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70年来，中国伦理学研究经历了从单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到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发展，期间出现了不少学术争议，也产生了众多学术成果。从总体上看，中国伦理学70年研究方法研讨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应用到伦理学研究中来；第二，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特别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关系；第三，如何学习借鉴其他社会学科及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方法。

（一）伦理学研究中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伦理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的伦理学研究受两个力量影响：一个影响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之下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另一个影响力量是现实社会发展提出的道德问题，学者们是在对各种现实道德问题（如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滑坡论、爬坡论与代价论问题，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问题等）的讨论中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在新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最初发展阶段，学者们很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来研究现实的社会道德问题，并自觉反思在道德讨论中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1.辩证法三大规律与伦理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辩证法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指导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伦理学研究中贯彻应用辩证法。在伦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如何正确理解辩证法在伦理学研究中的意义，充分利用辩证法对于伦理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俞吾金在《道德与文明》1984年第4期发表的《应当重视辩证法三大规律在伦理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唐能赋在《重庆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发表的《重视研究道德生活的辩证法》。

俞吾金认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在伦理学的研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不同角度指导着我们去分析、研究各种道德现象，总结道德意识发展的规律” 。他提出，对立统一规律可以“为我们通常使用的伦理学方法，即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可以“为我们辩证地阐述道德范畴的本质提供了指导思想”，还可以“为我们正确地理解道德评价中的行为善恶的问题和动机效果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根本的方法”。 量变质变规律可以“为我们研究错综复杂的道德现象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定性分析方法应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也可以“为我们重视道德教育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可以“使我们足以对道德行为的‘度’的问题引起充分的重视”。否定之否定规律首先“为道德遗产继承问题的科学解决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然后“为我们重视和研究各种新出现的道德观念、道德范畴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为我们合理地阐述道德发展的历史规律提供了基本的方法”。

2.辩证否定观与伦理学研究

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环节，辩证的否定观是以发展为基础的扬弃。在伦理学研究中，否定观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古今中外各种新旧道德观的问题上。关于道德的批判性与继承性问题，新中国伦理学学者在60年代就有所讨论，但最后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步入了绝对否定的误区；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又将中国传统道德和现代西方道德摆到了学者们前面，如何对待非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又成了伦理学学者们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对中国传统道德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对待传统道德和新道德时都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后者的代表性论文为李抗美1986年在《江淮论坛》上发表的《伦理学现代化的思考》。

李抗美提出，对待民族传统道德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必须是“在彻底否定旧的道德传统的同时，对民族传统道德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使之成为对现代化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可利用的思想资料” 。我国传统统治阶级思想中的“重义轻利”“中庸之道”“知足常乐”“见义勇为”“言而有信”等论述和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安贫乐贫”“平均主义”“为富不仁”等道德观念在今天已失去了其时代先进性。对待新时代的新道德观念同样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即必须在肯定之中包含着否定。改革当中出现的新道德观念存在着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我们党根据改革的实际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道德观念，如“五讲”“四美”“三热爱”等，这些东西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吸取的有益成分；另一种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新道德观念，如竞争的观念、进取的观念、金钱观念，它们一方面给伦理学现代化增添了活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向旧观念转化的可能与契机，对这些观念需要进行合理的社会制约。

