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我以为可以作为大主教退休了，但是在我参加的倒数第二次主教会议上，我得到提交给总统的、担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的一致提名。我是从最初的200人缩减到45人的候选人之一。我们在南非的几个中心进行的听证会上，接受了多党小组的面谈。小组把25个名字提交给总统，总统经与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商榷后，选择其中17人组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被任命担任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Alex Boraine）博士担任副主席。

既然总统发话，下面的人便没有什么选择了。谁会对曼德拉说“不”呢？我等待已久的喘息告吹了。在此后的三年中，我们将投身委员会既令人心碎又催人振奋的工作，聆听对滔天罪行的可怕陈述，又为我们同胞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宽容精神而振奋不已。这的确是难得的殊荣。

总统在1995年12月15日的《政府简报》中宣布了委员会的成立，第二天，即12月16日，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如果有人要寻找什么征兆的话，那么我们能在今天叫做和解日的公共假日聚集一堂，的确是个好兆头。这个假日经过了有趣的演变过程。它曾经被叫做丁干日（Dingaan’s Day），但不是为了纪念同名的祖鲁国王，而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地纪念一小撮阿非利卡殖民者的侥幸胜利。19世纪30年代，他们被英国似乎要平等对待“本地人”和白人的政策激怒，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开普。他们取道后来被称为“非常之路”（Great Trek）的小径，想象自己在重演上帝的选民出埃及的大逃亡。他们是上帝的新的选民，逃脱的是英帝国主义的枷锁。1883年，Voortrekker人的一支小队伍在开始与祖鲁军团的战役前，疯狂地祈求上帝在随后敌众我寡的战斗中给他们佑福。他们还在盟约中发誓，如果上帝保佑他们战胜了当地蒙昧的乌合之众，他们和子孙后代都会庄严纪念这个日子。他们采用新战术，将篷车围成一圈，如同流动的堡垒——laager——他们可以藏身其后，赶跑敌人。奇迹发生了。上帝被他们的祈祷感召，他们以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强大得多的敌人。从此之后，阿非利卡人便开始庆祝他们在12月16日血河之战中取得的胜利。他们认为，这一胜利清楚表明他们跟那些异教徒黑人相比，是高出一筹的。这一公共假日变得臭名昭著，南非黑人都害怕丁干日的降临。我还记得小时候大人吓唬我们说，如果在那一天离开贫民窟到白人的镇上去就会发生可怕的事。实际上大部分黑人在那一天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进城。常常可以听到有些不听劝告的愣头青，如何被打、被嘲弄和被谩骂的令人毛发倒竖的事情。据说有的黑人的山羊胡简直就是从脸上被连根扯掉的，因为白人认为山羊胡子是殖民者的典型特征，不能容忍黑人这样仿效他的主子。

这样一个帮派的、沙文主义的假日居然叫做丁干日，真是荒唐至极，纪念的倒像是那个祖鲁国王，而不是他的败仗。因此，国民党政府将节日更名为盟约日。当时政府正引诱祖鲁人接受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的政策，重揭祖鲁人败仗的旧伤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根据这一政策，黑人在按部落画地为界的小国内享受自治，自封的独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南非及其卫星国外再无人承认。在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情境中，南非黑人将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外人，无法在南非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一政策被国民党大肆宣扬为南非参与非殖民化的新进程、帮助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举措，而实际上仍是分而治之的老政策，鼓励部落主义，阻挠将南非黑人作为非洲人而不是各个不同部落的成员团结起来的运动。白人至上论者无论何等愚蠢和不道德的事都愿意做。

节日更名后的庆祝活动以宗教为重点，即作为宗教仪式永远纪念殖民者在上帝赐予胜利的大战前夜向上帝许下的诺言。这一新的含义，使我们又向促进创伤的愈合、和解及承认南非迈进了一小步，用1955年解放运动通过的《自由宪章》的话来说，这个南非“属于生活在南非的所有人”。

这个节日逐渐体现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思想，即越来越多的南非人将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它将把一个多样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它将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帮派性的，它也不会通过贬低某些人而抬高另一些人。这样的秩序，对人民被长期离间、不公正和歧视又加深了相互仇恨的社会来说，绝非易事。但是，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丰富多彩的民族生存下去，这一进程就不容失败。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和解日召开的。

