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伦理学得到了巨大发展，不仅其他各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如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成就卓著，而且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在几代学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70年来，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取得了极大发展；关注伦理学基础理论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并重；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现实问题，应用伦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在很多理论问题上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争鸣；积极探索伦理学其他体系。

（一）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

作为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创建人之一，罗国杰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此后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罗国杰对此教材进行了一系列修正，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伦理学》等书。在《伦理学》中，罗国杰系统地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框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道德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原始社会的道德、奴隶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等不同道德类型的历史发展作了阐述和论证，并首次对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作了辨别和区分。自他开始，中国伦理学研究逐步步入正轨，一方面不断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成果，另一方面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

第一，罗国杰确定了伦理学的对象、方法与任务。罗国杰认为，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道德现象的思索与探究，他将伦理学对象定义为：“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是研究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和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科学。” 而关于伦理学的方法，罗国杰认为伦理学既有一般科学的方法，也有社会科学的方法，还有作为具体科学的伦理学的特殊方法。相应地，伦理学的任务就表现为科学论证和阐述道德起源及其本质、发展规律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是研究共产主义道德起源、发展和规律的科学。

第二，罗国杰对道德的结构和功能以及道德原则作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就道德结构来看，他区分了道德的社会结构和道德的个体结构，并且认为道德是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统一。就道德的社会功能来看，罗国杰从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即道德的基本社会功能、道德认识功能的特殊性和道德调节功能的特殊性。在道德原则方面，罗国杰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为核心，探讨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还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利他主义等一些道德原则作了论证和阐述。在《伦理学》中他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这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性，这种理论倾向对伦理学科体系的构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既包括了理论伦理学，也包括了规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是三者的有机统一。罗国杰认为：“一个人是否掌握了伦理学这门科学，主要不是看他是否熟记、背诵作为知识形式的理论内容，而是要看他是否能按照这些原则、规范去行动。” 马克思伦理学的品格也正在于此，它是区别于描述伦理学或元伦理学的道德客观事实描述和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是一种真正面向生活和指导生活的实践伦理学。罗国杰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他开始，各项伦理学研究开始广泛开展，无数伦理学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促进了伦理学的兴盛与繁荣。

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3）从道德的本质入手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了谋篇布局，比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了探索和科学定位，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要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发展及发生作用的规律，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研究社会主义中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活动，研究共产主义新人成长的规律问题，并且得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社会道德——个体道德——社会和个体相统一的道德”的结论。随后唐凯麟在2001年出版的《伦理学》一书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通过论述社会道德、个人道德、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等，针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2018）一文中，唐凯麟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人的自由发展和精神完善的问题。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是一种人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魏英敏、金可溪合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1987）是另一部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探索的著作。该书阐明了道德与伦理学的关系、伦理学的对象与方法及伦理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西方伦理思想的基本线索，最后对共产主义道德作了重点论述。书中材料翔实，内容丰富，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魏英敏的这部著作超越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的发展构建起自身富有特色的理论体系。而在《新伦理学教程》（1993）一书中，魏英敏综合运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多角度地研究和探讨了伦理道德问题，对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王小锡、郭广银主编的《伦理学通论》（1990）亦是一部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伦理学教科书。书中提出伦理学不只是一门关于人的行为和规范的科学，而且也是一门关于人生的价值的科学，伦理学的使命就是探讨人的发展和精神完善等各种问题。从其结构来看，《伦理学通论》共分四个篇章，为读者全面地呈现了伦理学的学科框架体系：第一篇探讨了伦理学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任务及方法和伦理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第二篇探讨了人际关系遇到的特征、道德的基础、道德的结构和功能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问题；第三篇则论述了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态度等人生哲学问题；第四篇主要阐述了道德行为、道德品质和道德评价等问题。全书理论逻辑清晰，贴近现实生活，丰富了伦理学的内容，很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研究工程（万俊人为首席专家召集人）课题组编写出版的《伦理学》（2012）则是一部在结合中国道德发展和道德建设的基础之上，在总结以往伦理学教材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的基础之上，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引领的，具有当代中国实践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作。该书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伦理学的性质和使命、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学习伦理学的意义入手，从伦理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发展、道德的起源与发展、道德的本质与功能、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教育、道德评价和道德建设诸多方面展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揭示了社会主义主流道德观念，注重价值多元化时代道德共识的整合与达成，是一本荟萃时代伦理精神精华且兼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的伦理学标志性成果。

