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上最不寻常的男孩儿

可是大象有个宝贝——一头小象——一头新象，他每天好奇心撑破肚皮，一天到晚问个不停。他生在非洲，对非洲的好奇心填也填不满。他问高个子姑妈奥斯翠她的尾羽是怎么长成的，挨了结结实实一耳光。他问大个子叔叔基瑞夫干吗要弄一身泥，受了货真价实一脚踹……可他的好奇心还是用不完！无论他见了、听了、摸了、闻了、动了什么，都要拿来烦死人。

——鲁德亚德·吉卜林《原来如此的故事》

1906年秋，在美国新英格兰，一个清冷的早晨，20世纪第一位神童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约瑟夫·普利策旗下某旗舰报纸的一名记者从纽约北上到波士顿去采访“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生”。普利策的报纸每天都刊登大量新闻，报道新发现的天才人物、杰出发现以及改变机器时代的美国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发明。一年前，一位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26岁瑞士专利办公室职员在一本不知名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三篇深奥的论文，他被誉为物理科学革命的先驱。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像猎狗一般，凭着敏锐的嗅觉四处打探下一个重大发现。而这次，普利策旗下报纸的这位记者在一个小人物身上找到一条大新闻。

“嘿，妈妈！”一个孩子站在楼梯口上方喊道，“到上大学的时间了吧？”

“是的，亲爱的。”年轻的妈妈刚刚和来访的记者打过招呼，随即回应道。孩子轻快地下楼，脚步踏在楼梯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

第一眼见到这位11岁的“波士顿天才儿童”，记者有些发蒙。

“跑进客厅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儿，穿着长筒袜，膝盖处照例是有洞的……上身是仿男式女衬衫，戴着金边眼镜，”几天后记者是这样描述的，“胳肢窝夹着一本书，是希本的《哲学问题》。”

“您好，先生！”孩子问候记者。声音清晰、顿挫有致。记者暗暗吃惊，对他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这语气相当古雅。他礼貌地坐下来，回答记者的问题。

“嗯，是的，我觉得阅读是开心的事情，”他一边说，一边偷看了一眼窗外院子里朝他摇尾巴的狗，“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因为我年纪小才对我感兴趣，其他的男孩儿也年纪小，我不明白喜欢学习有什么好称道的，我不想学习的时候是不会学习的。”

关于这位早熟少年的种种故事，早已传到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以外的地方，其父利奥·维纳是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和文学专业的老师。男孩儿名叫诺伯特，他在18个月大时就掌握了26个英文字母。在父亲的指导下，他3岁开始阅读；5岁开始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朗诵，不久又可以用德语朗诵；7岁开始学习化学；到9岁时已经学了代数、几何、三角函数、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11岁那年秋天，进入附近的梅德福镇的塔夫茨大学学习，而此时他只接受过3年半的正规学校教育。

记者搞不懂，为什么11岁的孩子不爱童话故事“糖果屋”而喜欢赫胥黎和达尔文。

“哲学比童话故事更有趣，仅此而已，”少年诺伯特自信地说，“事实上，哲学是我的童话世界。”他引用19世纪深受欢迎的自然哲学家恩斯特·海因里希·海克尔的一小段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海克尔首创了“生态学”这个术语，拗口的“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短而迅速的重演”也是他提出的。目瞪口呆的记者变成了抄写员，快速记下诺伯特说的话。诺伯特曾经用德语研究过海克尔的自然论思想，也阅读了荷马和其他古典诗人的经典原著。相较而言，他更喜欢前者，而不是后者笔下的欢乐颂歌。他告诉记者：“海克尔试图揭示宇宙之谜，而荷马只不过是编造故事。”

假以时日，这位少年会潜心研究哲学和诗歌，但目前他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完成大学的学业任务，也要抽出时间享受匆匆而逝的快乐童年。“我有时间玩儿吗？当然，我也玩儿！”看到记者对他的话表现出明显的怀疑，他这样辩护道，“游泳是我的专长，但我也喜欢学习。我和其他男孩儿做完游戏后，就转而钻研赫胥黎或斯宾塞。从他们那里，我可以获得启发，他们引导我思考更伟大的事情。但我最喜欢数学。”

妈妈贝尔塔身材小巧、举止拘谨，她把儿子打发回房间，想单独和记者说几句话。“当然，我们为诺伯特骄傲。谁家父母不是这样呢？”她轻声说道。但接着她强调说：“我们努力把他当作普通孩子来养育，从未让他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我们希望他做一个正常的孩子……”

“诺伯特，亲爱的，”她大声喊道，“请关上房门。”

“好的，妈妈。”他在楼上轻声回答。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以为我们对他另眼相看，”她低声说，“但是，当然，我们觉得他异于常人。”

记者欣喜若狂，写了一篇题为“世界上最不寻常的男孩儿”的报道，占据了报纸的整个头版，随即又刊登在1906年10月7日星期天出版的《世界杂志》上。该篇文章让当天的毛里塔尼亚号邮轮下水首航的新闻报道相形见绌，要知道毛里塔尼亚号蒸汽邮轮有望用仅仅5天时间从纽约开到伦敦。它也使当天刊登的每月只要付11.6美元就可以购买曼哈顿上东区公寓房的广告无人问津。

人们看到，一份报纸的整个版面全是如诺伯特本人一半大小的巨幅照片。只见这位未到青春期的少年穿着漂亮的水手服，叉着腰，手放在裤兜里，下身是深色长筒袜和高扣鞋，双腿向外敞开。这幅天真无邪的照片是叠加在另一幅插图上的，插图里有几本装订精美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柏拉图的《对话录》，诺伯特摆着姿势站在书上。

报道把他描述为神的孩子，字里行间让人看到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小时候的形象：他是“健康的男孩儿……体格健壮，有些胖。腿和胳膊粗壮、胸膛宽阔、皮肤光滑、肌肉结实、头不大不小”。

“但是他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记者称赞道，“黑色的大眼睛熠熠生辉，眼神里有种近乎神秘的东西。用孩子自己的话说，这双眼睛似乎已经解决了宇宙之谜。”

接下来，记者在哈佛校园的办公室里采访了利奥·维纳。“我非常不喜欢谈论我的儿子，”维纳言不由衷，“不是因为我不为他感到骄傲，而是因为我说的话可能会传到他耳朵里，让他骄傲自满。”这次，维纳教授毫不吝啬地夸奖了儿子“敏锐的分析性思维”和“超群的记忆力”，此后他在公开场合再没有这样说了。“他不是鹦鹉学舌，靠死记硬背来学习的，而是靠推理。”教授还称赞儿子精通恺撒、西塞罗、奥维德、维吉尔和比较语言学。

“但是他的爱好永远是哲学。”他的声明否认了儿子自己说的喜欢数学，坚持说儿子“懒惰，学习没有他同龄的孩子用功”。

这种勉强的称赞让记者有些困惑，对自己采访对象的命运没有多大把握。像报道的开头一样，报道的结尾言辞夸张，但也留有余地：

不管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现在，即使在世界史上排不上第一，诺伯特·维纳也可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生，不对，是少年大学生。

那时，夸张的艺术才刚起步，报纸是人们主要的消息来源，无线电广播还处在实验阶段，对很多人而言，电还只是一个奇迹。就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年代，这位“信息时代之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将成为美国20世纪首批媒体宠儿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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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波士顿的这位神童是旧的知识体系的产物，他学习的哲学是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他的科学思想源头既有经典物理和微积分的创始人牛顿和莱布尼茨，也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生物学先驱和他们欧洲大陆的同人。

但是这位叫维纳的男孩儿的基因组遵循的是一条不同的遗传线路，这将实实在在地改变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我自己就是犹太人，”他在1953年出版的自传《昔日神童：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开头这样说道。他和父亲、祖父一样，都不信教，然而对于他的犹太血统以及父辈们一代代传递下来的，和宗教仪式没有关系的犹太价值观，他是全心全意接受的。成年以后，维纳将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犹太人在面对几百年的种族和宗教偏见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态度”。他高度赞扬了犹太教对学问的热爱，自豪地梳理了维纳家族谱系中知名的《塔木德》学者的脉络，其中包括700多年前的一位犹太哲人。

根据家族传说，维纳家族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兼医生摩西·迈蒙尼德。迈蒙尼德原名摩西·本·迈蒙，犹太教徒都称他为“摩西第二”，也有人根据他名字的希伯来语首字母叫他“迈蒙尼德”。他1135年出生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和诺伯特·维纳一样，也是神童。1159年，为了逃避一个狂热的穆斯林宗派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一家逃离西班牙，最终定居在埃及，在那里，犹太人是受欢迎的。在埃及，年轻的迈蒙尼德成为一名熟练的翻译和信仰疗法术士，小有名气，被开罗的苏丹萨拉丁指派为私人宫廷医生。迈蒙尼德是那个时代知识的集大成者，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犹太学者。他最著名的著作《迷途指津》被中东和欧洲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广泛阅读，对天主教多明我会会士托马斯·阿奎那产生了重要影响。

诺伯特·维纳总是认为他和迈蒙尼德之间的联系不大。据家族史的记录，19世纪晚期，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祖父在波兰的房子，唯一的族谱也被毁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洗劫了该地区的犹太城镇，家族剩下的所有历史联系都被割断。维纳承认：“经过这么长时间，我们所假定的家族血统其实是非常靠不住的传奇。”然而，尽管他自己拥有强烈的世俗主义思想，维纳还是为自己可能拥有这种令人敬畏的历史联系感到高兴。

几年后，维纳的一位表亲有了新的发现，其将家族的历史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波兰普里佩特沼泽地，在那里的比亚拉河冲积平原上，利奥·维纳的先辈扎营安家。系谱专家发现，这里的人和几百个迈蒙尼德的现代后裔之间存在血缘联系，这间接证明了维纳和迈蒙尼德之间的血缘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迈蒙尼德后裔分布的东波兰地区和邻近的立陶宛地区，同诺伯特·维纳父亲的出生地——波兰比亚韦斯托克省的一个小村庄，在地理上具有很紧密的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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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欧洲最后的野牛还漫游在比亚拉河两岸，那时的比亚韦斯托克及周边地区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半自治政府，利奥·维纳的外曾祖父萨洛蒙·拉比诺维奇于1810年出生在那里。他是个木材商人，在比亚韦斯托克的主街上开了一家豪华酒店，这条街是宽阔的林荫大道，从火车站一直通向市中心大市场。酒店位于犹太人集聚区的黄金地段，因此同样深受最高贵和最卑贱的旅行者的欢迎，既有波兰贵族，也有贫穷的《塔木德》学者，萨洛蒙的妻子罗莎在酒店的餐厅里为他们提供安息日晚餐。

罗莎·拉比诺维奇出生于邻近扎布武杜夫镇的一个富裕的皮匠家庭，家庭成员先后做过邮政官员、政府承包商，最终成为“比亚韦斯托克世袭荣誉公民”，这是俄罗斯帝国时期犹太人渴望获得的最高头衔。罗莎不是一位典型的犹太母亲，她每周都斋戒，但复活节也会给孩子们彩蛋，在拉上的窗帘后放一棵圣诞树。夫妇俩养育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弗丽达后来成了利奥·维纳的妈妈。

利奥的父亲萨洛蒙·维纳是这位家族天才的监护人。萨洛蒙1838年出生在克罗托辛，这是位于比亚韦斯托克西面几百英里 的一个大镇，当地居民和邻近的德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萨洛蒙个子矮、粗壮、肩膀结实，脖子像摔跤运动员。他在柯尼斯堡上的高中，沉浸在德国语言和文学的环境中，但由于听力问题，未能进入大学，在柯尼斯堡邮局谋得一份差事。一次，老萨洛蒙·拉比诺维奇沿着维斯瓦河摆渡木筏时，碰到了年轻的萨洛蒙·维纳，他敦促这位心灰意冷的邮局职员搬到比亚韦斯托克去，那里的企业都在急切寻找德语教师和同德国商行往来的联络人。那时，比亚韦斯托克是个语言“大熔炉”，城里的大多数犹太人讲意第绪语，这是一种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言，大多数非犹太人讲波兰语或俄语，富裕家庭的孩子聘请家庭教师教授德语和法语。

1859年，21岁的萨洛蒙·维纳搬到比亚韦斯托克，给城里富有的工厂老板和商人提供德语服务。两年后，他娶了弗丽达·拉比诺维奇。萨洛蒙意志坚定，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后来他儿子和孙子也一样。他用“疯狂的愤怒”主宰着家庭：他从小深受启蒙思想影响，也是摩西·门德尔松开创的德国犹太人运动的拥护者，他在家里教育自己的6个孩子，禁止他们说东欧犹太人的杂交语言。弗丽达只说意第绪语，她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学会足够的德语，使她能同丈夫和孩子进行交流。

