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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书相关的研究领域包括公共外交概念和模式、军事公共外交和美国在阿富汗的公共外交及军事行动，这里将分别对国外和国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各国对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重视，尤其是在“9·11”之后，随着美国的公共外交热持续升温，世界各国都对公共外交的理论及实践开展了持久、深入的研究，涌现了大批著作，其中美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国内外学者们探讨了公共外交的概念、执行主体、对象、作用、理论、模型、宗旨、方式、作用、结果、不同区域的公共外交案例等，以下将主要介绍与本书关系紧密的公共外交概念和模式的研究现状。
（一） 公共外交概念的国外研究现状
杰弗里·科温和尼古拉斯·卡奥（Geoffrey Cowan and Nicholas Cull）主编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报《在变革世界中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集合了许多学者对公共外交理念研究的学术文章，包括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文章“公共外交与软实力”（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和尼古拉斯·卡奥）的文章“公共外交：分类和历史”（Public Diplomacy: Taxonomies and Histories）等。南希·E.斯诺和菲利浦·M.泰勒（Nancy E.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编辑的《劳特利奇公共外交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对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总体介绍，时间跨度涵盖冷战到后“9·11”时期，包括公共外交趋势、公共关系、可信度、软实力、对外宣传等，不仅收录了美国和英国学者的研究，还收录了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汉斯·塔奇的专著《与世界交流：美国海外公共外交》(Communicating in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
对公共外交的概念、活动、功能进行了论述。耶鲁·李奇蒙德（Yale Richmond）的专著《实践公共外交：冷战的历程》(Practicing Public Diplomacy: A Cold War Odyssey)
阐释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并详细叙述了美国外事部门在世界各地开展公共外交的情况。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总体上都接受了埃德蒙·格里恩教授对公共外交的定义，认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实现国家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但很少涉及国防机构或军队开展的公共外交。
（二） 公共外交模式的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在国外学术界，一些学者开展了对公共外交模式的研究。哈佛大学的以色列学者埃坦·吉尔博阿（Eytan Gilboa）以五种变量来测量公共外交行动，包括行为主体、规划者、目标、媒介类型、技术途径，并将公共外交划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冷战模式（the Cold War model)、跨国非政府行为体模式（the Nonstate Transnational model）和国内公共关系模式（the Domestic PR model)。
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提出了公共外交的信息流动模式，公共外交和媒体外交的规划者制作信息，然后借助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将信息传输给对象国家的领导人和媒体，再由他们形成对象国的国内舆论，最终影响目标国公众。
凯斯·费兹帕特里克（Kathy Fitzpatick）在指出传统的基于权力的公共外交模式（a power-based model）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公共关系原则和相互关系的公共外交模式（a relational model based on public relations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of mutuality)。
扬·梅利森（Jan Melissen）将公共外交分为层级模式（hierarchical mode）和网络模式（network mode)。
层级模式指传统的外交层级，而网络模式指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在不同层面的外交。
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根据传播学理论开展的，也有一小部分是基于公共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开展，但都没有提到军事公共外交模式。
（三） 公共外交概念的国内研究现状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被中国学者关注，
发展到现在可谓成果相当丰富。资中筠1988年第一次使用“公共外交”这个词，她认为公共外交就是文化宣传工作，其目的是支持国家的外交政策。
周启明、杨闯编译的《国外外交学》
最早对公共外交进行介绍，书中引用了格里恩教授对公共外交的定义。韩召颖2000年的专著《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
