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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就不能去学校上学吗？”
这是一名尚有些稚气的高中女生。
无忧无虑的笑容，乍看之下似乎没有一丁点儿的烦恼。其实，她的成长历程着实令人瞠目结舌。父母对她不管不问，完全抛弃了抚养子女的责任，这让她再也无法忍受同父母生活在一起。于是，如“弃子”般的她在中学时便离开了家。那之后，她一边在镇上的工厂里工作，一边在定时制高中
学习。可是，镇工厂是一家恶劣的黑心企业。“反正家长不在，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吧？”工厂的社长看准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少女不敢反抗，开出的工资几近于无，低得毫无道理。社长以“宿舍费开销很大”为由，每月只发14 000日元。这点工资既存不下钱，也不足以支撑她逃离工厂。
即便如此，少女也毫无怨言，只是埋头工作，努力去高中上课。不过，高中的老师察觉到“工作地点的情况有些奇怪”，少女这才离开工厂，去其他地方打工。逼迫少女几乎无偿为其工作的工厂社长为防止少女逃跑，一直对其严密监视。因此，少女只能在深夜偷偷逃离魔窟。
只是，哪怕换了工作，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也极为艰难。即便如此也不想回到父母身边的少女拼命打工，节衣缩食，勉强维持着正常的学校生活。
一名高中男生，母亲罹患癌症，他既要照顾卧病在家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又要去拉面店打零工贴补家用，每日的生活非常紧张忙碌。
这名高中男生，粗粗看去性格开朗活泼，是那种随处可见的男孩子。可是，他一天的日程安排过于紧凑，我们甚至打心底里担心他长此以往可能会把身体累垮。
早上6点起床，做早饭，安排弟弟们吃饭。然后，打扫房间，洗衣服。做完早上的家务马上出门，连停下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早上9点半开始在拉面店打工，一直做到下午4点。结束了6个半小时的工作，他得先回趟家照看母亲。由于不太熟练，护理很费时间，“定时制高中的第一节课总是迟到”。上完课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过后。但是，还有没做完的家务在等着他——收拾晒好的衣服、清洗碗碟餐具，继续忙个不停。
如今，为了维持家计而不得不工作的孩子增多了。
不工作，就上不了学甚至吃不上饭的孩子增多了。写到这里，肯定会有不少人想：“不是有生活保护
吗？”可是，应当办理生活保护手续的家长如果拒绝接受保护或者无法办理的话，孩子们就会被逼到死角。结果便是，为了保护自己或家人，他们便不得不开始工作。我们迎来了这样的时代：询问高中生打工的理由时，大部分回答是“为了家计”。
我们在序言中提到，NHK特别节目《看不见的“贫困”》是本书成书的基础。本书内容还包括原班人马跟踪采访、无法完全在节目中播出的取材成果。我们曾将这部分取材成果单独制作成一期节目，那就是于2017年4月在“目击！日本”栏目播出的《高中生穷忙族》。
之所以会想到将节目的焦点对准“高中生穷忙族”，是因为我们从现场采访的编导那里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报告。
编导们初遇“高中生穷忙族”，是在2016年3月。当时，首都圈的高中生们自发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正在开会商讨组织一场以“没有钱就不能去学校上学吗？”为主题的游行活动。
参加集会的有20多名高中生。我们也有幸在现场听到了他们的故事。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2名高中生，其他高中生的故事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背负着残酷的现实，身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已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参加集会的高中生个个开朗、礼貌、认真，让人不禁会生出他们“将来会肩负起日本社会吧”的感慨。然而，了解到他们各自家庭的现状后，我们才知道他们身处的是何等窘困的境地——如果没有他们努力工作获得的打工收入，家庭将会走向崩塌。
很难想象，在平价服装连锁店花最少的钱保持穿戴得体的他们，竟然面临着不工作就上不了学的严峻状况。仅从外表根本不能发现，也就是“看不见的贫困”，它就在人们的身边。
而且，父亲极其不知节俭啦，有个完全不工作的哥哥啦——他们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原因，以致无法接受生活保护。一旦他们的收入中断，马上就没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忍痛放弃升学，家庭生活也会随之陷入绝境——高中生穷忙族们肩上的负担实在太重了。
高中生们按照原计划在市中心举行了游行活动。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遮住脸，毫不畏惧。会有这样的顾虑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他们不遮住脸或隐去姓名，正大光明地进行控诉贫困的活动，可能会遭受外界的各种非难。
“穿的衣服看上去很贵。”
“有电脑或是智能手机。”
有人会找出算不上“贫困”甚至看上去还挺奢侈的部分，在网上进行各种指责，称其“根本就不算贫困”，引爆全网话题。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但是，乍一眼完全看不出为生活所迫的高中生们，事实上却在打工贴补着仅靠父母收入根本难以为继的家计——这样的现实的确在不断增加。如果不工作，连上学都是难事——不论高中生们是不是面临这样的困境，仅是因为表面上“并不穷（看不见贫困）”就要受到非难的话，这才是对“看不见的贫困”的无知和不理解吧？