萨洛蒙有颗烦躁不安的心，习惯步行，他的男性晚辈都继承了这一点，他也有家族性的心不在焉的倾向。他常常离家几天，到无人知晓的地方漫步。有一天，他突然踪影全无，留下妻子照看3对儿女，而她基本不能和他们对话。

利奥·维纳是萨洛蒙和弗丽达6个孩子中的老大，生于1862年。受父亲的普鲁士血统和改革思想的影响，他的第一语言是德语，但他很快就学会了比亚韦斯托克的各种语言。他跟当地的一位老师学习了希伯来语，不久又自然而然（也是偷偷摸摸）地学会了意第绪语。他7岁时跟着表兄的家庭教师学会了法语，8岁时一位叔父教他说俄语，9岁时就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靠现学现卖教一个朋友说俄语，学费是每小时一夸脱 醋栗。

在家庭教育早期，利奥走马灯似的更换专业学校和辅导教师。他幼年聪颖，萨洛蒙夫妇为了满足儿子的学习需求不停地搬家，若干年后利奥和妻子为了诺伯特也是这么做的。1873年，利奥10岁时，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次年进入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一所高中，在那里学了更多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方言。一年后转学到华沙的高中，学习了波兰语和意大利语，又跟着一位曾在布鲁塞尔念过书的表兄学会了荷兰语。毕业后，他到柏林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跟着一位同学学会了克罗地亚语，还从另一位亲戚那里学会了丹麦语。十几岁时他掌握的语言就超过10种，最终他可以流利地说40多种语言。

利奥和父亲一样，个子矮小，身高刚到5英尺 ，体重刚过100磅 ，但是他继承了维纳家族男性成员的运动员体格和充沛体力。年轻时，利奥举止自负，黑色的头发、浓密的胡子和金边眼镜让他看起来更显得智商超群。他热衷远足、徒步和谈话，与人交谈时别人常常插不上嘴。在政治上他也很早熟，19世纪70年代，在明斯克上高中时就和大量集聚在城里的革命学生混在一起。在柏林，他参加了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托尔斯泰社团，发誓禁绝烟酒和肉食，也从未食言。家里人非常希望他在门德尔松银行找份体面、待遇好的工作，但他没打算安定下来过如此世俗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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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位自称“年轻的斯拉夫工程学学生”的煽动者，来到普鲁士首都见到辉煌的巴洛克建筑时，心里不免有些失落。其时，建立帝国的渴望在民众心中激荡。利奥走完了柏林流光溢彩的菩提树大街，一路寻找走出“俄罗斯理想死胡同”和摆脱“科学和啤酒并置的德国式的平庸和市侩”的第三条道路。他晚上泡在鲍尔咖啡馆，仔细阅读世界各地的报纸，寻找“一个科学引领更高思想、理想得以实现的地方”。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个地方只存在于“海外的新大陆”。在一次托尔斯泰社团的聚会上，利奥策划出一个富有远见的方案，计划在中美洲热带地区的英国殖民地伯利兹建立一个“素食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公社”。一年后，他的同志们还在为殖民地宣言的导言用什么语言而争论时，已经变成“狂野、长发的俄国人”的利奥只身前往新大陆，身穿他唯一有派头的阿尔伯特牌双排扣长礼服，心中充满了对“腐朽欧洲”的厌恶。

1882年2月，19岁的利奥从汉堡启航。在利物浦短暂停留时，他读了一些语法书，开始自学英语。在轮船驶往哈瓦那的漫长航程中，他跟一位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上过寄宿学校的乘客学习西班牙语。在新奥尔良登陆时，他口袋里只有25美分，随即在法国人定居区的水果摊上花掉了，为了品尝美味的古巴大蕉和其他热带水果。

因为缺钱，伯利兹之行被迫中断，但是利奥已经成熟，懂得欣赏简单劳动带来的浪漫愉悦。他在一家工厂打包过棉花，也在密西西比州的铁路上干过活儿，后来去了堪萨斯州，因为他听说有人正在十多年前俄国知识分子和美国唯灵论者建立的一个进步社区的废墟上兴建一个素食公社。到达后，他发现此地已经被遗弃。利奥凭借一己之力重整了坍塌的建筑和荒芜的田地。他种花生和西瓜，和草地鹨一同歌唱，满怀敬畏地看着巨大的雷暴雨横扫整个草原。他兴高采烈地给柏林的同志们写信，召唤他们过来，但没有一个人来。

一年后，他剪掉长发，重新回归文明，来到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又身无分文。他在一家干货店找到一份看门的工作，忍受着“高贵女士的蔑视态度”。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当起了卑贱的街头小贩。一天，他碰巧来到市图书馆，一头扎进英国文学和经典名著的书堆里，盘算着有朝一日他要证明给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看看，“他和他们是平等的，甚至比他们更强”。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他抖掉阿尔伯特牌双排扣长礼服上的灰尘，一个接一个地拜访公立学校的校长。第二天早晨，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位“皮肤黝黑的体力劳动者”如何在大街上卖花生，又如何被市高中聘为老师的故事。

利奥教学生的方法和他之后教儿子的方法是一样的，“不是根据死记硬背得来的一套法则”，而是传授“驱动自我的生活观念和态度”，比如他对荷马、西塞罗、歌德、席勒以及语言学、代数方程丢番图解法的热爱。他带领学生到山上和森林里远足，告诉他们如何区分番木瓜和柿子，并且很快成了当地哲学协会的热门人物。他学了乔克托语、达科他语，后来又学了汉语、班图语和盖尔语。几个星期之内，他就被任命为市爱尔兰协会的主席，被堪萨斯市的文化老前辈称为“俄籍爱尔兰人”。他和上层社会过从甚密，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且尤其迷恋“勃朗宁崇拜”（他自己这么说的），这是19世纪当地的一场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把英国诗人罗伯特和伊丽莎白·勃朗宁的诗歌提升到神谕般的高度。

一天晚上，他给勃朗宁女子协会做完演讲后，碰到了年轻漂亮的贝尔塔·卡恩，她是圣约瑟夫一家百货商场的老板亨利·卡恩的女儿，父母从德国莱茵兰来到密苏里的低洼地区，她是第二代移民。贝尔塔的母亲是南方美女，有一半犹太血统，19世纪20年代她父亲一家从德国移民美国。卡恩一家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像很多德国犹太人一样，毫不掩饰对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的敌意。贝尔塔皮肤白皙，面容圆润，个子小但和利奥一样很结实。她是个规规矩矩的美女，一开始就决心把自己放荡不羁的情郎改造成彬彬有礼、能被社会接受的绅士。

利奥先在一所学院当了一段时间的教师，直到1892年被聘为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现代语言教授。次年，他和贝尔塔在堪萨斯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1894年11月26日出生在哥伦比亚的教员公寓里，并以罗伯特·勃朗宁的诗剧《阳台上》的男主角名字命名为诺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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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诺伯特很早就显露出早熟的迹象。1896年夏，他18个月大，看到保姆在新家附近的海滩上写字，于是用两天的时间学会了字母表。同年，利奥因为学校员工重组而丢掉了教职。他在密苏里没有多少关系，于是决定搬到波士顿，但对波士顿知之甚少，只知道那里有很多大学，因此似乎是个适合当教师、发挥他语言才能的地方。他马上找到一份工作，帮助一位知名的教授翻译塞尔维亚民谣，在教授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和文学专业的讲师教职，这是美国首个这一类型的教职。讲师薪水微薄，为了贴补家用，他到附近的拉德克利夫一所新开的女子学院上课，还给《韦氏词典》做词源考证工作。

一家人很快喜欢上了新英格兰，在坎布里奇聪明人多的环境里混得风生水起。1897年秋，他们从拥挤的底层公寓搬到位于哈佛广场旁希利厄德街的一栋漂亮房子里，这栋房子还带有一个小花园。每天，贝尔塔在花园里给诺伯特读故事，他最喜欢的是出生于印度的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写的色彩斑斓的丛林故事。3岁时，诺伯特开始给妈妈读故事。

诺伯特是个敏感的孩子。当路过“绝症病人”医院时，他会闷闷不乐。在铁匠铺看到铁匠的脚趾被马踩伤时，他会产生对病痛和身体残疾的痛恨之情，这种情感伴随了他一生。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堆放在家里、描写野蛮对待动物的“可怕的、毛骨悚然的”宣传小册。诺伯特小时候经历的这些事情，使他像父亲一样注定成为终身素食主义者。但是，在其他大多方面，他是个很正常的小男孩儿，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拽着玩具轮船在希利厄德街上走。

诺伯特的教育是从父亲书房的地板上开始的，他在父亲硕大的木质办公桌下面玩耍，在父亲的书架里翻找有漂亮木版画的图书或者自己认识的词。各种类型的科学图书让他着迷。他3岁生日那天，一位父母的朋友给他带来一本关于博物学的书。不久，他就迷上了儿童插图科学杂志所呈现的奇妙世界。

1898年春，诺伯特的妹妹康斯坦丝出生，她的名字也来自勃朗宁的《阳台上》。同年秋，诺伯特还不到4岁，就开始到坎布里奇的幼儿园上学。这个幼儿园更像是个玩乐的学校，而不是学习的地方，但是在利奥的教导下，诺伯特在家里有着繁重的学习任务。那年，他阅读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为那个从兔子洞里掉进一个奇怪、无逻辑的动物世界的小女孩的命运担忧。他读了《一千零一夜》，也产生了同样的忧虑。那个关于装在瓶子里、报复心强的神灵的故事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后来时常出现在他的科普作品中，成为他指出那些看似奇妙的小器械所固有的危险的一种隐喻。

诺伯特满5岁不久，新的世纪就开始了。那年春天，利奥重归乡野，寻找心中的根。他用教书和翻译攒下的钱在波士顿南边的福克斯伯勒买了一个老旧的农场，其位于一条乡间公路上，四周梓树环绕。一家人在梓树农场度过夏天，诺伯特熟悉了新英格兰奇妙的动物和植物，发现蚯蚓被截成两段后能重新长好的惊人恢复力（因为这件事本身很容易让人入迷，蚯蚓也只是遭受“适度的不便”，所以这种残忍的行为仅仅刺痛了他的良心）。利奥带着他到田野、森林里“流浪”，把自己最喜欢的采集可食蘑菇的游戏介绍给儿子。那个夏天，诺伯特还第一次接触到住在纽约的亲戚。他的奶奶弗丽达·维纳已经和利奥的兄弟姐妹一起移民美国，她和诺伯特的几位姑姑、表兄弟一道从城里来到梓树农场，呼吸这里新鲜的空气，和利奥一家叙叙旧。奶奶带来一些报纸，上面是一种奇怪的语言，他后来得知是意第绪语，但当时没有人告诉他奶奶和家里的其他人是犹太人。

诺伯特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一直是个问题。他去福克斯伯勒的村小学上过几天学，之后利奥又把他转到一所更远的小学，那里有红色的校舍。尽管诺伯特身体还没有成熟，但智力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他的同龄人。1901年秋，利奥卖掉了梓树农场，送诺伯特去了坎布里奇的一所进步学校——皮博迪学校。他开始上三年级，之后跳到四年级，还是觉得不合适。他的阅读能力极强，数学技能欠缺，7岁时还要靠扳指头计算，乘法口诀表也记不住。询问儿子后，利奥了解到，学校传统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让他觉得无聊透顶，他学傻了。确信自己可以更好地教儿子，利奥让诺伯特离开学校，开始了为期三年激进的家庭教育实验。

两年前，利奥就开始在语言和文学领域对儿子进行非正式的训练，一开始教他读希腊和拉丁经典名著，接着是自己喜爱的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现在，利奥在儿子的课程大纲里增添了达尔文、赫胥黎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的著作，“以便给他灌输某种科学精神”。诺伯特着迷于植物学和动物学，他追寻达尔文和其他著名博物学家的旅程，去过很远的地方，也到过很远的野外探险。他研读父亲收藏的关于精神病学、神秘学和特洛伊考古发掘等方面的图书。他是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忠实粉丝，喜爱他们那些影响极大的科幻小说。看完父亲书架上的藏书后，父亲又从哈佛图书馆借来图书和杂志满足他的阅读胃口，内容包括物理、化学、光的属性以及新奇能源——电。

利奥并非维纳传奇丛书宣称的那样，一开始就致力于把儿子打造成天才少年，只是当他看到自创的训练计划产生了非凡的效果时，这个目标才慢慢成形，他开始提炼天才培训的驱动性准则，他称这为“机智的强制力”。正如他对当地和全国媒体不厌其烦的描述，这个方法的目标是对孩子的语言和行为保持“持续的警觉”，以确立他的智力能力和兴趣，摒除死记硬背，鼓励他的儿子提出问题、“不断独立思考”。他还希望儿子懂得“大错之福”。利奥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表现力的话：“应该用一种和善的方式，迫使孩子自己解决问题，这样他会获得一种成就感，一种胜利的喜悦，这些本身会激励他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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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伯特的回忆里事情可不是这样的。在《昔日神童：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中，他把利奥描述成一位导师，他的确费尽心思来激励诺伯特的智力和想象力，但这也让诺伯特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痛苦。利奥私底下的行为不是和善的，他用军事般的准确性和军训教官的举止不断给儿子灌输古典名著、数学和其他科目。实际上，他大棒式的教学方式汇集了正式的背诵、凶狠的责骂以及事先策划好的“系统性的贬损”。

