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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恐惧与仇恨笼罩德国。枪战、暗杀、骚乱、屠戮和社会动荡，使德国的民主新秩序无法获得生存繁荣所需的稳定环境。然而，皇帝退位以及俾斯麦建立的帝国解体之后，政权必须有人接管。社会民主党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1918年11月初的乱局中，劳工运动的一群领军人物出面组建革命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Delegates） * ，它至少在短时期内将社会民主运动的两翼（支持战争的多数派与反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了起来，委员会由长期在社会民主党内任职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领导。艾伯特生于1871年，是裁缝之子，后来成为马具匠。他通过参与工会活动步入政界，先是在不来梅（Bremen）的社会民主党党报当编辑，后来于1893年在该市开了一家酒馆，其功能与许多同类机构一样，是当地劳工组织的活动中心。到1900年，艾伯特已是不来梅市政坛的活跃人物，作为当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他为提高党的效力做了大量工作。1905年，艾伯特当选设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并于1912年进入帝国国会。
艾伯特不是作为伟大的演说家或者魅力超凡的领袖，而是作为冷静、耐心和机敏的谈判者，赢得了党内的尊重，他似乎总能把劳工运动的不同派别凝聚在一起。艾伯特是社会民主党第二代领导人中典型的实干家，他认同该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致力于运用自己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险等领域的专长，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党的管理机构和竞选机构在战前实现改组、提高了效率，主要得益于艾伯特的辛勤工作，他对于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国会选举中那次著名的大胜可谓厥功至伟。1913年，长期担任党魁的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去世，艾伯特与更加激进的胡戈·哈塞同时当选为党的联合领导人。像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者一样，艾伯特把对党的忠诚看得几乎高于一切，他对哈塞等反战人士拒绝服从党内多数人的决议感到愤慨，这是促使他将他们开除出党的主要因素。这些异见人士在哈塞的领导下于1917年组建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从各种角度入手，努力推动停战。艾伯特相信纪律与秩序、折中与改革，在战争期间努力促成社民党与中央党和左翼自由派的合作，以便推动皇帝的行政机构接受议会制度。出于清醒的执政者所特有的务实态度，他把1918—1919年的主要目标设定为：维持基本的公共服务正常运行，阻止经济崩溃，恢复法律与秩序。他之所以转而赞同敦促皇帝退位，仅仅是因为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社会革命就会一触即发。在与皇帝的末任宰相巴登亲王马克斯谈话时，艾伯特说：“我不想这样，事实上我讨厌这样，就像讨厌罪恶。” [1]
艾伯特想要的不是革命，而是议会民主制度。激进派希望以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为基础组建某种苏维埃式政府，艾伯特及其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同仁为了抵制这种做法，与中央党和当时已更名为民主党的左翼自由派合作，于1919年初为制宪会议组织了全国选举。许多德国普通选民，无论有着怎样的个人政见，都认为防止德国建立苏维埃式政权、抵御布尔什维克革命威胁的最好办法，是投票给这三个民主政党。因此，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民主党和中央党在制宪会议的选举中毫无悬念地赢得了绝对多数票。制宪会议于1919年初在德国中部小镇魏玛召开，那里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德国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2] 1919年7月31日通过的宪法，基本上是俾斯麦在近半个世纪之前为德意志帝国制定的宪法的修订版。 [3] 其中规定，由帝国总统取代皇帝，总统将像美国总统那样通过普选产生。宪法不仅从法律上赋予总统独立于立法机构的地位，还支持总统行使宪法第四十八条所授予的宽泛的紧急处置权。在危机期间，只要总统认为哪个州受到了威胁，就可以通过总统令的形式行使专制权，动用军队恢复那里的法律与秩序。
设计这项专制权的初衷仅仅是针对非常紧急的状况，然而艾伯特作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却非常广泛地行使着这一权力，在不少于136种情况下使用过。他解散了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Thuringen）由民选产生的合法政府，因为觉得它们有挑动骚乱的危险。更加危险的是，在1920年鲁尔区内战期间，他颁布法令，宣布死刑适用于扰乱公共秩序罪，并且具有追溯力，因此自由军团和正规军分队此前草率处决许多红军成员的行为属于合法。 [4]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情形中，专制权都被用于镇压所谓左翼对共和国的威胁，而几乎未被用于应对在很多人看来严重得多的、右翼对共和国的威胁。实际上并无有效措施可以防范第四十八条被滥用，因为假如国会否决总统令，那么总统可以行使宪法第二十五条赋予他的权力解散国会。而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总统令都可以用于制造既成事实，即造成国会除了批准总统令之外别无选择的局面（例如，总统令有可能被用来恐吓和镇压现任政府的反对者，尽管艾伯特从未如此行事）。诚然，在有些状况下，除了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也许没有其他选择。但是第四十八条并未包含适当条款，用以约定立法机构最终有权在总统专制权被滥用时收回此项权力。艾伯特不仅将专制权施用于紧急状态，而且施用于形势并不紧急，但提案可能难以获得国会同意的情形。结果，艾伯特对第四十八条的过度使用以及偶尔的滥用，致使专制权的行使范围扩大到了成为民主制度之潜在威胁的程度。 [5]
