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年维纳

哦！如果我能够反复无常，能够把过失推诿给气候，推诿给第三者……那我心头难忍的重负也可以减轻一半。怜悯我吧！……从前，我在情真意切的意境中浮游，每一步都有一座乐园陪随，我的心慈爱地拥抱着整个世界，现在在我胸中的还不是同一颗心？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1913年9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年轻的诺伯特·维纳，刚毕业的少年哲学博士，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体体面面地出发，踏上通往英格兰剑桥的路途。他手里拎着沉重的行李箱，沿着台阶走入哈佛广场下面的新地铁站，几分钟后到达波士顿东站，附近的波士顿港破旧的码头上，英国莱兰航运的一艘小蒸汽船正在装载乘客。

诺伯特被授予哈佛大学最有价值的毕业生奖学金，有机会在国外进行为期一年没有任何限制的旅行和学习。他盼望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远离专横的父母，但是逃离不会那么容易。

他的家人和他一路同行。利奥利用儿子在国外学习一年的机会请了学术假，他依然渴望获得欧洲学者的尊重，接受他折中学派的哲学研究，并且他和妻子都非常想在欧洲的文化中心促进两个女儿的教育。诺伯特拖着自己的小提箱和家人的行李走上码头，而父亲在一旁不断尖叫着对他发出“冲突的、自相矛盾的”指令，仿佛他是家里请的搬运工，而不是有名气的天才。这时，他的身体和精神感到双重重压。

登上轮船，诺伯特感到“如释重负，极其轻松”。他一直在观看海浪，全神贯注地琢磨船上无线电报务员的一举一动，惊叹他一边熟练操作无线电设备一边灵巧地应对“老船长女儿的调情”。当轮船停靠利物浦时，利奥给自己和儿子买好了去伦敦的火车票，并安排其他家人去德国慕尼黑，那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欧洲之行的大本营。

——

年轻的诺伯特阔步走进现代哲学和新数学逻辑的圣地剑桥三一学院的大门，父亲紧跟其后。他们穿过巨大的石头大门，透过蒙蒙细雨，看到三一学院的巨庭。他们沿着鹅卵石小道疾走，走过牛顿发现微积分、开展具有历史意义的光学实验的冰冷禅房，走过拜伦饲养宠物小熊的烟熏塔楼，走过大学食堂旁边诗人丁尼生曾经一步跨过的台阶。

这是父子俩比较愉快的一次步行。

在巨庭对面的一个宽敞套房里，利奥亲手把儿子交给英美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还大大地夸奖了儿子的天赋，也没忘记自我推销一番。这是迄今为止利奥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他要在儿子有可能做出成就的领域为他找到最出名的老师。瘦长、高傲的罗素爵士那时才40岁出头，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打量着这位自己要看管的学生。诺伯特也打量着这位新导师。

师从罗素，诺伯特是有备而来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数学原理》的头几卷，并且1913年整个夏天他都在抓紧温习数学。但是，他的这些准备工作与他在哈佛读博士期间受到的严格训练，并没有让他准备好面对三一学院令人畏惧的学术环境，或者没有让他准备好接受罗素更加让人生畏的个性。利奥离开剑桥去慕尼黑后没几天，诺伯特写信给父亲，悲哀地描述了头几次罗素给他单独辅导、双方互动时的紧张情形：“罗素的态度完全是冷漠的，夹杂着轻蔑……我想我去看看他上课的样子就心满意足了。”

他上了两门罗素的课，一门是关于《数学原理》的，一门是关于感知数据的，后者是当时精神哲学领域里一个非常紧迫的研究问题。这两门课诺伯特完全可以轻松应对，但是他从赫赫有名的导师那里得到相反的印象。显然，青年维纳没有能够“感知数据”，或者未能按照三一学院的巨人规定的方法进行哲学研究。新学期过了一个月，诺伯特向利奥承认：

罗素先生的课程学起来还行，但和他单独在一起所做的工作，让我感到很沮丧。我觉得我是个失败的哲学家……我提出的观点是有缺陷的。罗素对我的哲学才能……似乎非常不满，对我个人也不满。他说我的观点“很糟糕，让人迷惑”，说我对观点的论述比观点本身还糟糕……指责我过于自信……他的话非常伤人，尽管他总是可以找到理由。

相比于罗素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傲慢的风格，利奥严厉的训练方法显得笨拙低效。他气势汹汹的语言攻击大大地伤害了诺伯特的自信心。他忍受痛苦，熬过了这段时期，之后罗素的折磨激发了他一种新的反应：反抗。一个星期后，诺伯特给利奥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对罗素进行了反批评，这预示了他将来对所有过分逻辑化的人和机器的感情态度：

我非常不喜欢罗素……我憎恶这个人……他是一座冰山。他的思想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尖刻、冷漠、狭隘的逻辑机器，把整个宇宙分割成一个个整齐的小包裹，每个长宽高只有3英寸。他用来分析事实的数学分析方法，是一种强求一致的方法：内容如果太多，他的系统无法解释，他就会对其加以裁剪；内容如果不够，他就会对其加以拉伸。

为了显得不和自己的导师一样残忍，他给罗素丢了一块小面包：“不过，在他的局限范围内，他还是非常准确的思想家。”