3.矛盾分析法与伦理学研究

矛盾分析法是整个辩证法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研究各种道德关系时必须采用的方法。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中，道德与经济就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构成一种矛盾关系。如何理解这个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如何理解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如何评价中国社会的道德发展现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割裂了矛盾双方的联系，有的学者僵化了矛盾双方的联系，更多的学者则坚持矛盾双方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两篇：一篇是谢洪恩在《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上的论文《对道德适应关系的辩证思考》，另一篇是杨家良在同一期杂志上的论文《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谢洪恩主要考察了道德的适应关系（即道德究竟应当如何适应社会以及社会中人们的需要）问题。他首先批判了在这一问题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道德对社会、对个人的‘适应’，就是前者能够无条件地满足后者的任何要求，意味着彼此之间的绝对和谐与直接同一，似乎只要适应，就再也没有什么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存在；只有当道德‘不适应’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情况下，才有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谢洪恩要求将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引入到道德的适应关系问题中来，认为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和斗争始终是存在的，道德对社会、个人的适应关系包括“肯定性适应”（即肯定、维护和促进一切有利于或有助于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东西）和“否定性适应”（即否定、抑制和阻止一切有碍于或有害于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东西）两个方面，这两个对立面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由此体现了道德适应关系中所包含的辩证运动。谢洪恩还批判了道德适应关系问题上的三种错误倾向：一是机械的或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它只看见或只承认道德对经济基础的肯定性适应一面，而看不见或不承认否定性适应的一面。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决定论，它只看见或只承认道德对个人的肯定性适应一面，而看不见或不承认否定性适应的一面。三是道德“代价”论，它将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绝对对立起来了。

杨家良侧重于用矛盾分析法来理解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杨文首先指出在理解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两种形而上学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近几年伴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不道德行为，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商品生产本身”，应“是旧时代的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而激烈的竞争只是起了触发剂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不可避免，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以道德的退步为补偿”。 杨家良认为这两种观点的根本问题在于各种关系的简单化理解，要么完全肯定，要么完全否定。针对这些问题，杨家良强调在理解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时必须贯彻矛盾分析法。首先，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总前提下，二者是在矛盾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发展的。其次，道德同上层建筑中各种因素间的矛盾运动会间接影响经济基础，使道德与经济相互影响而发展。最后，道德在受制于经济关系的前提下，也是通过道德本身的矛盾运动而发展和进步的。

4.伦理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伦理学研究比较繁荣的年代，关于各种伦理学热点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在这些激烈的伦理学大讨论中，出现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研究方法的对立造成的。从总体上看，80年代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对立主要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一些人在研究中不自觉地陷入形而上学的误区之中。学者蔡子文总结了伦理学界批判过的八大形而上学观点 ：（1）在道德历史遗产批判上的历史虚无主义；（2）割裂商品经济与道德发展的联系，宣扬“二律背反”；（3）用生产力标准代替道德标准或把两者简单等同起来；（4）把物质利益原则与道德教育对立起来，否认道德的调节作用；（5）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忽视或否定精神文明建设；（6）在思想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方面否定或忽视思想道德建设；（7）在人性学说方面，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性割裂开来，用自然属性代替社会性；（8）简单化、绝对化。

唐能赋在《摒除道德理论研究中的形而上学》一文中也指出，在当前的道德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形而上学观点，他说：“近几年的道德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道德理论研究中形而上学观点的存在和泛滥，就是突出表现。” 唐能赋详细批判了三种道德形而上学观点：第一，在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上，以《河觞》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就是糟粕。第二，在发展商品经济和推进道德进步的关系的问题上，形而上学或者走向了割裂商品经济与道德发展联亲的“经济活动不容道德干预”的观点，或者走向了发展商品经济必须以道德牺牲为代价的经济与道德“二律背反”的观点。第三，在生产力标准与道德标准关系问题上，形而上学者或者把二者等同起来，用生产力标准取代和否定道德标准，或者把二者对立起来，视生产力标准与道德标准毫无联系。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

研究伦理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这基本上已经成为新中国伦理学界的共识，正如罗国杰所说：“应当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伦理道德问题并形成系统的理论，是广大伦理学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事业。” 不过在这一共识后面仍然隐藏着一个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应该如何对待西方现代伦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这个隐藏的问题，伦理学学界既有一定的共识，即大家都认为有必要研究并汲取西方现代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合理之处，也有一定的分歧，即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与西方现代伦理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更注重汲取西方现代伦理学研究方法的精髓；另一种观点更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地位。

1.以开放的态度面对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要源于苏联，在伦理学研究方法上强调坚持和发展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同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封闭性。万俊人总结过这种情况：“我们伦理学的封闭性、保守性已经严重地妨碍着它与世界伦理文化的全面交流，以及与其它人文科学的横向联系，其理论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都亟待更新。”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为由，要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要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伦理学的合理因素。