是我国最早专门研究公共外交的著作之一，书中的“公众外交”指的就是公共外交。赵启正的专著《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基于作者丰富的公共外交实践，论述了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及过程。书中将公共外交定义为“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开展的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和与外国公众相互交流的活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
。韩方明的专著《公共外交概论》
论述了公共外交学的学科基础和理论体系，包括公共外交理论、历史、战略规划、策略实施、模式比较和未来趋势等。贾庆国主编的《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
汇编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术论坛关于公共外交的论文，涉及公共外交的模式、交往行为理论视野下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实践中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应用等。赵可金的专著《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对公共外交的历史条件、理论、组织体制、类型和实践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唐小松和王义桅的论文《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一种分析框架》
指出公共外交颠覆了国家中心论和无政府状态理论，分析了心灵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此外，我国还有许多博士论文讨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如张毓强的《论美国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
，于朝晖的《整合公共外交——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构塑》
，廖宏斌的《文化、利益与公共外交》
，李德芳的《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外交》
，刘鸣筝的《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
，袁王珏的《全球化时代公共外交中的国家领导人品牌构建研究》
，王海腾的《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
，曲文娜的《中国公共外交战略研究》
，艾小勇的《重大事件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公共外交视角》
等。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公共外交的概念基本达成了共识，有些学者的研究强调一国政府对外国公众开展的传统公共外交，另一些学者在关注传统公共外交的同时，还注意到政府对公众和公众对公众开展的新公共外交，包括政府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对公共外交主体多元化的认识对本书所研究的军事公共外交有支撑作用，表明国防机构和军队也可以作为公共外交的主体之一。
（四） 公共外交模式的国内研究现状
周庆安的博士论文《冷战后美国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研究》
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述了美国公共外交的修复模式、建构模式、影响模式、渗透模式、颠覆模式等。前两者主要属于被动或防御性公共外交，后三种属于主动性公共外交。在这五种模式中，公共外交主体对传播内容的控制力由弱到强。此外，周庆安的论文《从传播模式看21世纪公共外交研究的学术路径》
论述了公共外交传播模式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利用传播学的模式来解释公共外交活动，并指出新媒体和国际危机对公共外交的影响需要用新的模式来解释公共外交。赵启正提出了一种由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和民众与民众的互动构成的公共外交模式。
李华2017年的专著《世界新公共外交：模式与趋势》
研究了多种新型公共外交形态和模式，包括智库公共外交、媒体公共外交、卫生公共外交、宗教公共外交等，没有涉及军事公共外交，并且关注的主要是公共外交的形态，而不是信息流动的过程。赵新利2014年的论文《论软实力与公共外交模式间的关系》
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软实力和不同模式的公共外交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公共外交势能”理论将公共外交分为信源外推型公共外交、传受平衡型公共外交和受者主动型公共外交。
这些研究多数都是从传播学视角来描述公共外交模式，重点是信息传播的途径和过程，而且都没涉及军事公共外交的模式。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公共外交研究方面的出版物中，专门研究军事公共外交的文献很少，在被认为是公共外交理念和研究合集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报《在变革世界中的公共外交》
和《劳特利奇公共外交手册》
中仅有象征性的与军队有关的零星文章，但没有正式提出“军事公共外交”这一概念。
在军事公共外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2015年2月美国智库美国安全项目组织公布的一份《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白皮书》
。该白皮书讨论了军事公共外交的概念，总结了过去十年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的各类活动、效果、经验和教训。