我们聚集在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的圣邸主教廷。这也颇有意思，因为这里曾叫做布舍维尔，是1652年到达南非的第一个白人定居者扬·范·里贝克的故居。他从荷兰被派到开普为船队建立东行的中转站。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种植了一道苦杏树篱笆，把当地的科依人挡在定居点外。在主教廷附近，至今仍可看到篱笆的残余。用记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的话来说，这道篱笆不愧是有了它之后南非的生动象征。 范·里贝克把欧洲带到了非洲，而本地人却成了被挡在外面的异类。这道篱笆最终结出的苦果，就是南非充满冲突的那段历史以及白人和其他种族之间的仇恨，而我们委员会正是为处理这段历史而建立的。尽管要求我们处理的是1960—1994年这34年间的问题，但我们真正面对的却是我们美丽的祖国自1652年以来的历史。

对我来说，在主教廷开会，更是有切肤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里越来越经常成为反对日益加深的种族压迫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开会场所。正是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他们策划组织了1989年9月13日的大游行。其后连续几个星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最终促成了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先生宣布的划时代变革。游行号召人民抵制1989年9月6日的大选。在开普敦，几个和平示威的人被安全部队杀害。伤亡者中也包括孩子——他们站在自家庭院里竟也挨了枪子。我记得，当工作人员报告说已有20人被杀时，我悲伤地走进主教礼拜堂，流着泪质问上帝：“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你怎么能允许他们对我们这样做？”我不能声称拥有通向天堂的热线，但跟上帝争辩一番后，我知道了上帝希望我们游行。我向有些吃惊的工作人员宣布，我们也要去为和平游行，表达开普敦大部分居民都感到的义愤，他们必须有个办法宣泄他们的愤怒。

主教廷也是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和温妮度过第一个自由之夜的地方。在接听了各国总统、国王包括白宫的电话后，他就是在这里与最亲密的同事讨论未来战略的。我走进会议室，开始吟唱几乎成为第二国歌的赞美诗：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你的意志，啊，与真理同在的上帝）。所有的人都跟着放声高唱，仿佛他们的生命就取决于此。我进行了祷告，感谢上帝的仁慈带来的奇迹，请求他保佑在座的各位和我们的祖国。然后，我告辞，让他们继续讨论。第二天，曼德拉在主教廷的花园里召开了获释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也是在主教廷，教会领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黑人政治领袖会议。其中一些激进分子第一次表示愿意和颇有争议的班图斯坦黑人家园领袖坐在一起。这些人由于和种族隔离政府合作而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主教廷召开的会议，聚集了可以想象得出的形形色色的南非人。共到会16人，一人因故缺席。其中10名黑人、6名白人，包括两个阿非利卡人。政治上，我们代表了从左翼到白人保守右翼的各种派别。有基督徒、穆斯林、一个印度教徒、几个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乏一两个不可知论者。

副主席伯莱恩博士曾是议会的反对党成员，其观点受到支持种族隔离的议员的激烈攻击。他在20世纪80年代愤然辞职，开始创建议会外组织，继续为实现民主奔波。玛丽·伯顿女士是“黑色腰带”（Black Sash）这一为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妇女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克里斯·德杰格，资深律师，曾是极右翼党派的成员和执行法官。伯格尼·芬卡牧师是东开普反对种族隔离的著名教会领袖。希西·坎佩培小姐是一个深度介入劳工权利斗争的律师。理查德·莱斯特先生是曾在事端不断的纳塔尔省工作的人权律师。怀纳德·马兰先生是律师，曾代表当政的国民党担任议员，后来脱离出来，参与建立了一个白人的反对党。科萨·姆格佑先生是循道宗教会前会长、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以及为争取纳塔尔省实现和平的著名纳塔尔教会领袖团体的成员。贺兰吉维·姆吉泽女士是心理学家，曾担任政府的精神卫生专家。

经常为我或伯莱恩代行职责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曾是东开普的政治犯和著名人权大律师。温迪·奥尔医生在担任国家医生时，因找到被拘留者遭受酷刑的证据、成功获得法庭对警方的强制令而名扬天下。丹泽尔·伯基埃特先生是资深律师，曾在开普敦的政治审判中担任辩护律师。马普勒·拉马沙拉医生是临床心理学家，曾被流放，并在医学研究理事会担任要职。法泽尔·兰德拉医生长期活跃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雅思明·苏卡也是律师，曾率南非代表团参加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格兰达·维尔舒特女士是精神科护士及开普敦暴力受害者康复中心的领导，在处理酷刑和冲突受害者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在主教廷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将会议移到我们自己的办公地点），我们把委员分配到下设的三个专门委员会。17名成员中的15名分别进入了我担任主席的人权违反案件专门委员会和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有权任命并非委员会正式成员的人进入下设委员会。在任命时，我们特别注意到地区、性别、政治和宗教的代表性，以填补委员会组成上的空白。例如，我们保证了至少有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白人荷兰新教教会的领袖参与。

