说他炒股可以日赚50万马克。 [74]
克伦佩雷尔是咖啡馆的常客，他记录自己7月24日消费一杯咖啡和一块蛋糕花了12,000马克，8月3日一杯咖啡和三块蛋糕花了104,000马克。 [75] 看电影是克伦佩雷尔生活中的主要消遣之一，8月28日星期一，他写道，几星期前他花100,000马克买了10张电影票。“然后票价立即飞涨，我们花10,000马克买的票最近已涨到200,000马克。昨天下午我想再买几张电影票，池座的中间几排已涨到300,000马克了，”这是电影院中第二便宜的座位；剧院已经宣布，下周四，也就是三天后，票价又要上涨。 [76] 他在10月9日记下：“我们昨天去看电影花了1.04亿马克，包括车费。” [77] 和许多人一样，他被这种形势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德国正在以一种骇人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向崩溃……今天1美元的汇价是8亿多马克，每天都比前一天上涨3亿马克。这一切不仅仅是从报纸上读来的东西，而是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我们有东西可吃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下一回我们该把腰带勒紧到什么程度？ [78]
克伦佩雷尔消耗在金钱问题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在11月2日写道：
昨天我去领钱，在学校的出纳室等了整整一上午，一直待到快两点，结果一分钱也没拿到，连10月份工资的尾款也没取出来。因为美元昨天从65万亿涨到130万亿马克，所以我今天付煤气费和其他费用必须花比昨天多一倍的价钱。单说煤气，差价很可能高达150万亿马克。 [79]
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道，德累斯顿爆发了食品骚乱，其中一些带有反犹色彩，他开始担心疯狂觅食的人会闯进自己的家。他已无心工作。“钱粮之事耗掉了大量时间，把人磨得心力交瘁。” [80]
德国渐渐陷入瘫痪。企业已付不起工人的工资，市政当局也已买不起公用设施所需的补给。到9月7日，柏林90条有轨电车线路中的60条已停止运营。 [81] 显然不能任由局面恶化下去，有位政治人物凭借精明的政治手段与明智的金融改革，把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从1923年8月开始，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长期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在任期的前几个月里还兼任总理，他启动“履约”政策，在9月展开谈判，要求法国撤出鲁尔区，交换条件是，德国保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履行赔款义务。结果国际社会同意重新审议赔款方案，在1924年谈判并接受了由美国金融专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所拟定的计划。
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并未让人看到任何终止赔款的前景，但至少做出了一系列安排，以确保支付方案的切实可行，在随后的5年里，赔款的支付确实没遇到太多问题。 [82] 施特雷泽曼的政策没有为他赢得民族主义右翼的任何褒扬，他们抵制对赔款原则所做的任何让步。不过，当时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使多数人相信这是唯一现实可行的政策，大约一年以前人们还不太可能这样想。 [83] 在金融方面，施特雷泽曼政府于1923年12月22日任命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执掌德国的中央银行——帝国银行（Reichsbank），沙赫特是位精明的金融家，在政界拥有强大的人脉。一种新货币“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已于11月15日发行，其价值与黄金价格挂钩。 [84] 沙赫特采取了许多措施防范对地产抵押马克的投机，而且随着新货币——不久被改名为帝国马克（Reichsmark）——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它取代了旧货币，被普遍接受。 [85] 恶性通货膨胀结束。
其他国家也受到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无一像德国这样严重。各国恶性通胀的最高点各不相同，奥地利为战前水平的14,000倍，匈牙利23,000倍，波兰250万倍，苏俄40亿倍。不过严格说来，苏俄的通胀率与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可比性，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基本上使苏维埃经济退出了世界市场。这些国家的通胀率已经够糟糕了，但在德国，物价高达战前水平的10,000亿倍，其萧条程度前所未有，已作为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被写入经济史。显然，上述国家均不是一战的胜方。各国最终都稳定了其货币，而没有过多参照别国的经验。1920年代并未出现切实可行的新国际金融体系，不像二战后那样，产生了一套精心设计、用于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机构和协议。 [86]