50年后，诺伯特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痛苦：“我父亲在做他哈佛大学的课后作业，我被迫站在他旁边背诵我的功课，甚至有希腊文的，而我只有6岁。他全然不理睬我，直到我犯下一个微小的错误，然后把我骂得一文不值。”当诺伯特发错了音时，利奥就会使用英语、德语和其他40多种他能流利使用的语言，无情地大声斥责他“畜生！”“蠢驴！”“傻瓜！”“笨蛋！”。诺伯特自幼从父亲办公桌的下方朝上看着他，看到的是一个心肠好却依旧“严肃、冷漠的人”。在家上课时，父亲的形象变得灰暗了很多，他可能会因为一个简单的代数方程，突然由温文尔雅变得恐怖万分。

维纳回忆道：“一开始讨论时，他语气随和，是对话式的，一旦我犯下第一个数学错误，一切就都变了，温和、充满爱意的父亲变成了嗜血的复仇者。”利奥的话深深伤害了维纳，他说：“我父亲说话的语气就是蓄意让我情绪变得激烈，如果还带着讽刺和挖苦，就会像一根皮鞭，不断地抽打在我身上。”每次上课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父亲暴怒，我在哭泣，我母亲竭力袒护我，但往往拗不过我父亲”。利奥会在吃饭时或当着外人的面奚落他，让他保持谦卑。他责备儿子“年少愚笨”，直到儿子“精神上伤痕累累”才罢休。

诺伯特努力做得更好，他学习更刻苦了，学习时间更长了。每天的功课需要阅读大量的图书，不到一年，他眼睛就高度近视了。8岁时，他的近视已经很严重了，家庭医生命令他6个月内不得看书，因为担心他会永久失明。这种严格的治疗手段给了诺伯特一段喘息的时间，但可能会中断他父亲的儿童教育实验，这项实验已经吸引了学术圈的关注。利奥是了解希腊悲剧的，他不想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成为盲人，但也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实验，因此贝尔塔被要求给诺伯特朗读功课。利奥每周派一位自己的学生到家里给诺伯特复习拉丁文词尾变化和德语发音。他雇用哈佛大学的一位学化学的学生教诺伯特化学反应，还临时在家里搭建了一个实验室。

整整6个月，利奥让儿子在脑子里做推理、推算和算术。

这么做的效果是极为显著的。8岁时，诺伯特学会了解答代数、几何和三角函数问题，不是在纸上，而是在脑子里。他练就了照相机般准确的记忆能力，他和父亲一样，对语言有敏锐的分辨力。他后来告诉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8岁那年，“我重新了解了世界，我的心灵被完全打开，我能看到以前从未看到的东西”。他回忆说，从那时起，他的头脑就能够做即便现在他也“依然感到非常诧异”的事情。

的确，诺伯特已经开始他毕生所从事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参与多个项目。等到他被允许看书阅读时，他研读了一些儿童科学杂志，发现动物骨骼和自然界其他一些结构存在类似性。人们开始发现新兴的电学和成熟的生物学之间存在诸多联系，诺伯特对此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读到一篇有关最新发现的文章，感到非常惊奇，文章说电脉冲信号沿着神经纤维传导的方式和在金属导线中传播的方式完全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过程“类似于一连串方块从高处落下”，而不是电流的持续流动，当时对电就是这么描述的。

年轻的诺伯特觉得其他一些科目高深莫测。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他对植物和动物的性生活非常着迷。9岁时，他掌握了细胞的有丝分裂、胚胎学的基本知识，了解了卵子和精子的区别，但脊椎动物繁殖的一些微妙的要点让他感到很困惑，他带着这些问题去问父母，然而并没有得到他们的鼓励。他曾经异想天开，认为可以使用正确的咒语把玩具娃娃变成小孩。大约1903年，他产生了一种更为现实、而后又被证明是终生的愿望，他要做一个后来被他称为“类生命体自动装置”的东西，那是一种可以模拟动物和人类行为的机械装置。

在那几年里，对诺伯特产生过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就是他父亲的朋友沃尔特·坎农，坎农是哈佛大学知名的生物学家和先驱神经生理学家。坎农所做的工作，为美国将X光射线用于医疗诊断和治疗开辟了道路，他对神经系统应对即将发生的威胁和感知到的危险所采取的“抵抗或逃跑”的天然反应过程进行了命名和解释。20世纪20年代，他创造了“体内平衡”这个术语，描述身体通过自我调节的行动和反应维持健康、稳定的内部平衡状态的组织机制，比如身体过热时，会通过出汗来降温，释放激素来刺激或抑制身体器官和神经细胞的活动。很多年后，坎农的理论会成为维纳新科学的核心原则。

诺伯特参观过几次坎农的实验室，迷恋于实验室里奇妙的科学新设备。坎农既是诺伯特孩童时期的榜样，也是他的支持者，他对电学日益增长的浓厚兴趣得以释放，他可以在这里做实验，探索电的实际应用。但毫无疑问，利奥希望儿子将来以哲学作为职业，诺伯特本分地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但他默默地以坎农为榜样，确立了自己第一个和父亲的指令不一样的目标：他要做一个拥有现代装备的伟大的传统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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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坎布里奇的那几年，是诺伯特和维纳家族关键的成长期。1902年春，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孩儿——出生了，取名贝尔塔，以纪念祖母。一家人又搬家了，搬到哈佛广场北边的埃文街一座令人愉快的老房子里，它有个不错的图书室和一个大大的后院。相隔两户，住着马克西姆·伯歇尔教授，他是哈佛有名的代数学家和几何学家，公认的美国数学创始人。

那时，坎布里奇是知名大学教授和富裕商人的集聚地，但总体还是个安静的乡下小镇：土路、马车、大片孩子们可以玩耍的空地，也是利奥和诺伯特寻找可食蘑菇的地方。在简易的街道上和杂乱的荒地里，诺伯特和其他哈佛教授的孩子们一起打雪仗。有一次，诺伯特离家出走，打算和一帮博学的玩伴一道去征服土耳其人，以拯救受压迫的亚美尼亚人（他们走到哈佛校园以东几个街区的中心广场，就不了了之，放弃了这个使命）。

1903年春，利奥的职业生涯出现变故，影响到诺伯特和整个家庭。他接受波士顿一家出版社的委托，将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共24卷，1万美元稿酬，这在当时是很低的单价，但总额不错。利奥要用仅仅两年时间完成这项苦行僧般的任务，当然，翻译托尔斯泰的著作是应该付出这样的努力的，因此他需要一个安静偏僻的地方。那年夏天，他用出版社提前支付的稿酬，在波士顿西北30英里的哈佛镇（和哈佛大学没有关系）买了一个农场，全家又搬到了乡下。

和之前简朴的梓树农场不同，老磨坊农场是个货真价实的工作农场，养牛养马，有一个内战前建的农舍、一个大型谷仓、一个小湖和30英亩 果园和草地，草地里长满了野花。作为一个年轻的博物学家，诺伯特喜爱这种呈现在他面前的新生活。他可以识别附近每一个品种的蟾蜍、蝌蚪和水蛭，可以对每一种花和沼泽蕨进行分类，但他非常想念埃文街上的伙伴和与他们一起做过的可笑事情。他结识了几个附近农场的男孩儿，开始了新一轮的恶作剧。有一次，他们搞了一个业余无线电实验，差一点儿触电身亡。但是，尽管有这些乡下牧歌式的历险经历，诺伯特在老磨坊农场同样感到寂寞和孤独。

利奥很忙，要做农场里的杂活，每天花很长时间去坎布里奇上班，还要飞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再没有时间事无巨细地过问儿子的教育了。他搜索本地区的学校，在1904年诺伯特9岁时，送他到附近艾尔镇的一所公立中学上学。女校长让他从高二开始上，他的拉丁文、德文和英语文学已完全熟练掌握。至于代数和几何课，得益于父亲以前非常规的教学方法，他也都懂，上课时只是耐心地坐在那里混时间。在家里，利奥继续迫使儿子每天晚上大声背诵课文，他在旁边用打字机翻译托尔斯泰的著作，依然能够听出儿子犯的所有错误，于是大声责骂儿子，连头都不抬。高中第一年结束后，诺伯特直接跳级到高中四年级。

10岁那年夏天，诺伯特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论述知识的不完全性，用了一个勇气十足的题目：无知理论。论文观点远远不够严谨，阐述一看就是孩子写的，但他的“理论”预示了更为深刻的主题。在这样小小的年纪，诺伯特就已经可以很自信地提出“人类不可能确知一切事情”的观点。他强烈质疑“人类的知识是无止境的”，称这是“人类的傲慢”。他分析了“不确定性”的诸多原因，指出“通过不确定性，一种观念在头脑中扎根”。他说，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经常被无视”，他断言，不考虑这个问题，“哲学是没有价值的”。他坚持认为，科学也一样，不确定性存在于“每一个实验”。他得出结论：“事实上，所有人类的知识都是基于近似值的。”

诚然，他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自负少年使用规范的格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但他自信的假设却蕴含着未来发展的思想萌芽，其不久将动摇20世纪哲学和科学的基础。

他敏捷的头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过快的速度却扭曲了他身体、情感和社交的发展，在儿童发展的某个方面，情况开始变得有些糟糕。

上艾尔高中四年级时，诺伯特11岁，他爱上了一个在学校音乐会上弹钢琴的女孩儿，她15岁，满脸雀斑。几十年以后，他回忆起那一见钟情的时刻，依然认为那不仅仅是小孩之间的幼稚爱恋。“这段恋情尽管无疾而终，但它是真爱，不是未成年人之间的无性爱情。”他坚持说。但是现实浇灭了他的欲望，尽管他智力超群，谈情说爱方面却是个新手，对在自己身体里激荡的新力量一无所知。父母注意到他情窦初开，他们去了解情况，以确保“那个女孩儿不会将……我的心灵带入毁灭——尽管从来就没有任何危险存在”。

但是在这个方面，利奥夫妇是提供不了多少帮助的，在诺伯特早年的朋友关系中，年龄差异一直是个问题。至于那场毫无希望的初恋，年龄依然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一点儿都不希望长大。”他回忆说。他发现自己还没有和同龄女孩儿有什么交往就“匆匆长大成熟了”。他承认，这个问题长久地影响着他以后的生活，“到了20多岁时，我远远没有走出困扰”。

1906年年初，诺伯特家最小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大家都叫他弗里茨）出生了。同年春，诺伯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艾尔高中毕业，但在其他方面他远远落后于同班同学。父母在农场为他开了个毕业晚会，但他感觉是“盛宴的局外人”。年纪大一些的男生女生在客厅里跳舞，他因为年小而无法参与，蜷缩在父亲办公桌下面，注视着他们眉来眼去的青春游戏。虽然父亲桌下那片小小的熟悉空间已经几乎容不下他的身躯，那晚，楼上和房外是热闹的舞会，他蜷缩在地板上，度过了最后的纯真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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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诺伯特在艾尔高中和坎布里奇一带已经是个小名人了，但利奥不愿让儿子生活在哈佛大学少年天才的光环下，他选择了塔夫茨大学，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塔夫茨大学位于哈佛广场北两英里的梅德福，战略位置重要，是所很好的大学。利奥在梅德福买了一栋新房子，诺伯特可以步行上学，也可以坐有轨电车到坎布里奇。1906年9月，诺伯特上大学了，他依然穿着短裤，这是当时区别男人和男孩儿的标志。

一个月后，《纽约世界报》刊文，称诺伯特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学男子”，但刊登的照片有点儿问题。乔·普利策的星期天副刊上刊登的这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孩儿”的照片，一点儿都不完美，他没有健壮的身体、自信的姿势和深邃的目光。身体上的缺陷一直困扰着他，带着这种困扰度过了青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纽约世界报》也承认这一点，称他“身材壮实”，但“接近肥胖”，这很可能归因于他幼年一直吃高淀粉的素食，肚子吃大了，不久就迅速膨胀到相当规模。早年阅读过多，他虽然保住了视力，但高度近视。他的动作控制力很差，缺少肌肉协调能力，因此不管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他总是笨手笨脚的。自从幼年在埃文街上和伙伴们玩耍之后，他的动作灵活性日渐恶化，甚至接不住丢给他的球，部分原因也可能是他看不清来球。

