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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11月，大多数德国人预计，由于战争结束之时协约国尚未踏足德国本土，所以停战协议的条款可能会相对公平合理。而此前4年里德国人激烈辩论的，却是取得胜利之后应该吞并多少领土，就连官方战争目标中的帝国任务也包括吞并西欧和东欧的大片领土，确立德意志帝国在全欧洲的霸主地位；右翼压力团体则走得更远。 [117] 鉴于德国人曾期待在战胜时大肆侵占，那么他们理应可以想见战败时将要承担多大的损失。然而1918年11月11日德国被迫同意的停战协议条款，却出乎所有德国人的意料：德军必须全部撤到莱茵河东岸，德国舰队应向协约国投降，大量军事装备必须移交，废除《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德意志公海舰队及其潜艇必须向协约国投降。与此同时，为确保德国遵守约定，协约国继续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使本已极度糟糕的食品供应状况进一步恶化。直到第二年7月，经济封锁才被解除。 [118]
几乎所有德国人都觉得这些条款不合理，视之为国耻。条款的执行，尤其是法国的行动，又极大地加深了德国人的怨恨情绪。许多德国人不肯相信他们的军队真的战败了，以这种心态看待停战协议，其条款之苛刻也就愈加明显。在高级军官的协助和怂恿下，一种引起致命后果的说法很快在中间和右翼政治派别的广阔舆论阵地流传开来——很多人从瓦格纳的音乐剧《众神的黄昏》（ The Twilight of the Gods ）得到灵感，开始相信军队之所以战败，完全是因为国内的敌人从背后捅了刀子，就像瓦格纳剧中勇敢的主人公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所遭遇的那样。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宣称，军队是一场“秘密的、有计划的蛊惑运动”的受害者，这场运动注定了德军的全部英雄壮举以失败告终，“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对：德军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119] 。德皇威廉二世在192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重复了这个说法：“在30年里，我为军队而自豪。我为之而生、为之操劳，可是如今，在辉煌的、取得空前胜利的四年半战争岁月之后，在和平唾手可得的时刻，革命者的匕首从背后捅了一刀，瓦解了我军！” [120] 甚至社会民主党也参与制造了这个自我安慰的说法。1918年12月10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对陆续进入柏林的归国部队说：“你们没有被任何敌人打败过！” [121]
战败直接导致了俾斯麦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所创造的政治制度的崩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加速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终结，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西方协约国随后宣布，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为民主制度提供安全的世界环境。鲁登道夫以及帝国的领导层在断定战败已无可挽回之后，转而主张对德意志帝国的政体进行民主化改革，希望协约国有可能因此而议定出合理的，甚至有利于德国的停战条款。政治民主化还有一个副产品，它绝非偶然所得，而是出自鲁登道夫的盘算：如果停战条款不被德国民众接受，那么媾和不利的责任自然会落到德国的民主派政客身上，而与德皇或者军队领导层无关。新组建的政府由自由派的巴登亲王马克斯（Prince Max of Baden）领导，但事实证明，它控制不住海军，军官们为捍卫海军的荣誉，打算启航出海，去进行最后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抗击英国舰队。毫不奇怪的，水兵哗变 * 了。暴动在几天之内蔓延到平民阶层，德皇以及包括巴伐利亚国王和巴登公爵在内的所有王公贵族全部被迫退位。11月11日停战协议签字时，德军就地解散，民主派政党留下来——如鲁登道夫所愿——为《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条款进行谈判，如果那算得上谈判的话。 [122]
《凡尔赛和约》生效后，德国失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以及13%的领土，其中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德国统治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被归还法国，此外还包括边境领土奥伊彭（Eupen）、马尔梅迪（Malmédy）和莫雷斯内（Moresnet）。萨尔兰（Saarland）脱离德国，由战胜国托管，《和约》承诺最终将由当地居民决定是否愿意归属法国，这显然是期望他们最终能同意并入法国，起码法国人可以从中施加影响。为了确保德国的武装力量不进入莱茵兰（Rhineland），19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在那里派驻了大量部队，其中美国驻军时间较短。北石勒苏益格（Northern Schleswig）割让给丹麦，梅梅尔（Memel）于1920年割让给立陶宛（Lithuania）。18世纪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的波兰重新建国，这意味着德国失去了波森（Posen）、西普鲁士的大部分以及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但泽（Danzig）成为“自由市”，名义上由新建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控制，它是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前身。为了让刚独立的波兰得到出海口，《和约》给波兰划出一条“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部分的领土分隔开。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没收，在国际联盟的托管下被重新瓜分。 [123]
