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律中所规定的参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武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回溯到范·里贝克的年代，或者宣布凡不是白人的人都自动具有受害者的资格，因为他们都遭受过种族隔离的折磨。但这就意味着要处理几百万人的问题。显然，无论如何应付，都无助于创巨痛深、四分五裂的人们的复原与和解。再者，如果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就太过偏颇，使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起到弥合裂痕的作用。

为从压迫到民主的艰难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们，明智地选择了有限但可应付的规模。他们规定的时间限度并非完全武断。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此后重要的黑人政治团体被禁，并转化成解放运动，不得不放弃非暴力，进行武装斗争。1994年5月10日这个截止日也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曼德拉就任总统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标志新制度的开始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天表明了我们与冲突、分裂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过去的彻底决裂。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两年，后来延长到三年——解决这一段历史中尚可应付的问题。为了使全国不至于长期陷入追究过去这一分裂人心的过程，我们在1998年10月提交了《报告》，但大赦过程在委员会其他工作宣布“暂停”后一直持续到1999年。

为了确定委员会的工作坐标，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案必须定义何谓“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这被限定为杀害（无论是否有预谋）、绑架、酷刑和严重虐待。这一相当武断的定义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将罪行限定为这四类，使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限量，有望在期限内完成。接替曼德拉担任非国大主席、后来成为南非总统的塔博·姆贝基，向委员会热切地呼吁，不要给新政府留下尾巴，特别是大赦的尾巴。1996年他代表非国大在委员会作证时说：

委员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大赦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国家不必承担刑事调查和对在本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理的期限内犯罪的人进行起诉……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尽快结束其工作，使我们的确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尽管我们不敢淡忘。

但法案的定义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它意味着委员会的确可以不偏不倚地认定受害者，因为罪犯的党派背景在确定其行为或罪行是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时不在考虑之内。如果一个国民党人绑架、折磨或杀害了某人，则构成对受害人人权的严重违反；如果这是过去冲突的结果，则属委员会的法定职责之内。如果非国大党员犯下同样的罪行，根据法案的定义，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此，不论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还是推翻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们费尽心机说明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道义上的平等。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企图强奸她的人，行为本身构成他杀。抢劫犯杀死他所劫持的汽车的主人，这也是他杀。女子的行为可以被宣布为正当防卫，她的勇敢甚至会得到赞誉。而抢劫犯则犯下了杀人罪，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有人批评我们“把解放斗争变成了罪责”，侮辱了参与斗争的人，因为我们把他们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放到了同一平台上。最违背真相的言论也莫过于此。我们遵从的是法案的规定。无论谁是凶犯、出于什么动机，严重违反就是严重违反。国民党实施酷刑是严重违反，解放运动成员实施酷刑同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我们明确声明，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也同样坚决地声明，解放运动开展的是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们有着正义的事业。但是，《日内瓦公约》和正义战争的原则都清楚地指出，战争中必须有正义。正义的事业必须通过正义的手段进行斗争，否则它就可能严重变质。

非国大对其阵营中在南非境外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为揭露出的罪行公开道歉。如果解放运动可以使每一个打着其名义的行为成立，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尽量与更多的南非人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接触到所有的南非人；让他们加入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任何人都不应被缺省在外，每个人都应知道他们有机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可能得到赔偿。我们的宣传重点放在最容易为文盲群体接受的广播上。我们散发小册子、张贴招贴画，上面印着鲜明的标志和诸如“真相令你痛苦，但沉默让你死亡”之类的口号。我们得到了各宗教团体的大力帮助，他们的网络深入到了南非的各个角落。我们对与我们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亦深表感谢。国际社会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慷慨相助。没有这些帮助，尽管我们和其他类似的委员会相比资金已经相当可观，但也不免会捉襟见肘。我们的确特别幸运。整个世界都惊喜异常，希望能从南非学到些经验，帮助解决其他地方的冲突。

我们雇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采录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记录下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在法案规定范围之内的人的叙述。最后，我们一共收到两万份陈述，超出了所有类似的委员会。有些陈述记录了不止一起违法事件，涉及不止一个受害人。