在这段师生关系中，彼此的反感是非常深的。罗素在同一星期写给朋友的信中，抨击了这位“叫作维纳的天才神童”：

这位年轻人被奉承惯了，自认为是万能的上帝——我和他之间一直存在竞争，到底谁才是老师。

一开始，青年维纳在剑桥也感到消极低沉。根据哈佛和三一学院达成的协议，他的身份是高年级学生，但三一学院不允许他住在学院里。利奥为他找的房东太太脾气不好，“是个邋遢、刻薄的小个子女人”，她同意以很低的价格出租房间，每天还提供蔬菜和奶酪，但在剑桥的头几个星期，他“孤独绝望透了”。他独自一人走在学院庭院的石砌地面上，在剑河边的树林里闲逛，最终总算找到几个可以说话的人。他和一些本科生一起去喝茶，参加他们的晚会，他们称之为“挤扁晚会”，因为房子偏小，人多拥挤。研究生和博士后同学都像大哥哥一样，把他当朋友看待，但他感受得到他们根深蒂固的英国式势利和反美情绪，以至他这个美国佬感到有些不自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剑桥除了美丽的景色，还有更多令人喜爱的东西。他喜欢到道德科学俱乐部参加辩论，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结交了年纪比自己大的学者朋友。到第一学期末，他感到“快乐多了，也更像一个男人了”，对剑桥同学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友好了。他后来多次访问英国，承认“自己和英国之间具有一个亲密、永恒的纽带，特别是自己和剑桥之间”。他肯定地说：“一旦你刺破他们对美国人和其他外人披上的保护性外壳，就会发现英国人是非常不同的。”

青年维纳在剑桥还学到了其他东西。他发现那些智力超群者和没落贵族身上有种种怪癖，他们将这些怪癖上升为一种艺术形式。剑桥有三位哲学导师，共同构成了童话中的“疯狂茶社”的三一学院版，是刘易斯·卡罗尔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活生生的人物。这三个人是罗素；G.E.摩尔，新兴“常识哲学”的拥趸；J.E.麦克塔格特，英国黑格尔唯心哲学最后的堡垒。罗素就是小说中“疯狂的制帽匠”，他身材瘦长，是狂野的贵族子弟，常常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朋友们寻欢作乐，和迷人的英国女人、美国女人风流韵事不断，丑闻迭出。在摩尔身上，维纳看到了“完美的三月兔”，他不修边幅，“长外套上总是沾满粉笔灰……头发像一团乱草，一辈子都没有梳过似的”。小说中的“睡鼠”非懒散的麦克塔格特莫属了，他“双手短粗……整天睡眼惺忪，横着走路”。

在剑桥，全新的思想和个性的自由让维纳欢喜，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与众不同的怪人。他把剑桥和哈佛进行了比较，肯定地说：“哈佛一直仇视怪人和有个性的人……而剑桥十分珍惜怪癖，以至没有怪癖的人也被迫装出几分怪癖来。”数年后，维纳自己的怪癖举世闻名，他对他多年的英国朋友忽冷忽热，朋友指责他的一些古怪行为是故意学三一学院那些活宝的。

在三一学院中，维纳最为敬重的人是戈弗雷·哈罗德·哈代。他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纯数学家，外表清秀、热爱运动，因此看上去像大二学生，但他30多岁了，内心脆弱、容易害羞。哈代的课对维纳是“一种启示”，他早期涉足高等数学——初等微积分以外的数学王国时，不是很顺利，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当时，他已经不需要扳手指头算算术了，但无法理解数字理论的抽象概念、泛函分析、微分方程、向量几何。哈代带着他慢慢理解这些高深领域的基础逻辑，训练他的数学证明方法，于是，他的数学分析引擎开始点火发动了。

维纳感谢哈代，是哈代而不是罗素给他提供了现代数学的新工具，包括突变函数和复变函数，测量光滑曲线和不规则曲线的高等微积分，尤其是勒贝格积分——一种测量不规则几何形状和分散在无限空间的点集的统计工具。10年之后，维纳运用这些统计理论的基础工具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他在该领域的研究就是在哈代的指导下起步的。1913年11月，他的第一篇论文出版了。“现在看来，我觉得这篇论文不是特别好，”他后来说，“然而，它第一次让我们闻到了油墨的香味，这对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巨大的鼓舞。”他的下一篇论文是写给哈代的，这篇论文对数学逻辑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人不久就分道扬镳了。维纳越来越注重实用性，渴望运用这些新的数学工具解决现实问题，而哈代非常珍惜自己纯数学家的地位。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一直争论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优点。哈代称维纳研究的工程方向是“骗人的东西”，维纳坚定地为自己实用数学家的角色辩护，打算找到解决具有重大影响的现实问题的途径。

在这一点上，维纳和罗素的看法是一致的。罗素对数学工具的实际应用没有什么疑虑。尽管他对自己这位刚愎自用的学生没有表现出什么外在的情感，但他在维纳的早期职业生涯中帮了他两次大忙。在他们每周进行例行的个别指导时，他把维纳带到纯逻辑王国以外的领域，提醒他注意一些激动人心的、将动摇20世纪上半叶物理科学基础的新发展动向，即正在欧洲大陆兴起的物质电子理论和新量子物理学。更重要的是，罗素指示维纳注意爱因斯坦1905年出版的三篇论文，当时科学界还苦苦挣扎试图理解他提出的三个理论。一篇提出相对论，指出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彼此存在亲密的物理关系。另一篇提出光电理论，解释了金属的光电效应，即当光照在金属表面时，金属会抛出电子从而产生电流。还有一篇尽管难懂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它解开了布朗运动之谜。在第三篇论文中，爱因斯坦研究了液体中微粒的不规则运动，解释了这些微粒不规则运动的原因，为热动力学和整个物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这种运动最初是由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发现的。这篇让人难以忘怀的论文即将成为维纳数学研究的跳板。