同样影响深远、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战胜国不允许德国与讲德语的奥地利合并。德奥如能合并，将意味着1848年激进派梦想的实现。随着奥匈帝国在一战结束时分崩离析，其成员国有的建立了民族国家，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和南斯拉夫（Yugoslavia）；有的加入了相邻的、或新或旧的民族国家，比如波兰和罗马尼亚；大约600万德语人口则留在了奥地利，被夹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加入德意志帝国，几乎无人认为残存的奥地利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能独立生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德语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将自己视为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主体民族。那些倡导1848年解决方案，即德语人口脱离奥匈帝国，加入德意志帝国的人，比如舍纳勒尔，过去只是被人看作极端分子。而现在，奥地利突然间被从它以前在经济上极为倚赖的内陆，尤其是匈牙利，切割出来；突然间从哈布斯堡王朝政府机构和军队裁撤下来的官员，造成首都维也纳人口激增，人口所占比例超过这个新国家居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成为奥地利的沉重负担。于是，从前被视为奇谈怪论的政治观点现在似乎有了政治上的合理性。甚至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如果奥地利加入较为先进的德意志帝国，将会比独自努力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 [124]
此外，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计划”（Fourteen Points） † 中列出了他希望协约国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其中就有：让各民族都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不受他国干涉。 [125] 如果这个原则适用于波兰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那么它当然也应该适用于德国人，对不对？但答案是否定的。协约国自问：我们为何而战，难道是为了在战争结束时坐视德意志帝国增加600万人口，并且大面积扩张领土，包括将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纳入囊中吗？于是德奥合并被否决。在《凡尔赛和约》有关领土的全部条款中，这一条似乎是最不公平的。协约国立场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可以讨论其他条款的利弊，可以辩论为解决上西里西亚等地的领土纠纷而进行的全民公决是否公平，但奥地利问题则根本没有争论的余地。奥地利人希望合并，德国人愿意接受合并，民族自决的原则也支持合并；因此，协约国对德奥合并的否决，一直是德国人心怀怨恨的根源，同时也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Republic of German-Austria） ‡ （当时的国名）陷入了20年的频繁冲突、危机四伏，该国公民几乎无人承认这一否决的合法性。 [126]
许多德国人意识到，协约国禁止德奥合并，就像《凡尔赛和约》中的其他条款一样，其合理性都来自《和约》第二百三十一条——强制德国为1914年爆发的战争承担“全部罪责”。同样令德国人感到冒犯的条款还有：授权以战争罪审判德皇等人。1914年德军入侵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期间，确实犯下了极其残暴的罪行。然而在莱比锡（Leipzig）一家德国法院进行的寥寥几次审判几乎均告失败，因为德国法官裁定，多数指控都不成立。在最初甄选出接受审判的900名战犯中，最终仅有7人被认定有罪，10人被宣告无罪，余者则从未经历过一次完整的庭审。长留于德国公共记忆中的想法是，战争罪的全部概念，确切地说是战争法的全部理念，是战胜的协约国根据虚假宣传中的虚构暴行，凭诡辩而捏造出来的。这种观点对于德军在二战期间的心态与行为有着致命的影响。 [127]
地图3 凡尔赛和约
其实第二百三十一条的真正意图，是为协约国向德国征收惩罚性战争赔款提供法律依据，尤其是赔偿法国和比利时在被德国占领的4年零3个月时间里所蒙受的损失。德国掠夺了200多万吨商船、5,000个火车头和136,000节车厢、2,400万吨煤炭和其他大量物资。战争赔款将在未来很多年里以黄金支付。 [128] 为防止战争赔款仍无法阻止德国筹资重建武装力量，《和约》还限定德国军队的规模最高不得超过10万人，禁止使用坦克和重型火炮，禁止征兵；600万支德国步枪、15,000多架飞机、超过13万挺机关枪以及大量其他军事装备必须销毁；德国海军实际上已被解散，并被禁止建造任何大型新舰只；根本不允许德国拥有空中力量。这些条款就是1918—1919年西方协约国摆在德国人面前的和平条件。 [129]