艾伯特领导了魏玛共和国的创建，功不可没。然而他也做了许多轻率的妥协，这些折中之策后来转而以不同形式困扰着共和国。他注重从战争到和平的平稳过渡，因此与军队紧密合作，但却没有要求军中强硬的君主主义者和极端保守的军官团做出任何改变，而他在1918—1919年完全有资格那样要求。可是艾伯特与旧秩序妥协的意愿，根本未能取悦那些痛惜旧秩序之逝去的人。担任总统期间，他始终是右翼媒体无情诋毁、肆意讨伐的对象。在一张广为传播的报纸照片上，又矮又胖的帝国总统与几位友人在海边度假，身上只穿了条泳裤，这让他招致那些觉得国家元首应该超然绝俗、天神般高贵的人的嘲笑和鄙视。另一些反对者供职于揭露黑幕的右翼媒体，企图把他与金融丑闻扯在一起，以此诽谤他。艾伯特的反应也许傻气，他以诽谤罪起诉那些造谣者，接连兴讼不少于173宗，无一得到满意的结果。 [6] 在1924年审理的一宗刑事案中，被告因称艾伯特为叛国者而受到指控。法庭对被告象征性地罚款10马克，裁决的理由是，艾伯特确实显示自己是个叛国者，因为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与柏林罢工的兵工厂工人保持联系（但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谈判尽快结束罢工）。 [7] 极右翼源源不断倾泻到艾伯特身上的仇恨见效了，不仅动摇了他的地位，也令他身心俱疲。艾伯特执着于辩诬、自证清白，忽视了阑尾穿孔这种以当时的医疗技术本可轻松治愈的疾病，于1925年2月28日病逝，终年54岁。 [8]
随后的总统选举对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前景来说是一场灾难。魏玛的政治分裂和法统欠缺所产生的致命影响，于此时显现出来。因为在第一轮投票中，各位候选人均无获胜的迹象，于是右翼阵营把不愿参选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推到前台，用他的号召力来聚拢四分五裂的支持者。在接下来的决胜投票中，假如共产党或者中央党内独立自主的巴伐利亚派投票给兴登堡最强劲的对手、天主教政客威廉·马克思（Wilhelm Marx），那么陆军元帅就有可能败下阵来。不过，主要拜巴伐利亚派的自大自私之所赐，兴登堡以明显的多数票当选。壮硕魁梧的兴登堡是昔日的军事秩序和帝国秩序的卓越象征，他仪表堂堂，一身戎装，勋章累累，因坦嫩贝格（Tannenberg）大捷以及此后主宰了德国的军事命运而获得传奇般的声望——多半是徒负虚名，这一切使他成了备受尊崇的首脑，尤其是对右翼而言。兴登堡的当选受到右翼势力的欢迎，被他们视为复辟的象征。对此不以为然、充满忧虑的保守派学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记录下他的观察：“5月12日，兴登堡宣誓就职，到处是黑白红旗，只有政府大楼挂着帝国国旗 † 。”克伦佩雷尔说，他那天看到的黑白红旗中有五分之四是儿童用的那种小旗子。 [9] 对许多人来说，兴登堡的当选是背离魏玛民主制度、朝着恢复君主制旧秩序迈出的一大步。有个应景的谣言不胫而走，说兴登堡觉得应该在就任总统之前征得当时流亡荷兰的前皇帝威廉的同意。这个传闻并不属实，但它的流传很能说明兴登堡功高望重的程度。 [10]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兴登堡就职之后，受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不折不扣地遵照宪法行事；但是，随着7年任期逐渐耗尽，加之年已八旬，他对于政局的错综复杂越来越没有耐心，也越来越容易受亲信幕僚的影响，这些人都对他直觉认为君主制是德国唯一合法的政体表示赞同。前任艾伯特的例子，让兴登堡相信行使总统的紧急处置权是正确之举，他开始认为要想摆脱共和国在1930年代初面临的危机，唯一的出路是以他的名义实行保守的独裁统治。因此，不论兴登堡的当选在短期内怎样有助于共和国的反对者接受它的存在，从长远看，他的当选对于魏玛民主制度完全是一场灾难。最迟至1930年，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掌握着总统权力的人并不信仰民主制度，也无意在民主政体的敌人面前捍卫它。 [11]
国家的立法机构与从前一样称作“帝国国会”。除了“帝国总统”职位，按照魏玛宪法的规定，帝国国会也由选举产生，但此时的选民既包括所有成年男子，也包括所有成年女子，选举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形式比1918年以前的更加直接。在实际操作中，选民投票给他们选择的政党，各政党在国会中的席位数精确地按照各党所得选票的比例进行分配。也就是说，获得30%选票的政党将分到30%的席位，而颇令人担心的是，获得1%选票的政党也将分到1%的席位。常有人说这是一种有利于小党派和边缘团体的制度，此言无疑是事实。不过，各边缘型政党所获得的票数加起来从未超过15%，因此，大党组建政府时实际上很少需要考虑它们。比例代表制的真正作用，在于平均分配大党竞争选票的机会，所以如果采用得票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大党可能会做得更好，并且有可能与数量较少的合作伙伴建立较为稳定的联合政府，从而让更多的人相信议会制度的好处。 [12]
事实上，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更迭非常频繁。在1919年2月13日至1933年1月30日期间，至少有过20个内阁，平均当政239天，即每届内阁不到8个月就倒台。有人说，联合政府导致不稳定的政府，因为不同政党之间经常为人事和政策争吵不休；联合政府还导致软弱的政府，因为它们能够商定的仅仅是最简单的事情和阻力最小的路线。然而，魏玛的联合政府不仅是比例代表制的产物，它也源于德国政治体系内长期存在的深深裂痕。曾经主宰帝国政坛的政党全部保留下来，继续存在于魏玛共和国。民族党由原先的保守党与其他小型团体合并而成。自由派未能弥合分歧，依然分裂为左翼（民主党）和右翼（人民党 ‡ ）。中央党几乎保持不变，虽然党内的巴伐利亚派分裂出去，组建了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s Party）。在左翼阵营，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面对一个新对手：共产党。但比例代表制并不是造成党派林立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促成上述各种政党出现的政治环境，自俾斯麦帝国初期起就一直存在。 [13]