目前，关于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的研究大多来自于美国军事界，包括美国退役或现役军官的学术论文和美国国防部研究机构的报告。例如，曾长期负责外国军官培训的美军军官安妮·E.麦吉（Anne E. McGee）2011年的博士论文《军事软实力不是一种矛盾修饰：用公共外交的分析方法研究美国军事教育交流项目》(Military Soft Power Is Not An Oxymoron: Using Public Diplomacy Analytic Approaches To Examine Goals And Effects Of U.S. Military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指出，军事教育交流项目与公共外交密切相关。她深入分析了军事教育交流项目的历史、目标和结果，认为军事教育交流项目的目标是促进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美国价值观和理念，与国务院的教育交流项目目标一致，并对军事教育交流项目的结果进行了评估，认为其起到了公共外交的作用。
美军少校查德·G.卡洛尔（Chad G. Carroll）2007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硕士论文《军队公共事务军官在全球信息环境中的职责》(Military Public Affairs Officers’ Role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以公共关系理论为基础，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研究了美国公共事务军官与外国媒体和公众的接触情况，证明了在全球信息环境中，军队公共事务军官不仅对美国国内公众进行信息传播，而且还对外国公众进行传播，并提议将全部或部分公共事务军官任命为公共外交军官。玛丽亚·C.海姆斯（Maria C. Haims）、赫伯特·C.杜波（Herbert C. Duber）和美国退休华裔将军张立平（MG Lie-Ping Chang）2014年的论文《提升美国陆军参与医疗外交的效果：以特立尼达为例》(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S. Army's Participationin Medical Diplomacy: Implications From a Case Study in Trinidad)
，论述了美国陆军预备役第807医疗支援指挥部与特立尼达卫生部在当地合作开展的大规模白内障治疗行动，认为此行动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建立了两国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强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合法性，并建立了良好的美国形象，具有公共外交效果。
美军少校凯瑟琳·贝莉（Katherine Bailey）2009年的论文《美国空中力量在美国对非洲的公共外交中的作用》(The Role of Airpower in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in Africa)
论述了美军非洲司令部在非洲开展的公共外交行动，包括用无人机和卫星图像分析水源变化，用飞机人工增雨、播撒种子和农药，并训练安全部队、飞行员和空管员来提升当地政府执政能力。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詹姆斯·M.盖侬（James M. Gannon）2006年的论文《实施公共外交的国防支持》(Operationalizing Defense Support to Public Diplomacy)
论述了美军指挥官实施公共外交国防支持的具体做法，并对军队更好地支持公共外交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公共外交的国防支持是战略传播的一部分，在全球观念之战中可以阻止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并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地区接触计划。
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2004年关于战略传播的报告
强调，需要制定战略来防止美国公共外交的危机，并且“赢得全球观念之战”。报告提出了九条建议，包括统一全国政策，传播美国政策和信息，重振战略传播，开展二战后最大规模的跨部门合作以及政府与私人机构的合作，从而调动全美国的力量来应对观念之战。美国海军中校格兰·斯韦思戴克（Göran Swistek）的文章《公共外交与军事外交在外事和国防政策中的联系》（“The Nexus Between Public Diplomacy and Military Diplomacy in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se Policy"）
探讨了在外事和国防政策中，公共外交和军事外交的联系。他认为，公共外交和军事外交在一些领域有重叠和协作，且途径相同，但目前还没有官方的名称来指称这些重叠领域。他所提到的重叠领域就是本书所讨论的军事公共外交。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将军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在其著作《为了和平的战争》(The Battle for Peace)
中，呼吁国防部、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方面更好地开展跨部门合作，在灾难救援和安全稳定方面快速反应并密切协作。美军中校大卫·贝克尔（David Baker）在论文《军队对公共外交支持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 for Military Support to Public Diplomacy)
中讨论了信息战、心理战、民事—军事行动和公共事务行动在战区安全合作方面与公共外交的联系。
此外，美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军事公共外交的相关研究。马利萨·克鲁兹（Marissa Cruz）
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军队在军事联合演习中与伙伴国家的军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开展了公共外交。格林斯潘·瑞秋（Greenspan Rachel）