作为对罗素好意的回报，青年维纳彻底摈弃了导师的杰作《数学原理》的逻辑前提。1914年，英格兰的冬天潮湿无比，还不到20岁的维纳对罗素巨著中提出的观点投下了冷冷的一瞥。维纳分析后认为，罗素缺乏逻辑，他所宣称的已经找到一种逻辑方法来演绎整个数学的说法是有基础性缺陷的。的确，通过在三一学院的研究，维纳开始相信，任何自称完备的独立逻辑系统注定是要失败的。次年，他在《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方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短的论文，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在我看来，我们不可能对罗素先生的一套假设进行详述……无论如何，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无法得到逻辑和数学命题所绝对不可缺少的那种确定性，也无法确定这些逻辑前提所演绎出来的结论的可信性。

维纳的批评是他10岁时撰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无知理论》中表达的观点的重现，只不过这次形式更为成熟，也是奥地利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20年后提出的更为具体的“不完全性定理”的预言，这个定理淘汰了罗素和怀特海的大胆设想。维纳的侧面打击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它发生在罗素的地盘上，正值罗素影响力处于鼎盛的时期，这不啻《皇帝的新装》中小男孩儿说皇帝没穿衣服。

很多年后，维纳才承认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从罗素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40年后，他承认：“即使经过这么多年，要我写点儿东西谈谈我和罗素接触的情况以及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的研究工作，依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他承认和罗素之间有争执，就像承认从父亲利奥那里得到的沉痛教训一样。“这些争执让我受益巨大。”尽管在信件中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罗素还是看好维纳的。在罗素的私人信件中，他提到维纳父亲主动来信详细说明他训练儿子的方法，他赞赏地说：“然而，他最终的结果是不错的。”维纳本人在给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短笺中透露，罗素读了他的博士论文后称赞它是“相当好的技术作品”，并送了他一本《数学原理》第三卷作为礼物。

——

维纳牢牢记住导师的指示。1914年春，罗素去美国讲学，维纳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他在慕尼黑短暂停留，和家人团聚，然后乘火车到哥廷根。这是位于下萨克森州丘陵地区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城，是一个知识力场，其吸引力穿越古城厚厚的防御城墙，远达四方。19世纪，哥廷根巨人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和波恩哈德·黎曼奠定了现代数学的基石。他们的继承人和门徒引领现代数学进入20世纪，正动摇着物质本身的物理基础。

维纳在哥廷根只停留了一个学期，但这次停留对他后来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至关重要，10年后，量子革命就是在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大厅里爆发的。在那里，维纳跟随德国数学界顶尖人物戴维·希尔伯特学习微分方程，多年后维纳称希尔伯特是他碰到的“数学界唯一真正的全能天才”。听从罗素的建议，维纳阅读了爱因斯坦1905年的德语论文，第一次仔细了解了新的原子理论，开始应用学到的全新数学概念来解释物理世界的实际现象。为了更充分地领悟德国主流学术界的真谛，他选修了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课程，胡塞尔是继承了康德和黑格尔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但是维纳已经19岁了，他是为了哲学而选择哲学以外领域的。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应用数学家，他意识到他“不具备哲学头脑，不擅长抽象概念，除非有一个现成的桥梁把这些抽象概念和某些科学领域的具体观察或计算连接起来”。

他在哥廷根大学数学协会从事的研究工作使他的思想跨越了这座桥梁。协会的阅览室汇集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和期刊，他可以自由浏览。在专题研讨室，希尔伯特主持每周一次的研讨会，会上大家阅读新的研究论文，充满激情地、准确地对其加以分析。会后，学生和教授一路走到山顶上可以俯瞰美丽小城的咖啡馆，一边谈数学一边结交朋友。这种亲密友好的氛围体现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科学与啤酒并置”的观念，当年父亲利奥就是因为厌恶这个才逃到美国的。尽管年纪比博士后同学们小几岁，但是维纳喜欢这些生机勃勃的讨论，也愿意参与其中，和大家互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交技巧。

在哥廷根，青年维纳还取得了另一个令人兴奋的突破。当对数学逻辑中几个小问题迷惑不解时，他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并很快意识到可以将它运用于更广泛的逻辑系统。整整一个星期，他的脑子里全是这个想法，日夜不停地补充具体细节，只抽空吃了几口黑面包和奶酪充饥。后来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持久的数学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他说：“不久之后，我意识到我有个好的想法，但是这个悬而未决的想法对我确实是一种折磨，直到我最终把它写下来，彻底从脑子里清理掉。”最终成果是一篇论文，第二年发表在剑桥的一家杂志上，他认为这是他早期最好的作品之一。

