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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伦理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自从有了人类的交易（工商）活动以来，不论我们是否承认，伦理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因为，“道德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面，企业伦理几乎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一样悠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等，就对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义利问题，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行为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过十分深刻的阐述，如见利思义、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这些思想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企业伦理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一）自发起步（1949—1977）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是我国企业体系初步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企业还不是现代市场意义上的利益主体、企业的负责人，而是官本位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内部组织构架也是类似政府的行政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中央和政府即开始了对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从模仿苏联到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如196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等，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商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等作了明确的规定。特殊的时代背景、体制安排、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企业伦理教育等原因，使企业伦理中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工人主人翁精神等革命性的道德规范表现得十分突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企业政治生态极“左”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企业伦理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政治印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处理好革命和生产发展的关系，企业和个人的正当利益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正如有学者认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集体主义“不是一种真正科学的集体主义”
，也有人称之为被动的集体主义。
与此同时，学界也从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和壮大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角度，开始了中国特色企业伦理精神的制度属性、理论基础等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界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大庆精神”、“两参一改三结合”
等的热烈讨论，尽管没有关于企业伦理的明确提法，但实际上已经涉及企业伦理问题。如于学远的《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结合》（《学习》1954年第12期）、乌家培的《略论物质利益原则的性质》（《经济研究》1959年第8期）、狄火的《也谈物质利益原则的性质》（《经济研究》1959年第12期）等。正如有学者总结的，“尽管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和美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比较中得出的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然而，我国国有企业在长期的艰苦创业中实际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如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内容的‘鞍钢宪法’，以勤俭建国为主的‘孟泰精神’，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核心的大庆精神等，为各个不同时期国有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所有企业都需要管理，管理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孟泰精神”“铁人精神”就是新中国早期的企业文化，只是当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学界对社会主义企业伦理的研究处于一种自发起步的状态，企业伦理研究等同于政治伦理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没有把企业组织的特色体现出来，如《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经济研究》1966年第4期）、《现代化生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加深企业革命化——大庆油田企业革命化的基本经验》（《经济研究》1966年第4期）等。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革命道德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企业道德”，以政治伦理为主要内容，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方式的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和经济体制的缺陷，“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动力源，而且有力地推动着社会道德的进步”
。
（二）自觉丰富（1978—201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进一步完善，企业从行政组织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伦理逐渐形成，学界对企业伦理的研究体现出了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特点。
一方面，学术界对企业伦理的研究从多学科多视角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大批专著、论文问世
。研究范畴从基本理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诚信、企业道德经营与管理、经济全球化对企业伦理的挑战及应对机制等宏观方面的研究，到不同行业的伦理，如上市公司伦理、旅游公司伦理、饭店伦理，到产权伦理、电子商务伦理、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再到企业伦理建设的方法、社会责任标准SA8000、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企业伦理标准、企业道德实力的衡量标准等微观问题。有学者统计，仅从1996年到1998年三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伦理学》《经济学》《工业经济》《商业经济》《企业管理》转载的有关企业伦理的论文就有300多篇，三年间国内出版的有关专著20多种。另一方面，“企业伦理”开始进入学科话语之中。早在《兰州商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上，蔡文浩发表的《试论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在界定企业伦理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有中国特色企业伦理的基本框架”；1984年《中国论坛》19卷3期上发表了成中英的《论企业伦理》，对企业伦理的内涵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989年罗国杰主编的《伦理学》（人民出版社）在对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职业道德的特征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职业道德的内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职业道德建设的关系等问题；1989年唐能赋的《企业管理伦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从管理学的角度，通过对管理哲学、管理伦理的研究，探讨了企业管理的伦理问题；1990年乔法容的《企业伦理文化》一书出版，对企业伦理的含义、要素、企业人伦关系、企业道德调节、企业道德教育、企业道德激励、企业道德评价等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李建华的《企业伦理初探》（《湖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一文充分地论证了企业伦理建设对企业改革的重要价值；继1991年龙静云、乔洪武的《钥匙的魔力——企业道德概论》（武汉工业出版社）出版后，1992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了两人合著的《企业与道德》一书，两位作者对企业道德的特征、作用、功能，企业的社会责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环节的伦理规范等都进行了探索；王小锡在1994年的《经济伦理学论纲》（论文）和《中国经济伦理学》（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企业伦理作为经济伦理的中观层面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徐大建的《企业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较为系统的企业伦理学专著。