此外，龙静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2016）从道德、伦理的概念辨析、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类别入手，对道德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主要伦理规范、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道德建设的重大价值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探讨。王泽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2017）以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史为主线，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特征、主要经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作了探讨，是一本具有时代性的著作。武卉昕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兴衰史》（2011）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进行了考察，对其内在理论逻辑进行了深入探究，不仅对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提供了新的审视视角，而且对于俄罗斯的价值观转变研究，特别是对深受苏联影响的早期中国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概而言之，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了巨大发展，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价值必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者们大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既重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也重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实践应用，使其至今仍焕发勃勃生机。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正统地位使其对自身的反思不够，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伦理学需要哲学世界观意义上的批判性，以期更好地指引现实生活。

（二）关注伦理学基础理论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并重

新中国70年来，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众多伦理学人不仅进行了大量的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且关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段时间，受制于国内国外的学术氛围，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非常有限，大多数时候为阶级斗争政治路线服务。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伦理学研究开始关注该学科的核心领域和范畴。“伦理学界不再从一元化的视角讨论伦理学的定义、概念，开始站在不同的视角对伦理学予以全面的考量，伦理学的定义也呈现出复杂性。” 另一方面，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密切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探讨了如何做人以及阐发了好生活与好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如何做人这一问题上，罗国杰把人生境界划分为极端自私自利的境界、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道德境界、先公后私的社会主义道德境界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鼓励人们从追求自我利益的狭隘境界中解脱出来，实现向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境界的飞跃。 唐凯麟则把伦理学视为研究道德现象的学问，重点研究了社会道德、个体道德、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等问题，在他看来，就现阶段而言，努力把自己培养和造就成为一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这就是当代人塑造自己高尚人格，在道德上完善自我和社会的必由之路。” 伦理学所关注的如何做人的问题既与先秦时期为代表的优良人格传统相呼应，也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吻合。此外，以江畅为代表的学者力图改变国内学术界伦理学研究与价值论研究相分离的状况，试图构建起使两者融通的幸福主义体系，他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道德，就是因为道德可以使人类拥有好品质、好人格、好社会、好世界、好生态、好自然，从而使人类过上好生活，避免人类过上坏生活。道德所谋求的就是好生活。” 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兴盛对于认清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明确伦理学的基本任务以及确立伦理学的研究目标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对如何做人以及好生活的关注使得伦理学更加贴近生活，其“实践科学”的性质得到进一步彰显。

伦理学在关注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现实的道德问题，表现为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1992年党中央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目标，在面临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时，新的道德目标和道德规范开始彰显，个人合理利益吁求高涨，传统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需要适时作出调整，这些都对中国伦理学提出了新的问题与要求。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形式下过分强调了社会和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忽视了个人的价值诉求，而如若个人的道德权利和合理诉求得不到保障，市场经济也将缺失其最重要的伦理基础；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体制将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传统道德对提倡个人合理利益获取的市场经济持排斥态度，因此唯有改变对市场的成见，赋予市场以道德正当性，才能为市场培育提供空间。中国伦理学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勇于承担时代使命，寻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契合性，矫正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偏见，从社会发展繁荣和个人主体的道德应得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作出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三）在学科理论体系问题上持续学术争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伦理学研究视域的扩展、研究深度的扩大，伦理学界就许多伦理学基本问题和伦理学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促进了伦理学学科的交流和繁荣，具体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伦理学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的争论。一门学科总是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伦理学作为以道德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学科，从其产生以来就存在诸多争议。这不仅由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也是由其学科本身所决定的。尽管伦理学学者对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看法不一，但是界定伦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仍然十分必要，它对于树立伦理学作为一门价值科学和规范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于伦理学研究的广泛而深入开展，都有其必要性。

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王海明认为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及其制定方法和实现路径的科学。而有学者也认为尽管伦理学界对伦理学基本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是争论之前必须首先考察争论的核心，即到底何为“伦理学基本问题”，“伦理学基本问题不等于基本的伦理学问题，也不等于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只能是一个问题，而非是多个问题，不仅能从本体论意义上作为划分一切伦理学类型的标准，而且也能从价值论上体现伦理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理论本性。从这个标准来看，教科书体系的观点是目前最为完备和恰当的观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立和论争是有意义的，其历史使命还会继续。”