这次经历激发了他对数学原创研究的热爱，他将之比作艺术家或雕刻家的创作，是被神圣的灵感驱动的。“看到一个棘手、毫不妥协的原材料慢慢成形，开始有了意义……无论原材料是石头还是石头般坚硬的逻辑……你都会感受到创造的乐趣。”他说。在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里，19岁的维纳开始慢慢了解到自己的内在能力，他找到成熟的理论工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自由流动的、万花筒般的想象力”，“差不多可以自动地”、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新的想法，来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他第一次认清自己的形象，不再是接受训练的笨拙幼熊，也不是他父亲或罗素手下懒惰的学生，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学者，日渐成熟，具有创造伟大成就的潜力。

在哥廷根，维纳不是一直在工作。下课后，他沉迷于最喜爱的户外活动，享受着下萨克森州田园牧歌般的快乐：到城南的森林漫步，或到莱茵河上的天然学生游泳场懒散地泡在水里。晚上，他到城里的素菜馆吃饭，一头扎进人来人往的酒吧，或者到学生经常光顾的啤酒厅大喝一通。和剑桥拘泥的“挤扁晚会”不同，哥廷根的啤酒狂欢“时间长、柔润、和谐”。一天晚上，他参加了在一家啤酒屋举办的喧闹的唱歌比赛，“胡乱地”用德语和英语唱歌，一直到警察把这一帮狂欢者驱赶走。

夏天到来时，欧洲大陆一直以来积蓄的紧张的政治形势突然爆发。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斯拉夫盟友俄国宣战，几天后德国参与进来，对俄国和法国宣战，以攫取土地和权力，德国将军和工业巨头为此已经做了数十年的准备。

几个月前，利奥就带着家人回到美国，当巴尔干的种族冲突吞噬欧洲大陆时，青年维纳乘坐汉堡到美国的班轮回家。轮船驶离英国海岸线后两天，船长传达了轮船无线电接收到的消息，德国和英国已经开战了。大批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海底潜游，轮船一路穿越大西洋，人们非常紧张，直到安全到达波士顿港才松了一口气。

——

几个星期之内，他鼓起很大的勇气只身返回英格兰，此时德国U型潜艇的活动更为频繁，双方在西部战线上挖了很多战壕。哈佛大学的资助人给他续了1914—1915学年的旅行奖学金，罗素在剑桥写信告诉他英格兰是安全的。但是，曾经的田园牧歌般的大学城完全变样了。尽管远离前线，剑桥还是弥漫着战争的气氛。英国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第一波壕沟拉锯战中战死，最新的伤亡名单每天都在学校工会张贴公布。沿剑河的绿地很多被改建成临时伤员医院，晚上全城宵禁，白天的剑桥则笼罩在阴沉昏暗中。罗素爵士本人因为直言不讳反对这场战争，政府和英国人都把他看成罪犯，他即将被开除出三一学院，并最终被监禁起来。

整个秋季学期，维纳都待在剑桥，假期他逃到伦敦，在那里认识了同样来自哈佛并享受旅行奖学金的年轻哲学家、诗人艾略特。艾略特发现牛津的氛围和剑桥一样压抑、阴郁。两人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家餐馆一起吃了一顿“不是太高兴的圣诞晚餐”。艾略特年长维纳6岁，也更懂得人情世故，但两人有一些共同之处。艾略特已经开始创作日后让他成名的现代诗歌，但那时他依然专心于哲学。那年春天，他在哈佛大学见过罗素，还选修了他的数学逻辑课程。之后，艾略特来到牛津大学，开始重写日渐过时的关于形而上哲学的博士论文，他对维纳在三一学院从事的新研究工作表现出真诚的兴趣。

那年，维纳又写了四篇论文，包括《至善》（这是一篇关于伦理学的论文）、《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这篇文章试图调和没落的唯心论和新现实主义、数学逻辑之间的矛盾，两者针锋相对，以争夺在现代思想领域的首要地位。他把论文样稿寄给艾略特，后者报以有分寸的热情。那年圣诞节，在英吉利海峡对面，战事不断升级，在伦敦沉闷的圣诞晚餐中，“大象的孩子”和年轻的文豪一边吃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哲学的新发展势态，他们回顾了旧哲学的终结，展望了新哲学可能带来的冲击。

餐前，艾略特对维纳说：“你似乎是搞哲学的，而不是数学。”他对罗素的逻辑无法理解，但很高兴维纳没有被罗素的新逻辑学迷惑。

的确，维纳在关于相对主义的论文中指出，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都是依赖于其他事实和语境的，他再次争辩说：“没有知识是自给自足的……根本就不存在确定无疑的知识。”他重复了童年时期撰写的论文观点，但这次是明确针对新数学逻辑学家所主张的确定性和“完整性”。“所有的哲学都是……相对主义，”维纳坚持认为，“我们永远……离不开概念之间的相互比较。”在关于伦理的那篇论文里，他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摒弃了伦理学的核心观点，即认为人可以识别且获得“至善”。“那种认为至善存在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他说，并且再一次提供了可靠的逻辑证据，“如果我们最高的理想确定可以实现，那么它一旦实现，道德进步就会停止……若不能实现，那么……道德最终注定失败。”

艾略特是虔诚的现实主义者，但是那个圣诞节，他对旧唯心论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感到沮丧，甚至对哲学本身倍感失望。他对维纳说：“在某种意义上，搞哲学就是颠覆现实……就是试图把混乱、矛盾的常识世界组织起来……其结果永远是成败参半。几乎每一种哲学一开始都是常识对其他理论的反叛……但最后人人都觉得哲学荒谬，而哲学家浑然不知。”