序言中也提到过，我们录制组制作那期真实反映“穷忙族”生活现状的节目是在2006年。“穷忙族们”从早到晚拼命工作也只能获得低于生活保护标准的收入。如今，距离那期节目播出已经过去了12年。
在节目中，我们将“穷忙族”的概念定义为“获得的收入无法满足宪法第25条所保障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即生活保护标准）”的那部分人。
“穷忙族”的“穷”，即贫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我们将其定义为收入无法满足宪法所保障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的人群，试图掌握急速增加的“穷忙族家庭”的全貌。
当时，在城市中工作的年轻人，很多都属于非正式雇用的劳动者。
2004年，制造业内的派遣劳动雇用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被固定下来，不得不从事低收入且不稳定工作的劳动者的比例急速增加。在汽车相关产业等一派繁荣景象的制造业企业中，非正式雇用劳动者的数量激增，超过了雇用劳动者总数的30%，令人震惊。
同时，派遣劳动者住在企业的“宿舍”（说是“宿舍”，其实几乎都是将公寓或社区住宅作为宿舍使用），存不下钱，也掌握不了必要技能，因此也得不到晋升，只是徒增年岁。他们没有余裕的存款和精力，也就无法结婚，与社会的接触也少，随着年龄的增加将会陷入难以跳槽的境地。
另一方面，冲击地方城市的，是全球化的巨浪。
便宜的农产品和乳制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口，导致地方经济疲软。穷忙族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的2004年，日本人的主食大米的贸易实现自由化。大米价格暴跌，米农陷入赤字。
日本的米农中，兼职从事生产的零散农户很多。像东北、北陆这些生产大米的地方，多数农户冬天会在建筑工地赚钱，到了春天又回归米农身份，种植水稻维持生计。而随着米价的暴跌，扣除种子、肥料、农药等支出，陷入赤字不过是时间问题。为了填补赤字，更加需要不辞艰辛地外出务工。结果，农村里只剩下了年迈的老农户，年轻人都涌进了城市寻找工作。
留在农村的老人们想着“至少要坚持到自己这一代”，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守住农田，就用养老金填补赤字，自掏腰包雇人种植大米。
可是，这种状况延续下去的话，农村里弃农即放弃农业生产的现象将会愈演愈烈，农田中林立着“土地出售”的牌子，这般凄惨光景也将越来越常见。
在人去地荒的“乡下”，野猪和貉子旁若无人地生活着。米农的崩溃带来了“乡下”的衰败，这也渐渐地招致日本人的心之归处“米文化”的消亡。
农村传承已久的“祭典”等传统仪式中断，无后继之人的神社被废弃，都市圈外的地方日益陷入无法逆转的崩塌进程。
如今，各地自治体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政策，比如低价提供空置房屋等，以期吸引有意U turn（回乡）、I turn（移居农村）的年轻人。确有一些曾经去城市生活的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厌倦了城市生活，重新回到了地方，可即便如此，地方也很难一举恢复以往的活力。
去城市务工的年轻人也好，留在农村一直从事第一产业的老年人也罢，他们都被经济困难逼得无处可逃，变得越来越穷。在NHK特别节目《穷忙族》播出后7年，即2013年，家庭储蓄率终于出现了负值。
这意味着，“仅靠收入无法满足生活所需、要动用储蓄维持生活的人群以及根本没有存款进行存储的家庭增多了”。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家庭储蓄率曾经排名首位，如今却“转为负值”。这则新闻揭示了明显的异常事态。
那么，《穷忙族》播出后10年又是什么状况呢？
这10年间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穷忙族的多重化”。可以说，日本的格差社会已经变成了多重格差社会。劳动力不足的日本社会中，作为低廉的单纯劳动力，在穷忙族阶层的最底层出现了新的阶层——“老年穷忙族”。
这种现象背后的现状是独自生活的老年人数量急剧增加，仅靠个人的养老金收入无法维持生计的老年人为了生活被迫工作。另外，医疗或护理负担加重，进一步放大了晚年的不安。“想尽可能多存点钱”，怀着这样的想法，在精神还好的时候继续工作的老年人激增。
可是，一方面，大公司开始延长正式员工的雇用年限；另一方面，在非正式雇用的劳动力市场，年纪越大，形势越严峻。在银发人才中心，计时薪资为最低标准的兼职或小时工的招聘信息随处可见。“保洁”“保安”等体力劳动居多，连年轻人都觉得吃力的工作却引得老年人蜂拥而至。目睹这样的现状——当然，身体康健的老年人有意愿工作并非坏事——我们深深感到，尽快重新评估老年人的雇用环境很有必要。
另外，在多重化穷忙族阶层中，出现了一个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且仍旧呈现增长势头的阶层，就是外国人劳动者。超过100万人——这个数字实际上也包含了算不上“劳动者”的“劳工”，即“留学生”和“技能实习生”。
在不接受移民的日本，即便要增加外国人劳动力，也很难以“定居劳动者”的形式雇用，因此便以“留学生”兼职或“技能实习生”来日学习先进技术的形式接收来自海外的劳动者。遍布便利店、快餐店、居酒屋等服务行业的外国打工者，本应该是以“学习”为目的来日的外国人。可是，来自尼泊尔、越南等收入低下的国家，以务工为目的的留学生或实习生们络绎不绝地涌了进来。
他们拿着“低廉的小时工资”，作为一种“有限期的劳动力”，在人手严重不足的日本社会中日渐成为珍贵的劳力资源。
接下来要说的，在多重化的穷忙族中最应该被视为问题的，便是本次采访的重心——“高中生（孩子）”。