而对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学界也存在着一定争议。有学者指出，学术界一直将“伦理”等同于“道德”，基于此将伦理学的认识对象仅仅归纳为道德，而正是这样的认识路径导致了伦理学学科体系一直存在着缺陷，“实际上，伦理与道德是两个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不同概念，关涉两个不同的社会精神领域，伦理属于社会关系范畴，道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道德的功能和价值在于维护伦理和谐，促使人们‘心灵有序’，维护和优化适应社会和人发展进步之客观要求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伦理学应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 而韩东屏则认为，厘清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定义是构建伦理学学科体系首先面临的问题，他指出，“以往对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说法大致可以归并为德性、道德价值、道德行为、道德规范、道德语言、自由、幸福、人生问题和道德这九种。经逐一分析可知，前八种界说难以成立。第九种界说将伦理学的对象直接聚焦于道德是值得肯定的，可由此给出的伦理学定义还是不够准确与周延。虽然道德是伦理学的基本对象，但并不是伦理学的全部对象。能将伦理学全部对象一网打尽的概念只有‘道德问题’，因而伦理学就是系统研究各种道德问题的学问。” 由此，韩东屏将道德问题视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认为它涵盖了所有的伦理学问题。针对他的这一说法，也有人指出这一界定并没有真正揭示伦理学的科学内涵，也没有如实回答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究竟研究什么问题，“伦理学是研究道德和道德现象的科学，也是研究伦理关系及其调整的学问。前者是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后者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伦理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主要存在于‘善’的领域，以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为实质和核心内容，以非强制性的道德调整为主要调整手段。从伦理学的历史和现实看，伦理关系都是伦理学的重要对象，不仅在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完成伦理学使命的关键所在。”

2.对伦理学学科性质和基本任务的争论。关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都有巨大的争议，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康德都曾为构建科学化的伦理学体系作出过努力。对于伦理学学科性质的看法，既有人认为伦理学是一种以价值和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不具备科学的严密性，也有人认为伦理学能够同科学一样构建起严密的推理和演绎体系，更有甚者，认为伦理学既没有理论意义，也不是科学命题，例如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那里就是这样。因此，辩明伦理学学科的性质，显得尤为关键，它关乎我们怎样认识这门学科，以及怎样用这门学科指导我们的生活。

大多数观点认为，伦理学不能进行像诸如数学、物理学等学科那样运用精准和精密测量以及严格的演绎推理，因此不是“精密科学”。针对这一观点，王海明指出：“伦理学体系构建方法——伦理学的公理化体系；该体系各个范畴从抽象到具体的推演方法；每个范畴内涵的从‘定义到结构、类型、基本性质、规律’之推演方法表明：伦理学可以是一门如同几何学和物理学一样客观必然、严密精确、可以操作的科学。” 王海明是较少地以科学方法来论证伦理学客观性的学者，这一点上他确实提出了自身独特的学术观点。而与其相反，韩东屏则认为“科学主义”的强烈侵蚀使得部分伦理学家乐意将伦理学视为一门科学，他指出，“伦理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科学。通过分析伦理学所研究的道德问题的性质可以得知，伦理学是哲学性为主，科学性为辅的哲学分支学科。这就表明，哲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在伦理学的研究中均不可偏废。” 学者们针对伦理学学科性质发表了不同学术观点，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肖群忠认为，伦理学既是一门价值科学，也是一门规范科学，还是一门有直接现实性和直接应用性的科学。廖申白则基于德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指出“伦理学着眼于人的特有的生活活动、人的总体的生活的善来面对和研究人的问题，它内含一种生活者的观点。把伦理学的研究仅仅建立在评价者的观点上是不恰当的，它是一种实践性的研究。一种生活活动仅当发生了对生活者而言的内在善时，才成为伦理学研究的恰当题材” 。江畅也循着德性主义的基本路径，将伦理学归结为人生哲学、价值哲学和幸福哲学的统一。伦理学界对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看法不一，但正是这种争论促进了伦理学学科对自身的反思，从而进一步繁荣了伦理学研究。