大多数德国人对这些条款深恶痛绝。 [130] 愤怒与不信任感如冲击波般蔓延到德国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几乎每个角落，也对工人阶级中许多支持社会民主党温和派的人产生了极大影响。自1871年统一以来，德国的国际实力与威望一直处于上升阶段，所以此时多数德国人突然间感到，德国已被野蛮地逐出强国之列，并蒙受了他们认为不应得的耻辱。《凡尔赛和约》被谴责为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没有谈判余地的、强行规定的和约。众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在1914年显示出的战争热情，4年后转为对停战条款的痛恨。
实际上，停战协议为德国在东中欧的外交政策创造了新的机会，盛极一时的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王朝被一堆争执不休、不稳定的小国所取代，比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领土条款相对而言是温和的，因为如果德国战胜，它施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条约会更加强硬；这种强硬，原则上的明确表述见于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4年9月制定的计划，实践上的生动表现见于1918年春德国与战败的俄国所订立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假如德国战胜，也会有一张巨额的赔款账单送达战败的协约国，其数额无疑会比俾斯麦在1870—1871年战争之后送交法国的账单高出很多倍。德国从1919年开始实际支付的战争赔款，并未超出国内资源的承担能力；而且考虑到德国占领军对比利时和法国的肆意破坏，赔款数额也并非不合理。从很多方面看，1918—1919年的停战协议都是在已经急剧变化了的世界里，将原则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次大胆尝试。这在其他环境下也许有成功的机会，但在1919年的环境下则不行，当时几乎任何和约条款都会遭到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谴责，因为他们认为对方不公正地窃取了胜利。 [131] 从战争结束直到大约1920年代末，协约国沿着莱茵河谷对德国西部地区实施的长期军事占领，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怨恨，并使当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有一位生于1888年的社会民主党人，原先持反战立场，后来却写道：“我渐渐感觉到法国兵枪托的存在，又变得爱国了。” [132] 尽管英国和美国驻军遍布莱茵兰的广大地区，但在莱茵兰和萨尔兰，最招人憎恨的是法军。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法国人取缔了德国的爱国主义歌曲和节日，在当地鼓励分离主义运动，宣布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为非法。萨尔兰有位矿工说，新接管国有矿山的法国人以苛待工人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德国的仇视。 [133] 消极抵抗——特别是在爱国的基层公务员中间，比如拒绝为新上台的法国当局服务的铁路职员——激励着人们仇视那些接受现状的柏林政客，反对无力改变现状的德国民主政府。 [134]
虽说停战协议和《凡尔赛和约》激怒了大多数德国普通民众，但与它们对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泛日耳曼联盟成员所造成的影响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泛日耳曼联盟在1914年对战争的爆发表现出了无限的热情，近乎狂喜。对于海因里希·克拉斯那类人来说，这是实现毕生梦想的契机，事情似乎终于要按他们的想法发展了。泛日耳曼联盟曾在战前为吞并领土和称霸欧洲拟定了雄心万丈的计划，此时似乎有了实现的机会，由贝特曼·霍尔维格领导的政府制定的一套战争目标，在范围和规模上非常接近于他们的计划。工业家中央同盟等压力团体和保守党等政党众声喧哗，强烈要求德意志帝国在战胜后兼并广阔的领土。 [135] 但胜利并未降临，且反对领土兼并的呼声渐高。在此形势下，克拉斯和泛日耳曼联盟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另想良策扩大支持基础，以便再次向政府施压。然而正当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千方百计与其他团体结盟时，却突然被一场新兴的运动抢占了先机，该运动的发起人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曾为公务员，拥有不动产，是商业巨头以及泛日耳曼联盟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合伙人。在卡普看来，没有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1917年9月，他创建德意志祖国党（German Fatherland Party），党纲的核心内容包括兼并主义者的战争目标、独裁式修宪，以及泛日耳曼联盟的其他政纲。在克拉斯、工业家中央同盟、前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以及实际上包括保守党在内的所有兼并主义者团体的支持下，祖国党展示出一种超越党派之争，只以德意志民族为重，而不纠结于抽象意识形态的形象。教师、新教牧师、军官等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在一年之内，祖国党声称其党员人数不下125万。 [136]