学界对企业伦理的实证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周祖城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对水平与消费者购买意向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9期），靳凤林的《资本开放与企业的社会伦理责任——个案研究：以法国电力集团企业伦理建设为例》（《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陶莉等的《成都市企业道德状况调查与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2期），许建良的《中国企业道德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苏州与盐城地区企业为例》（《桂海论丛》2011年第6期）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以上成果以区域或行业企业为例，均立足于实证调查，对企业的伦理道德状况进行分析，不仅深化了企业伦理的研究，而且也为政府决策部门、企业等提供了可资参鉴的成果，有利于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
一些专门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机构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研讨活动轰轰烈烈。1996年1月下旬，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在上海第二毛纺织厂举办“企业伦理”主题的研讨会。2000年6月，全国第一次经济伦理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成功召开，与会学者就企业伦理的学科归属、内涵、作用及建设方法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2000年5月，我国第一家省级经济伦理学会——河南省经济伦理研究会成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研究中心2000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和河南财经学院分别设立了专门的经济伦理研究所和企业伦理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这些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加强了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的研究，培养了学术队伍，极大地促进了对企业伦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同时，不同学科的主动对话推动着企业伦理教育的普及。2007年12月、2009年8月，由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上海市伦理学会协办的“全国MBA企业伦理学教学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60余所院校的专家学者，就企业伦理学教学的目标、内容和方法、自身的教学实践、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尽管与会代表所属高校中有近半数尚未开设该课程，但通过会议研讨，“增强了开课的决心和信心，纷纷表示将尽快开设这方面的课程。”
2014年6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管理学报杂志社联合主办、上海市伦理学会协办的第一届中国企业·管理·伦理论坛在上海举行。关于此次论坛召开的背景，周祖城作了说明：一是“企业与社会相分离、管理与伦理相割裂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迫切需要有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管理理论和模式出现”；二是“企业、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研究依然非常有限，而且相当分散，有关教学也还处在探索阶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经济学专业下设立了经济伦理（企业伦理）博士生招生方向，南京师范大学也在伦理学专业进行了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伦理方向研究生的培养成效明显。大学经济和管理类专业开设企业伦理课程已较为普遍，且有不少关于教学的方法成果问世。
不仅如此，不少学者还把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的企业伦理理论研究介绍到中国来，如吴新文的《国外企业伦理学：三十年透视》（《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孙君恒的《西方企业伦理走向：从最大利润伦理观到社会责任伦理观》（《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刘光明的《国际企业伦理的新课题》（《哲学动态》1998年2月26日）等对国外企业伦理的最新研究作了介绍。与此同时，国内外有关企业伦理的学术交流日益活跃。1995年11月，中国伦理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在日本有广泛影响的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第九次中国和日本实践伦理学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中国、日本的60余位学者和企业家出席了会议。同年，复旦大学举办了“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国际研讨会，中国、美国及企业界人士30多人就企业文化与伦理的关系、企业的伦理目标等进行了讨论。1997年4月27—29日，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中华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协办、英国大东电报局和中国万通集团资助的“97北京国际企业伦理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7年9月10—15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10届国际企业伦理年会上，中国荣事达集团宣读了企业的自律宣言，刘光明宣读了题为《企业竞争自律问题研究》的论文，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国外专著有10多种。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对中国企业伦理也予以了关注。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国的企业伦理。2002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发展中国经济伦理国际研讨会”；2009年4月和10月，上海社科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先后主办了两届“经济伦理国际论坛”；2010年10月主办题为“危机中的资本、信用和责任：未来财富创造需要什么样的概念、制度和伦理”第三届上海经济伦理国际研讨会，不仅得到国际企业、经济学与伦理学学会的支持，也吸引了国外著名学者参与中国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把中国企业伦理同西方企业伦理进行对比研究，并提出了有见解的观点。美国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国际商务伦理学教授乔治·恩德勒基于经济伦理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性这一信念，在《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以“平衡的企业概念”作为分析框架，指出了中国企业伦理指导的三组“伦理资源”和中国国企改革的18条伦理准则。
由此，有学者认为，“高度重视企业伦理研究，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特别是企业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最新趋势。”
“企业伦理学是面向21世纪最先进的管理学，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三）深化创新（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新战略新发展对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哪些道德新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道德规范有哪些？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企业应进行怎样的道德坚守与担当？企业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构筑企业道德之魂？等等。这些都是学界需要研究的时代新课题，也是企业在进行道德建设中面对的新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学界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企业界进一步认识到企业道德与企业文化建设的价值，企业道德建设的创新性不断增强。正如有学者总结的聚焦趋向，即：聚焦金融危机以及延伸和生成的经济伦理研究走向，聚焦中国市场经济及其“中国特色”经济伦理研究趋向，聚焦企业和经济中的伦理、创新与福祉研究趋向，注重中国传统和现实资源的经济伦理研究趋向。
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方面，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企业道德文化建设进行了探讨。如黄基凤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企业文化》（《东方企业文化》2017年第9期）、韩宪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文化构建》（《企业改革与管理》第19期）等都立足于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和指引。曲宏明等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等着力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企业“落地生根”的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对新时代我国企业道德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如田雨平的《试论企业伦理道德的现状分析》（《东方企业文化》2012年第21期），刘丽莎的《中国员工企业伦理态度调查及分析》[《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等。此外，对企业道德存在的突出问题给予了关注。如周启杰等的《我国食品企业道德体系建设的可行性研究》[《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魏新强的《我国食品企业道德风险的法律规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富琳珊的《基于食品行业供应链分析的企业伦理建设》（《食品安全导刊》2015年第17期），成海鹰等的《大数据技术背景下的电子商务伦理建构探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