不过，给他造成更加严重影响的，是他父亲无情的、多种语言的责骂。长年累月的语言虐待，让这位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学生感觉到他早熟的思想是“无益的”，这种不安全感让他束手无策，成为他一生的重负。

尽管父亲敦促他选择哲学作为专业，但他决定选择动物学，这是一条充满障碍的道路，肥胖的身躯、高度近视和笨拙的动作使他无法胜任实验室工作和任何需要身体技巧的活动。他的书写虽然可以辨认，但是非常潦草，“素描画出来的东西像怪物”。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比身体反应快，因此身体的外在感受器被抑制了，这当然是从好的方面解释自己的身体障碍。他的化学实验室工作大概是“塔夫茨大学力学本科生的每项实验在仪器上花费最多的”。在生物课上，一想到痛苦和残缺的肢体，这位温和的素食者就想躲开，他解剖角鲨、猫和荷兰猪完全是在糟蹋标本。这门课程学完后，他终生反对活体解剖。

大二时，为了安抚父亲，他选了几门哲学课程。他去哈佛大学听了几次威廉·詹姆斯的讲座，詹姆斯是哈佛大学哲学，以及不怎么受待见的新学科——心理学领域的权威。詹姆斯建成了美国第一所实验心理学实验室，还和其他人共同创立了实用主义哲学流派。这是一个彻底现代派的、完完全全美国式的哲学学说，它摒弃了自命不凡的哲学理论，关注实践活动，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应用来评价实践活动。早年，利奥将詹姆斯的教育理论和他自己折中主义的训练方法结合起来，从而使诺伯特间接地受到詹姆斯的一些影响。利奥甚至还带儿子到詹姆斯家里，让他单独给儿子讲课，然而诺伯特后来说他钦佩詹姆斯多彩的风格，而不是他的逻辑性，少年时期，他就觉得詹姆斯的逻辑性不强，组织结构杂乱。

对科学的热情不断地促使诺伯特离开哲学，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新世纪的能源代表——电。班里其他年龄大的同学帮他做体力劳动，他成功组装了由简陋电子设备组成的小型变电站。经历了创纪录的实验室灾难后，诺伯特开始迷恋上数学，他满意地发现，这是“一个犯下的大错……用铅笔轻轻一擦……就可以更正的领域”。他成功地征服了塔夫茨大学最难的高级代数课程，于是马上转了专业。他精通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熟练掌握了一堆混杂的让人迷惑的抽象符号和数学函数。不久，他的数学教授把课堂交给他，让他来上课。

1909年春，仅仅用了3年，诺伯特就从大学毕业，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可是大学读得太快也产生了负面作用，一向精力充沛、年轻高效的诺伯特感到身心疲惫。他后来写文章说：“我一直马不停蹄，不能休息。”整个夏天，他一直低烧。早早地被逐出童年，又火速地读完大学，因此，情感上他感觉无所事事，对未来茫然无措，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像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样，毕业带来的短暂快乐随即被对未来去向的担忧替代，天才诺伯特的感受更加深刻，他得独自一人去承担：“将来我要做什么？我有多少成功的希望？”

这个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着。十三四岁的时候，这种状态就开始伤害他的健康，侵蚀着过去的成功留给他的不多的自豪感。他毕业时获得了荣誉学位，但并没有进入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他被告知没有入选的原因是“天才神童的未来发展是否配得上这个荣誉还存在疑问”。这种侮辱让他刻骨铭心。“我第一次完全意识到我被当成天生的怪物，我开始怀疑身边的一些人在等着看我的失败。”

弹指一挥间，3年前，他呈现给《纽约世界报》的那种男子汉的自信迅速消退。尽管他还保留着少许青春年少的狂妄自大，对于自己被广泛宣传的潜在能力，他是第一个质疑的。很多年后，他是这样描述这个夏天感受到的不祥之兆和几年后就可以见分晓的黯淡前景的：“早慧的孩子在智力上过早消耗生命的能量，将注定早早衰竭，永远是二流水准，即使不至于沦落为靠救济生活或者被送进疯人院。”

这种不祥的预兆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深切地感受到失败即将降临，生命即将终结。他有种病态的想法，觉得自己的生命不会长久，这14年将很可能占据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他害怕死亡，也害怕因为从他黑暗心灵里反弹回来的种种罪孽而遭受报应，比如在生物实验室里让动物遭受痛苦的罪孽，性觉醒的罪孽（父母对此保持沉默，使其成为双重禁忌）。厄运即将降临的忧虑使他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痛苦折磨，出现了现代人才能理解的症状：惊恐，迷恋死亡，持续、无法解释的身体疾病，等等，但是在1909年，这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孩儿”无处可以寻求帮助，无人可以诉说。那年夏天，他第一次发作的抑郁症并不是突然结束的，而是“慢慢消失的”。

对这个14岁脆弱的少年而言，哈佛大学这个对毕业生未来职业预期很高的地方，可不是最理想的起航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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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带着父亲的祝福，诺伯特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为了筹集搬回坎布里奇的资金，利奥卖掉了老磨坊农场和在梅德福的房子，用这些钱在哈佛广场以西几个街区的地方建了一座很气派的房子。去哈佛校园的时候，诺伯特步履艰难地走在布拉托大街砖铺的人行道上，尽情享受着晚夏凉爽的空气，他心里对自己还是相当有把握的：他热爱户外以及自然表现出的每一种形式，对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和文学具有足够的知识，数学技能越来越好，而这一项他当时认为是“可以打开成功之门的利剑”。

但是成功之门前面总是人潮汹涌，文质彬彬的哈佛学子个个挥舞着自己的利剑，哈佛校园爬满常春藤的围墙外也集聚着大量野蛮人。

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可不是轻而易举就应付得了的。历史上的哈佛校园有一片22英亩参天大树的林地、一块一块的草地以及一条条穿行在庄严、肃穆的石头和红砖建筑之间的步行小道，校园周围围着带刺的铁栅栏，几个拱形的大门小心翼翼地面向校园外俗不可耐的大街。铁栅栏后面的哈佛大学依然是个高层次僧侣隐居修行的地方，开设的很多课程都体现了马萨诸塞州第一批殖民者的清教哲学，这些殖民者成立哈佛大学的使命就是为牧师提供服务。

诺伯特是1909年这个吉祥的秋季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四位神童中的一位。其他几位是：威廉·詹姆斯·席德斯，11岁，父亲鲍里斯·席德斯博士是个精神病学家，和利奥一样用一套培养神童的方法在孩子们身上做实验；小阿道夫·奥古斯塔斯·伯利，14岁，父亲是当地公理教会的牧师，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政治家；锡德里克·温·霍顿，15岁，出身哈佛和波士顿的贵族家庭；第五位神童罗杰·塞欣斯是个音乐天才，来自纽约积极进取的布鲁克林区，他是第二年入校的，也是14岁。

当媒体记者意识到有一群而不是一个天才少年在哈佛田园牧歌般的校园觅食的时候，他们像发现了猎物的猛禽，从空中俯冲而下，狂乱地袭击这些年幼的雄狮，包括这位“大象的孩子”。若干年后，诺伯特回忆他如何躲避蜂拥而至的小报记者，称他们“急切地以一分钱一行的价格卖掉我的基本人权”。第一天踏进神圣的哈佛校园，诺伯特就明显感受到一种敌意，记者们的出现更是加重了这种敌意，但是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躲避跟踪的记者，当他看到他们从哈佛校园走过来时，他马上躲进一个侧门，消失在哈佛广场的背街小巷里。

利奥的态度与以前一致，他千方百计地让胆小的儿子免受媒体的关注，但也感受到小报带来的诱惑。利奥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名声，翻译的作品和学术出版物都有很高的质量，但在哈佛他感到有些失意，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具有开创性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研究工作并没有完全受到重视。在小报的帮助下，加上善于自我推销，利奥找到机会在公众面前兜售育儿经验。1909年开始不久，波士顿的《星期日先驱报》刊文称赞“哈佛的四位儿童学生”是“他们父亲的新教育体系的结晶”，戏称“他们的家长宣称其他人可能会效仿”。这篇文章的焦点不是诺伯特，也不是威廉·席德斯和他的精神病学家父亲，而是利奥·维纳。

利奥抓住机会详细解释自己的教育方法，宣称他的方法对他所有的孩子都产生了可观的效果。

“我的孩子们不是反常之人，他们不是天才……他们甚至不是特别聪明，”利奥坚持这么认为，然后无缘无故地损了儿子一通，“诺伯特本可以8岁就上哈佛，当时没人强迫他。他甚至有些懒惰。”他这么说，依然坚持1906年接受《世界杂志》采访时对儿子的评价。利奥在媒体面前和私下一样责骂儿子。他甚至用儿子经常犯的数学方程式错误做广告，证明自己的训练方法如何有效，证明自己的“有意识的错误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的观点。

1909年很快过去了。1910年漫长的暑假让诺伯特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他需要休息。另外一方面，这个暑期对他来说也很重要。这是维纳一家第一次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桑威奇度假，他们住在位于怀特山的一个村庄里，南边是形状不规则的温尼伯索基湖，北边是高耸的桑威奇山脉。美丽的景色、凉爽的山间空气和当地乡民都让他们一家着迷，诺伯特后来称赞这些乡民“清醒威严、含蓄谨慎”，都传奇般“沉默寡言”，这些正是新英格兰人既谦卑又骄傲的性格特点。那个夏天，诺伯特已经长大成人，身高差不多5英尺6英寸 ，体重146磅，他和父亲利奥、妹妹康塔（全名康斯坦丝）一起爬上了山顶覆盖花岗岩的怀特菲斯山，这是桑威奇山脉的一座高达4 000英尺的山峰。崎岖的大山并没有因为他行动笨拙而阻挡他的步伐，相反却滋补着他的心灵。三人于是又一路跋涉登上了海拔6 288英尺的华盛顿峰，这是全长2 000英里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步行道的最高点。等到登上山顶时，诺伯特完全迷上了步行。两年后的夏天，他加入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俱乐部，参加俱乐部组织的户外活动，他们在怀特山脉的荒野之地开辟步行道路，这些道路到现在还有人走。他对徒步的热爱以及对新罕布什尔州这个角落的热爱合二为一，他余生每年夏天都要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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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天才少年们没有被哈佛的课业压倒，也没有屈从于小报要求他们彼此竞争的鼓噪。他们经常在路上不期而遇，甚至还会欢喜地雀跃嬉戏，但是他们五人从未发展成朋友。维纳后来写道：“我们共同接受的早熟教育就像我们共同遭受的残害一样，都不会使我们成为伙伴。”

1909年是哈佛大学的重大之年，其培养的五位天才毕业生的命运各不相同。阿道夫·伯利后来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智囊团成员，人们对此赞许有加。音乐天才罗杰·塞欣斯成了20世纪最受人钦佩的作曲家之一，获得三个普利策奖。令人悲哀的是，锡德里克·温·霍顿没有机会证明自己，在即将毕业时他因阑尾穿孔失去了生命。威廉·席德斯有过短暂的辉煌，随即变得默默无闻，他精神崩溃了，46岁时死于脑出血，在这之前，《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措辞尖刻的人物简介，嘲笑他过着“不负责任的游荡生活”，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是个凄凉的失败者。

很多年来，维纳一直为席德斯遭受的来自父亲和媒体的恶语感到愤愤不平。在《昔日神童：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里，他严厉批评了《纽约客》的文章，称其对席德斯的攻击是“残忍、毫无道理的”，“让他像街头小丑一样带枷示众，供一帮傻瓜驻足观看”。1952年，一家全国发行的星期日副刊上重新提起席德斯的故事，题目是“你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天才”。这篇粗暴愚蠢的文章给了维纳最后一次机会来反驳小报上的观点和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即天才的父亲们，比如利奥和鲍里斯·席德斯都明确说过，正确的训练方法每次都能培养出天才：

那么，你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天才，是吗？是的，就像你可以把空白的帆布变成达·芬奇的名画，或者把一令白纸变成莎士比亚的名著。（但是）要让那些想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一个人灵魂的人明白，他们一定要先有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并且要让他们知道，塑造非凡智慧的力量是一种生的力量，也是一种死亡的力量。

在哈佛大学，诺伯特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也感受到大学社区为很多人搭起了一道“潜在敌意”的墙，他们似乎急切地想要看到他和他的天才伙伴们失败，看着这帮皮格马利翁般自恋的教授父亲得到报应。经过一年在化学实验室的挫折以及不断被小报骚扰，在利奥的坚持下，诺伯特正式转向哲学。他成功申请到位于纽约州伊萨卡市乡下的康奈尔大学一年的奖学金，利奥在密苏里州时认识的一位同事在那里担任哲学系主任，挺有名的。诺伯特十分痛恨父亲干涉他的职业选择，但他很乐意逃离哈佛。这标志着他憎恶哈佛大学和与其有关联的学者的开始。

