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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亲密朋友中，有多少人持有与你截然相反的政治观点？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的亲密朋友中有多少人非常保守？如果你是保守主义者，你的亲密朋友中有多少人是极端自由主义者？而如果你是温和派或中立派，你的亲密朋友中有多少人在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的任何一边持有相对极端的立场？对于如今的大部分人来说，答案是：“没有多少。”
为了弄清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需要再问几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或兄弟姐妹的政治立场与你截然相反，你会感到担心吗？如果他们与政治观点和你相左的人结婚，你会感到困扰吗？如果你不得不搬到一个社区，那里的大多数人投票支持的候选人与你不同，你会感到害怕或烦闷吗？你是否会主动去听取与你政见不同的人的意见？你是否会仔细阅读、观看或聆听那些与你政治立场相反的消息来源的新闻？你是否鄙视与你支持的政党相竞争的政党？你认为那个政党对你的国家以及你所关心的人群的福祉是一种威胁吗？你明白为什么这个政党的支持者更喜欢该党及其候选人吗？你发现任何可以支持那个政党立场的理由了吗？你能公允地解释他们为什么在一些关键议题上采取那样的立场吗？对于与他们在政治议题上的分歧，你有多大把握自己一定是正确的？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今已经与10年或20年前大相径庭了。今天，许多人很少再有政治观点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亲密朋友，他们生活在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同一个政党的社区，阅读或收听与他们意见一致的新闻，只与政治立场相近的盟友在社交媒体上建立联系，而且很少会遇到表达敌对观点的人。即便他们碰到这种观点，他们也几乎不会长时间谈论，不会努力尝试去理解那些人为什么持有如此不同的观点。当他们与对手交流时，他们并不试图给出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反而诉诸情感诉求、言语辱骂、开对方的玩笑，甚至威胁要抵制对方或更糟。或者他们为了避免令人不舒服的分歧，会索性快速转移话题。然而，这些反应都不能促进沟通或解决问题。
怀疑论者可能会疑惑，我们是否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变得两极化且彼此孤立。毕竟，还有许多人持温和或混合的政治观点，即使他们平时并不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或投身政治。我们大多数人都认识一些持相反政治立场的人，即使我们通常避免与他们谈论政治。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相对立的政党的确会进行冗长的辩论，即使其中的辩论者常常都在回避真正的议题。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纲领，即使他们很少遵守。政治家们的确在各种新闻媒体上支持自己的立场，即使他们的方式只是不断重申这些立场。在以上这些交流中，双方看起来常常都会向对方给出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而双方也确实都自认为已经非常了解对手。有时候，政治对手之间甚至会产生好感。所以，所谓的“文化战争”可能被夸大了。
为了确定两极化的深度和广度，本章将运用一些关于两极化的实证研究。关于这个主题已经有很多文章了，所以我们可以只选取一个小规模的样本，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将先从美国开始，然后转到其他国家。
两极化这个问题很难研究，部分原因是它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 [1] 有时，两极化是通过以下这种方式衡量的：
距离（distance）：不同群体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相差越远，他们之间的距离越大。
当然，如果这些群体中的人彼此之间存在足够大的差异，即使这些群体之间在很多地方有重叠，但两个群体的平均观点之间也会有很大的距离。设想一下，现在有一个从0到10的标准，来衡量从左派（自由派）到右派（保守派）的程度。如果一个自由政党的立场处于0到7之间，其平均值为3，而一个保守政党处于3到10之间，其平均值为7，那么很多介于3到7之间的人，即使分属于两个平均值相距甚远的对立政党，但实际上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看法。
正因如此，一些研究者和评论者通常会增加另一个衡量两极化的标准。
同质性（homogeneity）：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差异越小，群体内部的同质性越强。
距离加上同质性就大致等于两极化。这些特点放在一起，就足以形象地展现出“两极化”这一隐喻的内涵——因为南北两极是相距非常远的两点。
不过，这些政党和人群能不能好好相处，并不仅仅是由他们之间的距离决定的。首先，我们可能在那些对自己并不重要的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很多中国人喜欢吃臭豆腐，我也喜欢吃，但很多美国人却觉得臭豆腐很恶心。这是对臭豆腐极为不同的看法，但这种两极化并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问题。两方都不会因为对臭豆腐的看法而不喜欢对方。他们只是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只有在距离和同质性之外再加上更多的东西，冲突才会真正出现：
对立（antagonism）：当某些群体对另一极的人有越多仇恨、蔑视、恐惧或其他负面情绪时，他们就会越两极化。
对立主要是关于人们的感情的，但这些私人感情往往表达在公开言论中：
无礼（incivility）：当某些群体对另一极的人有越多负面评价时，他们就越两极化。
负面言论会引起人们的仇恨感，这种仇恨感会使人们使用更多负面的称谓，从而引发更多仇恨，进一步激发更多负面的称谓等。对立和无礼相互刺激增长，形成了恶性循环。
恶劣的感情和言论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行动。为了超越感情和言论从而转向行动，许多评论家还将两极化与政治或私人生活中的某些缺陷联系起来。
僵化（rigidity）：某些群体将自己的价值观视为神圣的权利，而且拒绝妥协，因此加剧了两极化。
僵化显然与一个人情感和价值观的强烈程度，以及对这些价值观来源的看法有关。因为合作往往需要妥协，所以僵化可能会导致：
僵局（gridlock）：某些群体的两极化程度越高，他们就越无法为共同目标进行合作并共同努力。
僵局往往是两极化最令人烦恼的地方，因为它阻碍了本来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
