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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前，1917年11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艺术厅（Kunstsaal Steinicke）举办了一次演讲，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听众席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还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因为主讲人是当时德国负有盛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年多之后，韦伯在同一个地方又做了一场演讲，题为“政治作为志业”。这两篇演讲后来结集出版，史称韦伯的“志业演讲”，成为20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文献，获得了经典地位。韦伯的志业演讲虽然有名，但似乎内容庞杂，行文曲折，普通读者可能难以得其要领。这篇导读文字，希望能尽力简明地讲解这两篇演讲的论题与背景，阐明其对理解学术与政治为何重要，这其中包含哪些非凡的见解，以至于堪称经典。
理解韦伯的思想，有必要了解他的生平特点。韦伯出生于1864年，学术生涯起步很早，25岁就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1894年就被弗赖堡大学聘任为正教授，三年以后，又获得了海德堡大学一个重要的教授席位，当时年仅33岁，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但很可惜，1897年秋，韦伯患上了精神疾病。那一年，他父亲去世，此前父子俩有过激烈的争吵，却再也没有和解的机会，这给韦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引发了他的抑郁症。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时而处在精神崩溃的状态，完全停止了学术工作。学校为挽留他，给了他三年的带薪假期，但最终他还是辞去了教职。1901年，韦伯开始康复，虽然有轻微的反复，但已经能重新投入工作。1903年，他担任了重要的学术编辑职位，同时开展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返大学，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授课一个学期，后来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正式教职。但不幸的是，这个教职他只做了一年。韦伯染上了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引发肺炎，于1920年6月14日英年早逝，年仅56岁。
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学术界常常将他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名字放在一起，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但韦伯的研究横跨了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领域，甚至对古典音乐也有独到的研究，他是一位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第二，韦伯广泛介入了公共讨论，在报刊上发表过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活动，包括在一次大战中从军，参与野战医院的管理和建设，作为德国战后谈判使团的顾问参加凡尔赛和会，以及讨论起草“魏玛宪法”等工作。因此，韦伯不只是纯粹的书斋型学者，他还是德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学术和思想遗产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被视为西方现代历史上的一位思想巨人。
韦伯的学术贡献丰富而卓越，其中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洞察尤为重要。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著名段落：“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在这里，“世界的除魅”（或译作“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极为凝练地表达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判断，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
但“世界已经被除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用简单化的比喻可以这样说：现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解除了古代迷梦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在现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其中有神存在，有精灵和鬼怪出没，灵性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有灵性，甚至万物有灵。这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所谓“超验”的存在，是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却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古代世界笼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参透，也因此让人敬仰和畏惧。恰恰是这种神秘精神，让人类与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古代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根本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托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基。
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科学是理智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反对迷信。在这种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各种“神神道道”的话语。世界被理智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比如，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日食或月食曾被视为神秘的天象，而当现代天文学揭穿其中奥秘，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变得清澈而简单，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处。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人们相信，即使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在原则上终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奥秘迟早会被破解。
