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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伦理学文化传统，古代传统社会中虽然并没有“伦理学”一词，而是19世纪从日本传入该词，但是“伦”“理”却有辈分和秩序的含义，却早已有之，作为伦常关系的道德规范在中国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调节人们道德生活、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不仅如此，传统社会的伦常关系还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以儒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等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体系。总的看来，在中国作为一门正式学科体系的伦理学只是在20世纪才开始出现，到20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开始了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1906年，刘师培出版的《伦理教科书》从“伦理”释义、伦理起源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入手，着意从学理上对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探讨，该书标志着独立而系统的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形成。1932年，周辅成在中华书局主办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伦理学研究的论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这是我国学者较早地独立进行伦理学探索的开端。1933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版了《中国伦理学史》，这是一本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学发生、发展及历史变迁的学术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机遇，自此在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伦理学学科体系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70年间，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广泛开展，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导之下，对德性伦理学、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等伦理学基本原理问题展开了充分探索，并从伦理学史的角度对中国伦理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及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作了探讨，伦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也促成了应用伦理学的兴盛。回顾70年来的发展历史，中国伦理学大致经历了开创和奠基时期、严重挫折时期、重建与勃兴时期、多样化繁荣的新时期。
（一）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开创和奠基时期
70年来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实际上也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伦理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开始创立，与此同时，对伦理学相关问题也作了研究探讨。伦理学界70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逐步深入，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共产主义道德等基本问题作了早期研究和探索，如沈宗灵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的法与道德的关系》中认为，阐明过渡时期道德与法的关系有助于论证人民民主法制的优越性；周原冰在《试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中认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基础理论之一，必须阐明以澄清思想；李凡夫在《论共产主义道德》中，则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当反对剥削阶级的旧道德、提倡社会主义新道德；许启贤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认为，伦理学的对象就是道德现象的客观规律；等等。这些都是早期伦理学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建构所作的宝贵理论探索。
然而在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受到苏联理论界极“左”思潮影响，伦理学学科遭遇了它的第一次低谷。在当时，伦理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消，各高等院校不再开设伦理学课程，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取消了伦理学教研室，整个伦理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才在罗国杰的带领下组建了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并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也相继建立起伦理学研究机构，开展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一度取得良好进展。除此之外，随着对封建主义等旧道德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道德探索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相应地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这一时期伦理学界对道德遗产的扬弃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对象和方法等问题，对人道主义问题等的一系列探讨催生了学术论争，伦理学学科体系研究取得初步成果。相对应的伦理学代表作主要有：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李奇的《道德科学初学集》，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人生漫谈》等。然而，囿于国内始终存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情绪，伦理学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禁区，学术问题政治化现象十分突出，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始终非常有限。
（二）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严重挫折时期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再次遭受重创，遭遇其第二次低谷，伦理学研究陷入了停滞状态。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波及使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刚刚起步的伦理学学科体系研究再度被废弃，无论是伦理学的教学工作还是伦理学的科学研究都被中断。因此，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遭受到极大挫折。
（三）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的重建与勃兴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得到了恢复，中国伦理学的发展重新焕发了生机。1982年，罗国杰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首次作了规定，此后罗国杰又编著了《伦理学教程》《伦理学》，建立了一个系统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道德为基本研究对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伦理学体系，这一伦理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作的首次系统而完整的探索，在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影响深远。唐凯麟在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3）中，完善了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将道德教育放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理论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的统一。1984年，魏英敏、金可溪出版《伦理学简明教程》，用历史唯物主义阐述道德的本质、特征和作用，道德的起源和道德发展的规律，阐述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万俊人对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作了论证和分析，他在《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确证》（1985）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基本原则应该有三条，即“忠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提出了一些颇为独到的学术见解。王小锡在《伦理学通论》（1990）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全面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伦理学特质，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区别于其他旧伦理学的根本之点在于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总体上和联系上考察社会道德现象，系统揭示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它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各种特质符合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理论体系”