恶性通货膨胀及其结束方式所产生的后果可谓巨大，但其对德国民众的经济状况的长期影响却难以衡量。人们过去常常认为它破坏了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兴旺富足，但中产阶级群体的经济状况和理财方式是非常多元的。投资于战争债券或其他国债的人全都赔了本，而用一大笔按揭贷款购买房子或公寓的人，最后可能花不了几文钱就得到房产，这两种情况往往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然而对于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后果则是毁灭性的。债权人苦不堪言。当赢家与输家隔着新划分的社会界限彼此对立的时候，中产阶级的经济向心力与社会凝聚力随之瓦解，结果导致中产阶级政党在1920年代后半叶日益四分五裂，在极右翼的煽动性攻击面前束手无策。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当货币稳定政策产生的紧缩效应开始反噬时，所有社会群体都感到手头拮据。大众记忆把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稳定政策的影响混同为单一的经济灾难，德国社会的几乎每个群体在其中都是输家。 [87] 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这个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当稳定到来时，“对货币骤然贬值的恐惧，以及疯狂的抢购”结束了，但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因为按照新的币制，克伦佩雷尔几乎既无值钱的东西也无现金。一番估算之后，他沮丧地得出结论：“我的股票勉强值100马克，家里的现金也是这个数，全部财产就这些了；我的人寿保险已蒸发净尽，保险单上的1.5亿芬尼如今只值0.015芬尼 * 。” [88]
金钱失去了价值，因此实物成为唯一值得持有的东西，大规模犯罪浪潮席卷全国。被裁定犯有盗窃罪的人数，在1913年为115,000，1923年达到峰值365,000。1923年窝藏赃物的罪犯比1913年多7倍。穷人在1921年就已陷入绝境，以至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报道说，在100名被送往柏林普洛岑湖（Plötzensee）监狱的男性中，80人没有袜子，60人没鞋穿，50人甚至衣不蔽体。 [89] 汉堡码头的工人以前通常在受雇装货和卸货的过程中顺手牵羊，此时小偷小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说有工人拒绝装某些货物，理由是他们用不上那些东西。工会报告说，许多工人去码头只是为了偷东西，谁敢阻拦就揍谁。咖啡、面粉、熏肉和糖是称心如意的赃物。工人们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强行给自己发放实物工资，因为拿到工资时钱已经贬值了。这种现象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有些外国航运公司在1922—1923年开始到别的地方卸货。 [90] 类似的盗窃经济和以物易物，也开始在其他行业和商业中心取代货币交易。
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有时以惊人的方式显现出来。有人看见多达200名全副武装的小混混席卷了乡间谷仓，抢走农产品。不过，尽管犯罪行为几乎已无法控制，但裁定犯有伤害罪的人数从1913年的113,000下降到1923年的仅仅35,000人，与盗窃无直接关联的其他罪种的犯罪率也相应下降。为了维持生命，几乎人人都把精力用于小偷小摸地弄些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据报道，有些姑娘为几小袋黄油而卖身。这种局面引起的痛苦和怨恨越来越强烈，因为大家觉得有人通过非法货币交易、跨境走私、囤积居奇以及非法货运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早在急速的通货膨胀演化为恶性通胀之前，黑市商人与奸商就已成为民粹主义煽动家的谴责目标，此时更是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普遍认为，奸商夜夜笙歌，而诚实的店主和手艺人却不得不变卖家具以换取一块面包。在很多人看来，传统的道德价值随着传统的货币价值一路下滑。 [91] 德国似乎全方位陷入了混乱——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道德层面，乱象纷呈。 [92]
货币、收益、金融稳定性、经济秩序、规律性和可预测性，战前一直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核心，此时，这一切似乎已随着看似同样稳固的威廉帝国的政治体制一起被清除了。俯拾皆是的讽世作品开始在魏玛文化中崭露锋芒，从《赌徒马布斯博士》（ Dr Mabuse the Gambler ）等电影，到托马斯·曼的《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the Swindler Felix Krull ，1922年开始写作，但后来搁置，直到30年后才完成）。主要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魏玛文化日益痴迷于刻画各种各样的罪犯、贪污者、赌徒、幕后黑手、窃贼和骗子，似乎生活是一场碰运气的游戏，幸存与否完全听凭不可思议的经济力量肆意决断。在这种环境下，阴谋论开始盛行。赌博，无论是在牌桌上还是在证券交易所，成了用来比拟生活的一个喻体。1920年代中期使魏玛文化犀利前卫，让许多人最终渴望回归理想主义、自我牺牲和爱国奉献精神的讽世作品，大多来源于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迷失感。 [93] 恶性通货膨胀成了一道创伤，后来长久地影响着德国各阶层人士的行为方式。它强化了保守派人士先后由于战败、革命、经济困境而产生的天翻地覆之感；破坏了法律的公信力，使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法律作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社会规范所具有的中立性，不再像以前那样信奉法律所应维护的公正与平等原则；它解构了那些受1918—1919年时势所驱而被过分强调的、夸大其词的政治语言；它激发了新的灵感，虚构出一个又一个邪恶的形象，不仅有罪犯和赌徒，还有投机者，以及操纵金融的犹太人——这种犹太人形象后来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94]
大实业家和金融家被德国公众归入了1920年代初经济动荡中的赢家之列，这是德国许多社会阶层普遍憎恨“资本家”和“奸商”的原因。但德国商界人士并不认为自己像人们言之凿凿的那样获利丰厚，他们中的许多人眷恋着旧日的威廉帝国——在那个时代，国家、警察和法庭遏制了劳工运动的发展，企业可以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关键事务向政府进行游说。虽然这种乐观的追忆也许属于错觉，但大企业在战前确实具有特权地位，尽管他们有时候会反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95] 德国工业化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巨，不仅使它在1914年跻身欧陆的主要经济强国，并且造就了因拥有大型企业以及声名显赫的经理人和企业家而令世人瞩目的德国企业界。军火制造商克虏伯、钢铁巨头施图姆（Stumm）和蒂森、船东巴林（Ballin）、电力公司老板拉特瑙和西门子等许多名字都家喻户晓，他们富裕、显赫、有政治影响力。
