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非在此时而非彼时出现了转折呢？

《新约·加拉太书》中圣保罗在给新使徒的信中使用了一个妙语：“时机已到。” 保罗讲耶稣诞生的时机恰到好处，一切都各就各位，诸种前兆都已具备，一切都在恰当的时刻发生了。提前一点会过早，拖后一点又会太迟，当一切发生时，就只有此刻，没有彼时。

20世纪90年代，自由在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大厦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而倾覆。在其强硬派前任如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所有这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如果当时全球的地缘政治图景没有变化，那么其后的一切要么不可能发生，要么会付出惨重得多的生命代价，造成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在南非，强悍凶恶的共产主义帝国——即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的瓦解是促成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种族隔离政权成功地哄骗了轻信和听话的西方，让他们相信南非的确是非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了。到1990年，种族隔离政府再没有理由声称必须使用压迫手段根除共产主义的泛滥，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根除。

在这世界和南非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了无限的祝福，德克勒克替代顽固不化的博塔担任了南非总统。1985年，博塔错失良机，在本该破釜沉舟宣布改革的时候，却把本来是响炮的重要讲话变成了一记蔫炮。很难设想顽固如磐石的博塔会像德克勒克那样，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让整个世界既震惊又不敢相信的大胆举措：南非的政治进程将实现正常化，解除对政治团体的禁令（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后实行的禁令）；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将被允许作为合法团体开展活动，南非将努力走出种族隔离不公正和压迫的牢笼。

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他在南非的历史上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无论他这样做出于何种动机，无论我们如何评说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应该为他在1990年的作为而向他致敬。

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政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德克勒克先生当然没有这样直言不讳。他讲的是权利分享，让本来不中听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变得对选民来说不那么刺耳。他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我们如果不因此赞扬他，就太过失礼了。他本来也许希望通过谈判为白人找到一个位置，使他和追随者得以行使否决权。他也可能希望以三驾马车的方式，轮流当政。但无论怎样，在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他这个敢于冒险、勇于前进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幸运。

当然，如果他的对手不能够顺应时代的挑战，这一切也毫无意义。如果德克勒克先生遭遇的是一个身陷囹圄、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他很可能不会宣布其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在狱中赢得了无比的声望，以至许多人担心如此圣人只会让那些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大失所望。实际上，有传言说其运动内部已有人策划谋杀他，因为他们害怕整个世界会因为他不能与形象相符而深深失望。他们担心，非国大可能失去因整个世界为其狱中领袖勾画的高于生活的形象而赢得的巨大国际支持。

我们没必要担心。德克勒克先生遇到的不是一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苦痛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不是满口声言仇恨和复仇的人。他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人惊异不已。谁也不会因为他大谈和解与宽容而指责他。被捕前他就受过长期骚扰，无法过正常的生活，1990年2月11日被释放出来之前，他已在监狱度过27个春秋。谁也不能说他不懂得何谓痛苦。

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他在罗本岛和沃尔特·西苏鲁以及背景中的其他人，坐成一行，在庭院里敲石头。这种完全徒劳的苦役，可以以其毫无意义而毁掉意志稍弱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的视力因在采石场做苦役暴露在强光之下而受到严重损伤。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就为摧毁他的意志，让他充满仇恨。但是，制度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他再次出现时，仍是完整的人。

说这27年纯粹是令人痛心的浪费并不难：想想他本来可以为南非、为世界作出多少贡献啊！但我不这样认为。这27年和其中的种种苦难是淬炼钢铁、去芜存菁的熔炉。或许没有这种痛苦，他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激情满怀、胸襟博大。痛苦和其他因素一起让他获得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赋予的权力和威信。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有机会向他或她的追随者表明，他或她的整个事业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痛苦。