但是在康奈尔的一年也让他经历了很多打击，还有一个很大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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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诺伯特带来折磨的不仅是父亲利奥和小报，他的母亲在他通向成年的曲折道路上也加重了他的心灵创伤。贝尔塔·卡恩·维纳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屈从于丈夫，但因为她妈妈是位美国南方美女，爸爸是个完全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她自己也个性坚定，所以她以其他方式来影响孩子们的成长。比如，鼓励孩子在当地学术圈努力往上爬，赞同当时社会上罪恶的反犹太情绪。一位老友是这样描述贝尔塔的：“她有点儿像电影《毒药与老妇》里的两位表面看起来十分和善慈祥的老太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怂恿，他们一家在世纪之交的坎布里奇才像非犹太人那样生活。这样做也许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许是为了避免孩子们受到新英格兰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歧视的伤害。不管是什么原因，贝尔塔的做法都有些过头了。根据维纳的叙述，在他的整个童年时期，母亲不仅宽恕反犹太情绪，而且不断发表一些谩骂、嘲讽的言论，指名道姓地说某位犹太人或所有犹太人的品质如何令人憎恶。

父母都没有告诉自己的天才儿子他不仅有犹太血统，而且祖先还包括东欧著名的《塔木德》学者、受人尊敬的摩西·迈蒙尼德（起码家庭传说是这样的）。

15岁时，诺伯特在康奈尔大学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无意中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在一次交谈中，当着诺伯特的面，利奥的一位朋友弗兰克·梯利，康奈尔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提到维纳家族“很早以前的哲学家”迈蒙尼德，还提到了利奥的父亲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证明这种联系的族谱。诺伯特马上跑出去就近找到一本百科全书，因为他不知道迈蒙尼德这个名字，对犹太传统也一无所知。之后，他和父亲很严肃地谈到维纳家族和卡恩家族的历史——他很早就了解到，卡恩（Kahn）是科恩（Cohen）的变体，科恩是以色列大祭司的希伯来名字。

这个消息颠覆了诺伯特的整个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到“被剥夺了继承权”。了解到自己具有犹太血统后的震惊触及了他的“内在精神安全”，让他感到“确确实实的疼痛”。他克服了母亲的言行强加给他的丑恶逻辑。“我自己是这么推断的，我是犹太人，如果犹太人具有我母亲认为可恨的那些特征，那么为什么我必须有这些特征，并且要和所有我敬爱的人共享这些特征……我很清楚其中的意义：我不能接受自己是个有任何价值的人。”他这种刻板的三段论充满了悖论和不可能性。“既是个犹太人，从小也被灌输接受敌视、贬低犹太人的态度……这在道德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既不可能也不愿意过着虚伪的生活，我的任何反犹太的情绪都是自我仇恨，仅此而已……然而，我同样不可能接受犹太教。我从未接触过犹太教，在我的早期教育中，我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犹太社区，对他们的宗教仪式和习俗知之甚少。”

这个难以承受的困境让他别无选择，只有放弃祖辈的信仰和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这从一位年轻的学者和科学思想家的理性角度看也是合理的。若干年后他是这样为自己的决定辩护的：“对于任何信念，不管是宗教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要我不加选择地接受，是违背我真实意愿的。学者应该保留随时改变自己观点的权利，只要能提供证据。”对诺伯特而言，提供证据是逃脱不掉的。“我不相信保守的新英格兰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即使是厚重的犹太传统也不能使我确信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经过多年的内心挣扎，诺伯特最终得到的答案是，他要接受一种通用的精神信仰和人文主义的信念，这将构成他个人哲学的基石，也为他后来从事的科学和社会活动提供了人文基础。在《昔日神童：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中，他追溯了自己从犹太教到人文主义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使他兜了一圈后，又回到被遗忘的先辈迈蒙尼德那里，和他建立起深深的精神联系：

我很早就明白一件事情：反犹太的偏见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偏见……我读了吉卜林的很多书，了解到英国的帝国主义态度……我的中国朋友和我非常坦率地谈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我也耳闻目睹了美国黑人的境遇……我相当了解波士顿老居民和新来的爱尔兰人之间相互怨恨的情况……最终的结果是，我仇恨反犹太的偏见，不是因为它是针对我本人的族群，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我反对对东方人的偏见，对天主教的偏见，对移民的偏见，对黑人的偏见，因此我觉得我反对对犹太人的偏见是有可靠的基础的。

但现在他要把那种智慧的思考搁置一段时间了。那年，他的学术表现一落千丈，一是由于他所遭受的精神焦虑，二是由于他不良的学习习惯，没有父亲的监管，这一缺陷马上就显露出来。他没能继续获得奖学金，利奥把他带回波士顿。那年夏天，他回到家里，这一年里的种种新发现让他感到迷茫，曾经的身份认同和青春年少的自信都被剥夺，他凝视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它像“一个浑浊、令人压抑的池塘”。

——

1911年夏，利奥又给了儿子一次打击。当诺伯特准备开始研修第三年的博士学位课程时，利奥又一次出来公开声明，说儿子的智力和成就以及两个女儿突出的早期学业成绩都是他的功劳。利奥在受欢迎的《美国杂志》上刊文，向全美读者重申了他之前在《星期日先驱报》上发表的观点：“有些人说，诺伯特、康斯坦丝和贝尔塔都是极具天赋的孩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说他们比同龄的孩子懂得更多，是因为训练他们的方法不同。”这种老生常谈的话，诺伯特却是闻所未闻。之前父母搭起一道屏障，不让他接触媒体，这是他第一次从媒体那里听到父亲这么说。这些话出现在全国性的权威杂志上而不是小报上，这让他感到极为震惊：“这些话被白纸黑字地写下来……等于向公众宣布，失败是我自己的，而成功是我父亲的。”

那年，利奥获得了终身教授资格，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获得这个资格的犹太人。同年9月，诺伯特重新开始了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学习。头一年，威廉·詹姆斯辞世，现在诺伯特整天泡在位于哈佛大学中心的爱默生大楼里，认真审视詹姆斯的不足，开始在新的哈佛学术大鳄的指导下学习，这些人包括乔治·桑塔亚纳，他是出生在西班牙的哲学家、詹姆斯的门徒，主讲课程有道德和美学；乔赛亚·罗伊斯，他是神学家、唯心主义者、实体实在主义者，诺伯特从他那里接受了严谨精确的科学教育。

两位学者带领诺伯特接触到20世纪正在兴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新的“数学逻辑”流派，前者被哲学家称作“新现实主义”，后者是由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伯特兰·罗素和怀特海开创的。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三卷本鸿篇巨制《数学原理》上一年出版了，它寻求实现自莱布尼茨以来数学家的一个梦想，即收集整理所有分散的数学分支学科，将它们打散，找出它们的基础构件，然后根据逻辑的基本原理，系统性地构建一个数学整体大厦。

本能地，诺伯特被新现实主义吸引。他这段时间的哲学论文涉及一些观点，几十年后他将这些观点运用到科学研究工作中。这些观点包括：对现实和理性思维的物理基础进行激进的再构建，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的目的和设计。就像他10岁时所写的关于无知的论文一样，他的博士论文提出的观点不是天才的思想，也谈不上是成熟哲学家的观点，但是到诺伯特16岁左右时，那些即将带来本世纪科学革命的原始观点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播下了种子。

在哈佛学习新哲学，诺伯特得心应手。他写了一篇很不错的论文，内容是研究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的，他毫不费力地通过了笔试，参加面试的时候，因为恐惧而“神情恍惚”。父亲利奥决心帮助儿子越过他伟大实验的最后一道障碍，每天陪他在坎布里奇的大街上散步，安慰他，给他信心，给他讲每个考官可能会提出的意想不到的问题。诺伯特成功地经过了这次考验，在18岁这个懵懂年少的时候，他戴上了博士帽。

诺伯特这种情况是没有历史先例的。像他这样的天才在西方有预言传统的社会里被看成是“世界即将改变”的预兆，是“神话怪兽”，诺伯特非常讨厌这种说法。有些现代的聪明人认为，这种罕见天才的出现是自然精心安排的伟大“开局”的前兆。由于内在天赋、早期影响和偶然时机的共同作用，天才的出现是世人的“榜样和灯塔”，他们“预示着一种力量，将打破人类在地球上持续生存而需要的平衡”。这样的个体通常在某一特殊领域显露出超凡的才能，但小维纳是异常中的异常。根据怪才分类，他属于“综合天才”，“在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极其有天赋”，并且像吉卜林的“大象的孩子”那样，“好奇心强，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然而，崇高的赞誉并不能确保他未来取得很高的成就，维纳也心如明镜。几百年的事实证明，“鲜有少年才俊成长为真正的天才”，即那种大家公认的成熟英才，他们会“引领某一基础的、不可逆转的知识领域转型”。

1913年温暖的春天，哈佛大学校史上最年轻的博士大步走上桑德斯剧院的舞台接受他的博士学位证书，这位半盲、战战兢兢的少年才俊对自己的才智、身份和自我价值充满了困惑和发自内心的怀疑——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人。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他父母和弟妹都参加了毕业仪式，父母为他们自己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弟妹坐在位子上局促不安。对他们而言，诺伯特依然是他们亲爱的、笨手笨脚的“努宾”（Nubbins），这个亲密绰号实际含义有二：一是小的或不成熟的玉米穗；二是任何发育不良的东西。 xC7cMrlw93/tTdjnMItWJGg9rNBapcKS8VVlJBf0JfXkr6yXAu+DuINwIO95fUV6

二
青年维纳

哦！如果我能够反复无常，能够把过失推诿给气候，推诿给第三者……那我心头难忍的重负也可以减轻一半。怜悯我吧！……从前，我在情真意切的意境中浮游，每一步都有一座乐园陪随，我的心慈爱地拥抱着整个世界，现在在我胸中的还不是同一颗心？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1913年9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年轻的诺伯特·维纳，刚毕业的少年哲学博士，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体体面面地出发，踏上通往英格兰剑桥的路途。他手里拎着沉重的行李箱，沿着台阶走入哈佛广场下面的新地铁站，几分钟后到达波士顿东站，附近的波士顿港破旧的码头上，英国莱兰航运的一艘小蒸汽船正在装载乘客。

诺伯特被授予哈佛大学最有价值的毕业生奖学金，有机会在国外进行为期一年没有任何限制的旅行和学习。他盼望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远离专横的父母，但是逃离不会那么容易。

他的家人和他一路同行。利奥利用儿子在国外学习一年的机会请了学术假，他依然渴望获得欧洲学者的尊重，接受他折中学派的哲学研究，并且他和妻子都非常想在欧洲的文化中心促进两个女儿的教育。诺伯特拖着自己的小提箱和家人的行李走上码头，而父亲在一旁不断尖叫着对他发出“冲突的、自相矛盾的”指令，仿佛他是家里请的搬运工，而不是有名气的天才。这时，他的身体和精神感到双重重压。

登上轮船，诺伯特感到“如释重负，极其轻松”。他一直在观看海浪，全神贯注地琢磨船上无线电报务员的一举一动，惊叹他一边熟练操作无线电设备一边灵巧地应对“老船长女儿的调情”。当轮船停靠利物浦时，利奥给自己和儿子买好了去伦敦的火车票，并安排其他家人去德国慕尼黑，那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欧洲之行的大本营。

——

年轻的诺伯特阔步走进现代哲学和新数学逻辑的圣地剑桥三一学院的大门，父亲紧跟其后。他们穿过巨大的石头大门，透过蒙蒙细雨，看到三一学院的巨庭。他们沿着鹅卵石小道疾走，走过牛顿发现微积分、开展具有历史意义的光学实验的冰冷禅房，走过拜伦饲养宠物小熊的烟熏塔楼，走过大学食堂旁边诗人丁尼生曾经一步跨过的台阶。

这是父子俩比较愉快的一次步行。

在巨庭对面的一个宽敞套房里，利奥亲手把儿子交给英美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还大大地夸奖了儿子的天赋，也没忘记自我推销一番。这是迄今为止利奥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他要在儿子有可能做出成就的领域为他找到最出名的老师。瘦长、高傲的罗素爵士那时才40岁出头，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打量着这位自己要看管的学生。诺伯特也打量着这位新导师。

师从罗素，诺伯特是有备而来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数学原理》的头几卷，并且1913年整个夏天他都在抓紧温习数学。但是，他的这些准备工作与他在哈佛读博士期间受到的严格训练，并没有让他准备好面对三一学院令人畏惧的学术环境，或者没有让他准备好接受罗素更加让人生畏的个性。利奥离开剑桥去慕尼黑后没几天，诺伯特写信给父亲，悲哀地描述了头几次罗素给他单独辅导、双方互动时的紧张情形：“罗素的态度完全是冷漠的，夹杂着轻蔑……我想我去看看他上课的样子就心满意足了。”