这些人通常反对工人组织工会，抵制劳资谈判，其态度的强硬程度因人而异。然而在战争期间，由于政府加强了对劳资关系的干预，资方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1918年11月15日，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与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分别代表企业与工会签署协议，设立了劳资谈判的新机制，包括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双方都想要抵御来自极左阵营的全面社会主义化的威胁；双方同意，既保留现有的大企业结构，又在全国性的劳资谈判联合委员会中给予工会平等的代表权。与威廉帝国的其他阶层一样，大企业之所以接受共和政体，是因为觉得走这条路最有可能避免更坏的制度。 [96]
因此，在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企业界的日子不算太糟。等到发觉通胀将继续下去，许多实业家就贷款购买大量机器设备，到还贷的时候，他们所借的钱已经贬值。但这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他们因为觉得有利可图而对通胀推波助澜。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颇为困惑、无所适从，尤其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而且他们在整个通胀过程中的收益也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巨大。 [97] 此外，货币稳定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急剧的通货紧缩，给过度投资的企业带来了严重问题。破产企业成倍增加，庞大的工业与金融帝国胡戈·施廷内斯家族垮掉了，大型企业纷纷寻找避难所，引发了一波合并与联合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几家重工业公司于1924年合并而成的联合钢铁公司（United Steelworks），以及同年创建的大型企业法本公司（I.G. Farben），即德国染料托拉斯（German Dye Trust），它是由化工企业爱克发（Agfa）、巴斯夫、拜耳（Bayer）、格里斯海姆（Griesheim）、赫斯特和韦勒（Weiler-ter-Meer）合并而成的欧洲最大的集团公司，也是世界第四大公司，仅次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美国钢铁（United States Steel）和标准石油（Standard Oil）三大公司。 [98]
合并与联盟的目的在于既要主导市场，又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新企业十分重视按照超级高效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的生产模式，对生产进行合理化安排。这种被称为“福特制”（Fordism）的模式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尽可能实行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德国企业还热衷按照美国“工时与动作”研究的新成果——“泰勒制”（Taylorism）重新设置工作定额，泰勒制在1920年代后半段的德国引发了不少争论。 [99] 采用这两种模式后，鲁尔区煤炭开采业的变化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人工开采的煤炭在战前占98%，而1929年只占13%。使用风钻挖煤，以机械传送带输送到装载点，再结合重新设计的作业方法，使每名矿工每年的产煤量从1925年的255吨提高到1932年的386吨。如此大幅度的效率提升，使矿业公司能够迅速削减劳动力规模，从1922的545,000人减少到1925的409,000人和1929年的353,000人。类似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进程也发生在其他经济领域，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汽车业。 [100] 然而在另一些领域，比如钢铁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企业合并与垄断，而非机械化和现代化。尽管“福特制”、“泰勒制”以及类似的生产模式引起了各种讨论与辩论，但在1920年代末，德国工业界中的大部分依然保持着传统样貌。 [101]
要适应货币稳定之后的新经济形势，无论如何都意味着紧缩开支、削减成本和裁员。战前几年里出生的人此时进入了就业市场，他们的数量较为庞大，在替代了那些死于战争或者死于战争刚结束时席卷全球的毁灭性流感的劳动力之后，仍有剩余，这使就业形势变得更加糟糕。1925年的劳动人口普查显示，劳动力人口比1907年多500万；1931年进行的下一次普查显示，劳动力人口又增加了100万或者更多。在生产合理化和新一代人口增长的双重作用下，到1925年底，失业人口达到了100万；1926年3月超过300万。 [102] 面对新的形势，企业失去了与工会妥协的意愿，因为货币稳定意味着雇主不再能够把加薪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资方与工会在一战期间同意设立的劳资谈判机制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劳工的回旋余地越来越有限。然而雇主在努力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时，仍然感到受挫于工会的力量以及国家从法律和制度上为他们设置的障碍。魏玛共和国实行的仲裁制度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偏袒工会，或者说资方是这么觉得的。1928年，鲁尔区钢铁企业由工资引起的激烈冲突通过强制仲裁得到平息之后，雇主拒不支付裁定的小额加薪，并且关闭工厂，把20多万金属加工工人拒之门外达4星期之久。工人们不仅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还拿到了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当时主政的是由社会民主党领导、于1928年初组建的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资方开始感到，魏玛共和国的整个体制都是用来对付他们的。 [103]