3.关于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争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超越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之上的伦理思想，是无产阶级利益与义务的统一。所谓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争论，在中国并没有主流的价值与意义。德性伦理学主张伦理学应当注重研究个体的德性和品质，而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伦理学则主张伦理学应当重点研究道德规范，致力于构建良好的道德体系。方熹、江畅认为，“德性伦理学在当代以‘反叛’形式开始复兴的背景决定了其更多地通过寻找与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相异乃至相反的特征来展现自身。这两大阵营之间演绎着一场持久而激烈的论战，彼此都试图找到对方的致命弱点以将对方归约到自身的理论范畴内。” 围绕着这一话题，中国伦理学界也对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李建华指出，伦理学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三大演变过程，伴随着哲学对人本身存在状态的关注，“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重新受到关注，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者掀起了当代的德性伦理学复兴，要求重建现代社会的德性。但是，“任何一种伦理思想总是植根于一定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之中，总要与时代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运行机制相适应，否则难免一厢情愿，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也不例外。德性伦理毕竟是一种与传统共同体社会相适应的伦理类型，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困境。”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一直没有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而是这种研究状况作为结果证明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不够成功。” 此外，还有人指出，“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各有优劣缺失，同时它们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有较大差别。尽管规范伦理有缺陷，但它比德性伦理更适合现代社会生活对道德的要求，因此，当代伦理学应该以规范伦理为中心，辅之以德性伦理的开掘，形成现代的道德文明建构模式。” 可以看出，许多学者从规范伦理学角度或者德性主义批判的角度，强调了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不合时宜”，而应当更多注重规范伦理学建设。

相反，也有学者在二者的争论中更加注重德性伦理学。现代社会强调德性伦理学并非一种简单的“复古主义”爱好，而是德性本身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注重规范必然会带来个体道德感的缺失，德性伦理学更加关注人的完整的道德生活。如廖申白曾指出，“伦理学可以或明确或隐含地以生活的实践的可能性和德性地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它的基础。德性伦理学比其他实质性的伦理学更明确地诉诸这个可能性前提。” 也有一些学者立足于德性伦理，试图将其与规范伦理学融合起来，“德性伦理是较之规范伦理更为卓越的伦理。德性伦理虽然优于规范伦理，但前者又不能离开后者。德性伦理的实现需要以规范伦理为前提。如果没有规范伦理所奠定的基础，德性伦理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凭借强有力的，特别是诉诸制度的规范伦理有效地抑制不道德行为的发生，那么，即使已经生成的德性也难以继续存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虽然德性伦理优于规范伦理，但是，在道德建设中，规范伦理又要先于德性伦理。”

（四）积极探索伦理学其他体系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发展契机，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的影响逐渐淡化，伦理学迎来其繁荣和兴盛阶段。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被广泛议论，西方伦理思想中道德意识也被哲学家提出来认识，纳入新的伦理体系当中；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融规范伦理、元伦理及美德伦理为一体的庞大伦理学理论体系。

1.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伦理思想的研究以王雨辰为代表，主要论述集中于其《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2014）一书之中。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把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予以研究，而将70年代以后形成的诸如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学等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王雨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划分为应用伦理和社会伦理两大部分，进行了重点论述。从其应用伦理思想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伦理既注重对现实社会道德问题的反思分析，具有一般应用伦理学的共同特点，又有着自身独特的特质，即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伦理价值批判而非道德规范研究、注重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应用伦理。 而从其社会伦理思想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伦理思想的形成根源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总体统治下人的自由的丧失和异化生存状态的指认。 具体来看，在社会伦理部分，主要论析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马尔库塞、弗洛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萨特的自由论伦理以及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在应用伦理部分，主要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伦理、科技伦理和生态伦理思想。在此基础上，还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得失与当代意义。

2.道德意识现象学。这种新兴的伦理学理论研究以倪梁康为代表，主要思想集中体现于其著作《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2010）之中。

道德意识现象学主要是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舍勒的感受现象学的背景下，也是在佛教唯识学和儒家心学的背景下的一个伦理学的探索尝试，它意味着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心中的道德律。“‘心的秩序’是借用了帕斯卡尔的一个说法和信念。在这里，‘心’主要是指道德意识，‘秩序’意味着道德意识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规律。” 因此，道德意识现象学既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德性伦理学，也不同于近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它是一种追究道德意识起源的描述伦理学或者说是道德意识发生学。道德意识发生学并不研究德性伦理学意义上的“什么是善”，而是研究“我们为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样意识到善”，因此，这就需要借鉴现象学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称自己的体系为现象学的伦理学。另外，此书涉及的现象学家只有胡塞尔和舍勒两位，其他现象学家如萨特、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等均未涉及，这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思想中已经与一般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相去甚远，海德格尔甚至认为伦理只是人的“居留”场所，因此并未涉及。关于道德意识现象学，作者认为我们的道德意识无外乎来源于“个体自身的道德禀赋、主体间的约定与传承、宗教道德规范的信念” 三种，因此他试图解决的问题就呈现为：道德意识三个来源间关系、道德本能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然本能、良知由哪些因素构成。