在文章中指出，在“9·11”后，美国国防部执行了越来越多的“公共外交式”任务，但关于应该由文官还是军人在海外代表美国的问题上仍存在争论。美国学者唐纳德·舒尔兹（Donald E.Schulz）的专著《美国和拉丁美洲：塑造不确定的未来》(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Shaping an Elusive Future)
讨论了军队在促进拉丁美洲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军队的作用不仅限于军事和安全领域，美军培训美洲国家军官，并在培训课程中灌输美式民主价值观，从而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属于一种公共外交途径。西恩·E.达根（Sean E. Duggan）2012年的文章《重新界定关系：从驻伊拉克美军手中收回美国公共外交》(Re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Reclaiming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from the US Military in Iraq)
回顾了美军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后八年在公共外交方面的行动，分析了美军在伊拉克开展公共外交的原因，包括人力、财力、运输能力和安保能力等。此外，由于当时美军准备撤出伊拉克，作者还对比了美军、美国国务院和省级重建小组（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s）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优点和缺点，为国务院和省级重建小组开展公共外交提出建议。美国学者威尔逊·迪贾德（Wilson Dizard）曾在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工作过，他在专著《发明公共外交：美国新闻署的故事》(Inventing Public Diplomacy: 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中提到，在有美军驻扎的国家，美军的军队网络电台播出的内容被当地人认为比美国之音更可信，因为电台的目标听众并不是外国人，而是美国军人，涉及了军事公共外交中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的关系。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8年在文章《公共外交与软实力》(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中讨论了公共外交与软实力的关系，提到了军队在软实力中的作用，认为军队开展的对外军事教育培训和援助项目有助于提升软实力。
其他国家的军事界、研究机构和学者对军事公共外交也有一些研究。土耳其军事学院上校哈鲁克·卡拉戴格（Haluk Karadag）2017年发表在《武装力量与社会》（Armed Forces & Society）杂志上的文章《用武力获得共同利益：公共外交在军事中的意义》(Forcing the Common Good: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Diplomacy in Military Affairs)
讨论了军队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认为几乎所有强国的军队都通过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建设工作和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活动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作用，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加拿大军官J·D.斯坎伦（J.D.Scanlon）2007年根据自己从事军队公共事务18年经验所撰写的论文《为军队公共事务条令辩护》(In Defense of Military Public Affairs Doctrine)
，论述了在军队公共事务中坚持传播真实信息的重要性以及美军信息战和公共事务的关系，还讨论了在非对称战争和全球信息环境下，尤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后重建中，美军公共事务行动在影响外国公众方面的实践和成效。该论文中所讨论的针对外国公众的信息传播属于军事公共外交范畴。2008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报告《外国军队在自然灾难应急救援中的有效性》(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Military Assets in Natural Disaster Response)
论述了军队参与的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军事人员培训和领土支持等公共外交行动，说明了军队在提升国家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博茨瓦纳的巴康·伯林达·莫卡拉克（Bakang Belinda Mokalake）2016年的硕士论文《美国军事力量的公共外交角色分析》(The U.S. Armed Forces as an Agent of Public Diplomacy)
研究了美国军队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并以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军事公共外交活动为案例分析了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的动机和结果。
综观国外关于军事公共外交的研究，除了2015年美国智库美国安全项目组织公布的《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白皮书》外，都没有在题目中直接使用“军事公共外交”这一名称，而使用了“军队参与的公共外交活动”“军队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军事力量的公共外交角色”等表述方式，说明“军事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在国外还没有得到官方正式认可。
