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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也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方法为指导、以西方伦理学方法和中国传统伦理学方法为辅助、以其他学科方法为补充的研究方法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伦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提出了具有中国传统和现实特色的伦理学研究方法（如价值分析法、换位思考法、能近取譬法等），借鉴了大量相关学科、相近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可以说，在经历了起步期和争鸣期的发展之后，当今中国伦理学方法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积极、健康、合理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是研究方法的反思提炼，还是各种方法的具体应用，都形成了大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支撑。
以下问题尚需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伦理学学者的方法论意识还有待加强。方法论，应该是一门学科最为精深奥妙的东西，是一门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工具根基。很显然，如果没有伦理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我们就不可能开展真正的道德实证研究。其他方法也是如此。但在过去70年间，我国伦理学学者的方法论意识还比较薄弱，对伦理学研究方法重视不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事伦理学方法论专题研究的学者非常少，涉及伦理学方法专题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过去70年以“伦理学方法”为主题的重要研究性著作只有2本，重要研究性论文也不超过20篇，重要研究项目基本上没有。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在讨论伦理学问题时都没有清晰自觉的方法论交待。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伦理学教材都设有独立的章节专门论及方法问题，但大多数学术性论文往往不说明自己的方法论前提，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论文中根本看不到方法论的影子。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部分学者没有意识到方法论在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因而没有考虑过或重视过研究方法问题。事实上，没有清晰的方法论意识，没有坚固的方法论基础，伦理学研究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第二，我国学者还没有构建出伦理学的特有研究方法。到目前为止，我国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构建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思路：一是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用杜振吉的话说就是“用哲学的方法研究伦理学，有时甚至简单地套用哲学的一般原理来概括、分析、研究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
；二是直接挪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研究方法，用李建华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依然更多是舶来的，来源于西方各伦理流派的研究范式”
；三是简单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一般哲学的研究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把哲学与伦理学等同起来，其结果只能是用哲学的方法取代了伦理学的方法；简单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道德研究中推广应用，其结果只能是用其他方法遮蔽了伦理学的方法。西方伦理学研究确实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但西方的研究方法未必适用中国的道德问题。真正专属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必须从伦理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出发，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中发掘出与之呼应的研究方法。
第三，我国学者还没有构建出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万俊人指出：“我们尚未形成自身独特系统的中国道德话语体系，简单的道德拿来主义和伦理复古主义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本身也还存在一定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我国目前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引申出来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二是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引申出来的伦理学研究方法。在这两类方法中，前者往往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容易忽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后者多偏重个人主义方法，这又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事实上，能够将现代与传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真正结合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曾过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要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就必须将优良的中外传统文化、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结合起来，有意识地去创造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