。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以构建新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体系为目标，充分运用法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探讨了伦理与道德问题。夏伟东出版的《道德本质论》（1991），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了道德的社会历史本质、道德的规范本质、道德的主体本质，系统地、深入地探究了道德的本质这一伦理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朱贻庭的《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导向》（1994）首次将“道德价值导向”作为伦理学自觉研究的重要问题，该书阐明了道德价值导向的实质、功能，道德价值导向与道德价值取向及道德规范间的关系，开拓了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章海山、张建如主编的《伦理学引论》（1999）介绍了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及当前道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介绍了国内外应用伦理学的几个主要分支。
除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伦理学学科的其他理论体系研究例如德性伦理学体系研究和规范伦理学体系研究也广泛开展，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推动了中国伦理学事业的繁荣发展。龚群在其著作《人生论》（1991）中，他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主导，阐述了一种德性主义的幸福观，对生命本身和人的生活状态作了追问。他认为，“我国多年来对规范伦理学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对这些道德概念进行一种规范层面的理解，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德性概念的意义，从而忽视了它们在主体意义上的存在价值。德性概念体现的是道德主体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主性、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
此外，赵汀阳在其著作《论可能生活》（1994）中，批判了以社会规范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可能生活”的全新定义和设想，以无立场方法论重新分析了幸福与公正问题，试图重建一种综合中西方理论优势的当代美德伦理学；其中关于幸福的两条原则即创造感和给与性，自成目的性等论述，显示了他在推进当代美德伦理学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自近代以来，古典德性主义开始衰落，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代表的近代规范伦理学开始兴起，直到20世纪初被元伦理学所质疑和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代表的现代伦理学家就权利取向的自由主义与尊重少数的平等主义展开讨论，使得规范伦理学重新焕发了生机。中国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基本秉承了西方伦理学的研究范式，着重对良好道德规范的制定进行研究。罗国杰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1995）论述了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等多方面的传统道德规范，对于当代道德建设具备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1997）从天人论、人性论、义利论、人伦论等十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规范。
不仅如此，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集体主义道德影响下降，个人主义道德和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中国伦理学人根据现实生活的变化，立足于人的现实利益和价值诉求，尝试构建了许多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新的体系伦理学。宋希仁《不朽的寿律——人生的真善美》（1989）从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生是什么、人生应当是什么、人生能够成为什么出发，阐明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何怀宏的《良心论》（1994）将伦理学的关注重心从“高线伦理”转向“底线伦理”，通过一种富有创意的思想转化，尝试构建出一种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学体系。万俊人在《伦理学新论》（1994）和《寻求普世伦理》（2001）中构建了一种人学价值理论的伦理学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伦理学也获得了宝贵的发展契机，各种形式的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充分展开，伦理学学科体系得到极大的认知、反思与发展。这一时期，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视野关注伦理学史，既注重对中国传统伦理和道德思想史的梳理，也注重对外国伦理思想史的译介。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方面，陈瑛的《中国伦理思想史》（1985）是新中国第一本全面而系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术著作，此书也开启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先河。沈善洪、王凤贤二人合著的两卷本《中国伦理学说史》（1985）亦是一部研究范围广泛、具备学术影响力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著作。朱贻庭于1989年主编出版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按照时间顺序，以七章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诞生、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两汉时期的伦理思想、魏晋时期的伦理思想、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伦理思想、宋至明中叶时期的伦理思想、明末清初的伦理思想，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一幅完整画卷。罗国杰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传统道德》（1995），是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宏大体系，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伦理学史的独特思考。张锡勤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1984）则是较早研究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发展与演变的伦理学专著。此外，陈谷嘉的《儒家伦理哲学》（1996）、唐凯麟的《成人与成圣》（1999）、葛晨虹的《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1998）、郭齐勇的《儒家伦理争鸣集》（2004）、探讨了中国伦理学中的儒家伦理思想。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方面，章海山的《西方伦理思想史》（1984）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的专著，该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力图用统一的思想线索贯穿伦理思想内容，注意从纵横两个方面增强思想史的组织性，将零散的史料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1985年，罗国杰、宋希仁发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时隔三年，又于1988年发表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下卷），这是关于西方伦理和西方伦理学家的上乘之作。周辅成先生编著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1987）是我国系统研究西方伦理思想所作的开创性著作，该书较早地汇集了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宋希仁的《西方伦理思想史》（1988）从思想层面上阐述西方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在深入研究伦理思想代表人物、流派和著作的基础上，梳理出西方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历程，阐明西方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特点。王小锡的《当代西方人生哲学》（1989）以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为线索，全面扼要地评述了当代西方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人生哲学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宋希仁的《当代外国伦理思想》（2000）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当代伦理思想分别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使读者集中、完整地了解和认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当代伦理思想，为伦理学研究者进行东西方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提供难得的现成资料和研究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方面，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1986）则是较早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学术著作，该书立足于经典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旧道德的批判以及共产主义道德作了论述。