我国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数量正在增加。NHK特别节目《看不见的“贫困”》采访当时，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日本的儿童贫困率超过了16.3%（2012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这个数字意味着，日本大约6个孩子中就有1人处于贫困状态，总计超过300万儿童。节目播出后，基于2015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的公布数据，儿童的相对贫困率为13.9%，虽有所改善，但7个儿童中还是会有1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相较于各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代表的依旧是严峻的事态。
“儿童贫困率”是指生活在“相对贫困”状态家庭中的儿童所占的比重。
用来表述贫困程度的词语中，与“相对贫困”相对的，是“绝对贫困”。“绝对贫困”表示的是无力购买维持人类最低生活限度必要的食物或生活必需品的状态。现在，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指的是一天中依靠低于1.9美元（不足200日元）生活的人群。而“相对贫困”指的是“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半维持生活的状态”，通过分析相对贫困率，我们便可以知晓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若要换个说法的话，所谓“相对贫困”，也可以说是连整个社会视为极其寻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生活水平和状态。映射到儿童的生活，就是没办法满足跟朋友出去玩、去学校读书、跟家人在休息日外出等理所应当的需求的状态。
相对贫困家庭的年收入到底有多少呢？单身人士年收入低于122万日元、二人家庭低于173万日元、三口之家低于211万日元、四口之家低于244万日元。换算成月收入，四口之家若税后收入每月低于20万日元则可视为相对贫困。
事实上，日本儿童的相对贫困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非常令人担忧的水平。
我们可以看一下2014年前后的数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诺琴蒂研究中心（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er）在对发达国家的儿童贫困率进行比较之后提交的《成绩单14》显示，日本儿童之间的贫富差距在41个国家中高居第10位。这说明，从国际上来看，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尤为严峻的是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根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为50.8%（2016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可以看出，有半数以上的单亲家庭处于贫困状态。这个可怕的数值放眼全球也独此一家。
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报告，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在33个成员国
中最高，是情况最糟的（2014年Family Database “
Child Poverty
”）。
而当我们提到“儿童贫困”时遇到的问题是，人们由“贫困”这个词所联想到的景象各不相同，或是争论不出统一的结果，或是在网络世界中引起疯狂讨论。比如：
“只要有能遮风挡雨的家，就不是贫困。”
“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缺吃少穿，非常艰难。跟那时候相比，现在的孩子根本算不上贫困。”
这就是所谓的“贫困非难”。
出现这样的分歧和混乱是因为评判何为“贫困”的标准因人而异，可归根结底，中央政府或官厅、学会至今都未能就“贫困是什么”做出明确定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有人会想到“饭都吃不饱”的景象，也有人会想到“找不到工作，收入很少”的家庭。可能还有人会对照宪法所保障的生活水平“生活保护”的标准来界定。只是，我们真的可以仅凭收入来推想什么是“贫困”吗？
即便收入低，勤俭节约、独立生活的家庭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处于“相对贫困”。如果高中生的打工收入也拿来贴补家用，贫困将会被埋得更深。——的确，我们所遇到的高中生总是能找到便宜的物品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外出打零工为父母分忧。他们在学校时脸上总是挂着笑，在打工的地方又是不可或缺的强劳力。他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奋斗着。
本该以学习为主业的高中生们不得不打工赚钱，这就是现实。了解到高中生穷忙族身陷“看不见的贫困”之中，以实现“贫困的可视化”为目标，我们开始了采访。
从早工作到晚，汗如雨下，却只能获得低于生活保护标准的收入，这样的贫困阶层不只是在城市，在乡村也呈现出了急速的增长趋势。而另一方面，位于格差社会上层的人——那些亿万富翁——用增加的财富进行股票投资实现资产倍增，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差距越大，逆袭的希望越是渺茫。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资孩子教育的富裕阶层将会越来越富裕，上流阶层的阶层固化也开始显现。
另一方面，孩子外出打工贴补家用也依旧捉襟见肘的生活穷困阶层，没有足够的金钱投资教育，贫困渐渐固化。这意味着，穷忙族的孩子将无法从沦为穷忙族的代际传递效应中逃离，社会底层的固化也会同时出现。