他上了两门罗素的课，一门是关于《数学原理》的，一门是关于感知数据的，后者是当时精神哲学领域里一个非常紧迫的研究问题。这两门课诺伯特完全可以轻松应对，但是他从赫赫有名的导师那里得到相反的印象。显然，青年维纳没有能够“感知数据”，或者未能按照三一学院的巨人规定的方法进行哲学研究。新学期过了一个月，诺伯特向利奥承认：

罗素先生的课程学起来还行，但和他单独在一起所做的工作，让我感到很沮丧。我觉得我是个失败的哲学家……我提出的观点是有缺陷的。罗素对我的哲学才能……似乎非常不满，对我个人也不满。他说我的观点“很糟糕，让人迷惑”，说我对观点的论述比观点本身还糟糕……指责我过于自信……他的话非常伤人，尽管他总是可以找到理由。

相比于罗素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傲慢的风格，利奥严厉的训练方法显得笨拙低效。他气势汹汹的语言攻击大大地伤害了诺伯特的自信心。他忍受痛苦，熬过了这段时期，之后罗素的折磨激发了他一种新的反应：反抗。一个星期后，诺伯特给利奥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对罗素进行了反批评，这预示了他将来对所有过分逻辑化的人和机器的感情态度：

我非常不喜欢罗素……我憎恶这个人……他是一座冰山。他的思想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尖刻、冷漠、狭隘的逻辑机器，把整个宇宙分割成一个个整齐的小包裹，每个长宽高只有3英寸。他用来分析事实的数学分析方法，是一种强求一致的方法：内容如果太多，他的系统无法解释，他就会对其加以裁剪；内容如果不够，他就会对其加以拉伸。

为了显得不和自己的导师一样残忍，他给罗素丢了一块小面包：“不过，在他的局限范围内，他还是非常准确的思想家。”

在这段师生关系中，彼此的反感是非常深的。罗素在同一星期写给朋友的信中，抨击了这位“叫作维纳的天才神童”：

这位年轻人被奉承惯了，自认为是万能的上帝——我和他之间一直存在竞争，到底谁才是老师。

一开始，青年维纳在剑桥也感到消极低沉。根据哈佛和三一学院达成的协议，他的身份是高年级学生，但三一学院不允许他住在学院里。利奥为他找的房东太太脾气不好，“是个邋遢、刻薄的小个子女人”，她同意以很低的价格出租房间，每天还提供蔬菜和奶酪，但在剑桥的头几个星期，他“孤独绝望透了”。他独自一人走在学院庭院的石砌地面上，在剑河边的树林里闲逛，最终总算找到几个可以说话的人。他和一些本科生一起去喝茶，参加他们的晚会，他们称之为“挤扁晚会”，因为房子偏小，人多拥挤。研究生和博士后同学都像大哥哥一样，把他当朋友看待，但他感受得到他们根深蒂固的英国式势利和反美情绪，以至他这个美国佬感到有些不自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剑桥除了美丽的景色，还有更多令人喜爱的东西。他喜欢到道德科学俱乐部参加辩论，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结交了年纪比自己大的学者朋友。到第一学期末，他感到“快乐多了，也更像一个男人了”，对剑桥同学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友好了。他后来多次访问英国，承认“自己和英国之间具有一个亲密、永恒的纽带，特别是自己和剑桥之间”。他肯定地说：“一旦你刺破他们对美国人和其他外人披上的保护性外壳，就会发现英国人是非常不同的。”

青年维纳在剑桥还学到了其他东西。他发现那些智力超群者和没落贵族身上有种种怪癖，他们将这些怪癖上升为一种艺术形式。剑桥有三位哲学导师，共同构成了童话中的“疯狂茶社”的三一学院版，是刘易斯·卡罗尔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活生生的人物。这三个人是罗素；G.E.摩尔，新兴“常识哲学”的拥趸；J.E.麦克塔格特，英国黑格尔唯心哲学最后的堡垒。罗素就是小说中“疯狂的制帽匠”，他身材瘦长，是狂野的贵族子弟，常常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朋友们寻欢作乐，和迷人的英国女人、美国女人风流韵事不断，丑闻迭出。在摩尔身上，维纳看到了“完美的三月兔”，他不修边幅，“长外套上总是沾满粉笔灰……头发像一团乱草，一辈子都没有梳过似的”。小说中的“睡鼠”非懒散的麦克塔格特莫属了，他“双手短粗……整天睡眼惺忪，横着走路”。

在剑桥，全新的思想和个性的自由让维纳欢喜，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与众不同的怪人。他把剑桥和哈佛进行了比较，肯定地说：“哈佛一直仇视怪人和有个性的人……而剑桥十分珍惜怪癖，以至没有怪癖的人也被迫装出几分怪癖来。”数年后，维纳自己的怪癖举世闻名，他对他多年的英国朋友忽冷忽热，朋友指责他的一些古怪行为是故意学三一学院那些活宝的。

在三一学院中，维纳最为敬重的人是戈弗雷·哈罗德·哈代。他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纯数学家，外表清秀、热爱运动，因此看上去像大二学生，但他30多岁了，内心脆弱、容易害羞。哈代的课对维纳是“一种启示”，他早期涉足高等数学——初等微积分以外的数学王国时，不是很顺利，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当时，他已经不需要扳手指头算算术了，但无法理解数字理论的抽象概念、泛函分析、微分方程、向量几何。哈代带着他慢慢理解这些高深领域的基础逻辑，训练他的数学证明方法，于是，他的数学分析引擎开始点火发动了。

维纳感谢哈代，是哈代而不是罗素给他提供了现代数学的新工具，包括突变函数和复变函数，测量光滑曲线和不规则曲线的高等微积分，尤其是勒贝格积分——一种测量不规则几何形状和分散在无限空间的点集的统计工具。10年之后，维纳运用这些统计理论的基础工具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他在该领域的研究就是在哈代的指导下起步的。1913年11月，他的第一篇论文出版了。“现在看来，我觉得这篇论文不是特别好，”他后来说，“然而，它第一次让我们闻到了油墨的香味，这对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巨大的鼓舞。”他的下一篇论文是写给哈代的，这篇论文对数学逻辑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人不久就分道扬镳了。维纳越来越注重实用性，渴望运用这些新的数学工具解决现实问题，而哈代非常珍惜自己纯数学家的地位。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一直争论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优点。哈代称维纳研究的工程方向是“骗人的东西”，维纳坚定地为自己实用数学家的角色辩护，打算找到解决具有重大影响的现实问题的途径。

在这一点上，维纳和罗素的看法是一致的。罗素对数学工具的实际应用没有什么疑虑。尽管他对自己这位刚愎自用的学生没有表现出什么外在的情感，但他在维纳的早期职业生涯中帮了他两次大忙。在他们每周进行例行的个别指导时，他把维纳带到纯逻辑王国以外的领域，提醒他注意一些激动人心的、将动摇20世纪上半叶物理科学基础的新发展动向，即正在欧洲大陆兴起的物质电子理论和新量子物理学。更重要的是，罗素指示维纳注意爱因斯坦1905年出版的三篇论文，当时科学界还苦苦挣扎试图理解他提出的三个理论。一篇提出相对论，指出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彼此存在亲密的物理关系。另一篇提出光电理论，解释了金属的光电效应，即当光照在金属表面时，金属会抛出电子从而产生电流。还有一篇尽管难懂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它解开了布朗运动之谜。在第三篇论文中，爱因斯坦研究了液体中微粒的不规则运动，解释了这些微粒不规则运动的原因，为热动力学和整个物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这种运动最初是由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发现的。这篇让人难以忘怀的论文即将成为维纳数学研究的跳板。

作为对罗素好意的回报，青年维纳彻底摈弃了导师的杰作《数学原理》的逻辑前提。1914年，英格兰的冬天潮湿无比，还不到20岁的维纳对罗素巨著中提出的观点投下了冷冷的一瞥。维纳分析后认为，罗素缺乏逻辑，他所宣称的已经找到一种逻辑方法来演绎整个数学的说法是有基础性缺陷的。的确，通过在三一学院的研究，维纳开始相信，任何自称完备的独立逻辑系统注定是要失败的。次年，他在《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方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短的论文，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在我看来，我们不可能对罗素先生的一套假设进行详述……无论如何，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无法得到逻辑和数学命题所绝对不可缺少的那种确定性，也无法确定这些逻辑前提所演绎出来的结论的可信性。

维纳的批评是他10岁时撰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无知理论》中表达的观点的重现，只不过这次形式更为成熟，也是奥地利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20年后提出的更为具体的“不完全性定理”的预言，这个定理淘汰了罗素和怀特海的大胆设想。维纳的侧面打击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它发生在罗素的地盘上，正值罗素影响力处于鼎盛的时期，这不啻《皇帝的新装》中小男孩儿说皇帝没穿衣服。

很多年后，维纳才承认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从罗素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40年后，他承认：“即使经过这么多年，要我写点儿东西谈谈我和罗素接触的情况以及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的研究工作，依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他承认和罗素之间有争执，就像承认从父亲利奥那里得到的沉痛教训一样。“这些争执让我受益巨大。”尽管在信件中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罗素还是看好维纳的。在罗素的私人信件中，他提到维纳父亲主动来信详细说明他训练儿子的方法，他赞赏地说：“然而，他最终的结果是不错的。”维纳本人在给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短笺中透露，罗素读了他的博士论文后称赞它是“相当好的技术作品”，并送了他一本《数学原理》第三卷作为礼物。

——

维纳牢牢记住导师的指示。1914年春，罗素去美国讲学，维纳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他在慕尼黑短暂停留，和家人团聚，然后乘火车到哥廷根。这是位于下萨克森州丘陵地区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城，是一个知识力场，其吸引力穿越古城厚厚的防御城墙，远达四方。19世纪，哥廷根巨人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和波恩哈德·黎曼奠定了现代数学的基石。他们的继承人和门徒引领现代数学进入20世纪，正动摇着物质本身的物理基础。

维纳在哥廷根只停留了一个学期，但这次停留对他后来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至关重要，10年后，量子革命就是在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大厅里爆发的。在那里，维纳跟随德国数学界顶尖人物戴维·希尔伯特学习微分方程，多年后维纳称希尔伯特是他碰到的“数学界唯一真正的全能天才”。听从罗素的建议，维纳阅读了爱因斯坦1905年的德语论文，第一次仔细了解了新的原子理论，开始应用学到的全新数学概念来解释物理世界的实际现象。为了更充分地领悟德国主流学术界的真谛，他选修了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课程，胡塞尔是继承了康德和黑格尔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但是维纳已经19岁了，他是为了哲学而选择哲学以外领域的。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应用数学家，他意识到他“不具备哲学头脑，不擅长抽象概念，除非有一个现成的桥梁把这些抽象概念和某些科学领域的具体观察或计算连接起来”。

他在哥廷根大学数学协会从事的研究工作使他的思想跨越了这座桥梁。协会的阅览室汇集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和期刊，他可以自由浏览。在专题研讨室，希尔伯特主持每周一次的研讨会，会上大家阅读新的研究论文，充满激情地、准确地对其加以分析。会后，学生和教授一路走到山顶上可以俯瞰美丽小城的咖啡馆，一边谈数学一边结交朋友。这种亲密友好的氛围体现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科学与啤酒并置”的观念，当年父亲利奥就是因为厌恶这个才逃到美国的。尽管年纪比博士后同学们小几岁，但是维纳喜欢这些生机勃勃的讨论，也愿意参与其中，和大家互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交技巧。

在哥廷根，青年维纳还取得了另一个令人兴奋的突破。当对数学逻辑中几个小问题迷惑不解时，他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并很快意识到可以将它运用于更广泛的逻辑系统。整整一个星期，他的脑子里全是这个想法，日夜不停地补充具体细节，只抽空吃了几口黑面包和奶酪充饥。后来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持久的数学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他说：“不久之后，我意识到我有个好的想法，但是这个悬而未决的想法对我确实是一种折磨，直到我最终把它写下来，彻底从脑子里清理掉。”最终成果是一篇论文，第二年发表在剑桥的一家杂志上，他认为这是他早期最好的作品之一。

这次经历激发了他对数学原创研究的热爱，他将之比作艺术家或雕刻家的创作，是被神圣的灵感驱动的。“看到一个棘手、毫不妥协的原材料慢慢成形，开始有了意义……无论原材料是石头还是石头般坚硬的逻辑……你都会感受到创造的乐趣。”他说。在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里，19岁的维纳开始慢慢了解到自己的内在能力，他找到成熟的理论工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自由流动的、万花筒般的想象力”，“差不多可以自动地”、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新的想法，来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他第一次认清自己的形象，不再是接受训练的笨拙幼熊，也不是他父亲或罗素手下懒惰的学生，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学者，日渐成熟，具有创造伟大成就的潜力。