外人很容易认为，既然曼德拉是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道德巨人，他只消说句话就能让众人蜂拥相随。这是错估了非国大的性质和他作为党员的无比忠诚。非国大和其他类似的政治集团一样，其实是不同政治、哲学、主张、观点的大联盟。它1912年成立，团结了一大批非洲人领袖，联合抵制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排斥以及白人联邦政府对黑人控制的扩张。在整个斗争历程中，党内始终存在着各色人物、各种派别和组织，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无所不包。有一声令下便会冲向巴士底狱的土耳其青年，也有老成持重、温文尔雅的学者。1990年解除党禁时，其领导人是奥利弗·坦博，他为团结处于流放期间的运动成员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和其他领袖人物必须把大家凝聚在一个组织里，他们中既有流放者和在南非境内的地下积极分子，也有刚从多年的监禁中放出来的囚徒。能把这样一个由各路英雄组成，而且以协商一致即所谓“接受使命”为信条的党聚拢在一起，的确是了不起的功绩。看到人们如此认真地对待参与式的运作，对他们中间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意见也给予同样的重视，的确令人欣慰。但是，这也可能妨碍主动性，使整个组织不得不迁就最为迟缓的人的步调。（我渐渐认为，曼德拉先生对党的忠诚的确可嘉，但是有些过分，并成为他的主要弱点。他一般不愿在党内未达成协商一致之前采取行动，他们在狱中就是这样运作的，在狱外他也要照旧如此。这使他在内阁中甚至保留了被公认为是榆木疙瘩的人物。也许他担心自己出身贵族，容易倨傲武断，因而努力避免表现得独断专行。）

在这样的一个政党内，不可能保证心平气和地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后，所有党员能够同意违反人权的罪犯可以免予起诉、逃脱严惩，这显然不是自动的行为。非国大甚至在究竟要不要谈判的问题上都必须认真决策。许多年轻党员常常头脑发热，极易迎合同龄人的愤怒情绪。我记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指控博塔先生蔑视传票，拒不到庭。一天，一个场场审判必到的年轻人在午间休息时对我说：“大主教，这个老头［指博塔］该送进监狱，哪怕几天也行。”当我反对说博塔年事已高时，他反驳道：“他应该感受一下我们的领导人经历的一切。再说，他们不是也关押了奥斯卡·姆佩塔吗！”（姆佩塔先生是西开普的一个领导人，尽管他当时已80多岁高龄且患有糖尿病，但还是被拘留了。）

还有其他政治组织力图表现得比非国大更为激进，反对任何与“敌人”谈判的建议，并视此为软弱的标志。泛非大及其武装组织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甚至在谈判进行期间仍在坚持武装斗争。非国大内部也有人对此表示同情。曼德拉必须和所有这些人进行竞争。

他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技巧和权威，才能领导其组织与他同行。幸运的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应该走这条路。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党内对年轻党员具有号召力的一些激进分子的帮助和支持。例如，颇受尊敬的共产党总书记乔·斯洛沃就坚决支持整个谈判、妥协与和解的进程。他为说服狂热分子接受所谓“夕阳条款”，保证前政权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过渡时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贡献。只有具备斯洛沃这种威望的人，才能说服那些想要惩罚种族隔离仆从的人接受这一妥协方案。毫无疑问，贯穿于整个谈判过程的这种精神正是来自非国大一方。

在历史性大选前夕被暗杀的克里斯·哈尼，在城镇的激进青年心目中享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是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之一，并接替斯洛沃担任了共产党总书记。因此，他有无可指摘的威信，大部分年轻人对他一呼百应。作为一个搞军事的人，如果选择对抗谈判进程、与希望继续武装斗争的人站在一边，他本可以把很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围。相反，他以自身的威望，走遍全国，敦促年轻人今后成为“和平战士”，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南非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幸运地看到，种族界限的两边都有出色的领导人，他们为促进和平、宽容与和解，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都置之度外。我在访问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在经历冲突或处理冲突与压迫的遗留问题的国家时，他们几乎无不叹息他们没有具备曼德拉的境界、勇气、地位和眼光的领导人，也没有像德克勒克那样有勇气和理智退出舞台的人。