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需要注意的是，韦伯将“世界的祛魅”视为现代转变的精神特征，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并没有说这一转变是值得庆幸的，也无意去赞颂祛魅之后的世界。实际上，韦伯对此怀有复杂暧昧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终极价值不再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会让人茫然若失。因此，韦伯才会说，“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然而，世界的祛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这些都变成了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
古今中外有许多为人传诵的演讲词，人们熟知的名篇佳作大多具有激荡人心、感人肺腑的力量。而韦伯的这两篇演讲则相当不同，没有激发共鸣、感染听众，反倒是刻意地回避听众的期待，抑制他们的激情。因此，这两篇演讲都有一种格外冷峻的风格。领悟这种冷峻的基调，是解读这本书乃至韦伯思想气质的入门钥匙。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两篇演讲的开场与结尾都是精心布局的。两篇演讲的开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学术作为志业”的开篇中，韦伯说他习惯用一种“学究气”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对于“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学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没有直接告诉听众所期待的答案，而是用一种迂回的、有点学究气的方式，慢慢进入主题。类似的，在“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中，他开场的第一句话就说，“在某些方面注定会让你们失望”。这里“失望”这个词对应的德文单词意思有点复杂，同时有“失望”“幻灭”和“挫折”的意思。韦伯知道，听众非常期待他能对当时紧迫的政治现实发表明确的见解，但他从一开始就坦言，他不准备去满足这种期待，相反，他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挫折和失望。
那么，韦伯为什么拒绝迎合听众的期待？为什么要故意采用带有“间离效应”的修辞策略？在我看来，这是源自他对当时历史背景和德国局势的洞察和忧虑。
韦伯所处的时代，见证了德国的巨大变迁。在20世纪初，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在1913年超过了英国，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次年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思想文化方面，当时的德国出现了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流派，有“左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右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还有文化悲观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各种思潮和观点，彼此之间纷争不休，走向对立分化，德国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在战争的阴影下，在思想界充满争议的氛围中，年轻人普遍感到迷茫，迫切希望有一位伟大的导师，能以先知般的确信为他们指明方向，对纷乱的问题给予明确的答案。
韦伯是德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且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讲者，他完全有能力满足年轻人的心愿，做一番才华横溢、俘获人心的演讲。但他刻意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辞，有意识地选择了格外冷峻的方式。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精神氛围的危险。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要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罕见的审慎与均衡感才可能达成。
志业演讲的冷峻基调正是来自韦伯的审慎。一方面拒绝虚妄的信心，因为他明白，在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以往单纯的信仰和价值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坚固性，而在德国陷入战争的危急时刻，所有紧迫的现实问题也都不会有简单明了的现成答案。在这样的处境中，无论从事学术还是政治，前人信奉的那种明确而伟大的意义不再可信，而且在实践中会面临艰巨的挑战和考验。在此，谁要是宣称自己能够提供确定无疑的信念，给出可靠无误的答案，那就是在蛊惑人心，就是假先知。在另一面，韦伯同时又要抵制极端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他需要在复杂而不确定的时代中，细心分辨什么是“可知的”与“不可知的”，什么是“可为的”与“不可为的”，以及两者之间的界限，从而论证，我们在放弃虚妄的信念之后，并非无路可走，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因此，韦伯同时要与“狂热”和“绝望”两面作战，他试图在各种蛊惑人心的喧哗之中发出冷峻的告诫，引导人们走向清醒，认清现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处境，从而在良好的现实感中寻求有限的希望，在审慎的判断中付诸积极进取的努力。
明白了韦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信奉的“智性的诚实”，就能够理解他冷峻的基调，并发觉其中也蕴含着审慎进取的品格，这突出地体现在演讲的结尾之处。对照阅读两篇演讲的结尾，我们也会发现有类似之处。
在“学术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圣经·旧约》的一段经文，那是《以赛亚书》中与守夜人的问答：“守望的人啊，黑夜还要多久才会过去呢？”守夜人回答说：“黎明就要来了，可黑夜还没过去。如果你还要问，那就回头再来。”他由此告诫听众，如果你想要期待新的先知，期待新的救世主，那还为时过早，黑夜还没有过去！这是击碎虚妄的梦想，唤醒你面对现实。但韦伯同时也劝导年轻人，黑夜是等不过去的，在黑夜里，我们仍然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是激发和鼓励一种踏实而审慎的积极态度。
而在“政治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段十四行诗，那是赞美萌生在春天的爱情，成熟于夏日的诗篇。然后他说，政治的情况若能如此就太美妙了，但韦伯坦言“这不会发生”。德国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却仍然没有出现。韦伯预言十年之后再来回望，情况可能会更糟，那很可能“已是反动岁月降临到我们头上很久的时代”，今天的大部分希望会落空。的确，历史应验了韦伯的忧虑，此后的十年，正是纳粹势力从发端走向兴盛夺权的反动岁月。他说等待我们的不会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这是相当暗淡的前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阐明了“政治成熟”的标准，并坚信唯有达到这种标准的政治家才值得最高的敬意。
两篇志业演讲分别以“夜晚之黑暗”与“冬日之寒冷”的比喻收尾，韦伯以智性的诚实坦言，无论投身学术还是从事政治，你都将陷入艰难的局势，会经历严峻的考验。韦伯没有掩饰自己悲观的判断，但在他冷峻的告诫之中，饱含对“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志业的深切敬意，也因此蕴含着诚恳的激励，期望年轻人在认清艰巨的挑战之后不陷入绝望，仍然能以热情的心态与清醒的头脑去直面挑战，怀着踏实的英雄主义，致力于这两项值得献身的事业。