而且，国外研究大多数只研究了其作者熟悉或参与的某种军事活动与公共外交的联系，如对外军事教育或军队的公共事务，研究比较微观和局部，没有系统地呈现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的模式。2015年美国智库美国安全项目组织发表的《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白皮书》虽然涉及了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的各类活动、效果、经验和教训，但对这些方面只是简述，并侧重实践方面，对美国军事公共外交的历史、政策、管理协调机制和理论框架没有论述。因此，在军事公共外交领域仍有继续深化研究的空间。
（二）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军事界开始逐步提及军事公共外交的概念，相关讨论始于2011年，
虽然对军事公共外交的内涵并未达成一致，但已进行了讨论。复旦大学刘林智2012年的硕士论文《军事公共外交与中国军队国际形象塑造》
对军事公共外交的定义进行了阐释，分析了中国军事公共外交开展的动因和条件，从对外信息发布机制、媒体外交和人文交流活动、涉外军事行动等方面对中国军事公共外交的实践进行了探讨，并对提高军事公共外交效果提出了建议。国防部前发言人耿雁生2015年的文章《军队公共外交大有作为》提出了中国军队开展公共外交的措施和未来发展方向，并指出“军队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平台很大，资源不少，这项工作方兴未艾，可以大有作为”
。何亚非在2015年的论文《如何扎实推进中国军事公共外交》
对军事公共外交的概念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加强中国军事公共外交的措施。他还将军事公共外交分为“狭义的军事公共外交”和“广义的军事公共外交”。时任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胡昌明2015年在《公共外交季刊》上撰写论文“中国军队公共外交的时代使命”
，标志着军事公共外交概念在我军军事外交和公共事务领域已经被认同。
刘燕2015年的论文《推进军事公共外交，实现国家外交战略》
讨论了美国对军事公共外交的争论和我国学界对军事公共外交的认识，并指出了我国现阶段军事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王波2015年的专著《军事对外宣传研究》提到了军事公共外交与军事外交的关系，指出军事公共外交是军事外交的“重要形式”。
刘燕2017年的论文《美军军事公共外交研究》
讨论了美军对军事公共外交内涵的理解，总结了美军军事公共外交的相关经验，并指出了美军军事公共外交的缺失和不足。
此外，金苗对美军行动传播和公共事务传播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研究军事公共外交，但与本书研究的美国军事公共外交有一些相关性。金苗2014年的专著《非战争军事行动传播》
研究了国际上主要国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传播模式、策略和案例，其中包括美军的行动传播模式，指出美军行动传播的主要方式是公共事务。她以美军2012年对海地地震救援为案例，研究了美军战略传播策略、目标和效果，并且研究了美国的反恐传播。而且，金苗在其2009年的专著《美军公共事务传播研究》
中研究了美军公共事务传播的机构组成、传播方式和案例，还专门用一章以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案例讨论了美军公共事务战争传播。
综观国内对军事公共外交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认可“军事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但存在和“军队公共外交”混用的情况，而且有些学者认为军事公共外交根据主体的范围不同有“狭义的军事公共外交”和“广义的军事公共外交”之分。说明对于军事公共外交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清晰地界定。此外，我国目前在军事公共外交和美国军事公共外交方面的研究偏重实践方面，对于其理论框架、体系和管理协调、效果评估等还有待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
（一） 国外研究现状
阿富汗战争开始后，国外学界有许多研究涉及美国在阿富汗的公共外交实践和军事行动，尤以美国居多。西班牙学者乔瑞特·卡明戈（Jorrit Kamminga ）曾在荷兰做访问学者，他在阿富汗调研多年后在2013年撰写的论文《2014年过渡期后的阿富汗公共外交：美国和荷兰的经验》(Public Diplomacy in Afghanistan beyond the 2014 Transition: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中，对比研究了美国和荷兰在阿富汗的公共外交模式，并预测了2014年过渡期后阿富汗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冷战以来在阿富汗的公共外交实践，将美国在阿富汗的公共外交模式归纳为防御型的、与军事和反叛乱行动及“伊斯兰教和西方”意识形态争论相联系的外交模式。而将荷兰在阿富汗的公共外交模式归纳为以文化活动和培训为主的、与意识形态和军事行动联系较少的模式。
美国学者卡洛·A.斯戴比和迪帕·库马（Carol A. Stabil & Deepa Kumar）2005年的论文《揭露帝国主义：媒体、性别和阿富汗战争》（Unveiling Imperialism: Media, Gender and the War on Afghanistan）
揭示了美国媒体对阿富汗受压迫妇女的报道的真正目的，即向大众推销阿富汗战争。同时，该论文还揭示了美国在阿富汗的经济和战略企图以及美国曾资助过阿富汗极端势力的事实，揭露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
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院（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Institute, Pakistan）学者萨巴·古尔·卡塔克（Saba Gul Khattak ）的论文《敌对的语篇、类比的目标——阿富汗妇女的控制》(Adversarial Discourses, Analogous Objectives:Afghan Women's Control)