在这一过程中，非正式雇用劳动者不断增加，达到了雇用劳动者的四成。同时，中产阶层开始崩塌，如今年收入不满300万日元的家庭占到了33.3%，也就是说，“3个家庭中有1个家庭”仅凭不满300万日元的年收入度日。
不满300万日元，对父母和1到2个孩子组成的家庭来说，恰好勉强高于生活保护标准，所以没有资格接受生活保护。可是，一旦有什么额外负担，比如孩子要准备考试或者家人生病产生医疗费的支出，整个家庭就有可能立刻面临破产的危机。这样的穷困家庭在不断增加，教育费用却依旧在不断上涨，家里有孩子的家庭的生活受到了极大威胁。
根据国家的调查，有孩子的家庭中有30%做出了“生活极其艰难”的回答，加上回答“稍微有些艰难”的家庭，共有63.5%的家庭诉说着“生活的艰辛”（2017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特别是从义务教育过渡到高中教育的时期，也就是考高中的时候，家计总是会变得更加艰难。根据国家的调查，有半数的高中生有过打工的经历，“高中生打工者”正逐渐成为贴补家用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2017年秋，本书还在执笔过程中。在选举中许诺“要充实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社会保障”的自民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第四次安倍内阁成立。自民党宣布要扩充发放型奖学金以支援高中生考入大学继续深造，不仅如此，也开始探讨免费保育的可能性以支援育儿家庭。
然而，支援对象仅限住民税非课税家庭
，仅靠这一限定性支援是否能够妥善解决贫困问题，今后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从根源上来看，儿童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才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采取彻底的改革来消除这种差距。
号称“1亿总中产”
、昭和激荡期的中流砥柱的团块世代
现已白发苍苍。他们的孩子——“团块少年一代”——开始为人父母，有了自己的下一代。
团块少年在工薪家庭长大，基本都是中产阶层，孩童时代过得无忧无虑。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即便生活穷困阶层大幅增加，潜意识里坚信“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依旧不在少数。
根据内阁府的舆论调查，超九成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2016年《与国民生活有关的舆论调查》）。同样在该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人只占5%。甚至有专家指出，他们也许无法直视自己“身处生活穷困阶层”或“只能获取低于生活保护标准的收入”的现实，还深陷于曾经是中产的幻想之中吧。
然而，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处于“下层”的自觉，很难想象他们会主动采取行动——比如接受必要的援助——来切断贫困。这样的家长会“拼命工作保证家庭运转”，孩子们会觉得“自己也要帮助父母，贴补家用”便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高中生打零工来维持家计的“高中生穷忙族”就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诞生了。
距离《穷忙族》的播出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我们采访组再次将镜头对准贫困问题，是因为我们追踪到了连高中生都得工作，否则家计将难以为继的状况，即“高中生穷忙族”的现实。
我们首先视为问题的，是“高中生穷忙族”在社会上并非“希望其努力工作的劳动者”阶层，而是“学习是其主业”的孩子们。
在我们的社会里，本来应该把学习而非外出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孩子，却为了低廉的时薪被残酷地驱使。“黑心兼职”这个词语广为流传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我们觉得，高中生们不得不牺牲学习时间去工作以支持家计的现实，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不打零工，就上不了高中。”
“没有我打零工的钱，仅靠父母的收入根本活不下去。”
我们收集了大量像这样的高中生的声音，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非为了增加自己的零花钱而是为了贴补家用才努力工作的现状。我们希望能够走进这样的高中生穷忙族的生活，明确为解决问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将这作为《穷忙族》播出后第10年的课题。
对于高中生穷忙族来说，非常讽刺的是，不管打工的高中生增加了多少，他们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活干。人手不足的服务业、餐厅、居酒屋、快餐店等急需高中生的加入。深受劳动市场欢迎，甚至可以说是作为极其珍贵的生力军投身工作的高中生们，最终成为不可或缺的劳动者，渐渐固化为新的穷忙族阶层。
那些高中生要直面的，是比起去高中上课，必须要将打工放在第一位的残酷现实。那些为了保护家庭不断自我牺牲努力工作的高中生们，不管是在学校还是打工的地方，都没有发出SOS的求救信号。
但是，高中生们在内心深处一直都“希望外界知道”，“希望外界能够看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我们展示出了最真实的一面。我们遇到了这些高中生，知晓了“看不见的贫困”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