在资方看来，政府要求他们承担的财政义务使情况变得更糟了。为了尽量缓解货币稳定对工人的不利影响，也为了防止再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期间福利供给难以为继的局面，政府在1926年和1927年分阶段向国会提交了精心制定的失业保险方案。方案中最重要的法律于1927年获得通过，其设计初衷是为大约1,700万工人提供保障，以缓冲失业造成的影响。它要求雇主缴纳与雇员所交保险费数额相同的资金，并设立一个政府基金，用以处理因失业人数超出保险方案解决能力的上限而出现的重大危机。由于这个上限仅为80万，因此一旦失业人数有所增加，保险方案必然捉襟见肘。实际上，在方案生效之前，失业人数就已超出上限。 [104] 该福利制度无疑意味着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而这正是企业所反感的。它强制雇主为工人的福利方案出资，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资方的成本，并且把越来越沉重的税务负担强加给企业，其实也就是直接加诸富裕的企业主。最强烈的敌意来自鲁尔区的重工业企业家，由于法律规定了工作时间的上限，所以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昼夜不停地使用工厂设备。在他们看来，给1927年实施的失业福利方案出资，导致了他们的实力严重受损。1929年，工业家的全国组织发表意见，认为国家再也无法负担这样的福利方案，呼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并且正式停止与劳工的谈判，而正是这种劳资谈判，曾在1918年革命期间保全了大企业。有人说是福利制度而不是国际经济状况造成了他们的困境，这不可不谓言过其实；然而，许多雇主在1925—1930年间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生出了新的敌意，却是毋庸置疑的。 [105]
因此到1920年代末，大企业对魏玛共和国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它在1914年之前所拥有的影响力、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通胀岁月里所发挥的更大影响力，如今似乎急剧减弱。而且，它曾在公众中享有的极高声望，也由于通胀期间浮出水面的财务等方面的丑闻而受到重创。在不靠谱的投资中失去财富的人要寻找罪魁祸首。在1924—1925年，这个替罪羊锁定为俄国裔犹太企业家朱利叶斯·巴尔马特（Julius Barmat），他在战争刚结束时曾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合作从事食品进口业务，后来又在通胀期间把从普鲁士国家银行（Prussian State Bank）和邮政局取得的贷款用于金融投机。1924年临近年底时，他的公司倒闭，留下1,000万帝国马克的债务。极右翼抓住机会发动了一场舆论战，他们恶语诽谤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例如指控前总理古斯塔夫·鲍尔（Gustav Bauer）收受贿赂。此类财务丑闻经常被极右翼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犹太式腐败正在对魏玛政府施加不正当的影响，导致许多普通中产阶级德国人走向破产。 [106]
企业界对此局面可以做何补救？政治运作的空间是有限的。自共和国建立伊始，企业界就力图使其既免于政治干涉，又拥有政治影响力，至少得到善意的对待。其方法是捐款给“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给民族党和人民党。大企业通常以投资的方式，从财务上控制各大报纸，但很少直接植入其政治立场。有的报纸老板确实经常插手编辑政策，就像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所做的那样（他的出版与传媒帝国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迅速发展壮大），但这往往与企业自身的具体利益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到1930年代初，商界领袖们被胡根贝格的极右翼立场激怒，谋划将他逐出民族党领导层。企业界对于那些影响到自己的事务远没有统一口径，它自上而下都呈分裂状态——不仅存在胡根贝格的例子所显示的那种政治分歧，也存在经济利益的分歧。因此，尽管鲁尔区的钢铁和矿业公司激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福利制度和劳资谈判制度，但是经济领域中前沿产业的巨头，比如西门子或者法本公司，则更愿意妥协。有些利益冲突也存在于出口型企业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之间，前者在货币稳定和开支紧缩的那几年间业绩较好，后者则包括鲁尔区的钢铁巨头。然而即使在后者当中，也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克虏伯实际上就反对1928年把工人锁在工厂门外的那些雇主所持的强硬立场。 [107] 到1920年代末，企业界在政治上呈分裂状态，并且受制于魏玛政府为其设置的种种限制，它在通胀期间享有的政治影响力已所剩无几。企业界对共和国的失望，很快将由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发泄出来，表现为对共和国的公开敌视。
* 芬尼，德国辅币，100芬尼为1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