这种政治环境，以及存在于其中的各种党报、俱乐部和学会，都出奇地僵化和同质化。1914年之前，德国社会生活诸领域已经全面政治化，但其他国家的社会生活则远未如此具有意识形态上的身份认同。比如说，一位普通德国人如果想参加一个男声合唱团，那么在有些地区，他必须选择是加入天主教还是新教唱诗班，在另一些地区，他必须选择是加入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合唱团；参加体育俱乐部、自行车俱乐部、足球俱乐部等社团时也是如此。在战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全部生活几乎由党及其机关包办了：他可以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在社会民主党的酒馆食肆进餐，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从社会民主党的图书馆借书，参加社会民主党的节日和演出，娶社会民主党的妇女组织成员为妻，让子女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运动，死后也用社会民主党资助的丧葬费入土为安。 [14] 类似的描述还可以用于中央党（它可以依赖由天主教德国人民联盟［People's Association for a Catholic Germany］的支持者组成的群众组织、天主教工会运动、天主教休闲俱乐部以及各种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他政党。 [15] 这些界限分明的政治—文化环境并没有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到来而消失。 [16] 然而商业化大众休闲方式的出现，即主要发布耸人听闻的消息和丑闻的“林荫道小报”、电影院、廉价小说、舞厅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在1920年代开始为年轻人提供身份认同的替代来源，因此年轻人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与政党关系密切。 [17] 老一辈政治活动家过分依附于某种政治思想，所以不太容易与其他政客和政党达成妥协和合作。与1945年后的形势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主要政党没有合并成更大、更有效率的组织。 [18] 因此，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对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政治结构的承袭，而不是因为魏玛宪法的新条文。 [19]
比例代表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鼓励政治无政府状态，从而助长了极右翼的兴起。假如采用得票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各选区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自动赢得议席，纳粹党在魏玛共和国最后几次选举中得到的席位，甚至有可能会多于该党的实际所得。但不能下此定论，因为各党在这种选举制度下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竞选策略，而且此制度在共和国初期可能发挥的有益作用，也许可以减少纳粹党后来的总得票数。 [20] 同样，宪法中全民公决条款所具有的引发动荡的效果，也经常被夸大。拥有这种宪法条文的其他政治制度都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况且全民公决的实际发生率实在少之又少。与全民公决有关的宣传活动确实有助于魏玛共和国过热的政治气氛保持在沸点，不过全民公决几乎没有直接的政治作用，尽管1932年举行的一次省级公投确实成功地推翻了奥尔登堡市（Oldenburg）的民主政府。 [21]
总之，魏玛共和国政府的不稳定往往被夸大了，政府的频繁更迭掩盖了某些部门长期保持的连续性。有些职位，尤其是司法部长，在党际联合的谈判中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频频更换，这无疑让部门内始终留任的高级公务员掌握了比往常更多的权力，尽管他们的职权范围由于许多司法行政功能被分权给联邦中的各州而有所削减。然而在联合政府变幻莫测的重组过程中，其他一些部长职位则基本上成了某个政客的禁脔，因此制定和执行强硬的关键政策也就更加容易。例如，人民党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连续在9届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不间断地留任了6年多。中央党议员海因里希·布劳恩斯（Heinrich Brauns）连续在12届内阁中担任劳工部长，任期从1920年6月至1928年6月。民主党的奥托·格斯勒（Otto Gessler）连续在13届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任期从1920年3月至1928年1月。这些部长能够制定和执行长期政策，而不受政府首脑频繁更替的影响。另一些部门的部长职位也在两届、三届或四届不同的政府中由某位政客连续占据。 [22] 并非出于偶然的是，正是在这些领域，共和国能够制定最强硬、最有连续性的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劳工与福利领域。
然而，魏玛共和国政府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的能力，总是受制于宪法的另一个条文，即宪法规定共和国沿用德意志帝国的联邦结构。这是俾斯麦于1871年为德国统一的苦药裹上的一层糖衣，用以安抚德意志王公贵族，比如巴伐利亚国王和巴登公爵。这些王公贵族已在1918年革命中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然而他们的邦国以州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些州此时已建立议会民主制度，但在州内政策的关键领域依然保留了许多自治权。有些州，比如巴伐利亚，其历史与身份认同可以追溯好几个世纪，因此有足够的底气去抵制它们所不喜欢的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直接税当时掌握在共和国政府手中，许多小州在陷入财政困境时依赖于柏林的救济。各州脱离德国的企图看似危险，尤其是在共和国初期的艰难岁月里，但情况从未严重到需要认真对待的程度。 [23] 如果普鲁士州与共和国之间出现矛盾，所引发的问题会棘手得多，因为普鲁士州的面积大于其余各州面积的总和；但是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普鲁士都由温和的、亲共和国的政府领导，是抗衡巴伐利亚等州的极端主义和动荡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可知，尽管共和国与各州之间存在种种尚未解决的矛盾，但联邦制度似乎并不是破坏魏玛共和国稳定与合法性的主要因素。 [24]
地图4 魏玛共和国