维纳有更好的看法。他已经开始着手运用从罗素那里学到的新物理学准则，用科学术语来重构哲学信仰。艾略特正在通过诗歌探索另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他说：“我非常愿意承认，相对主义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远离哲学，专心于真实的艺术或真实的科学。世界上有艺术，也有科学。有艺术作品，也可能有科学作品，只要大家不受哲学的影响，不久就会出现科学作品。”

他们的行动胜于雄辩。不久之后，两人都逃离了哲学领域，去寻找更有意义的天地：艾略特致力于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维纳专注于研究应用数学领域更具体的问题。维纳的伦理论文后来获得哈佛大学著名的鲍登奖，艾略特也写了评论，对此赞赏有加，但是当时没有人——包括维纳本人——能估量他到底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和他的哈佛毕业论文一样，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播下的种子也要等到几十年后才会开花结果。

回到剑桥后，维纳收到父亲发来的一封电报，告诉他一个英国报纸没有报道的战争消息，北大西洋的潜艇战升级了，父亲敦促他马上乘坐最近一班轮船回国。1915年2月，德国宣布对大不列颠实行潜艇封锁。剑桥大学关门了，维纳买了一张船票，乘坐一艘老旧的蒸汽船，冒着寒冷从利物浦一路颠簸到纽约港。几个星期之后，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在同一航线上被德国潜艇击沉，1 195人丧生，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

欧洲战场的战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不久就参与进来。但目前，对青年维纳而言，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内心宁静和心智成熟。在国外的两年是他思想“解放”的两年，从剑桥和哥廷根回来后，他感觉自己是个“更合格的世界公民”，已经融入世界科学界的圈子，并发现“在那里做出一些成就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现在可以和罗素平起平坐了，和欧洲的“知识精英”也不分上下。他已经学会照顾自己，社交活动也比较成功。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从大学毕业后陷入的“绝望的泥沼”，以及在哈佛期间遭受的一连串自信心挫伤、身份认同危机中走了出来。

但是，他的流浪生涯还只是刚刚开始，重回美国的生活将被证明是艰难的，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

对青年维纳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动荡不安的。博士后奖学金还可以支持他一个学期，他选择到比较安全的纽约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在纽约，他再次听从罗素的建议，到哥伦比亚大学跟杜威学习哲学。杜威是美国佛蒙特州人，他继承了威廉·詹姆斯美国实用主义的衣钵，将之广泛应用于知识理论和他感兴趣的教育实践中。但是，维纳向艾略特甚至罗素抱怨杜威的哲学理论拘泥于旧的哲学语言风格，也不具备足够的系统性，让接受过英国和欧洲逻辑分析、科学思维训练，接触过诸多新学派的思维敏捷的年轻人不以为然。

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和自由的欧洲生活相比逊色不少。他住在毫无生气的研究生宿舍里，和其他学生也没有什么智识上的交流。经历过海外的美好时光后，他很吃惊地发现，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他又感到尴尬和不自在了，并对他们大加批评，他后来也承认这些批评是“完全不动脑子”的。为了赢得同学们的尊重，他采取了荒谬的办法：他对研究生同学大谈晦涩难懂的事实和从国外搜集到的关于新知识的各种理论。他未经邀请闯入他们的桥牌游戏。为了报复他，一群愤怒的研究生在他读报纸时把报纸烧了。为了安慰自己，他开始徒步。他从炮台公园一直走到斯派滕戴维尔，穿越了整个曼哈顿。他还到哈得孙河对面的帕利塞兹徒步。周末，他会按时去看年迈的奶奶，她住在城市另一端的一所公寓里，他很谨慎，因为他知道母亲讨厌儿子和他的犹太亲戚搅在一起，也不喜欢他与纽约表亲们过于亲密。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一学期是他博士后生涯的“低谷”。他满腔热情地从欧洲回来，渴望用自己熟练掌握的新逻辑和前沿科学知识开启自己的哲学家生涯，结果发现在美国学术沙文主义的环境里，他的知识并无用武之地。他想在该领域谋得一份教职，结果很震惊地发现，要在哈佛大学或任何一个重点大学获得一个永久职位，他还不够资格，因为尽管在剑桥和哥廷根磨砺了自己的学术才能，但他没有研究“美国环境中的人”。在他看来，那种环境大部分是“肤浅的”“质地缺少某种厚重感”，这种情况只有等到美国参与战争、急需更为复杂艰巨的现实应用时才可能改变。但是，在1915年秋天，美国依然荒谬地坚持孤立主义的立场，于是这位失业的昔日神童只好回到波士顿的家里，和过分保护他的母亲以及专横跋扈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想当初他攀登欧洲学术高峰时曾经是多么具有男子气概。

那年秋天，维纳确实又回到哈佛大学，在哲学系做志愿讲师。那时哈佛有个规定，所有哈佛的博士毕业生经申请可以获得志愿讲师这种无足轻重的荣誉。但是，维纳干得并不好。头几次上课，他很紧张，讲课内容杂乱无章，神态“自负傲慢”，说话是欧洲的声调节奏，让人想到维多利亚时代。他奇怪、散漫的讲课方式后来被他解释为“年轻人话多”“口齿伶俐”，但这预示了后来贯穿他整个职业生涯的非常正式的说话和写作风格。