两名律师委员被任命为大赦专门委员会成员。不久，总统任命的3名法官使委员会增至5人，随后又增至19人，以加快对7000件大赦申请的审理。（大赦专门委员会在真相委员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法官领导，他们并非真相委员会成员，拥有自主决策权。我或者真相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无法对其是否准予大赦的决定产生影响。法律禁止真相委员会审议其决定。）

委员会在一次早期会议上，还决定按地区分片运作。于是，我们在德班、东伦敦、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都开设了办事处，开普敦是总部所在地。我们很快就招募了350名工作人员，并投入了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莱恩博士，他在安排办公设施和任用工作人员上大显神通。

我真担心我们无法应付这项白手起家、后来证明是规模巨大的任务。不过，我们努力做好了，到完成任务时已经锻造了一支由认真、勤奋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出色队伍。能担任这支杰出队伍的领队，乃是极大的荣幸。带领一支必胜的队伍并不难，而我们恰恰就是这样的队伍。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挚的谢意。在我们递交《报告》之前，两位委员辞职：拉马沙拉医生被任命为德班―韦斯特维尔大学的总监和副校长，而曾是保守党成员的德杰格律师感到无法继续再与其意见相左的委员会一起工作，但留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于是我们就剩下一个阿非利卡委员了。

我在早期的另一次会议上建议，所有委员一律退出现有的政治党派或组织。有人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之所以被提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人们预料我们将把个人和团体的包袱、把我们的政治偏见和观点、把我们的见识和盲点，都带进这个重要委员会的工作中。大部分委员认为，如果退出所属党派，我们只能弄巧成拙。如果我们假装脱离政治，就会显得不那么坦诚和透明。我们可能会不偏不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还在“究竟种族隔离是邪恶的还是政策不错只是执行时走了样”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大部分人谴责种族隔离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制度的言论，都是记录在案的。也正是这一立场使我们赢得了声望，并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

我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成立伊始，阿非利卡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就指责委员会存在缺陷，挤满被他们蔑称为“好斗”型（指反种族隔离斗争）的人物，而且偏向非国大。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数与其对立面相等的委员会。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其要求是何等傲慢，典型地体现了当这块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对治理方式毫无发言权时他们的行为方式。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旧制度的支持者，仍然希望一切率由旧章。他们空口无凭地（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作）宣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杀旧秩序，特别是阿非利卡人。

我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我们中的一些人很久以来，早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想法产生之前，就热诚地投身于和解事业。我们致力于为受到伤害的人们抚平创伤，这种热诚使我们不仅不会破坏这一进程，反而会更加力求公允。我对一群抱有类似想法的白人新教领袖说，你们只要看看我既往的记录，就知道可以倚重我的个人品格了。我提醒他们，尽管我反驳过，很多人还是认为我反对种族隔离是出于政治原因，并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三缄其口，不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提出批评。他们几乎肯定我会接受一个政治职务，公开进入政坛。我指出，恰恰相反，我没有寻求也未接到担任政治职务的邀请。非国大执政不久，我就批评他们接受过高的薪金。我建议他们看看我们究竟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再评头论足不迟。

（他们即使看到事实，我也不认为他们会对我们大加赞扬。我们的确信守诺言，不偏不倚，非国大甚至因此抱怨我们，想要阻挠《报告》的公布，声称《报告》所言并非事实，指责我们用同样的道德准则评判与种族隔离斗争的人和实施种族隔离的人。）

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一直未能争取到阿非利卡人中叫嚷得最凶的那些人，他们坚持透过变色眼镜看待能够表明我们严守公允的事实。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勾勒出由于既往的政治冲突在我国发生的严重违反人权的状况。我们在确定罪责轻重时，也是为了培养有责必负和尊重人权的文化。我们下定决心毫不畏惧、毫不偏袒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全世界和大部分讲道理的南非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干得不错。

如前所述，我们对南非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既是至关重要的特点，但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烦恼。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后来我们发现种族隔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懊恼地发现，我们是南非社会的缩影，受伤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发现彼此之间常常猜忌，不易建立相互的信任。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屈从于一种强大的条件反射，使我们用成见对待属于其他群体的人，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激烈申辩自己不怀成见。

