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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生学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中国经济伦理学根植中国大地和中国传统文化，紧跟世界潮流，借鉴西方伦理文化的精华，诞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至今已经走过了萌芽期、形成期、繁荣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
（一）萌芽期：问题的提出与初步解答（1949—1991）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一方面，中国伦理学研究主要跟随苏联的脚步，重点一直是在探讨共产主义道德的阶级性、继承性等问题，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其他方面的讨论则显得很是薄弱。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日趋发展的“左”倾倾向，也使“学术研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制约是比较严重的”
。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经济发展才刚开始起步，且相对较为缓慢，经济与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凸显，经济伦理问题还没有真正进入普罗大众的视野之中。因此，在以上诸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自然就处于嫩芽萌动、尚未破土的状态，还未出现专门性的经济伦理文章和学术研究专著，只是有一些经济伦理思想不同程度地散见于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有关经济理论以及译介的外文著作中。比如梁凤仪所著的《女性消费观》（中信出版社1976年版）、陈彪如所译的米克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王克华所著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信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版），等等。当然，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学界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伦理”这一学术概念，但是人们事实上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伦理的维度来拷问经济问题，或在经济理论的视域框架中去探索伦理之内涵，要言之，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某种“前学科”性思考。具体而言，这种思考主要体现在对所有制、分配制度、消费观、劳动价值、经济诚信、经济运行机制、劳动保险和信用合作等问题的探讨上。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还没有真正登堂入室，而是处于学术研究的“理论准备”阶段。关于经济伦理问题的“前学科”性思考，不仅为之后的经济伦理研究作为思想理论资源所继承和发展，为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作了准备，而且对今天的经济伦理问题的破解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经济的面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过程中“失德”与“无德”现象丛生，现实生活中经济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这对人们已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相关问题包括：经济、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是否有伦理道德内涵？赚钱是否需要遵守伦理道德规范，或者说，是否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伦理道德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是“干扰性因素”或者“可忽略不计的因素”吗？企业在经营中是否需要遵守法律之外的道德？……由此，国内学界开始纷纷关注和研究经济的伦理道德问题，经济伦理学作为新生的“萌芽”渐而破土而出。此间，王昕杰、乔法容编著的《劳动伦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劳动伦理的专著。王昕杰、乔法容编著的《企业伦理文化——当代西方企业管理的新趋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研究企业伦理的专著，初步构建了企业伦理的体系与框架。总体上看，此时伦理学界主要还是研究关涉经济伦理领域的本体论追问、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企业与道德的关系、“发家致富”的伦理学底线等，并且，这些研究是宏观的、粗略的、零星的，最多只是提纲挈领式的“宏大叙事”。同时，现实中许多问题尚未展开，关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弄清。
显然，这样的理论状况难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要求，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呼之欲出。这一时期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学界代表人物有：东方朔、许崇正、戢克非、乔法容、王小锡等，主要聚焦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检讨，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伦理问题。作为学科体系的经济伦理学尚处于“萌芽期”。
（二）形成期：专著出版与学科奠基（1992—2000）
1992年，我国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伦理学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中“市场无伦理”“经济无道德”“为富不仁”等经济伦理问题呈现“井喷之势”，经济道德危机事件特别是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事件屡禁不止。对此，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纷纷呼吁防范和遏制“野蛮增长”和遏制“无德经营”。由此，为数不少的学者投身到经济伦理学研究中来，研究和思考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供给或者伦理文化前提的问题。此外，他们也纷纷论证经济伦理的必要性或者理论和实践价值，论证市场经济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孔子、孟子、墨子等的经济伦理思想）。值得欣慰的是，学界初步构建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王小锡的《经济伦理学论纲》（《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中国经济伦理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等论著问世，后者被认为是标志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正式形成的里程碑。
这一时期研究经济伦理学的学界代表人物有章海山、王小锡、乔洪武、乔法容、陈泽环和赵修义等，队伍逐渐壮大，学科正式形成。由此，可将此时期命名为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期”。
（三）繁荣期：原创成果迭出、具备国际视野（2001—2012）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国际性动因产生。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生态经济伦理问题、全球经济伦理问题等凸显，由此，中国经济伦理研究从理论向实践、从学界向社会渗透与辐射，日益繁荣。此时，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过度追求经济发展和企业利润的发展方式，导致社会问题时有发生。为此，围绕如何完善和推进市场经济，如何建构和谐社会，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全球化、跨国经济交往中的经济伦理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内研究更是呈现井喷之势，不少高质量论文、著作及教材出版。国际学术交流空前频繁，比如彼得·科斯诺夫斯基、乔治·恩德勒等国际著名学者频繁来中国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王小锡、陆晓禾、周中之、乔法容、郭建新、朱金瑞等也纷纷出国访问交流。学界围绕发展伦理、生态伦理、信息伦理、电子商务伦理等问题开展了研究。学术研究呈现深耕思想史研究、厚植基础研究、注重交叉研究、突出拓新性研究的研究特色，出现了原创性的经济伦理学范式，诸如“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经济德性”“经济道德人”“道德经营”“国有资本人格化”“乡土伦理”等。这一时期研究经济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有章海山、唐凯麟、乔洪武、王小锡、周中之、乔法容、邵龙宝、龙静云、陆晓禾、王泽应、余达淮、朱金瑞、孙春晨、龚天平、李玉琴、汪洁、王露璐、刘琳、张志丹和阮航等，研究力量日益雄厚，研究分支众多，研究成果多有创见，由此，可将此时期称为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繁荣期”。
（四）发展期：新发展理念与共同价值确立（2013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征程。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学界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经济伦理意蕴、经济伦理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价值”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与此同时，经济伦理学对外交流合作的良好态势继续保持。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伴随着中国走向强大，学术中国开始被着力打造，一些国内学者的经济伦理学原创性著作开始被翻译到国外，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比如王小锡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韩文版）、《道德资本研究》（英文版、日文版、塞尔维亚文版）、《道德资本论》（英文版、泰文版）等。几十年来，从中国经济伦理学确立了自己在伦理学谱系中的“显学”地位，成为应用伦理学中的“旗帜”。这一时期研究经济伦理学的代表性学者有乔洪武、王小锡、周中之、龚天平、余达淮、刘琳、张志丹、孙丰云等，团队建设、成果、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均有新发展、新突破。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国经济伦理学在新时代进一步的“发展期”。
经济伦理学已经走进中国高校课堂几十年，如今，也已经走向了实业界。今天，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呈现开放性、创新性、包容性、实践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经济伦理学必定能够继续在服务现实、呼应和引领时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中的“显学”，最具思想活力和理论创新前景。放眼全球，70年来中国经济伦理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伦理学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不仅为当代中国经济伦理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念和可行性对策，而且也为解决当代经济伦理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