当社会因为不同群体的两极化、对立和僵化而日渐分裂的时候，如果某个群体拥有全部或绝大部分权力，那么政府仍然还能运转，这种情况要么是因为该群体拥有绝大多数的支持者，要么是因为该群体以某种方式夺取了政府控制权。因此，只有在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控制另一个群体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无法做成任何事情的僵局。不过，即使有一个群体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要两个群体都对管理他们的机构拥有一定的控制权，那么这种双方无法合作的僵局依然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在德国、以色列、印度、英国和其他许多拥有两个以上政党的政府中，出现僵局的可能性或危险性也似乎较小。在这种制度下，不同政党需要共同合作以组成执政联盟，才能获得多数席位。尽管如此，这种联盟仍然很容易变得对立、僵化，无法与执政联盟之外的任何人合作。由此，执政联盟之间而不是单个政党之间仍会出现两极化，上述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
那么，什么是两极化？答案是上述所有的东西。两极化完整的概述包括上文中的每一个方面——距离、同质性、对立、无礼、僵化、僵局等。如果要对这种复杂性加以简化，那么势必会将议题歪曲。不过，当我们讨论两极化时，还是不应该一次性同时涉及所有这些方面。为了避免混淆，我们需要知道两极化的哪些具体特征与哪类特定讨论有关。
有多少两极化的情况存在呢？我们先来将两极化简单理解为距离加上同质性。我们应该如何衡量距离和同质性呢？在政治领域，标准的方法是从一个群体中随机选择成员，问他们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一般是典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立场。群体之间的距离，是通过每个群体平均答案相距多远来衡量的。群体内的同质性，是以群体内不同成员答案的相近程度来衡量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问卷，来跟踪这种两极化的长期趋势变化。
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两极化程度似乎大大加剧。这种印象很普遍，也得到了各种调查结果的支持。首先来看政党之间的距离，我们称之为政党差距（partisan gap）。这种差距在各种议题上都在不断扩大。以下是一些较为显著的例子：
“确保和平的最佳方式是增强军事力量。”
1994年：44%的共和党人和28%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48%的共和党人和18%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几乎翻了一番，从16个百分点上升到30个百分点。
“政府对企业的监管通常弊大于利。”
1994年：64%的共和党人和46%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68%的共和党人和29%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从18个百分点上升到39个百分点，翻了一倍多。
“更严格的环境法律法规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也损害了经济。”
1994年：39%的共和党人和29%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59%的共和党人和24%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从10个百分点增加到35个百分点，增加了两倍多。
“今天穷人的生活大为改善，因为他们不需要付出任何回报，就能得到政府的福利。”
1994年：63%的共和党人和44%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66%的共和党人和28%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从19个百分点翻了一倍，达到38个百分点。
“这个国家里不能取得成功的黑人，大多要为自己的状况负责。”
1994年：66%的共和党人和53%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79%的共和党人和50%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翻了一倍多，从13个百分点增加到29个百分点。
需要注意的是，共和党在一些议题上的态度变化较大，而民主党在另一些议题上变化较大。一方经常指责另一方的立场走向极端，从而造成了两极化，但实际上双方都有这种趋势，只不过是在不同议题上程度不同罢了。这样的结果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核心议题上的差距在短时间内显著增大了。 [2]
上述这些研究的重点是政治价值观和规范，但两极化也延伸到了宗教，甚至是基本事实的问题上。对于气候变化究竟是否由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引起或加剧，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存在强烈分歧。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有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这与人们认为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究竟是坏是好还是中性的都毫无关系。尽管存在从科学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往往政治会推动科学信念，而不是科学引领政策制定。同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许多其他事实性议题上，对基本事实的信念也存在很大分歧，包括以下这些问题：
1. 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油、页岩气）是否危险；
2. 死刑是否能降低谋杀案件的数量；
3. 水刑
是否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4. 拥有枪支究竟促进还是减少了枪支暴力；
5. 社会福利项目对经济增长有益还是有害；
6. 到底有多少移民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
7. 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是罪犯；
8. 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抢走了合法公民需要的工作；
9. 美国选举中到底有多少选举舞弊行为；
10.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大多数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大多数共和党人不同，所以这些政党在基本事实上的共识并不比价值观上的共识更多。
自由主义者有时会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保守主义者把他们对基本事实的信念建立在宗教或不可靠的权威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科学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常见的谴责使得自由主义者也经常拒绝接受一些科学上的共识，诸如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疫苗接种是否会导致自闭症以及核废料是否可以安全处理等。 [3] 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则更有可能拒绝接受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尽管那些对人为力量引起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保守主义者在科学上并没有表现出更低的素养。 [4]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垄断科学证据或是基本事实。