总体而言，魏玛时期的德国宪法并不逊色于192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它远比许多国家的宪法更加民主。假如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它那些有瑕疵的条文也许不会如此事关重大。然而，共和政体在德国缺乏法统，这个致命缺陷把宪法的瑕疵放大了许多倍。有三个政党支持新政体——社会民主党、自由的德意志民主党（German Democratic Party），以及中央党。在1919年1月赢得76.2%的明显多数选票之后，三党在1920年6月的总得票率仅为48%，1924年5月为43%，1924年12月为49.6%，1928年为49.9%，1930年9月为43%。因此从1920年起，它们一直属于国会中的少数派，人数少于共和国的左派敌人和右派敌人。而且，这三党组成的“魏玛联盟”（Weimar coalition）对共和国的支持，往好里说，经常是言胜于行，往坏里说，则是模棱两可、妥协，或者在政治上毫无用处。 [25]
社会民主党被很多人视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们也常以此自诩。然而作为一个执政党，他们一直不太如意，在魏玛的20届内阁中，他们参加组阁的只有8届，仅在其中的4届出任总理。 [26] 他们继续固守战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依然期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无论1920年代的德国还有什么别的特征，不可否认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在政府中担任领导者，似乎与其意识形态的激进论调格格不入。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前的两个世代里一直受到排斥、无缘参政，因此缺乏执政经验，他们觉得与“资产阶级”政客合作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如果摆脱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必然会失去大量的工人阶级选票；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比如建立一支由工人组成的红军民兵组织，而不依赖自由军团，他们肯定不但无法加入资产阶级联合政府，还会招致军队的愤恨。
社会民主党的主力在普鲁士州，该州占魏玛共和国领土面积的一半以上，拥有柏林等大城市以及鲁尔等工业区，容纳着全国57%的人口，主要信奉新教。在此主政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其政策是使该州成为魏玛民主制度的堡垒。尽管他们并没有不遗余力、持续不断地谋求改革，但把他们从德国的第一大州赶下台，成为魏玛民主制度的敌人在1930年代初以前的主要目标。 [27] 然而在全国范围，社会民主党远未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在共和国初期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因为中产阶级认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将能够实现向议会民主制的迅速过渡，从而最有效地保护国家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控制。随着威胁的逐渐消除，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也减少了，从1919年的163 § 席降至1920年的102席。尽管后来曾有大幅度的恢复——1928年的153席，以及1930年的143席——但社会民主党永久失去了将近250万张选票。而且该党于1919年获得38%选票之后，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初，其选票一直徘徊在25%左右。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依然是一个极其强大、组织良好的政党，赢得了全国数百万产业工人的忠诚与奉献。如果说有个政党值得被称为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保护者，那就是社会民主党。
“魏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德意志民主党，它有着更高的参政热情，效力于1920年代的几乎每一届内阁。毕竟，那部饱受诟病的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就是民主党人。尽管该党在1919年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75席，但在1920年6月的下一次选举中失去了36席，在1924年5月的选举中仅剩下28席。中产阶级选民向右转，民主党深受其害，再也没有恢复。 [28] 该党对1928年选举失利做出的反应是灾难性的。在埃里克·科赫—韦泽（Erich Koch-Weser）的领导下，民主党的几位领军人物联合了青年运动的准军事分支“青年德意志骑士团”（Young German Order）和几位来自其他中产阶级政党的政客，于1930年7月将民主党改组为德国国家党（German State Party），旨在创建一个强大的中间派集团，以阻止资产阶级选民流向纳粹党。但此次合并是草率的，而且阻断了与其他较大的中间派政治团体联合的可能性。有些人反对此举并辞职，主要是左翼民主党人。在右翼，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的举动使其失去了许多内部成员的支持。合并后的新党在选举中运气未见好转，1930年9月的选举之后，该党在国会中仅占14席。合并实际上意味着一次急剧右转。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和许多青年运动一样对议会制度持怀疑态度，而且其意识形态颇具反犹主义色彩。新建立的国家党继续维持社会民主联合政府在普鲁士的运转，直至1932年4月的州议会选举。然而按照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说法，它的目标是实现政治权力均衡的转移，实现权力从国会和各州转移到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因此，支持者的日渐流失也促使该党向右转；但这样做的唯一作用是消除了该党与其他那些提出同样主张的、更有效的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国家党晦涩费解的党章不仅表明该党缺乏政治上的务实精神，也表明它对魏玛民主制度的承诺在减弱。 [29]