纳尔逊·曼德拉的确是非国大致力于和平与和解的光辉化身，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一些较为年轻、知名度较小的人，同样经历过种族隔离的梦魇，同样也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寻求为受伤和分裂的民族抚平创伤，而不是报复仇敌。例如，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和波波·莫雷夫就是政治屏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曾是历时最长的、以审判所在地东兰特的一个小镇命名的所谓德尔马斯叛国案的被告。两人都蹲过一段监狱，并在罗本岛结识了曼德拉这样的传奇人物。两人又都当选为新南非的省总理，“恐怖”和另一位省总理多齐奥·塞克斯瓦里都对我们主教团热情赞扬教会在南非，特别是在教育上所起的作用。他们说，他们致力于和解，是因为看到并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当民主到来时，波波·莫雷夫成为西北省的总理。不久，他在省会组织了一次集会，感谢教会理事会和其他人在德尔马斯审判期间给予的支持。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到场，并和我在主桌相临而坐。他说，他问波波坐在总理旁边，并作为接受礼物的人之一的那位白人是谁。扬说当波波告诉他答案时，他几乎惊呆了：“他就是审判我们的法官。”

显然，教会为在我们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作出了贡献，当然其过程和牧师队伍也难免良莠不齐。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影响，事情会有所不同。在我们斗争最艰难的时刻，当大部分领袖要么身陷囹圄，要么被流放或软禁的时候，教会领袖被推到了斗争的最前线，并为教会赢得了特殊的威望——在人们受难的地方，出现的是荷兰新教教会的前领袖阿兰·博萨克，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循道宗教会前首领彼得·斯多利，阿非利卡公会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另一秘书长贝叶尔·纳武德，德班罗马天主教前大主教德尼斯·赫尔利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的领袖。因此，当他们宣讲宽容与和解的时候，人们都在洗耳恭听，这也是他们赢得的荣耀。

现任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宣布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令。我还记得他曾为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担任辩护律师。他取得了伦敦大学奖学金，但就在临行之前却被取消了护照，令他伤心欲绝。更有甚者，根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情况，他已被南非政府的一个打击小组列入死亡黑名单。他们曾偷换他的心脏病药品，企图让他误食而死。他指导议会通过的立法将可以使企图谋害他的人申请大赦。

正是非国大的一个成员，西开普大学人权法教授卡德尔·阿斯马尔在他任教后的第一节课上，提出南非不应该寻求纽伦堡式的审判，而应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非国大为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为处理对其阵营内部在南非境外的暴行指控，它采取了一个解放运动前所未有的举动。非国大成立了至少三个调查委员会，其领导为揭露出来的迫害行为承担了责任，并公开道歉。

因此，在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产生了将我们引向民主的临时宪法后，这一历史性文件中能够包含一篇附言，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宪法指南，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族团结与和解

本宪法将在一个以斗争、冲突、无以言状的痛苦和不公正为特征的深刻分裂的社会的过去，和一个建立在承认人权、民主、和平相处以及不论肤色、种族、阶级、信仰和性别而使每个南非人都有发展机会的未来之间，建立一座历史的桥梁。对民族团结的追求，全体南非人民的幸福与和平，要求南非人民实现和解，重建社会。

本宪法的通过，将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使南非人民超越引起过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在暴力冲突中践踏人道主义原则并遗留下仇恨、恐惧、悔疚和复仇的分裂而紧张的过去。现在可以提出这一切的基础是，我们需要理解，不是复仇；是补偿，不是报复；是乌班图精神，不是牺牲。

为了促进和解与重建，对与政治目的相关以及在过去冲突过程中发生的作为与不作为及犯罪，将予以大赦。为此，议会将根据本宪法通过法律确定一个明确的分界日……并提供该法律通过后实施大赦的机制、标准和程序。 B58y3pcZuecqm0PUhSqrZjCeE7ZoX8a46XjIUH12mGVMds32MyItuaGve7uSwT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