较早强调要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声音集中在80年代早期，其代表人物之一是涂秋生。他在《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3期发表论文《伦理学出路何在？》，认为要克服伦理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就必须“恢复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发展马克思的伦理思想” 。恢复马克思科学的伦理学，就是要重新研究无产阶级自由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发展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就是要在“倾听改革实践的呼声”的基础上“革新研究方法”，在“开展比较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因素”。作者提出：“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许多流派，并不是科学的，但它们又确实包含着不少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应该在同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对话、交锋过程中，批判地吸收它们的合理因素。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能跻身世界新思潮，并站在最前列。”

韩东屏则以相对曲折的方式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在《国内哲学动态》1985年第11期发表论文《“伦理学基本问题之争”外议》，探讨了一般哲学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与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关系。韩东屏认为，哲学是把握世界总体的最高学科，而伦理学是把握局部世界的具体学科，因此，哲学研究方法与伦理学研究方法之间具有双重关系：第一，哲学研究方法不能直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第二，哲学研究方法是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前提性方法。韩东屏的最后结论是：“伦理学到底不是边缘科学，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这个在进入伦理学研究对象之前要解决的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同时也当作要研究对象的‘基本问题’。”

此后，在80年代末期，呼吁学习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声音再次高调响起。有人提出，由于伦理学兼有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二重性，因此，哲学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均不可偏废。历史上的伦理学者大都仅仅采用了哲学的方法来讨论问题，其方法论主要有三种：自然主义（将人们实际追求的目标当作应该追求的目标）、理想主义（将人们在感情或理性层面上向往的目标当作终极目标）和神秘主义（将某种超验的、非人自发产生的目标当作终极价值的目标）。而伦理学研究要增强科学性，就必须加强实证研究，“实证方法的运用将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一个广阔的天地” ，因为在终极价值确定或撇开终极价值于不顾的情况下，次生价值是可以转换成事实来研究的。

尽管作者们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所强调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还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但从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来看，其方法多来源于现代西方。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或者不区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和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这就很容易导致一种错误倾向，即忽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在伦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在借鉴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时比较注意防范这种错误倾向的代表性学者是万俊人，他在论文《论中国伦理学之重建》中提出了要借鉴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重建新伦理学体系。万俊人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次“革命的变革”无疑是正确的，但过分地强调它与西方古典伦理学的对立，甚至对西方传统伦理学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则是不正确的。所以，万俊人极力呼吁：“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开放性体系和批判性世界观与方法论，它从来没有也不应该拒斥与其它文化思潮的交流和相互吸收。” 要重建中国伦理学，就必须加强各种学科的横向交流，吸收其他学科（如现代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政治学、语言学、生命科学等）的积极成果；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跻身于世界性文化交流，打破封闭，确立开放性思维取向。

2.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伦理学界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伦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学者们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道德领域中的应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降低到西方的道德哲学或我国古代的一般伦理学说的水平” 。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伦理学界一些学者以“开放性”为名，要求引进西方现代伦理研究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夸大了西方现代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地位，从而试图“用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方法来改造伦理学” 。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伦理学学者（如罗国杰、周原冰、李奇等）纷纷站出来，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流声音。

1990年罗国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伦理道德的几个理论问题》，周原冰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当前道德理论上的三个问题》，李奇在《道德与文明》杂志上发表文章《论道德科学的立论依据》，强调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罗国杰在文章中对伦理学研究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倾向进行了批判，他提出“现代化不等于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危害在于“既彻底打掉了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自尊心和自强心，也破坏了这些民族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这些民族国家丧失其固有的优势”，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更必须“坚决摈弃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主张” 。李奇在文章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立论依据，也就是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出发，并以此作为立论的依据。” 两年之后，李奇再次明确提出，否定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作用”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领域的指导，坚持学习、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在老一辈伦理学学者的引领下，学界纷纷对西化思潮进行了更具体、更猛烈的批判。安云凤发表论文《对当前伦理学中的两种倾向的思考》，对那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极力推崇西方文化和西方道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进行了批判。她认为，对待中外文化遗产和道德遗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原则，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一方面要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改造、吸收资产阶级道德中的道德精华和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批判资产阶级道德中的糟粕和垃圾，否则就有可能“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涣散集体主义道德观念，使我们的国家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宋希仁则在《高校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以“再评《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为副标题对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他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要求伦理学研究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汲取现代西方伦理学具体方法的合理内容，决不能抛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用它们构成“自己的一套特殊方法”。宋希仁指出，如果完全撇开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完全贯彻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其结果是“必然把我国伦理学研究引向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的轨道” 。金可溪则从正面论述了列宁关于伦理学方法论的思想。他指出，列宁在论述社会道德问题时，“总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总是认为在道德领域（包括在道德评价、个人行为、人的理性和良心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思想是完全适用的” 。作者还特别援引了大量的研究资料，批驳了桑巴特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丝毫伦理学气味”的断言。