“魏玛联盟”的三个政党之中，只有中央党留住了选民的支持，始终保持着大约500万选票，即国会中有85至90个议席，其中包括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席位。中央党也是自1919年6月至魏玛共和国结束期间每一届联合政府的主要成员，而且它极其关注社会立法，是创建魏玛福利制度的驱动力，它在这方面的功绩也许与社会民主党不相上下。中央党在社会事务上持保守立场，投入大量时间抵制色情读物、避孕以及其他现代世界的罪恶事物，在学校系统内维护天主教的利益。其致命弱点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罗马教宗的影响。作为天主教会的领袖，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对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在1920年代取得的进展感到越来越不安。与后来成为教宗庇护十二世的驻德国教廷大使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一样，他极其不信任许多天主教政客的政治自由主义，认为要想保护教会利益免受迫在眉睫的、来自不信上帝的左翼的威胁，最安全的办法是转向一个更独裁的政体。基于这种想法，他在1929年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签署政教协定 ¶ ，后来，教会在1934年奥地利内战中支持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教权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在始于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支持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领导的民族主义者。 [30]
梵蒂冈在1920年代已然发出这种信号，因此政治天主教运动在德国的前景不容乐观。1928年12月，它的前景显然更加不妙。当时中央党党魁威廉·马克思退休，左右两派为继任人选争执不下。教廷大使帕切利的密友、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Ludwig Kaas）同时也是德国国会的议员，作为折中人选接任。然而，受帕切利的影响，卡斯越来越转向右翼，带动许多天主教政客步其后尘。1930年和1931年，德国开始陷入日益无序的动荡局面，已是梵蒂冈常客的卡斯按照不久前与墨索里尼所签协定的思路，与帕切利合作筹划教廷与德国之间的政教协定。确保教会在未来的生存，是这种局面下的首要目标。像其他许多主要天主教政客一样，卡斯认为，此目标只有在独裁国家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可以通过警察镇压消除来自左翼的威胁。卡斯在1929年宣称：“祖国及其文化已陷入危机，人人倍感压抑，对领袖的强烈呼唤，从未如此时此刻清晰而急切地回荡在德国人民的心头。” [31] 卡斯提出的许多要求中包括，德国的行政机构更加独立于立法机构。中央党的另一位政治领袖、符腾堡州（Württemberg）部长会议主席欧根·博尔茨（Eugen Bolz）在1930年初对他的妻子说得更加直白：“长久以来我的看法是，国会无法解决严重的国内政治问题。假如有可能设立任期十年的独裁官，我乐见其成。” [32] 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央党就已不再像曾经那样是魏玛民主制度的捍卫者了。 [33]
因此，到1920年代末，就连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主要政治支柱也在坍塌。在“魏玛联盟”以外的地界，民主的田园更加荒芜。其他政党都不曾为共和国及其机构提供过实实在在的支持。在左翼，共和国面对的是共产党的群众现象。1918至1921年革命期间，共产党是个紧密团结的精英团体，支持它的选民寥寥无几；然而，以反对一战为共同事业而组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战后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于1922年解体，其中大部分人加入共产党，使后者成为群众性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在1920年就已经联手赢得了88个议席。1924年5月，共产党赢得62席，其议席数在当年年底小幅下降之后，于1928年恢复到54席，并在1930年赢得77席。1924年5月投票给共产党的选民有325万，到1930年9月达450多万。这些选票都是赞同魏玛共和国倒台的。
地图5 新教与天主教徒的分布
德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虽然反复调整政策，但始终坚信，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权，其首要目标是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剥削工人阶级。共产党期盼的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产阶级”共和国将由一个按照俄国路线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取而代之。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是共产党的责任。在共和国初期的几年里，这意味着准备在德国发动一场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的“十月革命”。然而在1919年1月的起义失败以及1923年更加惨烈的未遂起义之后，这个设想被暂时搁置。斯大林（Stalin）日益专权，受其影响，苏联政权在1920年代后期从经济和思想上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面对莫斯科越来越旺盛的操纵欲，德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好在1920年代中期转向较为温和的道路，不料又在1920年代末回归激进的“左倾”立场。这意味着该党不仅拒绝与社会民主党联手保卫共和国，甚至还积极地与共和国的敌人合作，意图推翻共和国。 [34] 实际上，出于对共和国及其制度的敌视，共产党甚至反对改良，因为那也许会使共和国在工人阶级中更受欢迎。 [35]
左派坚决反对共和国，右派对共和国的疯狂仇恨比左派更甚。魏玛共和国面临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右翼挑战来自民族党，该党在1919年1月赢得44个议席，1920年6月71席，1924年5月95席，1924年12月103席，从而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在1924年的两次选举中，民族党都赢得了大约20%的选票。也就是说，这两次选举中有五分之一的选民投票给这样一个政党：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它认为魏玛共和国根本不具备合法性，呼吁恢复俾斯麦帝国、让皇帝复辟。这种立场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从民族党人极力争取用旧帝国的黑白红国旗取代新建立的共和国的黑红金旗，到默许，有时明目张胆地纵容与自由军团有关的武装阴谋团体暗杀共和国政要。民族党通过其宣传和政策，在1920年代大力向选民传播激进的右翼思想，为纳粹主义铺设了道路。