当然，事实和价值观念是相联系的。如果我们在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或全球变暖是否由人类活动引发等问题上缺乏共识，那么我们在是否允许死刑或是否与全球变暖做斗争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就不足为奇了。当人们对一些关键的基本事实都缺乏共识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在应对这些基本事实的决策上达成一致。
鉴于这种广泛的分歧，双方依旧高涨的自信令人惊讶。许多死刑捍卫者完全确信死刑具有威慑力，同时许多反对死刑的人毫不怀疑死刑并不具有威慑力。他们如此自信的一种解释可能是，他们从未看过支持对方立场的资料，或者这只是因为他们从未寻找过对方立场的资料，或者从未查阅过可能包含对方立场的资料。不管是哪种解释，鉴于这些议题的难度——存在相互矛盾的资料与论证——以及双方缺乏共识，他们依旧如此自信，这非常令人诧异。
问题不仅在于人们都自信地支持强烈对立的观点。我是一个哲学家，有一些与我关系很好的同事认为我的哲学观点必然是错误的——我的主张不可能为真。他们所持的哲学观点与我的观点强烈对立。但他们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成为朋友。我希望，他们不会因为我拥有一些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立场，就认为我愚蠢、危险或不道德。当我阐述我的立场时，他们会认真听我说话，并且尽力去理解我的观点。他们不会辱骂我或跟我开恶毒的玩笑，不会歪曲我的观点并以我的痛苦为乐。相反，他们会给出自己的论证，并仔细思考我将会或者能够如何做出最好的回应。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当对手保持礼貌时，我们便可以互相学习，并且维系友谊。
只是简单地从距离和同质性来理解两极化，并没有抓住最根本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政党之间的距离太小，就会产生其他问题。前几代人有时会抱怨共和党与民主党太过相似，以至选民在不同政党的政策选项之间做不出任何有意义的选择。 [5] 此外，当从距离和同质性上理解两极化时，我们会发现，两极化并不总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和僵局，即使在总统和国会分别由两党控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6]
即使两个人的观点处于政治光谱对立的两端，如果他们拥有足够多的共同目标，能够谦虚承认他们不了解全部真相，还喜欢对方到足以倾听对方、理解对方，并且努力达成互利的协定，那么他们之间仍然有可能合作。相反，如果他们互相鄙视，拒绝倾听，过于自信，而且完全失去了达成妥协的意愿和能力，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所以说，造成实际问题的并不只是简单理解为距离加同质性的两极化，还有彼此的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无法跨越的障碍。
遗憾的是，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化确实让主要政党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仇恨，或者至少是对立。
1994年，只有16%的民主党人和17%的共和党人对另一个党持非常负面的看法。然后，到了2016年，两党的多数人都表示对另外一个党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58%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的印象非常不好，55%的民主党人也对共和党的看法非常负面。
更值得警惕的是，2016年，在共和党人中，有45%的人都认为民主党的政策“具有严重误导性，以致威胁到了国家的福祉”。而在民主党人中，有41%的人对共和党的政策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一贯坚持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和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中，这些比例还要高得多。那些关心自己国家的人，会与他们眼中对国家福祉构成威胁的人做斗争，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动力与他们眼中如此危险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
这种反感不仅存在于政党与政治家之间，还延伸到了个人生活中。2010年，美国49%的共和党人和33%的民主党人都表示，如果他们的孩子与他们支持的政党以外的人结婚，他们会感到不高兴。而在1960年，两党中只有不到5%的人会有这种想法。 [7] 两极化的政治已经影响到了人际关系。
它还影响到人们对居住地区的选择。2014年，50%坚定的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和35%坚定的自由主义民主党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对我来说，住在一个大多数人与我拥有相同政治观点的地方非常重要。”
因此，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最终通常都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会像住在隔壁那样经常碰到对方。同样，63%坚定的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和49%坚定的自由主义民主党人也都同意：“我的大多数亲密朋友与我拥有相同的政治观点”。这些数字在20年前都没有这么高。这种地理与社会的隔离，使人很难看出这些群体如何能够开展对话，或者克服他们之间的相互对立。
到目前为止，我所援引的统计数字和例子都集中在美国，但其他地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两极化在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都在不断蔓延。令人惊讶的是，“平均而言，与其他国家的选民相比，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政党之间的距离要大很多”。
[8]
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经济方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距离，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并不是特别大。在社会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两党间的距离也相当小。”
当然，即使其他国家政党之间的距离比美国大，美国在两极化的其他方面，比如僵局，仍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严重。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宪法制定了许多制衡措施。然而，许多例子表明，在其他国家，政党之间的距离、内部的一致性、政党间的仇恨以及缺乏理性的情况，至少也与美国一样严重。
一个例子是英国脱欧（Brexit）公投，这体现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分歧。最近的移民危机也在欧洲大陆的左派和右派之间造成了极端对立。这种不幸的趋势并不仅限于欧洲。斯里兰卡的政治两极化，已经导致双方都发表了令人无法容忍的仇恨言论。