正是由于诸多学者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我国伦理学研究终于在主调上经历纷争后重新回位，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先进性，确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在此之后，中国伦理学在吸收引进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和重新挖掘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方法时，都以承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地位为前提。向玉乔指出：“由于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我国伦理学界才在改革开放时代逐步摆脱了苏联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条化的伦理学研究模式，建立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和以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为补充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这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开放性、灵活性、包容性和发展性，而且为我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基础。”

（三）伦理学研究新方法探索

伦理学研究一旦打破了自身的封闭性，开始面向所有的先进学科开放，就必然会努力发掘伦理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并不断综合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先进研究方法，进而构建一个与时代发展和理论发展相适应的方法体系。

1.探索伦理学特有的研究方法

在80年代之后，伦理学界一方面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于伦理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开始积极探索伦理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在学者们看来，伦理学研究离不开哲学研究方法，但也不能用哲学研究方法取代伦理学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学者们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富有成果的积极探索：一是探索伦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二是思考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三是思考伦理学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

学者们广泛探索了伦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王小锡、郭广银在1990年就提出了“价值分析的方法”，要求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来考察社会道德现象。他们认为价值分析包括“对价值观念形成和变化的价值导向的分析；对社会性价值观念和个人价值观念相互关系的分析，对行为的价值结构、分类和标准的分析，等等” 。学者毛世英分析了“换位思考法”，认为换位思考法就是“指主体在认识过程中，通过把自身的认识立场或思维角度转到客体或旁观者的立场或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 ，可以超越主体所处的一定主客观条件，克服主体因自身认识立场或角度诸因素的限制而带来的在思想认识或心理感受上的局限性，获得对客体、主体自身以及主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杨适则提出了对话的方法，即从问答对话法中产生出来的哲学思维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具体包括两个分别源于东西方的内涵：一个是中国传统以情为基础的忠恕方法；一个是源于苏格拉底以理为基础的求真方法。杨适提出：“两种方法不可偏废，以忠恕的精神和方法为基础，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为主导，互相补足，共同为全球人类的伦理对话作出贡献。” 杨琪在论文《能近取譬：孔子成仁之教的方法论阐释》中分析了孔子提出的“能近取譬法”，指出能近取譬法主要包括“引譬达类”和“观物比德”两种典型思维形式，前者强调将某个（某类）事物的道理推广到其他相类事物中去，后者强调通过体验“物”之理，进而感悟“人”之道。青年学者李依贝则在论文《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考察》中分析西方伦理学研究中常用的思想实验方法，从知识论与价值论的思维方式差异、实验与实际的脱离、伦理学的话语变迁三个角度论证了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研究中应用的局限性。

学者们深入分析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伦理学主要面向各种道德实践，而理论伦理学主要面向各种道德理论，这种区别要求应用伦理学必须更注重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陈应春和史军在论文《理论与实践的碰撞——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中指出，在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必须综合运用两种相反的路径研究——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应用伦理学的根本方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理论与实际的双向互动，要求研究者以直面现实的态度参与实际生活、体验实际生活并反思实际生活。宣兆凯更强调，从伦理学的一般理论和道德的最高原则出发得出的结论必然缺乏现实感，而“作为实践的、应用学科，从现实生活出发，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本性” 。要实现从事实向价值的飞跃，需要整合实证的方法（即道德社会学方法）和实践的方法（即伦理学方法），形成跨学科的复合式的方法体系。学者于艳芳在《试论应用伦理学的特点及其研究方法》中提出了发展应用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应用伦理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第二，应用伦理学在方法论上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第三，应用伦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可包括案例分析法、双向反思法、实地研究法和系统分析法等。