“学术作为志业”的主题似乎很明确，针对在场的青年学生来讲解如何从事学术工作的问题。但我们后来会发现，韦伯实际上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从“如何做学术”转向了“为何要做学术”的发问，最后切入根本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中，学术本身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演讲一开始像是“就业指南”，似乎有点琐碎，相当“学究气”地探讨学术工作的外部条件，告诫年轻人，现在从事学术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学术工作依赖于制度环境，而现在大学的体制条件不容乐观。德国本来有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理念和传统，但现在的德国大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非常专业化，学科分工明确，像是工厂里的劳工。而且学术象牙塔的等级严密，年轻人向上晋升的过程艰辛而漫长，常常听凭运气的摆布。讲述学术外部条件的严峻现状，是要对渴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学术工作投入很大而回报很少，作为谋生手段“性价比”很低，像是“一场鲁莽的赌博”。韦伯告诫年轻人，不要对运气心存幻想，如果选择了“学术”这条不归路，那就不要郁闷，不要怨天尤人。
既然外在条件如此严峻苛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身于学术生涯？这必定需要来自内心的支持。因此，韦伯把话题转向了“对学术的内在志向”，就是对学术的热爱与激情，这种“在局外人看来的痴迷”，标志着真正学者的人格气质。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场表演”，不是对学者自身的沉湎自恋，而是朝向学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奉献。
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德语的Beruf）这个词的意思。“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含“召唤”（calling）的意思。志业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有点接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如果将学术当作志业，那么问题好像就解决了。献身于学术似乎就有了明确的理由：就是对学术本身不计功利得失的激情，来自“为学术而学术”的信仰。但恰恰在这里，更重大的问题出现了：凭什么学术能够作为“志业”？学术本身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以至于能让人对它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由此，这场演讲就从一个“就业指南”转向真正核心的问题：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韦伯接下来的长篇论述，既出人意料，又摄人心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否定性的论述，就是论证学术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些价值和意义。在揭示了种种错觉和误会之后，韦伯转向了肯定性的论述，试图最终阐明学术还可能有什么意义，为何还能作为“志业”值得我们奉献。
韦伯的否定性论述可以称作“学术之不可为”。他出乎听众的预料，没有去为学术的神圣价值做辩护，相反，他试图揭示，通常人们对于学术抱有的那些信心和信念是未经充分反省的，传统所确认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世界中可能根本不可靠。他首先将学术（也就是德语所称的“精神科学”）界定为“理性化和理智化”的工作，然后逐一反驳人们对学术价值的流行理解和传统认知。比如，学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吗？韦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理智化进程中，人割裂了与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性地、充分地来把握世界和自我。再比如，学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完满的人生吗？韦伯认为不能，相反，由于学术发展，我们的人生反而难以完满了。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对世界是相对熟悉的，过完了一生会有一种“享尽天年”的感觉。而现代知识的不断更新，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感受，一切都是速朽的，于是我们过了一生，也只能理解人类文明进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死亡不再是“圆满”而是中断，生命的意义未曾充分实现，因此有一种残缺的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从讨论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开始，韦伯打破了人们长期信奉的关于学术的传统神话。大家或许知道，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开头讲述的洞穴寓言。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阳，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个寓言是西方思想“启蒙”的原型，而理智化的进程就是从洞穴向上攀登、迎接光明的历程。因此，以理智化为特征的科学或者学术一直被认为具有“道路”的意义，由此通向真理、善和美、“通向真实的存在”“通向艺术真实”“通向自然”“通向上帝”或者“通向真正的幸福”。而韦伯以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分析，阐明了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向“意义破碎化”的道路，是通向“怀疑”的道路。因为理智化发展的结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学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指南。因此，所有以往对于“道路”的理想都不过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信心。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当时台下的一名听众，会有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有一种幻灭之感？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
但“清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韦伯两次演讲的时间相距十四个月，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次演讲的时间是在1917年11月，当时一战还未结束，德国在战场上还有相当的优势，而第二次演讲发表在1919年1月28日，德国已经在两个月之前宣布投降，以战败而告终。
韦伯本人对“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不太满意，后来讲稿发表时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这次演讲涉及了相当广泛的议题，其中许多论点，比如“国家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的定义，以及对统治的三种正当性类型的划分，后来都成为20世纪政治学科的核心主题。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其中一个主题，就是韦伯对于政治家的论述。在现代世界，一个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重要的品质？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才是理想的政治家？