但实际情况与表象并不相符。首先，党员人数被夸大了，许多人既作为入党的个人又作为合并进来的团体成员而被重复计数，因此根据该党1918年9月的一份内部备忘录，真正的党员人数不超过44.5万。其次，克拉斯和泛日耳曼联盟不久即遭冷落，因为祖国党领导层认为，与之结盟会使政治立场不那么极端的潜在支持者望而却步。祖国党遭到自由派的极力反对，并引起政府的高度警惕，禁止军队官兵加入，还通知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帮助祖国党。祖国党吸纳工人阶级入党的雄心被两股力量挫败：一股来自社会民主党，他们尖锐抨击祖国党的意识形态是在制造分裂；另一股来自战争伤残人员，他们于1918年1月（应邀）参加祖国党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与发言者激烈地争吵起来，结果被听众中的超级爱国者赶出会场，还招来警察制止他们斗殴。这一切表明，祖国党实际上是以往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又一个版本，甚至比那些运动更被中产阶级名流所左右。祖国党既无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新举措，也无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它虽然大力宣传鼓动，却全无平易近人之风；它在政治活动中言行得体、坚不逾矩，避免使用暴力；最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传统的泛日耳曼政治野心的破产，当泛日耳曼联盟无力应对战后德国的政治新局面，在1918年之后渐渐淡出政坛时，这种破产即得到了证明。 [137]
改变极端民族主义格局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败的经历、革命以及战争结束时的武装冲突。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1914—1918年“前线一代”（front generation）的传奇。“前线一代”指的是，在超越了一切政治分歧、地域界限、社会地位和宗教差异的英雄事业中，以袍泽之谊和自我牺牲精神为纽带凝聚在一起的军人。作家们著书赞美将士们的事迹，比如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的畅销书《钢铁风暴》（ Storm of Steel ），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下，人们很快就怀念起战争年代的团结精神。 [138] 中产阶级尤为迷恋这种传奇，战争期间他们在战壕里与工人和农民共同承担的现实困难和精神痛苦，为他们在战后岁月里的怀旧文学盛宴提供了素材。 [139] 许多战士极度厌恶1918年爆发的革命，从前线归来的部队有时候会解除途经地区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Soldiers' and Workers' Council）的武装，或者逮捕他们。 [140] 有些参战人员转而信奉激进的民族主义，因为革命者迎接他们的是侮辱而不是赞扬，强迫他们摘掉肩章、放弃对帝国黑白红旗（black-white-red Imperial flag） § 的忠诚。一位老兵后来这样回忆道：
1918年11月15日，我从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医院返回勃兰登堡的军营。我正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在柏林的波茨坦（Potsdam）车站，一伙身穿制服、故意晃着红袖章的人拦住了我，要求我交出肩章和徽章。我举起拐杖作为答复，但我的反抗很快被制服。我被打倒在地，直到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出面干涉，我才得救，摆脱了受辱的处境。从那一刻起，我的心中就燃起了对十一月罪人 ¶ 的仇恨。等健康状况稍有起色，我就加入了那些致力于推翻叛乱势力的团体。 [141]
德国已经推翻了将士们为之而战的体制，有些士兵在归国时受到了“可耻的”、“羞辱人的”迎接。他们之中后来有人发问：“朝气蓬勃的德国青年在数百场战斗中捐躯，难道就是为了这个？” [142] 有位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的老兵，1918年11月9日正住在一家军队医院，他写道：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有位失去一条胳膊的战友走进病房，扑到自己的床上大哭起来。那帮没听过一声子弹呼啸的红色暴民殴打了他，扯掉了他所有的徽章和勋章。我们愤怒地大吼。几年来，我们献出鲜血、牺牲健康，勇敢地面对地狱般的煎熬和无数的敌人，竟然是为了这样的德国。 [143]
“是谁出卖了我们？”有人问道。答案不久就出现了：“是那些想把德国毁为废墟的歹徒……邪恶的异类。” [144]
这种情绪在部队中并不普遍，战败的经历并没有把所有老兵变成极右势力的政治炮灰。面对协约国敌人的大军压境，许多德军无心恋战，开了小差。 [145] 数百万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回归他们原先的政治阵营，加入社会民主党，或者被吸引到共产党的旗下。 [146] 一些由老兵组成的压力团体坚定地表示，他们希望任何人都永远不再经历他们在1914—1918年所遭受一切。然而，对于战后的暴力与不满氛围的最终形成，老兵和他们的怨气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从战争状态调整到和平环境的过程中，许多人因为受到刺激而趋向极右翼立场。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融入保守和民族主义传统的人，发现自己的思想在1920年代的政治新语境中变得激进了。左翼阵营亦然，亲身经历或间接感受的战争痛苦，使他们开始乐于使用暴力。 [147] 随着战争的远去，“前线一代”的传奇逐渐使人们普遍感到，在战争期间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兵们，理应得到比实际得到的好得多的待遇，许多老兵当然认同这种观点。 [148]