在哥廷根，维纳不是一直在工作。下课后，他沉迷于最喜爱的户外活动，享受着下萨克森州田园牧歌般的快乐：到城南的森林漫步，或到莱茵河上的天然学生游泳场懒散地泡在水里。晚上，他到城里的素菜馆吃饭，一头扎进人来人往的酒吧，或者到学生经常光顾的啤酒厅大喝一通。和剑桥拘泥的“挤扁晚会”不同，哥廷根的啤酒狂欢“时间长、柔润、和谐”。一天晚上，他参加了在一家啤酒屋举办的喧闹的唱歌比赛，“胡乱地”用德语和英语唱歌，一直到警察把这一帮狂欢者驱赶走。

夏天到来时，欧洲大陆一直以来积蓄的紧张的政治形势突然爆发。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斯拉夫盟友俄国宣战，几天后德国参与进来，对俄国和法国宣战，以攫取土地和权力，德国将军和工业巨头为此已经做了数十年的准备。

几个月前，利奥就带着家人回到美国，当巴尔干的种族冲突吞噬欧洲大陆时，青年维纳乘坐汉堡到美国的班轮回家。轮船驶离英国海岸线后两天，船长传达了轮船无线电接收到的消息，德国和英国已经开战了。大批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海底潜游，轮船一路穿越大西洋，人们非常紧张，直到安全到达波士顿港才松了一口气。

——

几个星期之内，他鼓起很大的勇气只身返回英格兰，此时德国U型潜艇的活动更为频繁，双方在西部战线上挖了很多战壕。哈佛大学的资助人给他续了1914—1915学年的旅行奖学金，罗素在剑桥写信告诉他英格兰是安全的。但是，曾经的田园牧歌般的大学城完全变样了。尽管远离前线，剑桥还是弥漫着战争的气氛。英国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第一波壕沟拉锯战中战死，最新的伤亡名单每天都在学校工会张贴公布。沿剑河的绿地很多被改建成临时伤员医院，晚上全城宵禁，白天的剑桥则笼罩在阴沉昏暗中。罗素爵士本人因为直言不讳反对这场战争，政府和英国人都把他看成罪犯，他即将被开除出三一学院，并最终被监禁起来。

整个秋季学期，维纳都待在剑桥，假期他逃到伦敦，在那里认识了同样来自哈佛并享受旅行奖学金的年轻哲学家、诗人艾略特。艾略特发现牛津的氛围和剑桥一样压抑、阴郁。两人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家餐馆一起吃了一顿“不是太高兴的圣诞晚餐”。艾略特年长维纳6岁，也更懂得人情世故，但两人有一些共同之处。艾略特已经开始创作日后让他成名的现代诗歌，但那时他依然专心于哲学。那年春天，他在哈佛大学见过罗素，还选修了他的数学逻辑课程。之后，艾略特来到牛津大学，开始重写日渐过时的关于形而上哲学的博士论文，他对维纳在三一学院从事的新研究工作表现出真诚的兴趣。

那年，维纳又写了四篇论文，包括《至善》（这是一篇关于伦理学的论文）、《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这篇文章试图调和没落的唯心论和新现实主义、数学逻辑之间的矛盾，两者针锋相对，以争夺在现代思想领域的首要地位。他把论文样稿寄给艾略特，后者报以有分寸的热情。那年圣诞节，在英吉利海峡对面，战事不断升级，在伦敦沉闷的圣诞晚餐中，“大象的孩子”和年轻的文豪一边吃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哲学的新发展势态，他们回顾了旧哲学的终结，展望了新哲学可能带来的冲击。

餐前，艾略特对维纳说：“你似乎是搞哲学的，而不是数学。”他对罗素的逻辑无法理解，但很高兴维纳没有被罗素的新逻辑学迷惑。

的确，维纳在关于相对主义的论文中指出，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都是依赖于其他事实和语境的，他再次争辩说：“没有知识是自给自足的……根本就不存在确定无疑的知识。”他重复了童年时期撰写的论文观点，但这次是明确针对新数学逻辑学家所主张的确定性和“完整性”。“所有的哲学都是……相对主义，”维纳坚持认为，“我们永远……离不开概念之间的相互比较。”在关于伦理的那篇论文里，他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摒弃了伦理学的核心观点，即认为人可以识别且获得“至善”。“那种认为至善存在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他说，并且再一次提供了可靠的逻辑证据，“如果我们最高的理想确定可以实现，那么它一旦实现，道德进步就会停止……若不能实现，那么……道德最终注定失败。”

艾略特是虔诚的现实主义者，但是那个圣诞节，他对旧唯心论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感到沮丧，甚至对哲学本身倍感失望。他对维纳说：“在某种意义上，搞哲学就是颠覆现实……就是试图把混乱、矛盾的常识世界组织起来……其结果永远是成败参半。几乎每一种哲学一开始都是常识对其他理论的反叛……但最后人人都觉得哲学荒谬，而哲学家浑然不知。”

维纳有更好的看法。他已经开始着手运用从罗素那里学到的新物理学准则，用科学术语来重构哲学信仰。艾略特正在通过诗歌探索另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他说：“我非常愿意承认，相对主义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远离哲学，专心于真实的艺术或真实的科学。世界上有艺术，也有科学。有艺术作品，也可能有科学作品，只要大家不受哲学的影响，不久就会出现科学作品。”

他们的行动胜于雄辩。不久之后，两人都逃离了哲学领域，去寻找更有意义的天地：艾略特致力于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维纳专注于研究应用数学领域更具体的问题。维纳的伦理论文后来获得哈佛大学著名的鲍登奖，艾略特也写了评论，对此赞赏有加，但是当时没有人——包括维纳本人——能估量他到底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和他的哈佛毕业论文一样，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播下的种子也要等到几十年后才会开花结果。

回到剑桥后，维纳收到父亲发来的一封电报，告诉他一个英国报纸没有报道的战争消息，北大西洋的潜艇战升级了，父亲敦促他马上乘坐最近一班轮船回国。1915年2月，德国宣布对大不列颠实行潜艇封锁。剑桥大学关门了，维纳买了一张船票，乘坐一艘老旧的蒸汽船，冒着寒冷从利物浦一路颠簸到纽约港。几个星期之后，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在同一航线上被德国潜艇击沉，1 195人丧生，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

欧洲战场的战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不久就参与进来。但目前，对青年维纳而言，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内心宁静和心智成熟。在国外的两年是他思想“解放”的两年，从剑桥和哥廷根回来后，他感觉自己是个“更合格的世界公民”，已经融入世界科学界的圈子，并发现“在那里做出一些成就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现在可以和罗素平起平坐了，和欧洲的“知识精英”也不分上下。他已经学会照顾自己，社交活动也比较成功。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从大学毕业后陷入的“绝望的泥沼”，以及在哈佛期间遭受的一连串自信心挫伤、身份认同危机中走了出来。

但是，他的流浪生涯还只是刚刚开始，重回美国的生活将被证明是艰难的，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

对青年维纳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动荡不安的。博士后奖学金还可以支持他一个学期，他选择到比较安全的纽约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在纽约，他再次听从罗素的建议，到哥伦比亚大学跟杜威学习哲学。杜威是美国佛蒙特州人，他继承了威廉·詹姆斯美国实用主义的衣钵，将之广泛应用于知识理论和他感兴趣的教育实践中。但是，维纳向艾略特甚至罗素抱怨杜威的哲学理论拘泥于旧的哲学语言风格，也不具备足够的系统性，让接受过英国和欧洲逻辑分析、科学思维训练，接触过诸多新学派的思维敏捷的年轻人不以为然。

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和自由的欧洲生活相比逊色不少。他住在毫无生气的研究生宿舍里，和其他学生也没有什么智识上的交流。经历过海外的美好时光后，他很吃惊地发现，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他又感到尴尬和不自在了，并对他们大加批评，他后来也承认这些批评是“完全不动脑子”的。为了赢得同学们的尊重，他采取了荒谬的办法：他对研究生同学大谈晦涩难懂的事实和从国外搜集到的关于新知识的各种理论。他未经邀请闯入他们的桥牌游戏。为了报复他，一群愤怒的研究生在他读报纸时把报纸烧了。为了安慰自己，他开始徒步。他从炮台公园一直走到斯派滕戴维尔，穿越了整个曼哈顿。他还到哈得孙河对面的帕利塞兹徒步。周末，他会按时去看年迈的奶奶，她住在城市另一端的一所公寓里，他很谨慎，因为他知道母亲讨厌儿子和他的犹太亲戚搅在一起，也不喜欢他与纽约表亲们过于亲密。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一学期是他博士后生涯的“低谷”。他满腔热情地从欧洲回来，渴望用自己熟练掌握的新逻辑和前沿科学知识开启自己的哲学家生涯，结果发现在美国学术沙文主义的环境里，他的知识并无用武之地。他想在该领域谋得一份教职，结果很震惊地发现，要在哈佛大学或任何一个重点大学获得一个永久职位，他还不够资格，因为尽管在剑桥和哥廷根磨砺了自己的学术才能，但他没有研究“美国环境中的人”。在他看来，那种环境大部分是“肤浅的”“质地缺少某种厚重感”，这种情况只有等到美国参与战争、急需更为复杂艰巨的现实应用时才可能改变。但是，在1915年秋天，美国依然荒谬地坚持孤立主义的立场，于是这位失业的昔日神童只好回到波士顿的家里，和过分保护他的母亲以及专横跋扈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想当初他攀登欧洲学术高峰时曾经是多么具有男子气概。

那年秋天，维纳确实又回到哈佛大学，在哲学系做志愿讲师。那时哈佛有个规定，所有哈佛的博士毕业生经申请可以获得志愿讲师这种无足轻重的荣誉。但是，维纳干得并不好。头几次上课，他很紧张，讲课内容杂乱无章，神态“自负傲慢”，说话是欧洲的声调节奏，让人想到维多利亚时代。他奇怪、散漫的讲课方式后来被他解释为“年轻人话多”“口齿伶俐”，但这预示了后来贯穿他整个职业生涯的非常正式的说话和写作风格。

落后于时代的说话和写作方式是成年时期维纳的一个传奇式的古怪行为，他这第一次表现出的古怪行为也许可以解释为他用不恰当的方式来弥补自己首次获得学术职位时年纪相对较轻的劣势，但没有做作的成分。其中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早年父亲学究般迂腐地指导他背诵课文，以及战前他浸淫于欧洲日益衰败的学术文化。他说话紧张、喋喋不休，这是个很普遍和突出的问题。就像他在实验室动作笨拙一样，他说话时语言散漫、句子有歧义，这不是因为他的思想缺乏组织性，而是思维太快，语言表达跟不上。然而，对他的听众来说，他只不过是在发出刺耳的噪声，他“自负傲慢”的风格也掩盖不住早年那种笨拙、心神不定的内心感受，从欧洲回到美国后这种感受重新回来了。

维纳的表现没有打动他的成绩鉴定者们，因此，他没有获得哈佛的终身教职。他承认这有自己的部分原因，“我以自己没有经验为借口，没有意识到我的表现到底如何”，但是，他还是有其他的辩护理由。他觉得哈佛大学的很多人对他和他父亲还是有怨恨情绪的，其中的缘由是当年父亲厚着脸皮自我推销，诺伯特本人“咄咄逼人”“不顾及别人”“不是个友好的年轻人”“肯定不是有社交风度的楷模”，这些指控都是他自己承认的。他还认为，哈佛大学当时的反犹太倾向也是他被淘汰的原因，这种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1909年，贵族出身的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担任哈佛大学新校长，哈佛大学反犹太的官方态度得到强化。洛厄尔后来还呼吁对哈佛的犹太学生和教工的数量实行严格的限制，对此偏见，利奥和贝尔塔都是完全反对的。

G.D.伯克霍夫是位年轻又有才华的数学家，甚至连维纳都承认他是“一流的明星”，他和一些德裔或者在战争期间亲德的教工出于种族考虑，可能会积极反对给维纳一个教职。维纳宣称，他赢得了伯克霍夫的“特别反感”，“因为我是犹太人，但最终是因为我是个可能的对手”。他还坚信，针对他父亲的类似怨恨也给他带来伤害。在寒冷的慕尼黑度过他的学术假期后，利奥变成了坚定的反德者，他对日益兴起的德国军国主义倍感愤怒。一有机会，他就用英语和德语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无疑使哈佛大学很多位高权重的亲德派疏远了他。

对青年维纳而言，他无法忍受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像伯歇尔之后所有重要的美国数学家一样，他到德国跟随本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学习前沿知识、接受训练，然而却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一个有偏见的德裔教授驱逐出哈佛，此人虽然站在美国数学领域的巅峰，但“没有任何在国外接受训练的优势”。