首先需要注意韦伯做出的一些类型区分。从事政治活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靠政治而生存”，指从政只是其谋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义而没有内在价值。在韦伯心目中，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是另一种类型，韦伯称为“为政治而生存”，他们从事政治是听从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
相应地，韦伯还区分了官僚与政治家。官僚就是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官员、公务人员或者“官吏”。官僚的首要职责是服从上司，严格遵守纪律，最重要的特点是“专业化”抑制“个人化”。他们对于工作本身没有好恶感，没有个人信念，或者说，必须克制，甚至消除个人化的感情、立场与党派倾向，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他们只对规则和指令负责，不用考虑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也不用对政治大局和最终结果负责。极端地说，官僚系统的最佳状态就是一部高效率的运转良好的机器，它是没有“灵魂”的，这也是理性化时代对现代政治的塑造结果。而政治家则不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韦伯说的“政治领袖”，具有鲜明的“好恶感”，他们有明确的信念和立场，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负责，而且责无旁贷。虽然韦伯没有做明确的对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官僚多半是“靠政治而生存”，而政治家是“为政治而生存”。在韦伯看来，政治家必须引领官僚系统，为其“注入灵魂”，才能在政治事业上有所作为。
韦伯认为，在官僚体制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中，政治的外部条件不利于产生那种有志向、有立场的志业政治家。那么“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尤其依赖于其内在品质。在他看来，政治家在人格上应当具备三种品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首先，热情似乎比较好理解，将政治作为志业的政治家，是出于信念、为了理想投身于政治活动，当然会有强烈的情感。但韦伯对政治家的热情做出了精微的辨析。他强调指出，强健的政治热情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激情，一种在坚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无畏、从容不迫，而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狂热，或者夸夸其谈的“煽情”（sensation）。韦伯将这种空洞的热情称为无用的“亢奋”。“亢奋”只是演员的热情，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第二，判断力是政治家极为重要的品格。韦伯强调，政治是复杂、多变和危险的实践活动，容易让人迷惑，所以他多次将政治比作“魔鬼”。从事政治的人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很容易走火入魔。因此，政治家必须具备卓越的判断力，对复杂的局面和形势，既要有深入其中、抵达内在理解的能力，又要有抽身而出、拉开距离、冷眼旁观的能力。政治家需要清醒的审时度势，保持良好的分寸感，这是相当难得的品质。政治的判断力与热情也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政治热情很容易蜕变为无用的“亢奋”。
第三，政治家还必须具备健全的责任感。这听上去是浅显的道理，像是老生常谈，但深究起来却相当复杂。政治家要对什么负责？怎么做才算是负责？在韦伯看来，所谓“担当责任”，是一种伦理要求，但政治家经常会面对两种不同的伦理要求，分别称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简单地说，信念伦理要求遵循自己信奉的理想原则去行动，不计后果，不论成败，无条件地忠实于原则的纯洁性。而责任伦理的要求则不同，需要行动者格外关注后果。政治是具有后果的实践行动，而且后果往往影响重大，所以遵从责任伦理的要求，对可能的后果深思熟虑，并担负责任，就变得尤为重要。
但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这两种原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演讲中，韦伯一方面主张这两种原则“本质不同，并且势不两立”，但他又明确指出，以为“信念伦理就是不负责，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看法，后来又说到，这两种原则“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也许，韦伯期望政治家能兼顾这两种伦理要求，但又提醒必须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实际上，对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确切含义，彼此之间的区分和关联，构成了韦伯研究中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难题。在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复杂的学术争论，来把握韦伯论述中一个相当明确的倾向，那就是尖锐批判对信念伦理的片面执着，这关乎他心目中政治成熟的标准。
在当时的德国，有许多标举信念伦理的政治人物，韦伯对他们持有强烈的质疑和批评。首先，固执于信念伦理的人，一味追求让“纯洁的信念之火”燃烧不熄，他们相信善良的意愿最终会导致好的后果。但韦伯指出，在政治领域中，这种想法是极为幼稚的，真实的情况往往相反，不理解这一点的人，被他称作“政治婴儿”。其次，这不仅幼稚，而且危险。政治权力往往涉及暴力的使用，遵从信念伦理的人，就逻辑而言，应当拒绝使用任何“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理想。但在现实政治中，那些信念伦理的信徒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呼吁“最后一次”使用暴力来终结暴力，获得永久的和平。但这种妄想实际上造成了更持久、更恶性的暴力冲突，造成了更大的政治灾难。
遵循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极为重视行动的后果，这当然并非易事。重要的挑战在于，政治行动的后果往往不会让所有人皆大欢喜，那么“什么算是好的后果”，判断的标准何在？如果一项政治举措能大大提升国家实力，但同时会严重损害个人自由，这算不算好的结果？对此，韦伯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答，因为各种政治理想之间的分歧，也处在“诸神之争”的现代困境之中，很难做出理性的裁决。然而，韦伯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明确的，那就是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无论你信仰什么，理想的目标是什么，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应当符合最初意愿的目标，而不是事与愿违。如果你的意愿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结果却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愿是人人平等，结果却是等级分化严重、贫富不均悬殊；如果意愿是一个道德纯洁的社会，结果却是伪善和腐败的蔓延；如果意愿是安全与稳定，结果却是人人自危和动荡不安，那么，你作为政治家就是不合格的。以这个标准来看，恰恰是那些信念伦理的信徒最为失败，他们怀有崇高的意愿，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失败之后也常常推脱责任，怨天尤人，这就是韦伯所称的“政治婴儿”。