学者们还分析了各种具体应用伦理学学科的研究方法。随着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很多具体的应用伦理学学科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它们研究自己领域的道德问题，并形成了自己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经济伦理学研究方法方面，章海山在《经济伦理方法论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前的经济伦理学研究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从经济规律本身去说明经济伦理的方法；二是从人本身的心理需要等人文因素去说明经济伦理的方法；三是从非经济因素（如宗教信仰）去说明经济伦理的方法；四是采用“描述法”、“工具主义”和“数学方法”去说明经济现象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章海山特别提出“经济范畴人格化”研究方法，即“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何种经济范畴，该经济范畴的属性决定此人的行为和德行” 。窦炎国在《经济伦理与伦理经济——兼论经济伦理学的方法问题》一文中提出，根据经济伦理学的存在价值，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价值学的原则。孙君恒博士则在《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指出，以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为标准，可以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在医学伦理学研究方法方面，施晓亚在论文《医学伦理学研究方法初探》中提出，医学伦理学是个交叉学科，可以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联学科的诸多研究方法，如文化人类学方法（观察、访谈法、跨文化研究），社会学方法（社会调查、统计分析、群体研究），心理学方法（问卷法、社会测量、个案研究、发展研究），教育学方法（教学法应用），历史学方法（比较、回顾），经济学方法（资源评估），法学方法（案例剖析），女性主义方法（主观社会经验、社会性别意识），医学方法（对照实验）。在生态伦理学研究方法方面，张云飞在《论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中从两个角度进行了分类研究，一是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区分为生态学方法、系统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三个层次；二是从人类规范和评价自身行为的准则体系的角度来看，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区分为一般伦理学的方法、行为科学的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三个层次。

2.在伦理学研究中引进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

伦理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它与众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具有交叉关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独具特色并且影响力广泛的研究方法。伦理学在进行交叉研究时必然要受到这些学科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借鉴这些研究方法的可取之处。正如魏英敏指出：“伦理学也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因此，研究伦理学不能局限于哲学的方法，同伦理学相近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的一些方法也可以应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纷纷呼吁伦理学研究要打破自身的封闭，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积极吸收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先进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石远同志在《道德与文明》1985年第3期上发表论文《伦理学不应是一门封闭的科学》，认为“伦理学不应该是一门封闭的科学体系”，“伦理学发展不能离开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相关科学的发展” ，建立科学的伦理学既不能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也必须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逻辑学、心理学、生物学）的成果、研究方法和手段。陶黎明在论文《伦理学要加强跨学科的横向联系》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如果放弃跨学科的横向联系，就将走上自我封闭的道路，丧失生命的活力。” 加强伦理学的跨学科的横向联系，应该借鉴社会科学中人类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中一般系统论、控制论、管理学等新兴学科的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涂秋生在其论文《伦理学的出路何在？》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伦理学的基本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面对当代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我们有必要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伦理学。对道德理论，我们不仅要作定性分析，还要作定量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数学化’。”