最重要的几个老兵协会都对这些不满情绪深有感触，极力呼吁恢复那个曾经领导他们战斗的旧帝国体制。“钢盔前线士兵联盟”（Steel Helmet: League of Front-Soldiers）成立于1918年11月13日，创始人弗朗茨·泽尔特（Franz Seldte）是马格德堡（Magdeburg）一家小型汽水厂的厂长。生于1882年的泽尔特曾是学生决斗队（student duelling corps）的活跃分子，后来赴西线作战，并因作战英勇而被授予勋章。在“钢盔”成立之初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听众中有人质疑他对民族主义事业的贡献，泽尔特便挥挥左臂残肢，向他们展示自己在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 ** 中失去的手臂。出于本能的谨慎与保守，他更愿意强调“钢盔”的主要功能是为陷入困境的老兵提供经济援助。泽尔特容易受强势人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比他立场更强硬的人，其中之一是同为“钢盔”领导人的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Theodor Duesterberg），此人也是曾在西线作战的军官，后来在参谋部的一系列岗位任职，主要负责与土耳其和匈牙利等盟国的联络事务。杜斯特伯格生于1875年，曾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属于典型的普鲁士军官，迷恋纪律与秩序，政治立场顽固僵化，而且像泽尔特一样，完全无法适应一个没有皇帝的世界。因此，二人都认为“钢盔”应该“超越政治”，但这意味着他们在实践中需要克服党派分歧，恢复1914年的爱国主义精神。该组织在1927年的柏林宣言中宣称：“钢盔”向一切软弱和怯懦的行为宣战，这些行为试图通过放弃防御权与防御意志，来削弱和破坏德意志人民的荣誉意识。宣言谴责并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希望恢复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国旗，并且将德国的经济困难归因于“缺少能够施展拳脚的生存空间和领土”。要执行这个计划，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在战争中结成的袍泽之谊，必须为民族团结提供基础，从而克服当前的党派分歧。到1920年代中期，“钢盔”号称拥有大约30万团员。在街头游行和集会时，他们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坚定的军国主义力量。确实，至少13.2万身穿军装的“钢盔”成员参加了1927年在柏林举行的阅兵式，以示对旧秩序的忠诚。 [149]
与“钢盔”一样，多数德国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尤其是意料之外的战败所带来的打击，是无法愈合的。1918年之后，当德国人说起“和平时期”，指的不是他们当下实际生活的年代，而是大战开始之前的岁月。德国在1918年之后未能实现从战时到和平年代的过渡，而是一直处于战斗状态：与国内对手战斗，与全世界战斗，因为《凡尔赛和约》使政治光谱中的几乎所有派别都下定决心，力图废除和约的核心条款、收回失去的领土、停止支付赔款、恢复德国在中欧的霸权。 [150] 1914年以前，军队的行为规范已广泛地影响着德国的社会与文化；到了战后，它们更是变得无处不在。政治语言弥漫着火药味，其他党派成了应被打倒的敌人，斗争、恐怖和暴力已经普遍被接受为政治斗争的合法武器，到处都是穿制服的人。可以把19世纪早期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 †† 倒过来说：政治成了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Politics became war pursued by other means）。 [151]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暴力合法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俾斯麦在1864—1870年统一战争中所达到的程度。一战前，就连彼此政治信仰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德国人，也能够不诉诸暴力地讨论彼此的分歧。 [152] 然而到了1918年之后，风气彻底改变。气氛的变化已经可以从国会的议事过程中观察到：在帝国时代，国会议事一向比较稳重得体；但1918年之后却频频沦为不体面的吼叫比赛，一方公开表示对另一方的鄙视，议长无法维持秩序。不过，街上的情形远比国会糟糕，各派别组织了流氓别动队，打架和骂战已成家常便饭，痛殴与暗杀是常见手段。采取这些暴力行动的，不仅有以前的军人，还包括十八九岁和二十多岁的男子，他们之前因年幼而无法上战场，此时平民暴力成了他们证明自己有资格与传奇中的老一代前线战士相提并论的一种方式。 [153] 青年雷蒙德·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的经历比较有代表性，这位富裕的高级公务员之子后来在1930年代回忆说，1914—1918年，他和同学们一直在玩战争游戏，热切地关注战报，他们那一整代人都“觉得战争是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迷人的国与国之间的游戏，它带给人的兴奋与情感满足远远超出和平所能给予的一切；而那种体验现在成了纳粹主义的根本看法” [154] 。战争、武装冲突、暴力和死亡对他们来说往往是抽象的概念，他们从中读取到的信息是杀戮，然后在青春期的头脑中进行信息处理时又受到宣传的影响——这种宣传将杀戮描绘成英勇的、必要的爱国主义行为。 [155]