第一次听证会于1996年4月在东伦敦举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区别于其他地方类似委员会的另一特征是其公开性。最初有人建议大赦委员会的工作秘密进行，但遭到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最终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使委员会的工作具备了令其他国家钦佩的公开性。让这场大戏如此迅速地拉开大幕，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举行一场听证会的后勤工作令人咋舌。先要得到陈述记录，但谁也不能保证人们会走上前台。他们或许会受到曾迫害过他们的人的恐吓；或许自认为是参加斗争的战士而拒绝被视为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感到灰心失望，不再相信那些敏于承诺缓于行动的人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我们没必要担心。人们当然想要道出他们的经历。他们被迫沉默得太久了，几十年来，他们被邪恶的制度、不公正和压迫挤到了边缘，成了无名无姓的隐形人。许多人的情感压抑已久，一旦得到宣泄的机会，就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门。但是，令我们沮丧的是，没有多少白人站出来；能站出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们有幸窥视到许多同胞灵魂的秘密，他们在那里深藏着最为隐秘的愤怒和痛楚。在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后，我总是禁不住感叹，这些人看上去是那么正常、那么普通。作证之前，他们谈笑自如，就像其他健康人一样毫无包袱地生活着。但听了他们的故事后，你就会惊异地问他们，怀着尊严和纯真、默默地忍受着如此沉重的痛苦和愤怒，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被我们倨傲地视为“普通人”的人们，在面对足以摧毁意志薄弱者的巨大挑战和困扰时，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忍。我已经说过，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不存在什么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由于是上帝的代表，都是非常特殊的人——是比通常的“重要人物”远为重要、远为普遍的“非常特殊的人物”。

我们亏欠这些人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承担的。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确愿意作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会成为公共财富。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不得不把自己的痛苦公之于众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我们给那些将要作证的人提供了心理咨询，帮他们度过无论如何都非常难熬的时刻。

我们还给证人提供了“陪同员”，负责陪伴证人。作证时，他们坐在证人身边照顾，在他们痛哭流涕时递上一杯水、一片纸巾。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些人嘲讽我们是Kleenex 纸巾委员会）。我们对座次安排慎之又慎。最好的座位是保留给证人的。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他们在受审的印象，因此证人和听证的委员会成员坐在一条水平线上。

证人必须感到舒适自在，因此我们坚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语言作证。这就意味着必须使用同声传译，进一步增加了听证安排的复杂性。证人作证时还允许亲属陪伴。为所有这些可能前来参加听证会的人安排交通食宿，如同一场噩梦。所幸我的同事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能干，即使在设备极为短缺的小镇和乡村，也能有条不紊地将一切安排就绪。听证会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场所——市政厅、公共活动中心，特别是教堂大厅。宗教界在这方面予以的协助，值得热烈赞扬。

委员会并未得到普天下的一致欢迎。有些人表示强烈反对，特别是那些害怕委员会揭露其罪恶过去或是坚信委员会其实是追杀阿非利卡人的一个聪明伎俩的人。我们担心这些人会破坏委员会的会议，因而安全成了重要问题。第一次听证会就被炸弹恐吓打断，听证不得不中止，让警犬嗅遍全场。幸而是闹剧一场，但我们不能拿人命当儿戏，更何况我们任务的圆满完成事关重大。委员会的任何闪失，都会让反对和解进程的人幸灾乐祸。

我们希望人们感到有充分的时间讲述其经历，并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因此，委员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证人进行听证。在进行陈述的人当中，十分之一的人得到公开听证的机会。那些未被允许作证的人多少感到失望，但他们得到保证，我们会像对待公开证词一样，认真对待他们陈述的经历。

人们如此重视听证会，或许可以视为对我们的赞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广播、电视和报纸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害者及大赦听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南非广播公司电台用11种南非语言对听证会进行的实况报道因经费不足停播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很少参加听证但显然非常关注的白人，也叫苦连天（后来恢复了报道）。海外专家对我们如何利用电视镜头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把镜头放在不显眼的固定位置。摄影师则抱怨说，让他们把设备固定在一个地方太受拘束，难以施展。

第一次听证会上气氛庄严凝重。我们深知此举意义重大，第一次的成败与否，会对今后听证会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我们有些忐忑不安。第一次听证会在东伦敦附近的贫民小镇姆丹查尼举行。我们首先进行了感人的多宗教祈祷仪式。有记者问我在第一次听证会前夕有何感受，我说：

我的心里当然是七上八下的。但能从事这项事业，能看到这么多人表现出的宽宏大度，我又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希望这件事成功，知道自己的经历必须倾诉出来，这一进程也必须了结。

我们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的土地，保佑受害者、罪犯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一直坚持用英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利卡语进行祈祷，以强调委员会属于所有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用同样的语言欢迎到会的人，并指出我们民族的多样性。