周原冰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1986）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原理，力图用恩格斯的“合力论”与经济基础决定论辩证统一的思想阐述道德的历史联系及其与社会诸因素间关系。张善城在其主编的《伦理学概要》（1990）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是伦理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并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原则、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作了论述和探讨。章海山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1991）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伦理思想，同时还论述了毛泽东的伦理思想，注重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术著作。
（四）中国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多样化繁荣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和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其他相关研究的发展更是呈现多维度、多视角的变化，在文献与比较中，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伦理体系的演变，探索经济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为“全面发展的人”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唐凯麟主编的《伦理学》（2001）以社会道德论、个人道德论、道德规范论和道德建设论四大方面来谋篇布局，并结合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及其出现的新问题作了全面阐述。高兆明的《伦理学理论与方法》（2005）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探讨伦理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的专门著作，该书以伦理学的价值特性为切入点，以丰富的史料和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揭示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伦理学思想方法之间的互补性，探究了全面、辩证的伦理思想方法形成的基本路径。2008年，王泽应发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三大杰出成果，即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详细解说了“为人民服务”的由来。安启念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2009）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问题、道德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来源等问题作出新的解读，从新角度深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理解。廖申白的《伦理学概论》（2009）对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历史演变轨迹作了说明之后，从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入手，阐述了从常识道德出发到交往伦理学再到哲学的伦理学，探讨了总体的好生活和善的生活的可能性，致力于构建起一种基于实践概念的德性论伦理学体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万俊人为首席专家）课题组编写出版的《伦理学》（2012），在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优秀成果基础上，用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而成，是一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伦理学教学与研究，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作。2008年刘琳发表《<；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则运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参照历史和时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多重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观点鲜明。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2011）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和实用主义等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伦理学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学术价值重大。2012年，宋希仁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学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作者以历时态的方式详细地梳理、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道德的各个方面所作的论述，为读者完整地整理、深度地剖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非常厚重的一部，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2015年，吴潜涛发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指导思想及其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客观分析评价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实践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新世纪以来，国内伦理学界与国外伦理学的交流日益频繁，伦理学研究慢慢发生从单纯对国外著作的译介到独立创作的转变，伦理学学术界诸多学者对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等20世纪兴起的重要伦理学理论体系都作了系统的考察和探究。孙伟平的《伦理学之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2003）是国内首部系统地研究元伦理学，特别是西方元伦理学思想史的学术著作，作者以时间发展为坐标，以史为序，顺序评介了元伦理学思想，总结了元伦理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唐凯麟将元伦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归结为“自然科学理论的突破促成了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更新、非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流行导致了传统道德形上学的衰落以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发了哲学范式的更新”
。元伦理学以逻辑方法研究基本的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的真伪，具有元理论层次上的主导和决定意义。杨国荣的《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2009）致力于以科学之“真”和道德之“善”的交融，从形而上层面探寻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该书廓清了“善”“应当”“德性”“规范”等道德概念的基本意义，是中国元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论著。李义天在引介国外美德伦理学、建构当代中国的美德伦理理论体系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他在其著作《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2012）中指出，美德伦理学不仅不会被指控为所谓“道德相对主义”，而且正是构成人类道德生活多样性的重要内容，美德伦理学挽救了自启蒙以来的抽象化和普遍主义的失败，并且探讨了美德与实践智慧关联的可能性，书中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对当代中国美德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江畅的《西方德性思想史》（2016）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而全面地阐述西方德性思想发展历史的著作。该书不仅阐述了古代思想家们的个人德性思想和社会德性思想，而且阐述了近代以及现代的社会德性思想，揭示了西方德性思想的发展演变，阐明了西方德性思想的主要观点、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