韦伯说：“政治意味着兼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透硬木。”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热情、判断力和责任感这三种素质。虽然成熟的政治家也并不能确保事业的成功，但是，在信念的激励下尽己所能，清醒判断，审慎行动，最大限度地达成符合意愿的后果，那么即便失败，最终也能问心无愧，值得尊敬。所以韦伯说，“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韦伯的两次志业演讲，发表在他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之间，可以说是其一生思想的缩影。当时有学者评论说，这是“长久酝酿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当场成篇”的演讲。但这种力量带来的冲击与震撼，既发人深省，又让人惶恐，因为韦伯揭示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可以称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这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难题。在整个20世纪，西方思想界反复探讨、争论不息的许多主题，包括现代人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政治决断论，以及极权主义的起源等，都与这个重大难题密切相关。在这篇导读的最后，我们尝试以最为浅显的方式来阐明这个难题的要点与意义。
真善美统一性的瓦解，是韦伯在演讲中谈到的一个要点。学术知识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但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也就能确立伦理道德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从而得以鉴别美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善或美都是价值判断，三者背后没有统一的依据。韦伯在演讲中谈到，如果一名学者在“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么他对事实理解的完整性就终结了”，这意味着韦伯认同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观点，事实与价值属于两种不同的问题领域，前者是“实然”问题，关乎“实际上是什么”，而后者是“应然”问题，判断“应当是什么”，实然与应然之间有没有逻辑的统一性。
韦伯在演讲中说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为不善才成为美。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这三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没有同样的理性基础，这种统一性的瓦解，被当代德国的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现代的困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关乎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嵌入整体的宇宙秩序之中，与神意或天道之类的“超验存在”密切相连，由此确立生命的意义。但经过现代的转变之后，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规律，不再蕴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义。现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无法依靠现代科学来重建意义的基础。韦伯在演讲中专门指出，所有价值判断最终都依赖于某种前提预设，而预设本身是科学无法证明的。比如说科学具有“值得作为志业”的价值，这种说法本身是一个预设，无法用科学来证明。至于说“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或者说“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有意义的”，那就更不可能证明了，韦伯说“科学从来不提这样的问题”。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理智化的科学知识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而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
这就是“知识与信仰的分裂”，由此造成的困境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是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立场，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在政治层面上，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
如何拯救现代人的心灵危机？如何克服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这些问题在20世纪引发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辩论。有人呼吁复兴宗教、回归传统，有人主张重返“古典理性主义”，试图为信仰和价值奠定新的基础。对于这些努力，韦伯大概会不以为然。因为他深信，世界的祛魅是难以逆转的现代变迁，而现代科学或学术在根本意义上无法为宗教信仰辩护，无法解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这超出学术的有效性边界。跨越这种边界的僭越，都可能是对“智性的诚实”的背叛。
那么，韦伯自己会如何应对现代的困境？他当然明白在世界祛魅之后个人与社会生活会面临何等艰巨的挑战，因此，他的冷峻言说时常带有悲观的色彩。但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困境是精神上的虚弱，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萧瑟命运”。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韦伯将如何面对艰难的抉择？他是一个决断论者吗？在某种意义上，韦伯具有决断论的倾向，因为他相信终极价值没有坚如磐石的理性基础，“诸神之争”无法依据理性判断做出裁决，正因如此，个人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负责，政治家要为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而且无可推脱，责无旁贷。担负这种沉重的责任，需要强健的精神意志，一种英雄主义的品格。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韦伯又显示出抵御决断论的倾向。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学习神学知识会有益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理解政治学原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终究无法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韦伯以自己一生对学术的奉献，抵达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于是，健全的心智结合强劲的英雄品格，构成了韦伯独有的精神气质。正如哲学家雅思贝斯所描述那样，韦伯不必诉诸幻觉，就能将自己内心的极度紧张与外部生活的多种矛盾综合在统一的状态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他称韦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