就这样，这位哈佛大学的回头浪子被迫回归荒野了。

——

那年和次年夏天，维纳和妹妹康塔一同去怀特山徒步。1916年春，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美国，政府在坎布里奇建立了军官训练营，招募身体好和脑子好的人，为不可避免的军事部署做准备。由于急于为自己的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维纳立即报名参加，和其他新招募的人一起接受行军和射击训练。在一名富有同情心的教官的帮助下，他甚至成为一名神枪手，但是他自己非常清楚，“由于视力不好，我甚至不能在一排谷仓中射中其中的一个”。他参加在纽约州北部举办的军官训练营，希望在美国陆军中获得一个官职。他在山间徒步的经历锻炼了他的耐力，使他可以应对长距离的行军和森林模拟战，但他的射击技能被证明有造假，因此训练营结束后，他没有获得任何任命。

尽管有耀眼的资历证明文件，但他在学术界的职业前景近乎零。在父亲的威逼下，他在当地一家教师中介服务机构登记，于1916年秋得到在缅因大学欧洛诺分校教数学的工作，学生是“一帮身材魁梧的年轻农民和伐木工人，在课堂上做到了保持安静，但什么也不干……和常春藤盟校的学生一样，但花销只有三分之一”。和在哈佛大学一样，他的教学方式是毫无效果的，但学生没有那么客气。他上课时，百般无聊的乡村男孩儿往地上扔一分硬币，制造噪声烦扰他们这位枯燥乏味的年轻教授。整个冬天，他穿着雪地靴，冒着大风，步履沉重地到学校上课，虽然是自己第一份拿薪水的专业工作，但是他每分钟都担惊受怕。休息时，他回到波士顿的家里，开始接触奇妙的大众娱乐新工具——电影，他后来一直迷恋电影。

但是，现实世界在召唤他，世界大战进行正酣。1917年春，维纳再次努力报名参加任何可以接受他的军事部门，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眼睛的原因，我到处碰壁”。他又回到哈佛大学，竞争刚成立的预备军官训练营的一个职位，但身体测试不及格，并且在骑马考试时从一匹老马身上摔了下来。像战争一样，现实是不可回避的，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准备在民用部门找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祖国效力。

他接受了位于波士顿北部林恩市的通用电气工厂的面试，因为数学技能获得了在公司涡轮部门当见习工程师的工作。尽管远离学术界，但这也是他一直想找的工作，有机会为战争做点儿贡献，同时还可以在工作过程中学习数学、热动力学和实用工程技能。一开始，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他在解决基本工程问题时能够学到实用的新本领，但是他父亲开始干预他的新职业选择。利奥坚持认为诺伯特动作笨拙，不适合当工程师。一想到儿子要当一个低层的工厂工程师，他倾注心血的伟大实验就要泡汤了，他感到十分震惊，于是他强迫儿子“羞愧地辞职”。

利奥开始自己行动为诺伯特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他联系自己的熟人，为维纳争取到一个总部位于纽约奥尔巴尼的享有盛誉的《美国百科全书》的职位。自己失败了这么多次，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诺伯特感到过于依赖父亲了，所以“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就前往奥尔巴尼上班。这是一份高等级的写手工作，他意外发现自己喜欢用百科全书的轻松活泼但权威的风格写短小的文章，他到当地图书馆查阅关于写作话题的资料，仔细校对参考文献（尽管他也承认写了一些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

接着，美国意识到战争的迫切性，只有战争才能改变青年维纳的命运。1918年夏，《美国百科全书》的写手工作让他日益不安起来。他也尝试寻求更好的学术职位，但都无功而返，就在这时，他收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杰出的数学家维布伦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维布伦被指派负责美国陆军阿伯丁试验场，它位于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西海岸，是一个新建的武器训练和测试基地。在他的主持下，每位能抽出时间的美国数学家都被征召到试验场，来计算关键的大炮射程表，因为美国即将参与日益升级的欧洲战争，需要这些数据为军队提供支持。

接到电报，维纳就乘坐火车出发了。

突然间，那些从事最抽象的学术工作、被人们视为“笨手笨脚、只会摆弄符号的废物”的数学家，在美国国防事业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第一次被征召在一起的数学家们被要求计算出不同类型的陆海火炮的可能弹道轨迹的范围，以及各种可能变量所产生的修正数据，比如大炮的仰角、弹药的重量、吹过战场的风力等等，甚至还要考虑炮弹飞行期间地球自转的情况。

然而，维布伦和他的数学团队很快发现，传统计算方法使用的铅笔、纸、不精确的计算尺和第一批机械台式计算机，不仅速度慢，而且具有数学上的局限性，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技术要求。在面对20世纪第一次出现的超级武器——飞机时，这些手段几乎毫无用处。有效使用大炮作为防空武器，击中在三维空间沿着环形、之字形的空中轨道高速移动的目标，远远超出现有弹道学所能提供的可行技术好几个维度。这需要依靠枪炮制造空气动力学和复杂微分方程方面的知识，只有组建一支专门的科学家和高等数学家的队伍才能解决问题。这次为备战而做的努力，将会奠定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并将迎接更大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伯丁对美国的重要性类似于几十年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对美国的重要性。在阿伯丁，美国最擅长数学的人，不管老少，聚集在一起，神圣的使命和友情将他们团结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试验场坐落于切萨皮克河口的沼泽地带，与世隔绝。街道泥泞，房子是匆匆搭建的木板小屋。但维纳在这里和在欧洲获得解放的那几年一样开心。他特别喜欢自己承担的“计算机”研究的重要任务，这是送给被雇用在阿伯丁帮助军方开发战争武器的男人和女人的绰号。他喜欢自己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喜欢这里生机勃勃的合作气氛，喜欢如此多的数学家集聚在一起不间断地进行专业交流。他在阿伯丁写给家人的信中洋溢着兴奋之情，尽管他每天工作10小时，工作环境肮脏，“灰尘、苍蝇、闷热——什么都有，就是没水”。他吹嘘自己第一次到现场测量射击数据时的情形：“我一天所见的炮弹和榴霰弹爆炸的次数比在欧洲西部前线一个星期看到的还多。”

他的工作表现也比一些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好。到阿伯丁不久，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插值法，用来计算已知坐标之间的数值，他的这个方法优于常用的由J.E.李特尔伍德开发的计算方法，李特尔伍德是哈代在剑桥三一学院的年轻同事，也是英格兰最好的数学分析家之一。

但仅仅是理论上的胜利对23岁的维纳而言是不够的。在试验场充当“计算机”，辛勤工作3个月后，他依然渴望身体力行地为国效力。他决心“不做一个逃避兵役者”，1918年最后一次争取入伍参军。对参军入伍的憧憬比数学更让他激动，这是一种新的欲望，他要和普通人同命运共患难。“如果我只是愿意当一名军官而不愿意当一名士兵，那么我会觉得自己是个低贱的猪。”他写信这样告诉父母。在同一封信中，他透露了要寻求一种父亲和导师都没有教给他的、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一定程度的自律，这是军队里条件反射般的军事训练和毫厘不差的准确性要求使他被动接受的东西，他希望这种自律能够延续到他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我有犯愚蠢错误的特殊本领，”他在那年秋天写给家里的信中附和了利奥对他的一贯指责，“我的错误都没有什么致命的后果……但我那该死的粗心大意的毛病很难被克服。”

让他高兴的是，军队接受了他。1918年10月，他坐船离开试验场去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突然间，梦寐以求的军队生活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想。他说：“我非常惊恐，因为我走了一步不可悔改的棋。我感觉就像被关进了监牢。”以前多次申请参军所经历的折磨、极差的视力、军队里不友好的生活环境、同伴们的粗鲁，这些都让他倍感难受。训练结束后，他被分派到新的军事单位——第21新兵连，驻扎在阿伯丁试验场。

返回阿伯丁后两天，停战协议签订。

随之而来的和平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他在一支射击队服役，扛着带有固定刺刀的步枪站岗放哨，恬淡寡欲。随着备战的日渐懈怠，部队正在加快解散，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处的人，甚至是愚蠢的军队附属物。的确，在阿伯丁和部队一块儿巡逻时，列兵维纳显得特别刺眼，戴着厚厚的眼镜，军装“因为肥胖而显得紧绷”。他的战友们发现这位矮个子壮实的“努宾”虽然去过世界各地，但依然幼稚，让人意外，因为他巡逻的时候大谈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哲学。他成了战友们讲粗话和取笑的对象。有一次，他们甚至哄骗他剃掉了心爱的胡子。

也就是大约在那个时候，维纳在写给家里的信中开始明确提到自己正遭受持续的抑郁症困扰。他的抑郁症症状已经有很多年了，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以及在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紧张的学习造成的身体透支和抑郁状态。待在欧洲的那段时间似乎给了他一次喘息的机会，那时他从国外写给家人的信中从来没有公开提到他抑郁的情况，即使在剑桥被罗素粗暴对待或者战争爆发时也没有。但是，他23岁那年年末，他再次陷入“绝望的泥沼”。另外，之前短暂的疲惫状态和非确定的绝望似乎开始慢慢凝结成一种更深刻的周期性痛苦，典型特点是抑郁反复发作，在高兴或幸福的时候他会突然陷入抑郁状态。

维纳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已经在1918年秋天经历过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亲爱的爸爸，我很好，很开心。”10月他这样安慰利奥。

几天后，他给妹妹讲了不同的情况：“亲爱的康塔，我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抑郁，现在恢复过来了，人很好。”

一个月之后，他给母亲的信中又乐观起来：“亲爱的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很开心。”

又过了两个月，他告诉母亲他再一次情绪低落，但随即补充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新信息：“亲爱的妈妈……我未能及时回信，因为在收到我即将自由的消息之前，我相当郁闷。我那阵子一直在站岗放哨，非常累且厌烦。这种情绪已经过去了，我很开心。”

——

阿伯丁也成为过去了。1919年2月，维纳回到坎布里奇的家，重新和父母、弟妹住在一块儿。战争结束了，利奥卖掉了新房子，在两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一个相对陈旧、狭小的房子，再用结余的钱在艾尔以北几英里的格罗顿买了一个小小的苹果农场。那年夏天，利奥领着所有孩子在农场和家庭花园里干活。诺伯特明显感觉到父母又要开始控制他的生活，于是他重新开始全身心地去找工作。

战后的美国青睐那些英雄数学家，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急需那些在阿伯丁试验场工作的人类“计算机”。维纳非常希望维布伦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但是“有很多优秀的候选人，我不在他的选择之列”，他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他取得了技术上的成就，但他会想到自己在阿伯丁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有数学方面的，也有个人方面的。他相信，哲学错误会让维布伦和他身边的数学家“对我整个人品产生不好的印象”。现在看起来，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看到儿子精神涣散、事业迷茫，利奥又找到一位熟人，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旧邻居，他碰巧是《波士顿先驱报》的出版人。因为诺伯特曾经为《美国百科全书》工作过，而且干得不错，所以获得了《波士顿先驱报》星期天版专栏作家的职位。他的第一个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被派到北部的劳伦斯镇采访报道当地纺织厂移民工人的劳工纠纷，劳伦斯镇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羊毛制品生产基地。在采访过程中，他见到来自欧洲的熟练手工艺人，目睹了他们恶劣的居住环境和不利的工作条件，他们地位卑微，只是美国最新大机器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齿轮。

战前，劳伦斯镇的3万工人吸引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关注，他们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待遇和更安全的生产环境举行了罢工，创造了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但是，7年之后，维纳发现，毁灭性的战争结束后，大批希腊和意大利移民涌入劳伦斯镇，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善。维纳参加了当地举办的“美国化”学习班，他发现这些学习班“和当地移民社区受过教育的人群完全脱节”，使用的教材“告诫工人们要像对待耶和华一样，热爱和尊重老板，服从工头。这种羞辱性的无稽之谈注定会疏远那些具有个性和独立性的工人”。他如实报道了自己看到的一切，让公众意识到工人日益遭受的苦难，但这让工厂富裕的老板和波士顿的统治集团很不高兴。他拒绝了下一个分派给他的任务，这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写一篇宣传《波士顿先驱报》老板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的文章，他因为不听话立即被解雇了。被解雇让他懊恼，但他“不是不愿意离开”。

整个1919年春天和夏天，他都在寻找一个学术性的职位。哈佛大学的大门依然对他和所有犹太候选人关闭着，他又在一家教师中介中心注册登记，还参加了克利夫兰的凯斯科学学院的开放日活动，但都无功而返。

最终，在W.F. 奥斯古德的指点下，他应聘了一个临时讲师的工作，这个职位根据工作表现可能会转为永久性职位。奥斯古德是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也是利奥的朋友，他“对我和这份工作评价不是很高”。维纳获得了这份工作，但不是在哈佛大学，而是在附近的一所新兴技术学校，叫麻省理工学院。 xC7cMrlw93/tTdjnMItWJGg9rNBapcKS8VVlJBf0JfXkr6yXAu+DuINwIO95fUV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