市政厅挤得水泄不通，大部分都是黑人。证人面对委员会成员、背朝听众而坐（后来我们改变了这一做法）。主席台一侧是翻译使用的隔间，整个大厅装饰着鲜花和盆栽植物。警察在入口处对每个人进行检查，保证了听证会的安全。

当我们一行人入场时，听众都站了起来，全场很快一片肃静。我上前和将在今后4天作证的证人及陪伴他们的亲属握手。接着，我在肃静中点燃一支蜡烛，纪念所有在过去冲突中死去的人。我的一位同事诵读了一份缅怀死者的悼词，然后我们一起高唱“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您的意志”）。曼德拉被释放的第一天在主教廷和他的同志们唱的就是这首歌，在今后无数重要的场合，我们还会唱起同一首歌。

然后，我开始祈祷：

公正、慈悲、和平的上帝啊，我们渴望将种族隔离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分裂，将以其名义蹂躏我们社会的暴力，抛在身后。我们请求你，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始纠正曾在这里和整个国土上发生的不公这项重要工作时，以你的智慧和指引，保佑委员会。

我们祈祷，希望所有身心受到伤害的人都能通过委员会的工作得到抚慰，并使它成为处理许多人，特别是在东伦敦的受到深重伤害的人们的机构。我们也为那些对其同胞犯了罪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到这里向万能的上帝坦白忏悔，并得到你神圣的仁慈和宽恕。我们请求圣灵对委员会和委员们尽显公正、慈悲和博爱，让真相在听证会上得到认可并大白于天下，让我们按上帝的意志最终实现与我们邻友的和解与爱。我们以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祷这一切。阿门。

随后，我对到会的各位表示欢迎：

我们欢迎所有即将讲述自身经历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我们愿意听取你们的经历。举行这些听证会的根本原因是：让违反人权案件委员会帮助（真相）委员会确定某些人是否遭受了对其人权的严重违反，宣布这些人为受害者，并将他们转给赔偿和复原委员会。此后，委员会将向总统就赔偿的性质和数量提出适当建议。在南非和世界各地曾经和正在为委员会及其工作祈祷的人们，谢谢你们！我们肩负着揭露黑暗过去的真相的使命：埋葬过去的魔鬼，使它永远不会再回来纠缠我们。我们希望以此抚慰创伤深重的人们——我们所有南非人都受到过伤害，我们希望以此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和解。我们要指出，在委员会作证的人只要道出的是真相并本着诚意而来，就将得到在法庭作证的同等对待。

接着，我宣布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开始。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们决定，公开听证的第一个程序应该是受害者的听证会，以强调那些长期以来被挤在社会边缘、无名无姓、无人理会的人终于走出了阴影，并在委员会存在期间，站到了舞台的中心。我们希望这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公民和个人的尊严。我们保证了作证的受害者尽可能代表最广泛的政治派别，以达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必须不偏不倚的要求。这些案件还必须尽量涵盖规定的34年期间和尽量广泛的地区。

我们有意选择东伦敦市作为第一次听证会的地点，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南非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这里，白人和土著人为了争夺地盘，进行了第一场全面战争。东开普省是反对白人扩张主义的黑人抵抗运动的发源地。这里还建立了第一个黑人的高等院校，因而也是黑人求学的发源地。这里还是许多黑人政治领袖的出生地——纳尔逊·曼德拉、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高文和塔博·姆贝基父子、史蒂夫·比科等等。这里是黑人抵抗运动和政治觉醒的发祥地。正因为如此，这里也发生了种族隔离最为残忍和臭名昭著的暴行。当局将最沉重的黑暗和最深重的压迫都施加在东开普省了。

我们希望营造热情、友好和积极的气氛。我们不希望用冷酷的盘问伤害证人，因此拒绝了让被指控的罪犯进行交叉讯问的要求。我们说，如果而且只有当委员会通知他们发现对其不利的证据时，他们才有权陈述自己一方的事实。正是这些人曾左右司法程序，并经常得到各级法官的纵容。其中两个被指控的罪犯的确设法搞到了法庭禁令，使证人不能对他们指名道姓。这使本希望在听证会上听到重要人物证词的人们，大感失望和气愤。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阻止我们的一些证人后，却又不无讽刺意味地在随后的大赦申请中，供认了他们阻止证人作证的罪行。他们又一次对世界趾高气扬，显示法律与公正及道义没有干系。