1920年代，民族党加入了两届联合政府，但合作经历并不愉快。他们在一届政府中任职十个月后退出；而中途加入另一届内阁时，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这让许多党员深感不满。民族党在1928年10月选举中的重大失利（议席从103席降至73席）使党内的右翼分子确信，是时候开始采取不妥协的立场了。因循守旧的党主席韦斯塔普伯爵（Count Westarp）被罢免，由报业巨头、实业家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取代，从1890年代泛日耳曼运动兴起以来，胡根贝格就一直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受胡根贝格的影响，起草于1931年的民族党纲领，明显比以往的党纲更加偏向右翼。它提出的要求包括：霍亨索伦王朝复辟；恢复义务兵役制；指向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强硬外交政策；收回失去的海外殖民地；与居住在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奥地利的德语人口加强联系。国会仅保留立法机构的监督职能和作为一种“批评的声音”，议员的构成根据经济领域和文化界的职业等级设置，遵循当时法西斯意大利创造的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路线。党纲还说：“我们抵制任何形式的、颠覆性的非日耳曼精神，无论它源自犹太族群还是其他族群。我们坚决反对犹太势力在政府和公共生活中的盛行，其盛行始于十一月革命，此后不曾中断。” [36]
在胡根贝格的领导下，民族党人还偏离了党内民主，而趋向“领袖原则”（leadership principle）。民族党的新领袖想方设法按照自己的意图制定党的政策，指示该党的议员在国会表决时如何投票。许多议员反对这种做法，有十几人于1929年12月脱党，1930年又有更多议员脱党，加入右翼的边缘团体以示抗议。胡根贝格促使民族党与极右翼结盟，试图搞一次反对杨格计划（Young Plan） ** 的全民公决，杨格计划是1929年由美国主导、经国际会议通过的、重新安排战争赔款事宜的计划。一番苦斗之后，运动失败，这让胡根贝格愈加确信，有必要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反对魏玛共和国，代之以独裁的民族主义国家，重温俾斯麦帝国的光辉岁月。但这根本行不通。民族党人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妨碍了他们赢得大众的真心追随，使他们的支持者很容易被纳粹党采用的真正民粹主义的花言巧语所蛊惑。 [37]
不那么极端的，是规模较小的德国人民党，但它只不过是略微不那么激烈地反对共和国而已，它继承了原先那个支持俾斯麦的民族自由党的衣钵。该党在1920年选举中赢得65个议席，在192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保持着45至50席，吸引了大约270万至300万张选票。该党对共和国的敌视，部分被其领军人物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决策所掩盖了。他决定正视当时的政治现实、承认共和国的合法性，这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权宜之计。尽管施特雷泽曼从未得到党的充分信任，然而他的说服能力相当强。主要得益于其高超的谈判技巧，人民党在共和国大多数内阁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像民族党那样在19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反对党的地位。但这也意味着在共和国初期之后的多数内阁中，都存在着对共和国的合法性至少有所怀疑的部长。而且，在人民党中本已举步维艰的施特雷泽曼又病倒了，于1929年10月去世，该党领导层中的主要温和力量随之而逝。 [38] 在此之后，人民党也迅速向极右翼倾斜。
因此，即使到了1920年代中期，民主政体看起来依然极度脆弱。在其他环境中，它或许可以存在下去。回过头来看，确实，1924—1928年一直被许多人描述为“魏玛的黄金时代”。然而那种认为民主制度当时在德国正处于自我实现阶段的观点，是一种因事后聪明而产生的错觉。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民主制度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健；相反，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央党和民族党，很快落入民主制度公开的敌人之手，这预示了未来的厄运，厄运的到来甚至并不令人震惊。人民党对共和国不过如此的忠诚完全归功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一个人的锲而不舍和睿智领导，这是共和国之脆弱性的又一个标志。即使在1928年相对有利的环境下，“魏玛联盟”的各政党也未能成功赢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1923年之后，人们普遍感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已经消退，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不再那么愿意为了保留共和国作为反共堡垒而同社会民主党妥协。 [39] 更为不祥的是，“钢盔”之类的准军事组织开始将斗争从街头扩展到竞选活动，试图使其反共和国的观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尽管尚未发生共和国初期大部分时间里所特有的那种公开内战，但政治暴力在1920年代中期依然处于令人担忧的高水平。 [40] 残酷的事实是，即使到了1928年，共和国依然像以往一样，远远未能实现稳定、取得合法性。