论证了美国关于阿富汗妇女解放的话语是美国轰炸阿富汗的借口，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妇女解放。
索黑尔·阿卜杜勒·纳塞尔（Sohail Abdul Nasir）的文章《阿富汗：更多的改变……》(Afghanistan: The More It Changes
论述了阿富汗战争后面临的各种困境和挑战，包括管理不善的中央政府、罂粟种植、农业落后、权利斗争、国民军和警察部队组建的障碍等等，揭示了美军重建任务的艰巨性。
沙尔·M.塔兹（Shah M. Tarzi）的论文《强制外交和不理性的政权：了解美国与塔利班的对抗》（Coercive Diplomacy and and Irrational Regime: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Taliban）
论述了美国在阿富汗实行强制外交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包括塔利班所奉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联系、毛拉·奥马尔的特殊宗教作用、塔利班的普什图法规等。
麦克·瑞恩（Michael Ryan）的论文《塑造反恐战争：美国报纸社论和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Fram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US Newspaper Editorials and Military Action in Afghanistan）
论证了美国最大的十家报纸社论用统一口径制造了“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是对‘9·11’恐怖袭击进行报复”的叙事，指出这些社论有选择性地引用历史资料、政府信息源和谈话来共同制造这一叙事，却没有指出对阿富汗军事干涉的不正当之处。
考什克·罗伊（Kaushik Roy）的论文阿富汗和战争的未来（Afghanistan and the Future of War）
讨论了阿富汗战争与军事科技变革、常规战争、东方形式的叛乱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的关系，并从中归纳出未来战争的样式。
威廉·梅利（William Maley）的文章《阿富汗政治发展的挑战：大众、精英和制度维度》（Challen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fghanistan: Mass, Elite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指出，阿富汗面临的不安全的环境、腐败等问题与阿富汗政治体系的信任危机、利益冲突、领导机制的矛盾等深层问题有关，并论述了这些问题对大众和精英人群的影响。
从以上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虽然没有直接对美国军方在阿富汗的军事公共外交进行研究，但涉及了阿富汗战后重建面临的困难、美国利用媒体影响舆论，以及美国在阿富汗的公共外交情况等，有助于呈现阿富汗战争的背景和美国公共外交政策的总体导向，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对美国在阿富汗公共外交和军事行动的研究，这些文献对本书所研究的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公共外交有所帮助。汪川2014年的论文《美军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战略传播较量》
研究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与塔利班在意识形态、外交、组织治理等方面的传播较量，论述了双方的传播策略、途径和特点。初阔林2016年的论文《阿富汗国内安全话语体系下的国家安全力量构建》
论述了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的建设情况。肖石忠2010年的论文《阿富汗战争（重建阶段）述评》
论述了阿富汗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组建过程、重建阶段主要的军事行动和重建阶段面临的困难。安高乐2015年的论文《从通过NGO实施“巧实力”看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前景》
论述了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实施“巧实力”战略的优点，以及美国非政府组织在阿富汗的援助情况。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课题组2015年的著作《阿富汗后冲突时期的稳定与重建》
论述了阿富汗经济重建前景、安全态势和国内政局走向等，并回顾了自2001年以来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经过和美军战略的得失，对了解阿富汗战争的全貌和美军在其中的战略很有帮助。
李健和张程远2015年的著作《战略传播：美国实现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的重要手段》
第六章“美军战略传播案例分析”中，有关于阿富汗战争中战略传播手段的论述，包括“温和的伊斯兰之声”行动、美军利用社交媒体的行动和美军针对塔利班的战略传播策略等。赵良英2017年的专著《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研究》
第五章“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中的信息战/心理战”中有关于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的传播手段的论述。
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关于美国军事公共外交在阿富汗运用情况的研究，但上述研究讨论了美国军方在阿富汗作战时期和重建时期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军方在阿富汗的信息传播、军事培训和与非政府组织协作等活动，以及美军针对塔利班的战略传播策略等，对本书所研究的美国军事公共外交模式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运用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