此外，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伦理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应用伦理学的兴盛。应用伦理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其目标在于运用伦理和道德理论来分析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重大实践问题，特别着力于解决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和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一系列实践中产生的道德困境和道德悖论。应用伦理学的理论模型本身构建得并不十分完善，学术界至今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仍然有一定程度上的争议，但是，在应用伦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领域，例如经济伦理、政治伦理、资本伦理、气候伦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医学伦理、国家关系伦理、女性伦理、媒体伦理、生物伦理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斐然，令人瞩目，某些领域甚至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影响。邓安庆认为，应用伦理学本身是后哲学文化的产物，在传统神义论和理性形而上学失效之后，应用伦理学不应当再追求所谓普遍统一的本质作为其道德基础，而“只有从根本上放弃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惯，承认不同的伦理学风格具有平等的地位，才得以可能启动协商性的对话程序，为化解僵硬对立的道德原则提供一个共同参与的平台”
。甘绍平指出，“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需求决定了在应用伦理学发展的一定阶段里，人们关注的只能是分析实践问题的伦理维度、探索解决道德悖论的途径与方法，而暂时还无暇顾及到作为一门学科的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
因此，传统中国人经世致用的智慧、应用伦理学强烈的现实问题关怀等，都使得应用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一种实践路径超过理论建构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研究重点不在寻求所谓“共识”，而是要更具哲学本身的批判性。卢风指出：“如果应用伦理学的惟一目标就是达成共识，那么其作用就微不足道，不值得任何人去研究。应用伦理学必须进行双向批判：既要反思、批判现实和潮流，又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在批判反思现实和时尚的过程中，反思自身的思想前提。”
确实，应用伦理学研究不仅要“埋头当下”，更要“仰望星空”和“放眼未来”，这就需要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而关于应用伦理学学科的基本原则，王泽应指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既源于规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有对规范伦理学基本原则的整合、处理与改造，有着适应具体问题解决和疑难应对之内在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人为本与尊重人权原则，民主平等与公平正义原则，自由自主与自愿允许原则，普遍幸福与均衡和谐原则。”
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一定是以人为核心或者与人生存活动相关的领域，因此这些道德原则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从著作来看，国内关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著述已汗牛充栋，并且涉及研究领域广泛，研究程度更是颇为深刻。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1987）研究了生命科学技术以及医疗卫生中的伦理问题，在对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对生命科技以及医疗卫生进行管理和政策方面的建议。卢风、肖巍的《应用伦理学导论》（2002）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应用伦理学；甘绍平主编的《应用伦理学教程》（2008）从宏观视角探析了应用伦理学在人类伦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通过具体分支学科的讨论展现了应用伦理学的品格。在具体学科方面，王小锡在经济伦理方面颇有建树，他先是在1994年出版了《中国经济伦理学——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初探》，而后创造性地阐释了“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等一系列观点。关于“道德生产力”，王小锡指出：“作为伦理关系的价值凝结和规则体系，道德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的有效性和经济的高效益都与社会道德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道德在使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能够转化为可以带来经济价值的‘生产性资源’，道德能够成为一种可以带来经济价值的精神生产力。”
而关于“道德资本”，他在《道德资本研究》（2014）中指出：“第一，道德资本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的本性有着本质区别；第二，道德资本与道德资本化没有逻辑联系；第三，道德资本概念的提出不会使道德陷入工具化的危险境地；第四，道德资本理论的提出不会使资本不受约束地肆无忌惮地赚钱并败坏社会风气；第五，道德规范性价值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
周中之则相继发表《消费伦理》（2002）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消费伦理》（2012），不仅分析了消费伦理现状，探讨了其实质与人们应当坚持的内在原则，而且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消费伦理观念变革的影响和论证了当代中国消费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并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两大层面论述了消费伦理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2000）阐述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市场的附魅与祛魅、效率与目的、公正与道义、交易伦理：相互性·公平·信任、劳动与“工作伦理”、消费还是生活等经济伦理的相关问题。厉以宁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1995）探讨了效率与公平、产权交易、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个人消费行为、个人投资行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七方面经济行为中的伦理问题；孙春晨的《市场经济伦理研究》（2005）从逻辑、历史和现实三重视角，讨论了市场经济伦理丰富内涵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如经济与伦理的内在关联、市场经济伦理的内涵、“经济人”行为的伦理特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正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陆晓禾《经济伦理学研究》（2008）从经济伦理在当代的兴起与发展、经济伦理学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经济伦理实践问题研究、经济伦理学国际交流研究四个主要方面展开了论述，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经济伦理的画卷。余达淮则发表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06），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伦理关系的实质。”
。乔洪武继写了《正谊谋利：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00）后，又写了三卷本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17），对著名经济学家伦理思想和时代的经济伦理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刘可风的《企业伦理学》（2011）和陆晓禾的《企业责任：中国中小企业标准探寻》（2012）探讨了企业伦理的相关问题。就其研究现状来看，经济伦理表现为以下几个聚焦趋向：“聚焦金融危机以及延伸和生成的经济伦理研究走向，聚焦中国市场经济及其‘中国特色’经济伦理研究趋向，聚焦企业和经济中的伦理、创新与福祉研究趋向，注重中国传统和现实资源的经济伦理研究趋向。”
在政治伦理方面，李建华的《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2006）探讨了政党本质及其伦理内生、执政党伦理的特质、执政党伦理的理性基础、执政能力的伦理要求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作为个案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伦理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对如何通过加强执政党伦理建设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此外，余涌的《道德权利研究》（2001）、甘绍平的《人权伦理学》（2009）、龚群的《追问正义》（2017）也对政治伦理思想作了系统探讨。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1999）、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2001）、刘湘溶的《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2004）、杨通进的《环境伦理：全球华语，中国视野》（2004）、崔永和的《走向后现代的环境伦理》（2011）则对生态与环境伦理作了系统介绍、论述和探讨；王正平的《教育伦理学》、肖巍的《女性主义伦理学》（2000）、王淑芹的《信用伦理学》（2005）、阎昭武的《职业伦理学》（1993）、沈铭贤的《生命伦理学》（2003）、陈麟书的《宗教伦理学概论》（2006）、刘绍怀的《管理伦理学》、周鸿书的《新闻伦理学论纲》（1995）均是学者们对应用伦理学理论体系作出的可贵探索，王露璐的《乡土伦理》（2008）以及《新乡土伦理》（2016）则开辟了乡村伦理研究的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