魏玛共和国根基不稳的另一个原因是未能赢得军队和公务员全心全意的支持，这两个群体都感觉极其难以适应1918年从专制帝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型。尤其对于军队领导层来说，1918年的战败构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威胁。在机智敏锐的威廉·格勒纳将军主导下，总参谋部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领导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达成共识：如果他们同心协力实现一种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度，就可以最有效地抵御革命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威胁。在格勒纳看来，此举属于权宜之计，无关信仰。社会民主党保证，《凡尔赛和约》生效后，在被裁减的军队中保留旧有的军官团；军方同意《和约》所要求的军队规模限制在10万，禁止使用坦克之类的现代装备，大规模招募的军事武装必须由小规模的职业军人所取代。格勒纳与社会民主党的妥协遭到军队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同样，格勒纳的谈判对手、社会民主党军事专家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也遭到党内同志的猛烈抨击，因为他同意原封不动地保留军官团，而不是用一种更加民主的编制取代它。 [41] 但在1918—1919年的绝境中，他们商定的路线最终得以通过。
然而不久之后，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淡出政治舞台，于是在许多高级将领看来，与民主力量妥协的需要似乎不再那么迫切了。这在1920年3月已十分明显，当时自由军团各分队为了抗议即将来临的裁撤而进军柏林，推翻民选政府，试图按照旧王朝的运转方式恢复专制政体。在泛日耳曼联盟成员、前公务员、原祖国党核心人物沃尔夫冈·卡普的领导下，暴动者还得到许多地区军方人士的支持。陆军总司令瓦尔特·赖因哈特（Walther Reinhardt）将军由于尽力确保军队效忠政府而遭到驱逐，由偏右翼的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接替。泽克特随即禁止所有部队抗击暴动者，对政变的支持者听之任之；然后又命令军队协同血腥镇压鲁尔区反对政变的工人武装起义。实际上，从共和国建立伊始，泽克特就对它充满敌意。他高傲、专断、难以接近，戴在左眼上的单片眼镜标示着其显赫的社会地位，在泽克特的身上，体现着普鲁士军官阶层的传统风格。但他又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知道武力推翻共和国的可能性有限，因此尽力维持军队的统一，使之免受国会控制，以待更好的时机。为此他得到了军官阶层的全力支持。 [42]
在泽克特的领导下，军队在“军旗”上保留了旧帝国国旗的颜色——黑白红。泽克特认为，德意志国家与共和国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蕴含着抽象的帝国理想，后者则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他的良师益友威廉·格勒纳将军曾在1928年把军队描述为“无上权力”和“国家内部无人可以轻视的权力要素”。 [43] 无论泽克特嘴上如何宣称，他领导下的军队，远非超越党派政治之争的中立组织。 [44] 当他认为民选政府违背了帝国利益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干涉。泽克特甚至一度考虑过由自己接掌总理之职，其施政构想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约束普鲁士的自主权；取缔工会，代之以“行业协会”（很像墨索里尼后来在意大利设立的职团）；总之，“动用帝国的强力措施，镇压一切反对帝国之存在、反对帝国和各州之合法当局的倾向”。 [45] 最后，他成功地推翻了政府，但是没能当上总理；这个职位留给了其继任者之一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此人在泽克特执掌陆军司令部那几年位列他的亲信幕僚。
1920年代，一向自行其是的军方尽其所能地规避《凡尔赛和约》对它施加的限制。军队领导层暗中与苏联这个同样遭到削弱、同样心怀怨恨的大国共谋，在俄罗斯为那些渴望学习如何使用坦克和飞机、愿意从事毒气实验的德军军官安排秘密培训课程。 [46] 军方还秘密安排训练后备部队，以规避《和约》所设定的十万兵力上限，并一直把民兵视为军队的预备役。 [47] 上述掩人耳目的手段，以及包括坦克模拟训练在内的其他做法，清楚地表明军方无意遵守1919年《和约》的条款，只要条件允许，就会挣脱它的束缚。这些规避《和约》的秘密行动，远非仅仅由彻头彻尾的普鲁士保守派领导，而主要是由具有现代思维的技术人员组织的，他们没有耐心领受民主政治和国际协定的约束。 [48] 军队的不忠，加之高级将领一再施展诡计反对文官政府，预示着在真正的危机到来时，共和国的存续能力不容乐观。 [49]
如果德国首个民主政体指望不上军事人员的大力支持，那么它也无望获得文职人员的有力襄助，后者同样是共和国从原德意志帝国继承而来的。文职人员举足轻重，因为它覆盖了非常广阔的社会领域，不仅包括在中央政府工作的公务员，还包括所有已经取得稳定的任期、地位和薪酬的州政府雇员，这种待遇最初是为资深管理人员设计的。他们包括各州政府、铁路和邮局等国有企业，以及各级院校等州立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因此大学教授和高中教师也属于此类别。按照这样宽泛的归类，文职人员数量庞大。上述显贵级别往下，还有数百万公职人员，靠政府机构支付的月薪或周薪生活。例如，德国国有铁路当时是魏玛共和国境内最大的雇主，在1920年代末拥有70万雇员；其次是邮局，有38万雇员。如果算上家庭成员、受赡养者和领养老金的人，单是铁路部门就要供养大约300万人。 [50] 到1920年代末，德国共有160万公务员，其中约一半为政府机构工作，另一半为铁路等公用事业服务。政府雇员的人数如此庞大，其政治立场必然是极为多元的，成千上万的人属于社会主义者工会、自由派政党或者政治倾向迥异的各种压力团体。1919年有100万公务员属于自由派的德意志公务员联盟（German Civil Servants' League），但其中6万人于1921年分裂出去，组建了一个偏右翼的团体，翌年又有35万人退出并组建了一个工会。因此，公务员群体绝不是从共和国建立之初就一致地敌视它，尽管他们受到的训练和社会化过程都发生于威廉帝国时期。 [51]