不久之后，各政党开始与穿军装的武装别动队合作，这种准军事组织的任务包括：在集会上担任警卫；整齐划一地列队行进在街道上，吸引公众的注意；恫吓、殴打，并在必要时刺杀与其他政党合作的准军事组织成员。政客与准军事组织的关系往往矛盾重重，准军事组织一直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自治，但它们的政治色彩通常相当明显。“钢盔”表面上只是个老兵协会，但当他们列队走在街上或者与敌对团体发生冲突时，他们的准军事功能一览无遗。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钢盔”与极右翼的关系日渐密切，立场也愈加激进，它拒绝犹太人加入，尽管其宗旨是扶助所有上过前线的老兵，而且有大量犹太老兵像其他老兵一样需要它的帮助。民族党（Nationalists） ‡‡ 也组建了自己的“斗争同盟”（Fighting Leagues），这使他们可以专心追求自己的目标，有了比与混乱、分裂的“钢盔”合作时更好的发展机会。1924年，社会民主党领衔组建了“黑红金帝国国旗团”（Reichsbanner Black-Red-Gold），他们用魏玛共和国国旗的颜色为自己的组织命名，以示对共和国的忠诚，但名称中的“帝国”又表达了与共和国遥遥相悖的理念。共产党组建“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ed Front-Fighters' League），其中“红色阵线”一词本身就明显地把军事隐喻纳入了政治斗争。 [156] 极右翼阵营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战斗同盟”（Combat Leagues），它们逐渐沦为非法的阴谋团体，比如与“钢盔”密切合作的“埃舍里希团”（Organization Escherich），以及从事政治暗杀与仇杀的黑社会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zation Consul）。成群结伙身穿制服的人在街道上穿行，互相冲撞、野蛮地大打出手，在魏玛共和国成了司空见惯之事，使政治生活中的暴力与攻击性气息更加浓重了。 [157]
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并未解决战争最后阶段不断加剧的国内矛盾，极少有人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完全满意。在极左阵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革命者认为，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契机，那些随着帝国旧体制的瓦解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将成为新国家的管理者。他们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榜样，加紧执行二次革命的计划。对他们而言，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害怕革命者会重蹈当时俄国的覆辙。他们为自己的生命担心，认为有必要防止国家陷入全面的无政府状态，于是批准招募全副武装的准军事组织，即由一战老兵和青年男子混编而成的“自由军团”（Free Corps），用以镇压继起的革命暴动。
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极左阵营在柏林发动了一次组织松散的暴动，自由军团在社会民主党内主流派的怂恿下，做出空前暴虐与野蛮的回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革命者在许多他们曾经控制或者似有夺权威胁的德国城市被击毙或者草草处决。这些事件给左翼政党留下了永久的痛苦与仇恨，1920年春爆发的另一场大规模政治暴力又加深了他们的创伤。为了应对右翼势力在柏林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保卫鲁尔（Ruhr）工业区公民的自由，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和共产党组建了一支工人“红军”（Red Army），并开始提出更加激进的政治要求。右翼政变被一场总罢工挫败之后，自由军团就在社会民主党主流派的支持以及正规军的协助下镇压了“红军”。这场政治暴力的规模相当于一场局部内战，被屠杀的“红军”成员逾千人，其中多数是“企图逃跑时被击毙”的俘虏。 [158]
这些事件注定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任何合作，从一开始就必然失败。两党间相互的恐惧、指责和仇恨，远远多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共同目标。1918年革命留给右翼阵营的后遗症，并不少于留给左翼的创伤。社会民主党内的温和派即使没有鼓励以极端暴力的手段对付左翼人士，也促成了这种做法的合法化；但这丝毫没能使他们自己免于被反噬，自由军团现在突然开始对自己的主人下手了。自由军团的许多领导人都曾经是军官，对“背后一刀”的说法坚信不疑。军团对革命及其支持者痛恨之深，几乎没有限度。他们的宣传语言、回忆录、对自己参加过的军事行动的虚构式描述，都显示出疯狂的攻击意识和报复心理，往往近乎病态。他们认为，“赤色分子”是没有人性的群体，如同一群老鼠，带着毒素，洪水般漫过德国。如果想控制住他们，就需要使用极端暴力的手段。 [159]