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伦理学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纷纷强调引入了其他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谭辉相、倪志安强调引入系统论的研究方法，他们在《南充师院学报》上撰文《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引进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指出，只有“把系统方法同其它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更加深入” 。引进系统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四种一般研究方法（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和归纳演绎方法）的必要补充。肖平强调社会学方法在伦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认为伦理学研究必须重视道德经验研究，要“把广大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道德问题作为伦理学应用研究的着眼点和基本前提，将以社会道德状况和公众道德心理的实际考察为基础的经验研究作为道德研究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再针对公众道德实践中存在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去探讨道德原则规范的确立和进行道德社会调控的有效方法” 。为此，必须广泛地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赵喜仓、李芳林在论文《伦理研究的统计方法论初探》中提出，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伦理问题在伦理研究中可以起重要作用，将统计方法纳入伦理研究方法体系中并加以科学运用，可以提高伦理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精密度。王珏、李东阳在《伦理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中提出，与描述伦理学、道德社会学、应用伦理学等实践伦理相比，伦理实证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可以“消解事实与价值断裂的倾向，将事实的确证与伦理的思辨相结合，推进伦理理论的发展和道德实践的完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露璐，她在乡村伦理研究中进行了大量的严格的田野调查，并且提炼总结出道德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跨学科视景透视法，即“建立在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农村经济学、历史学、民俗学的交叉透视基础之上的道德社会学研究方法” ；二是道德叙事学方法，即基于特殊道德文化传统及其具体语境所创立的一种道德叙事方式；三是从地方性道德知识到普适型伦理资源的方法。

3.构建综合型伦理学研究方法体系

当伦理学研究方法反思到一定程度时，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建构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

魏磊、李建华最早提出伦理学“方法论群”的概念，他们在《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伦理学研究方法新探》提出，伦理学研究方法应该包含三个结构面，即自然科学方法（SCI老三论、DSC新三论、模糊数学、哥德尔怪圈等）、人文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原型、释义学、现象学、语义学等）和伦理学自身的方法（能近取譬法、内省法等），应该以这三个结构面为基础建构一个“富有弹性、再生力强的方法论群” 。构建方法论群，必须注意四个结合：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发生学研究与非发生学研究相结合；客观研究与释义研究相结合；单一研究与横断研究相结合。胡成广在其论文《道德系统论纲》中提出了伦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概念，认为要“用系统观和系统科学方法论来再造全新的伦理道德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建构伦理学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论，必须广泛吸收先进的一般方法论、特殊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泛系论、阐释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一切具体领域的有益方法。全新的方法论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整体分析与要素分析；（2）结构分析与功能分析；（3）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4）性质分析、数量分析与技术分析；（5）模糊分析、动力分析与释义分析；（6）泛系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学分析、文化学分析、人类学分析等跨学科分析。

在综合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社会的合理方法以形成伦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罗国杰1989年主编的《伦理学》。在这本著作中，罗国杰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这个方法论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层次是一般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唯物主义辩证法，还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等新技术革命成果等的补充和发展；第二层次是社会科学方法，主要包括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第三个层次是伦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主要包括价值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法、推己及人和自我省察法以及一些研究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的具体方法等。该书强调指出：“对于伦理学的研究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三个层次的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的科学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伦理学的特殊方法，构成了研究伦理学的方法论的总的体系，从而使伦理学能够在正确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发展。” 罗国杰提出的这套方法论体系框架得到了伦理学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有学者曾经进行这样的说明：“罗国杰对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概括，为以后的许多伦理学工作者所接受，对他们研究伦理学和道德问题给予了方法论的指导。”

除了罗国杰在《伦理学》中提出的方法论体系之外，在伦理学界比较有影响的另一套方法论体系出自王海明的《新伦理学》和《伦理学方法》。王海明的伦理学方法体系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伦理学一般方法，具体包括四个方法，即作为伦理学发现方法的超历史分析法、作为伦理学发现和证明方法的归纳与演绎法、作为伦理学证实方法的观察和实验法、作为伦理学体系构建方法的公理法。另一部分是伦理学特殊方法，核心就是元伦理学方法，包括元伦理学的概念方法和确证方法。王海明提出：“今日伦理学家的使命，无疑是继承元伦理学的全部成果，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建构伦理学方法的科学体系。” 唐代兴曾这样概括王海明的伦理学方法，他指出：“从整体讲，《新伦理学》之‘新’，集中表征为它是‘新’功利主义，是当代‘新’功利主义伦理学。因而可以准确地讲，《新伦理学》就是当代新功利主义。” qyDC9ukElXjXZvRpfvByks1xNiZxvANihDIMt1qmWOgOl0OxC/ZyIHY1lKw7dW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