作为革命的过渡政府中的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于1918年11月9日呼吁全体公务员和政府雇员继续工作，以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 [52] 绝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公务员的职业结构和职责保持不变。不管理论上如何，但在实践中，魏玛宪法中的相关条文使得解雇公务员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因为极难在法律上证明他们违反了效忠誓词。 [53] 这个体制来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专制的官僚政府，远远早于议会和政党的出现，因此高层公务员早就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真正的统治阶层，在普鲁士尤其如此。例如，直到1918年，政府各部的部长全是公务员，由君主任命，而不是由国会或者联邦各州的立法机构任命。在共和国治下，某些政府部门的部长频繁更替，因此高级公务员大权在握。比如，司法部的库尔特·约埃尔（Curt Joel）的在职时间几乎贯穿了共和国始终，而在他最终于1930年成为部长之前，至少有17位司法部长来而复去。对于这些人来说，行政的连续性是职责的最高要求，压倒一切政治考量。因此，无论他们私下里如何看待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柏林的高级公务员，包括财政官员，依然继续工作，无视暴动者要求他们离职的命令。 [54]
公务员对此事持中立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素来履行誓言、恪尽职守。后来，政府于1922年颁布一项新法律，旨在让公务员对共和国承担更加具体的义务，并对那些与共和国的敌人沆瀣一气者施以纪律处分。然而此措施作用不大。只有普鲁士，在相继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Albert Grzesinski）领导下，尽心尽力地裁汰旧帝国的行政人员，主要是在省级机构，而代之以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忠于共和国的人士。 [55] 然而，就连普鲁士建立一个忠于民主原则、满怀责任感地服务于现政府的公务员群体的努力最后也被证明是不够的。因为泽韦林和格热辛斯基认为，各党在高级公务员中的比例，应该与它们在普鲁士联合内阁中的席位比例大致相同，这意味着许多要职把持在某些政党手中，比如中央党和人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国家党，这些政党从1920年代末开始，对共和国若即若离，忠诚度锐减。在德国的其他地方，包括国家公务员阶层，就连这种程度的改革也鲜有尝试，更别提实现了，况且公务员群体非常保守，有些甚至极度敌视共和国。 [56]
然而，问题不在于高级公务员阶层积极削弱魏玛共和国，而在于共和国在确保各级公务员主动维护民主政治秩序、抵制颠覆民主企图等方面做得太少。而那些积极反对共和国的公务员——就整体而言，他们可能属于少数——能够安然免于相应的惩处。例如，有位生于1885年，在1918年之后加入民族党的普鲁士高级公务员，在公务员以及其他群体中创建了各种各样的边缘团体，目的是直言不讳地抨击“国会，即红色司令部”，挫败“叛国的、无宗教信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反对天主教会的“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最终打击“所有犹太人”。他的反犹立场在1918年之前相当含蓄，十一月革命之后变得清晰明确。他后来回忆道，从此，“只要在高架铁路或者火车上遇到言语无礼、不听我的教训、继续犯浑的犹太人，我就吓唬说，再不住嘴，我就把他从开着的火车上扔出去……”他有一次拿枪威胁过“马克思主义”工人。在反对共和国的公务员中，他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尽管一度因扰乱治安而受审，但他并未遭到开除，仅被处分过两次，不得晋升。“我在行政部门里的政敌每次都如此轻易地让我脱身，”他写道，“我一直把这看作他们的弱点。”在共和国治下，他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升迁之路受阻。 [57]
毋庸置疑，即使在共和国的堡垒普鲁士，绝大多数公务员对于他们宣誓效忠的宪法都没有几分真正的忠诚。假如共和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他们当中甚至绝少有人会想到去提供支援。敬业精神不仅使他们在国家面临挑战时继续工作，就像1920年卡普暴动时那样，而且让他们在政府被推翻时也继续工作。因此，公务员这个重要群体所忠于的也是帝国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民主原则。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脆弱不堪。 [58] 共和国被政治暴力、暗杀和关于其存续权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等无解难题所困扰，军人和文职人员既不爱它也不保护它，许多人将《凡尔赛和约》的国耻归咎于它。共和国还不得不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问题始于大规模通货膨胀，它使许许多多的人在共和国试图站稳脚跟的岁月里生活得如此艰难。
*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1918年11月10日由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分别派出三位代表组建的德国临时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位代表于12月29日退出。1919年2月10日，委员会将权力移交给国会。
† 此处指的是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
‡ 指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前身是民族自由党。——编注
§ 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1月的选举中获得163个席位，2月在东部军队举行的补选中增加2席，实际获得165个席位。——编注
¶ 指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为解决“罗马问题”于1929年2月11日签订的《拉特兰条约》。条约规定意大利政府承认圣座在梵蒂冈城的完整主权，梵蒂冈由此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意大利境内的其他主教必须报意大利政府批准，而且必须具有意大利国籍，必须宣誓效忠国家。——编注
** 1929年英法美日比意德7国重新审议德国赔款问题，由美国代表欧文·扬（Owen Young）提出的报告书。主要内容包括，德国赔款总额确定为1,139.5亿马克，赔偿期限为58年7个月；取消对德国财政经济的一切国际监督，交由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处理赔款事宜。1931年德国停付赔款，1932年协约国在洛桑会议上同意停止索取赔款，杨格计划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