落后于时代的说话和写作方式是成年时期维纳的一个传奇式的古怪行为，他这第一次表现出的古怪行为也许可以解释为他用不恰当的方式来弥补自己首次获得学术职位时年纪相对较轻的劣势，但没有做作的成分。其中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早年父亲学究般迂腐地指导他背诵课文，以及战前他浸淫于欧洲日益衰败的学术文化。他说话紧张、喋喋不休，这是个很普遍和突出的问题。就像他在实验室动作笨拙一样，他说话时语言散漫、句子有歧义，这不是因为他的思想缺乏组织性，而是思维太快，语言表达跟不上。然而，对他的听众来说，他只不过是在发出刺耳的噪声，他“自负傲慢”的风格也掩盖不住早年那种笨拙、心神不定的内心感受，从欧洲回到美国后这种感受重新回来了。

维纳的表现没有打动他的成绩鉴定者们，因此，他没有获得哈佛的终身教职。他承认这有自己的部分原因，“我以自己没有经验为借口，没有意识到我的表现到底如何”，但是，他还是有其他的辩护理由。他觉得哈佛大学的很多人对他和他父亲还是有怨恨情绪的，其中的缘由是当年父亲厚着脸皮自我推销，诺伯特本人“咄咄逼人”“不顾及别人”“不是个友好的年轻人”“肯定不是有社交风度的楷模”，这些指控都是他自己承认的。他还认为，哈佛大学当时的反犹太倾向也是他被淘汰的原因，这种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1909年，贵族出身的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担任哈佛大学新校长，哈佛大学反犹太的官方态度得到强化。洛厄尔后来还呼吁对哈佛的犹太学生和教工的数量实行严格的限制，对此偏见，利奥和贝尔塔都是完全反对的。

G.D.伯克霍夫是位年轻又有才华的数学家，甚至连维纳都承认他是“一流的明星”，他和一些德裔或者在战争期间亲德的教工出于种族考虑，可能会积极反对给维纳一个教职。维纳宣称，他赢得了伯克霍夫的“特别反感”，“因为我是犹太人，但最终是因为我是个可能的对手”。他还坚信，针对他父亲的类似怨恨也给他带来伤害。在寒冷的慕尼黑度过他的学术假期后，利奥变成了坚定的反德者，他对日益兴起的德国军国主义倍感愤怒。一有机会，他就用英语和德语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无疑使哈佛大学很多位高权重的亲德派疏远了他。

对青年维纳而言，他无法忍受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像伯歇尔之后所有重要的美国数学家一样，他到德国跟随本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学习前沿知识、接受训练，然而却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一个有偏见的德裔教授驱逐出哈佛，此人虽然站在美国数学领域的巅峰，但“没有任何在国外接受训练的优势”。

就这样，这位哈佛大学的回头浪子被迫回归荒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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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和次年夏天，维纳和妹妹康塔一同去怀特山徒步。1916年春，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美国，政府在坎布里奇建立了军官训练营，招募身体好和脑子好的人，为不可避免的军事部署做准备。由于急于为自己的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维纳立即报名参加，和其他新招募的人一起接受行军和射击训练。在一名富有同情心的教官的帮助下，他甚至成为一名神枪手，但是他自己非常清楚，“由于视力不好，我甚至不能在一排谷仓中射中其中的一个”。他参加在纽约州北部举办的军官训练营，希望在美国陆军中获得一个官职。他在山间徒步的经历锻炼了他的耐力，使他可以应对长距离的行军和森林模拟战，但他的射击技能被证明有造假，因此训练营结束后，他没有获得任何任命。

尽管有耀眼的资历证明文件，但他在学术界的职业前景近乎零。在父亲的威逼下，他在当地一家教师中介服务机构登记，于1916年秋得到在缅因大学欧洛诺分校教数学的工作，学生是“一帮身材魁梧的年轻农民和伐木工人，在课堂上做到了保持安静，但什么也不干……和常春藤盟校的学生一样，但花销只有三分之一”。和在哈佛大学一样，他的教学方式是毫无效果的，但学生没有那么客气。他上课时，百般无聊的乡村男孩儿往地上扔一分硬币，制造噪声烦扰他们这位枯燥乏味的年轻教授。整个冬天，他穿着雪地靴，冒着大风，步履沉重地到学校上课，虽然是自己第一份拿薪水的专业工作，但是他每分钟都担惊受怕。休息时，他回到波士顿的家里，开始接触奇妙的大众娱乐新工具——电影，他后来一直迷恋电影。

但是，现实世界在召唤他，世界大战进行正酣。1917年春，维纳再次努力报名参加任何可以接受他的军事部门，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眼睛的原因，我到处碰壁”。他又回到哈佛大学，竞争刚成立的预备军官训练营的一个职位，但身体测试不及格，并且在骑马考试时从一匹老马身上摔了下来。像战争一样，现实是不可回避的，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准备在民用部门找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祖国效力。

他接受了位于波士顿北部林恩市的通用电气工厂的面试，因为数学技能获得了在公司涡轮部门当见习工程师的工作。尽管远离学术界，但这也是他一直想找的工作，有机会为战争做点儿贡献，同时还可以在工作过程中学习数学、热动力学和实用工程技能。一开始，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他在解决基本工程问题时能够学到实用的新本领，但是他父亲开始干预他的新职业选择。利奥坚持认为诺伯特动作笨拙，不适合当工程师。一想到儿子要当一个低层的工厂工程师，他倾注心血的伟大实验就要泡汤了，他感到十分震惊，于是他强迫儿子“羞愧地辞职”。