我们决意为证人提供安全的环境。因此，无论谁主持听证，都会像1996年4月15日的第一场听证会我们对第一个证人那样，致以热情友好的欢迎：

伯莱恩博士： 我们请诺雷·莫哈比太太上证人席。莫哈比太太，您愿意宣誓还是不经宣誓作证呢？

莫哈比太太： 我宣誓。

伯莱恩博士： 非常感谢。你庄严宣誓，你提供给委员会的证据将是事实，全部是事实，而且只有事实。愿上帝帮助你。

莫哈比太太： 愿上帝帮助我。

伯莱恩博士： 非常感谢。请就座。我们欢迎您作为第一个证人，进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并回忆您在过去经历的痛苦。我们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马佩特拉［莫哈比］死于警察的监禁中。我们记得这些日子的恐怖和愤懑……我们知道……您也曾被拘留，并被单独关押。我们对您的勇气深表敬意。您今天到场，表明了您致力于真相、公正和在整个南非实现和解与和平的决心。您作证时，泰尼·马雅将代表委员会向您提问。欢迎您的到来。

马雅女士： 艾利克斯，谢谢。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指出，证人更希望用科萨语作证。因此，我请不懂科萨语的人戴上耳机，以便我们开始工作。Molo，Sis Nohle。［早上好，Sis Nohle（莫哈比）。］你好吗？

我主持听证会时，总是力图在一天结束时根据当天的气氛，总结当天的特点。这也是向证人和他们代表的群体表示肯定的机会，是我们所有人从我们民族这一非凡历程中汲取教训的机会。我常常向白人同胞呼吁，不要避讳委员会，而应把它当做失而不能复得的机会。我说，那些完全可以渴望复仇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应该得到有意或无意地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以同样的宽宏大量作出的回报。这些呼吁似乎飘教于虚空，不过虽然会场上白人寥寥无几，却有不少人通过广播直播密切关注着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例如，在听证会初期，我曾发言说：

我想读一读我昨天收到的两封信……“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希望告诉您，上星期在东伦敦进行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证词，令我深受感动和鼓舞。那些残酷可怕的故事和那些深受创伤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宽容，既令我痛苦，又令我欢欣。我们都深受伤害。我写了一首诗，试图搞清这一切的意义所在。我希望告诉您，许多人都深深同情那些人。痛苦是我们大家的。谢谢您，谢谢你们所有人，感谢你们自身的人格，也感谢帮助我们抚平创伤。”诗是这样的：

“世界在哭泣。

鲜血与痛苦深入我们的耳廓，进入我们受伤的灵魂。

你的啜泣就是我的垂泪；

你湿透的手帕，我泪浸的枕畔

为那尚且不能平息的疲惫的过去。

说吧，哭吧，看吧，听吧，为了我们所有的人。

啊，属于沉默的掩藏的过去的人们，

让你的故事在孤寂恐惧的风中播撒种子。

播撒吧，直到僵硬的大地开始融动

开始企盼、微笑和歌唱；

直到鬼神可以狂舞

直到我们的生命知晓了你们的痛苦

直到复原。”

最后我进行了总结：

当我们听到彼此之间人性的堕落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时，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我们可以为彼此造成的痛苦而感到嗜虐般的快感，可以把残忍推向极致，让亲人为亲人的死活和去向费劲猜疑，让他们从一个警察局到另一个警察局，从医院到停尸房徒劳地奔波。这是一方面——到目前已经显现出来的阴暗而沉重的一面。

但还有另外一面——崇高和激动人心的一面。我们为人的精神的坚毅而深深感动。本该一蹶不振的人们，拒绝屈从于巨大的痛苦、暴力和威胁；拒不放弃自由的希望，因为知道自己应得到比遭受非人的不公和压迫更好的命运；拒绝在威逼之下俯首帖耳。人们表现出的宽宏大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愿被痛苦和仇恨吞噬，愿意和那些曾践踏自己人格、侵犯自己权利的人见面，愿意以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相会。他们急切想知道真相是什么、罪犯是谁，以便宽恕他们。

我们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们欢笑，我们沉默，我们直面野兽般的黑暗过去。我们经受住了煎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确可以超越既往的冲突，挽起手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宽容的精神相遇时，宽容会盈溢而出。坦白之后，宽容会接踵而至，继而是创伤得到抚慰，民族实现团结与和解。

这就是受害者听证会的通常情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成了委员会家喻户晓的公众形象。在南非，如果有人说“我不知道啊”，是没人会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