第一年中召开的会议简直如临深渊。每个人都想辟出自己的地盘、建立自己的空间，要达成一致意见，谈何容易。黑人委员总是琢磨白人同事会不会对其他白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反之亦然。有些委员因为是白人的自由派——“自由派”在南非是骂人的话——而被指责为企图左右事态以出人头地。我们任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都是白人，于是警钟四起，有些委员甚至立刻害怕委员会将被白人掌握、执行白人的议程。对这样的气氛，我准备不足，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教会的会议，特别是大家都翘首盼望的主教大会。这些会议是那么和谐、那么积极向上，完全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会议上的明枪暗箭、含沙射影。我们的确原原本本地反映了作为种族隔离社会基本特征的隔阂、分裂和猜疑。我们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标尺，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凝聚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有机整体，那么南非就有希望了。

有意思的是，总统任命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是一位大主教，而不是法官或其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准司法机构。委员中七人是律师，因而法律界拥有最强的代表性。但是，也有三位活跃的牧师，而且三人都是其教派的全国性领袖。此外，伯莱恩博士在辞职从政之前，曾是循道宗大会最年轻的主席。因此，可以说我们当中有四位牧师，而这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审议和工作方式。

总统一定以为我们的工作属于深邃的精神世界。毕竟，宽容、和解和赔偿，并非政治辞令中的流行语言。政坛上的惯例，是要争取心满意足，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并坚信我们的世界是你死我活的世界。大部分政治家并不是在那里疗治创伤、恢复平衡或是消除分歧。宽容、忏悔与和解在宗教领域才能找到更合适的安身之地。

尽管我们存在分歧，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闭门谢客，以便我们提高精神境界，敏锐视听。无论我们对各自的圣灵如何认识和称呼，我们都坐在我的精神导师法兰西斯·古尔的身边，将身心敞开，聆听超凡圣灵的启示和教诲。在委员会任期将满时，我们又一次闭门谢客，在罗本岛经历了感人至深的反省。我们首先游览了小岛，从一个监牢走到另一个监牢，深深沉浸在历史和愤懑之中，并意识到我们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彼此也更加贴近了。

委员会还接受我的建议，在会前和会后进行祷告，并在会间小憩时祈祷和整理思绪。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我们议定当受害者或幸存者到委员会的受害者听证会上陈述他们的辛酸经历时，我们应该营造庄严的气氛，应该有祷告、赞美诗和燃烛仪式，纪念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在东开普进行的第一次听证会前，我问我主持会议时，是否应该穿上作为我公共形象一部分的大主教紫色教袍。委员会认为应该，印度教同事甚至态度极为坚决。

我被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后，立即要求全世界圣公会联盟秘书处告知我们教派的所有修女和修士，在委员会存在期间，我们急切需要他们为我们定期祷告。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至少经常被这些基督徒热切的祈祷所包围。从其他人那里我也了解到，全世界许多人用他们的爱和祈祷支持着我们。我要为他们的出色表现致以深深的谢意。无论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都要归功于笼罩我们、支持我们的这片祥云。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所承担的是深刻的宗教和精神使命。

很少有人反对委员会对精神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倚重。当有记者对此提出疑问时，我回答说，我是宗教人士，也是因此被选出来的。我无法装扮成另一个人。我按照本来面目行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接受。这就意味着，神学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将成为我们所作所为的依据。我们也不无欢欣地接受了委员会中从事医学的成员所给予的适当指导，心理学家、医生和护士为我们提交给总统的赔偿和复原政策的制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年事的增长，我惊喜地发现神学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是多么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欣慰地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当上帝申斥亚当违反禁令偷吃禁果时，亚当不愿承担抗旨不遵的罪责，把责难推到夏娃身上。而上帝指责夏娃时，她也一样地推卸责任。（我们不知道蛇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因此，大部分人不情愿承担种族隔离暴行的责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指责他人他事而不是自己，正说明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真正子孙。

哈佛大学神学家哈维·考克斯在题为《勿归咎于蛇》（On Not Leaving It to the Snake）一书中，对我们归罪于他人的倾向进行了颇有教益的驳斥，大大有助我避免轻率判断和对他人的不幸而幸灾乐祸。这在委员会接触犯下最为十恶不赦罪行的罪犯时尤为重要。委员会常常为人可以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怀热诚。如果罪犯被当做无可救药的魔鬼，那么我们就谈不上什么追究责任了，因为他们被宣布为不能对其行为负责的非正常人。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他们改过自新的希望。神学认为，尽管他们的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如若不然，我们委员会就必须关门大吉，因为我们运作的前提是人可以改变，可以认识到并承认其行为的错误，经历痛悔，或至少感到歉疚，并最终迫使自己坦白罪行，请求宽恕。但是，如果他们被蔑视为魔鬼，便理当无法参与宽恕与和解这一触动人心的进程。

