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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分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划分标准：一是以伦理学研究方法内在的发展变化为标准，二是以新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变化为标准。前者能够集中反映研究方法的变化轨迹，则往往因缺少标志性事件而难以精确把握；后者能够找到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但与研究方法的发展有一定差距。由于研究方法中标志性事件的缺乏，而且研究方法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基本上一致，所以我们还是以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作为区分依据，重点阐明每个发展阶段中研究方法的争论、特色与成果。从总体上看，新中国70年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应用期（从1949年至1977年）、多种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争鸣期（从1978年至1992年）和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期（从1993年至今）。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应用期（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之后，伦理学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伦理学更多地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残余或者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残余而遭到敌视，甚至在“文革”期间还成为革命的对象。周辅成曾经指出：“中国在1949年全国大解放后，伦理学在大学课程中被取消。有的人甚至把它摆在‘反动学科’之列。”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有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有过短暂的道德继承性问题讨论，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伦理学研究。刘启林曾回忆说：“解放后的前30年由于当时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等的影响，我国并没有真正的伦理学研究，而只有道德建设。”
在这一时期，道德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应用到道德生活中，大力倡导共产主义道德和集体主义原则。在研究方法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魏英敏将新中国前30年的伦理学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伦理”，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伦理争论都建立在阶级分析方法基础之上。5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批胡适主要是批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批梁漱溟主要是批他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道德观的讨论无非是要无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还是要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无非是阶级的人还是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也正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指导下，道德继承性问题的讨论最终被道德批判性的过度主张所压倒。
阶级分析方法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精髓之一，对于理解阶级社会的道德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过于突出阶级分析方法，就容易忽视伦理道德自身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魏英敏批评指出：“前三十年我国的道德教育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过分强调伦理学的阶级性，将共产主义道德与现实道德相混同，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混同。”
（二）多种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争鸣期（1978—1992）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标志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加强对市场因素的引入力度和对国际市场的开放力度。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激进“左”倾的道德观念不断被削弱，以现实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道德观念开始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思潮也开始大量涌入，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则受到了各种道德观念的冲击。与各种道德思潮紧密相联的，是各种不同的伦理研究方法；各种道德思潮碰撞冲突的背后，是各种伦理研究方法的争奇斗艳。
在这一时期，方法碰撞首先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之间。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主要代表有三本教材：一本是苏联第一位伦理学博士施什金在1955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一本是季塔连科在1980年修订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有一本是罗国杰在1982年主编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三本教材的共同特征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应用到道德领域，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彻底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伦理学，其方法论原则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尤其是资产阶级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主要代表就是发表在《光明日报》1989年1月30日上的《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伦理学界五人谈》，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伦理学研究方法，更倾向于用现代西方哲学方法（如实证的方法、分析哲学、功能主义、自然主义、目的论的方法）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非常有影响的道德争论，如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争论、道德主体性与道德客观性的争论以及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争论，这些道德争论的背后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对立。
方法碰撞还发生在伦理学研究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方法之间。较早建立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先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引入道德研究之中，作为伦理学的指导性方法。然后，学者们又开始结合伦理学的学科特点，挖掘出了伦理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如唐凯麟在1983年出版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提出了“示范践履法”，王小锡、郭广银在1990年出版的《伦理学通论》中提出了“价值分析法”。再后，一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其他的社会科学，纷纷尝试将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伦理学研究中，甘葆露在198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强调使用调查研究法（观察、谈话、询问、统计、采访、比较分类、实验等），张应杭在1991年出版的《伦理学》中提出要使用社会调查、经验描述、心理体验，甚至模拟、跟踪等方法；还有一部分学者要求充分借鉴当前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魏道履、沈忠俊等人1986年出版的《伦理学》就提出要吸收现代科学的先进研究手段和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三）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期（1992年至今）
1989年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基本上归于平息，此时有两股力量在推动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一是各个应用伦理学分支（如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的飞速发展，促使学者们开始结合各个领域的具体伦理问题，反思具体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从而使伦理学研究方法在应用伦理学的层面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二是基础伦理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促使学者们开始结合当代西方伦理学理论，重新思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从而使伦理学研究方法在理论伦理学的层面得到了一定的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意味着我国伦理学研究开始步入了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期。
所谓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民族性，它不再盲目崇拜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而是着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研究方法；其二是伦理性，它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哲学研究方法，而是深入伦理学学科之中，构建真正属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当前，学者们主要从四个方面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伦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如宋希仁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两个方法论原则就是“辩证法和唯物论”
。第二，批判吸收当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方法，如高兆明在《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中总结了当代西方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非理性主义、目的论、义务论等研究方法，而王小锡在《中国经济伦理学》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德性主义、功利主义、理想主义、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等研究方法。第三，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伦理问题，在解决道德实践问题中发展伦理学研究方法，比较有特色的代表作有王海明的《伦理学方法》，余亚平、李建强和施索华的《伦理学》。第四，广泛吸引其他学科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的调查分析法、经济学的博弈论、哲学的思想实验法、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法等。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一样，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同样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国目前正处于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构建期，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性论文和少量的专题性论著，取得了一些可嘉的成绩，但是，成熟而完整的中国特色研究方法并未形成，还需要中国伦理学同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