利奥开始自己行动为诺伯特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他联系自己的熟人，为维纳争取到一个总部位于纽约奥尔巴尼的享有盛誉的《美国百科全书》的职位。自己失败了这么多次，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诺伯特感到过于依赖父亲了，所以“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就前往奥尔巴尼上班。这是一份高等级的写手工作，他意外发现自己喜欢用百科全书的轻松活泼但权威的风格写短小的文章，他到当地图书馆查阅关于写作话题的资料，仔细校对参考文献（尽管他也承认写了一些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

接着，美国意识到战争的迫切性，只有战争才能改变青年维纳的命运。1918年夏，《美国百科全书》的写手工作让他日益不安起来。他也尝试寻求更好的学术职位，但都无功而返，就在这时，他收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杰出的数学家维布伦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维布伦被指派负责美国陆军阿伯丁试验场，它位于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西海岸，是一个新建的武器训练和测试基地。在他的主持下，每位能抽出时间的美国数学家都被征召到试验场，来计算关键的大炮射程表，因为美国即将参与日益升级的欧洲战争，需要这些数据为军队提供支持。

接到电报，维纳就乘坐火车出发了。

突然间，那些从事最抽象的学术工作、被人们视为“笨手笨脚、只会摆弄符号的废物”的数学家，在美国国防事业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第一次被征召在一起的数学家们被要求计算出不同类型的陆海火炮的可能弹道轨迹的范围，以及各种可能变量所产生的修正数据，比如大炮的仰角、弹药的重量、吹过战场的风力等等，甚至还要考虑炮弹飞行期间地球自转的情况。

然而，维布伦和他的数学团队很快发现，传统计算方法使用的铅笔、纸、不精确的计算尺和第一批机械台式计算机，不仅速度慢，而且具有数学上的局限性，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技术要求。在面对20世纪第一次出现的超级武器——飞机时，这些手段几乎毫无用处。有效使用大炮作为防空武器，击中在三维空间沿着环形、之字形的空中轨道高速移动的目标，远远超出现有弹道学所能提供的可行技术好几个维度。这需要依靠枪炮制造空气动力学和复杂微分方程方面的知识，只有组建一支专门的科学家和高等数学家的队伍才能解决问题。这次为备战而做的努力，将会奠定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并将迎接更大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伯丁对美国的重要性类似于几十年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对美国的重要性。在阿伯丁，美国最擅长数学的人，不管老少，聚集在一起，神圣的使命和友情将他们团结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试验场坐落于切萨皮克河口的沼泽地带，与世隔绝。街道泥泞，房子是匆匆搭建的木板小屋。但维纳在这里和在欧洲获得解放的那几年一样开心。他特别喜欢自己承担的“计算机”研究的重要任务，这是送给被雇用在阿伯丁帮助军方开发战争武器的男人和女人的绰号。他喜欢自己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喜欢这里生机勃勃的合作气氛，喜欢如此多的数学家集聚在一起不间断地进行专业交流。他在阿伯丁写给家人的信中洋溢着兴奋之情，尽管他每天工作10小时，工作环境肮脏，“灰尘、苍蝇、闷热——什么都有，就是没水”。他吹嘘自己第一次到现场测量射击数据时的情形：“我一天所见的炮弹和榴霰弹爆炸的次数比在欧洲西部前线一个星期看到的还多。”

他的工作表现也比一些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好。到阿伯丁不久，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插值法，用来计算已知坐标之间的数值，他的这个方法优于常用的由J.E.李特尔伍德开发的计算方法，李特尔伍德是哈代在剑桥三一学院的年轻同事，也是英格兰最好的数学分析家之一。

但仅仅是理论上的胜利对23岁的维纳而言是不够的。在试验场充当“计算机”，辛勤工作3个月后，他依然渴望身体力行地为国效力。他决心“不做一个逃避兵役者”，1918年最后一次争取入伍参军。对参军入伍的憧憬比数学更让他激动，这是一种新的欲望，他要和普通人同命运共患难。“如果我只是愿意当一名军官而不愿意当一名士兵，那么我会觉得自己是个低贱的猪。”他写信这样告诉父母。在同一封信中，他透露了要寻求一种父亲和导师都没有教给他的、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一定程度的自律，这是军队里条件反射般的军事训练和毫厘不差的准确性要求使他被动接受的东西，他希望这种自律能够延续到他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我有犯愚蠢错误的特殊本领，”他在那年秋天写给家里的信中附和了利奥对他的一贯指责，“我的错误都没有什么致命的后果……但我那该死的粗心大意的毛病很难被克服。”

让他高兴的是，军队接受了他。1918年10月，他坐船离开试验场去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突然间，梦寐以求的军队生活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想。他说：“我非常惊恐，因为我走了一步不可悔改的棋。我感觉就像被关进了监牢。”以前多次申请参军所经历的折磨、极差的视力、军队里不友好的生活环境、同伴们的粗鲁，这些都让他倍感难受。训练结束后，他被分派到新的军事单位——第21新兵连，驻扎在阿伯丁试验场。