泰国的两极化导致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9]
有趣的是，尽管韩国意识形态两极化的程度很低，却展现出高度的情感两极化——对政治对手的敌视。
既然政治观念相差不大，为什么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还会如此憎恶彼此？我不禁怀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拒绝听取解释对方立场的理由。
这个问题并不是普遍的。冰岛可能就是个例外。“冰岛人在对自己左派、右派的定位上，没有出现真正的两极化情况。”
[10]
尽管如此，即使在冰岛，“媒体把（冰岛）议会描绘得越来越分裂”
，公众眼中则是两极化日益严重的错误印象：“……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不仅夸大了另一方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某些刻板的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而且他们还估计，他们自己所属的群体对某些刻板特征的支持，会比实际情况更极端。”
像冰岛这样的例子，一定会让人怀疑其他国家的两极化情况是否真的像看起来那么严重。
但即使只是两极化的印象，也会导致对立，损害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与合作。如果我认为你持有与我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极端观点，如果我认为与我意见相左的人一定是无知或不道德的，那么这些预设加在一起，就足以让我鄙视和躲避你。这肯定会让我们很难理解对方，也很难交流、理性思考与合作。两极化的印象本身就是一种两极化——或者至少其危害与真正的两极化差不多。
[1] Nathaniel Persily, “Introduction”, in Nathaniel Persily (ed.), 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4. 我对两极化类型的讨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珀西利（Persily）颇有见地的介绍。两极化有时被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但我将把两极化视作一种状态来讨论。
[2] Morris P. Fiorina, Samuel J. Adams, and Jeremy Pope, Culture War?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05). 该书认为，这些两极化现象的加剧可以用“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来解释。Michael J. Barber, Nolan McCart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arization”, in Persily (ed.), 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一文对此回应称：“立场转换比政党转换更为常见。”（第22页）政党之间的两极化仍然不能证明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两极化，因为温和派可能已经离开两党成为独立人士。无论如何，政党之间的两极化仍然是一个问题。
[3] 参见Linda J. Skitka and Anthony N. Washburn, “Are Conservatives from Mars and Liberals from Venus? Maybe Not So Much”, in Piercarlo Valdesolo and Jesse Graham (eds), Social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New York and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pp.78-101 at 94-95. 关于自由主义者是否比保守主义者更有可能拒绝转基因生物科学、疫苗和核废料，目前正在进行积极的辩论，但毫无疑问，许多自由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反对科学上的共识。
[4] Donald Braman, Dan M. Kahan, Ellen Peters, Maggie Wittlin, Paul Slovic, Lisa Larrimore Ouellette, and Gregory N. Mandel, “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Science Literacy and Numeracy on Perceived Climate Change Risks”, Nature Climate Change 2 (2012), p. 732.
[5] Michael J. Barber and Nolan McCart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arization”, in Persily (ed.), 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 p. 38.
[6] David R. Mayhew, Divided We Govern: Party Control, Lawmaking, and Investigations, 1946-200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Shanto Iyengar, Gaurov Sood, and Yphtach Lelkes, “Affect, Not Ideology: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Polariz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6, 3 (2012), p. 405.
[8] Jonathan Rodden, “Geography and Gridlock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ersily (ed.), 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 p. 118.
[9] 见Thitinan Pongsudhirak, “Thai Voters in Yellow and Red Set for Crucial Elections”, The Korea Herald , 21 March 2011,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110321000145。
[10] Hulda Thórisdóttir, “The Left-Right Landscape Over Time: The View from a Western European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Piercarlo Valdesolo and Jesse Graham (eds), Social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 pp. 38-58 at p.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