在这门神学中，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因为我们的上帝为罪人保留了特别柔软的心肠。在耶稣讲述的故事中，牧人宁可将99只温顺听话的绵羊抛在荒野，也要去寻找那只离群的羊——不是毛茸茸的可爱羔羊，因为可爱的羔羊不会离开妈妈，而是桀骜不驯、惹是生非的老公羊。牧人正是在这只羊身上颇费心血。等找到时，它很可能已没有漂亮的羊毛，浑身污秽，也可能跌到了污水沟里，搞得臭气熏天。牧人找寻的就是这样一只羊，而且找到之后，绝不会厌恶地侧身掩鼻。不，他会将它轻轻抬起，扛在肩上，回家后盛宴庆祝，因为他找到了迷途的羊。耶稣说，一个悔过的罪人，比99个无需忏悔的人，可以给天堂带来更大的欣喜。

基督徒受到这条福音——与世俗常理相悖的偏向罪人的福音——的约束。耶稣基督得罪了循规蹈矩的大多数和正统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与之为伍的不是受人爱戴的社会精英，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渣滓糟粕——是妓女、罪人和被摒弃的人。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人定为不可救药而打入地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陪伴他的是两个小偷。其中一个表示忏悔，耶稣向他保证，他们将一起进入天堂。故事的主旨，是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断言某某人已经万劫不复，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即使最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是不是在最后的时刻也能忏悔并得到宽恕，因为我们的上帝首先是慈悲的上帝。

我们之所在，我们之所有，甚至于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都是一份礼物，不是我们争取到的，而是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据说上帝对罪人的偏向巨大无边，以致我们在天堂会碰到我们根本料想不到的人物。（反过来说，我们也会因为应该遇到的人没有出现而吃惊。当然我们自己得先进天堂才行！）总之，根据这一神学，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毫无希望、无可救药的。

上帝不会抛弃任何人，因为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直至永远，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好坏，直到永远。他的爱不会遗漏我们任何人，因为上帝的爱是不变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说我无法让上帝更爱我，因为他对我的爱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同样，我也无法让上帝爱我少一点。上帝爱的是原原本本的我，他帮助我成为我所能够成就的人。当我意识到上帝对我的深爱时，我会尽一切努力为了爱去做能让我的爱人欢愉的事。如果有人认为这为道德堕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么他一定没有爱过，因为爱比法律要求得更多。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本该就寝休息，但为了看护生病的孩子，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彻夜不眠。

我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取违反人权的罪犯讲述他们的罪行时便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最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会不会成为和罪犯一样的人。这并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而不是出于虚假的虔诚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我向前行。”

不幸中之万幸，当我聆听受害者的陈述时，我对他们的宽宏大度感到了惊讶。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他们不是渴望复仇，而是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宽容意愿。于是我感谢上帝，让 我们所有 人 ，甚至于我，都具有行善、宽容和大度的不凡能力。

神学帮助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认识到，我们身处一个道德世界，善与恶都是现实，而且关系重大。道德的世界就意味着，尽管有不少现实不尽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死去与复生，就证明了爱比恨强大，生命比死亡强大，光明可以战胜黑暗，欢笑、快乐、热情、温情和真诚，都远胜于其对立面。

在委员会，我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些在种族隔离岁月中趾高气扬，随意抛撒死亡、不公和种族隔离各种虐政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阴暗世界中参与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他们原本得意地认为自己想主宰天下多久，就可以多久。如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而且不是什么推测或者无根无据的指控。不，完全是罪犯亲口道出的事实：他们如何绑架、如何枪杀、如何掩埋尸体或抛到河里喂鳄鱼。他们帮我们找到50具被他们秘密绑架、杀害和掩埋的尸体。如果这不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将永远被掩盖。

在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人们面对猖獗的邪恶势力常常士气低落。这时我会说：“这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已经失败了。”我也曾向我们的南非白人同胞呼吁：“我们在善待你们，加入必胜者的行列吧！”我们这些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得到了最为辉煌的胜利。而胜利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同属于白人和黑人——上帝的彩虹子民。 VEEM9GSJr+dhPh9Gs1V6TDVYfVvrh16nFY6WQi4HRdRlLQlyCyOlcH3Tz6nR87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