返回阿伯丁后两天，停战协议签订。

随之而来的和平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他在一支射击队服役，扛着带有固定刺刀的步枪站岗放哨，恬淡寡欲。随着备战的日渐懈怠，部队正在加快解散，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处的人，甚至是愚蠢的军队附属物。的确，在阿伯丁和部队一块儿巡逻时，列兵维纳显得特别刺眼，戴着厚厚的眼镜，军装“因为肥胖而显得紧绷”。他的战友们发现这位矮个子壮实的“努宾”虽然去过世界各地，但依然幼稚，让人意外，因为他巡逻的时候大谈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哲学。他成了战友们讲粗话和取笑的对象。有一次，他们甚至哄骗他剃掉了心爱的胡子。

也就是大约在那个时候，维纳在写给家里的信中开始明确提到自己正遭受持续的抑郁症困扰。他的抑郁症症状已经有很多年了，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以及在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紧张的学习造成的身体透支和抑郁状态。待在欧洲的那段时间似乎给了他一次喘息的机会，那时他从国外写给家人的信中从来没有公开提到他抑郁的情况，即使在剑桥被罗素粗暴对待或者战争爆发时也没有。但是，他23岁那年年末，他再次陷入“绝望的泥沼”。另外，之前短暂的疲惫状态和非确定的绝望似乎开始慢慢凝结成一种更深刻的周期性痛苦，典型特点是抑郁反复发作，在高兴或幸福的时候他会突然陷入抑郁状态。

维纳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已经在1918年秋天经历过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亲爱的爸爸，我很好，很开心。”10月他这样安慰利奥。

几天后，他给妹妹讲了不同的情况：“亲爱的康塔，我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抑郁，现在恢复过来了，人很好。”

一个月之后，他给母亲的信中又乐观起来：“亲爱的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很开心。”

又过了两个月，他告诉母亲他再一次情绪低落，但随即补充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新信息：“亲爱的妈妈……我未能及时回信，因为在收到我即将自由的消息之前，我相当郁闷。我那阵子一直在站岗放哨，非常累且厌烦。这种情绪已经过去了，我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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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丁也成为过去了。1919年2月，维纳回到坎布里奇的家，重新和父母、弟妹住在一块儿。战争结束了，利奥卖掉了新房子，在两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一个相对陈旧、狭小的房子，再用结余的钱在艾尔以北几英里的格罗顿买了一个小小的苹果农场。那年夏天，利奥领着所有孩子在农场和家庭花园里干活。诺伯特明显感觉到父母又要开始控制他的生活，于是他重新开始全身心地去找工作。

战后的美国青睐那些英雄数学家，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急需那些在阿伯丁试验场工作的人类“计算机”。维纳非常希望维布伦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但是“有很多优秀的候选人，我不在他的选择之列”，他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他取得了技术上的成就，但他会想到自己在阿伯丁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有数学方面的，也有个人方面的。他相信，哲学错误会让维布伦和他身边的数学家“对我整个人品产生不好的印象”。现在看起来，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看到儿子精神涣散、事业迷茫，利奥又找到一位熟人，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旧邻居，他碰巧是《波士顿先驱报》的出版人。因为诺伯特曾经为《美国百科全书》工作过，而且干得不错，所以获得了《波士顿先驱报》星期天版专栏作家的职位。他的第一个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被派到北部的劳伦斯镇采访报道当地纺织厂移民工人的劳工纠纷，劳伦斯镇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羊毛制品生产基地。在采访过程中，他见到来自欧洲的熟练手工艺人，目睹了他们恶劣的居住环境和不利的工作条件，他们地位卑微，只是美国最新大机器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齿轮。

战前，劳伦斯镇的3万工人吸引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关注，他们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待遇和更安全的生产环境举行了罢工，创造了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但是，7年之后，维纳发现，毁灭性的战争结束后，大批希腊和意大利移民涌入劳伦斯镇，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善。维纳参加了当地举办的“美国化”学习班，他发现这些学习班“和当地移民社区受过教育的人群完全脱节”，使用的教材“告诫工人们要像对待耶和华一样，热爱和尊重老板，服从工头。这种羞辱性的无稽之谈注定会疏远那些具有个性和独立性的工人”。他如实报道了自己看到的一切，让公众意识到工人日益遭受的苦难，但这让工厂富裕的老板和波士顿的统治集团很不高兴。他拒绝了下一个分派给他的任务，这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写一篇宣传《波士顿先驱报》老板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的文章，他因为不听话立即被解雇了。被解雇让他懊恼，但他“不是不愿意离开”。

整个1919年春天和夏天，他都在寻找一个学术性的职位。哈佛大学的大门依然对他和所有犹太候选人关闭着，他又在一家教师中介中心注册登记，还参加了克利夫兰的凯斯科学学院的开放日活动，但都无功而返。

最终，在W.F. 奥斯古德的指点下，他应聘了一个临时讲师的工作，这个职位根据工作表现可能会转为永久性职位。奥斯古德是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也是利奥的朋友，他“对我和这份工作评价不是很高”。维纳获得了这份工作，但不是在哈佛大学，而是在附近的一所新兴技术学校，叫麻省理工学院。 bal0bWraTRB5uq2wGnPvpIBNXl5JaaTTkwCEqNxt9CSVNHCKE0T4/RHLdZpVXb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