自由军团的情绪，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大量正规军军官和绝大多数右翼政客的认同，许多未能参加一战的青年学生和其他人士如今麋聚到右翼政客旗下。在这些人看来，任何政治阵营中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派都堪比卖国贼——他们不久即被称为“十一月罪人”或“十一月卖国贼”，意思是他们先在背后捅了军队一刀，然后又在1918年11月犯下推翻皇帝和签署停战协定的双重罪行。对某些民主派政客而言，签署《凡尔赛和约》其实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因为自由军团的成员组建了暗杀队，意在清除和刺杀那些被他们视为卖国贼的人，包括民主派政客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社会主义者领军人物胡戈·哈塞（Hugo Haase）和著名的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埃茨贝尔格（Matthias Erzberger）。 [160] 政治暴力在1923年达到了新的高度，当年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包括共产党在汉堡的未遂起义遭到血腥镇压，还有慕尼黑敌对政治团体之间的枪战，以及有法国支持的分离主义者参与的莱茵兰武装冲突。1920年代初，极左人士，比如卡尔·普拉特纳（Karl Plättner）和马克斯·赫尔茨（Max Hölz），从事武装抢劫与“征用”活动，直到他们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徒刑才告收场。 [161]
正是在这种民族创伤、政治极端主义、暴力冲突和革命暴动的氛围中，纳粹主义诞生了。其意识形态中杂糅的大多数元素，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流行于德国，并在战争期间更加为公众所熟知。德国在1918年底骤然陷入政治乱局，这种混乱状态在战后又持续了数年，刺激了极端思想向暴力行动的转化。曾经令少数泛日耳曼极端主义者兴奋沉迷的仇恨、恐惧和野心的大杂烩，突然间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使用武力的意愿，乃至决心。国耻、俾斯麦帝国的崩溃、社会民主党的上台、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一切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可以使用暴力和谋杀的手段，去执行泛日耳曼论者、反犹主义者、优生学家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即将进入20世纪时就已开始鼓吹的，德意志民族如欲复兴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然而即使在1918年之后，持上述观点者也依然是少数，使用武力将其付诸实施者更是仅限于个别的极端分子。德国社会和德国政治都因1918—1919年帝国的崩溃而呈现出两极分化，但并未转入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普遍热衷。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占据政治中心地带的依然是这样的人物和政党：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功能正常的议会民主制度，致力于社会改革，致力于让所有人都享有文化自由和经济机会。威廉帝国的垮台为这样的人物和政党提供了机会，他们也欣然抓住了机会。因此，极端民族主义要想闯入政治主流，必须先扫除由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所制造的障碍。
* 即“基尔水兵起义”。1918年10月29日，德国海军统帅部下令集结在基尔港的远洋舰队出海同英国决战，几百名水兵因拒绝执行命令而遭逮捕；11月3日，基尔港水兵举行示威游行，并发展成武装起义，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开端。
† 威尔逊于1918年1月发表的和平原则，主张实现民族自决，倡导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提出成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8月，德国提出愿意在“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上和谈。10月，协约国同意以“十四点计划”作为议和的指导纲领。但最后议定的《凡尔赛和约》条款大多不符合“十四点计划”的初衷。
‡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1918—1919），奥匈帝国解体后，地位未定的德语地区使用的国名，以此表达与德国合并的意向。1919年9月，协约国与之签署《圣日耳曼昂莱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遂改称“奥地利第一共和国”（First Austrian Republic）。在1919年6月协约国与德国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中，也禁止德国与奥地利合并。
§ 黑白红旗，1871—1918年德意志帝国国旗。
¶ 指《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者，被指为出卖民族的罪人。——编注
** 索姆河战役，一战期间英法联军与德军在西线的一次重要战役，1916年7月至11月发生于法国北部索姆河区域，双方伤亡超过百万。
††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那句名言是：“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 即德意志民族人民党（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主要的保守和民族主义政党。——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