应当说，道德意识现象学或者现象学的伦理学是一种富有创建性的尝试，倪梁康创见性地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伦理学，从而来追溯道德意识的起源和道德本能问题，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颖的方法论指导，为伦理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也使得在国内外都关注甚少的描述伦理学焕发了生机。但是，作者这种纯粹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如何与现实道德实践挂钩和对应起来，如何充分发挥现象学的伦理学对于伦理实践的方法论指导意义，还有待深入研究、探讨和论证。

3.优良道德体系论伦理学。上世纪末，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1992）探讨了中国伦理精神的自我建构以及自我生长的内在逻辑，剖析了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逻辑起点、生态体系、建构原理、内在矛盾等，是一本颇具特色的中国伦理学史著作。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2001）、《公正与人道》（2010）、《伦理学与人生》（2009）、《伦理学导论》（2009）等，则着力于新体系的构建。

王海明的《新伦理学》以解答“休谟难题”为主线，综合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的各种理论，以真诚而严肃地为人类制定一部优良道德为目的，构建了优良道德体系论伦理学。王海明认为，伦理学乃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如何制定和实现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及其实现途径的科学。 伦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道德主体：社会为何创造道德”，“道德实体：伦理行为事实如何”，“道德价值：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伦理学的任务和目的在于：一方面系统探求关于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与社会的道德本性以及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之真理，从而制定优良道德；另一方面则探求如何使人们遵守优良道德之真理，从而实现优良道德。这是被作者认为有着极大原创性的当代伦理学模型建构的一个理论尝试。

优良道德体系论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相比，在体系构建上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体系的完备性，二是形而上的构建原则。然而综观其整个思想体系，它还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尽管该体系的创立者竭尽全力地想为人类制定一部科学的伦理学体系，为人类追寻美德指明一条建立在深厚理论根基上的有效路径，但正由于其过于偏执地追求伦理学的客观有效性，过分强调善的现实效用性，不知不觉中又在另一个方向上背离了伦理学作为价值学的意义特性，存在着从根基处瓦解美德合理性的潜在危险。而这一点恐怕是有违该体系构建者的初衷的，也是其所始料未及的。此外，追求体系的完备性与架构体系的主题思想和主导思路具有矛盾性，其内在逻辑的混乱也就可见一斑。总的说来，无论是现象学的伦理学或“道德意识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还是优良道德体系论伦理学，都是中国伦理学人建构当代伦理学体系的宝贵理论探索。

三、简要评述

纵观70年来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历史，中国伦理学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伦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开设的主要方向有伦理学原理、西方伦理思想研究、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应用伦理学和比较伦理学。伦理学学科体系已经具备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以至于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的完整办学规模和培养系统，正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伦理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成为塑造主流价值观念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70年来我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与成就，伦理学作为集价值科学和规范科学为一体的学科，在引领各种思想潮流、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中国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阻碍着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独立性仍待完善。与其他学科相比，伦理学的发展仍然比较缓慢，研究队伍、教学队伍相对有限，而且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基本处于弱势，除此之外，伦理学在当代尽管极大地扩展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伦理学也存在着被泛化的现象。

第二，伦理学研究与解决现实道德问题之间存在脱节。伦理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对于现实道德生活和伦理关系的调适作用，它是指引人们寻求善和良好生活、探索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科学。然而现实社会中往往是出现某一突出性道德问题才引发伦理学对其关注，继而进行理论创新。现代社会是对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统治时代的颠覆，在传统价值观念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亟待建构的背景之下，公众事件和道德问题频发，这就更需要伦理学发挥其对道德生活的理论先导作用。

第三，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缺乏世界格局和中国特色，当代中国伦理学学术话语体系还亟待建构。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首先要加强学科建设，彰显学科优势和学科独特性，明确自身的学科边界，避免将自身淹没在普通理性知识和经验主义知识的洪流之中。其次，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要注重发挥伦理学对道德生活的理论先导作用和塑造及引领价值观的中坚作用，使人们正确认识生活本身的意义。最后，既要汲取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优厚伦理资源，又要批判性地吸收他国伦理文化，构建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呈现出伦理学的“中国形象”和“中国风貌”。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而当代中国的伦理问题也因此显得愈发纷繁复杂，这就对中国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伦理学理论体系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的伦理问题和道德难题，这就需要我们构建起一种兼容并包的、既蕴含传统智慧又富有当代精神、既富有理论深度又具备现实关怀、既体现中国精神又吸收世界文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 J6E3WyRoLZUEL1TWVZTU2nfcZToN9MHonEx5Zk+aXwuynS6E0RybbmI6nQRk/x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