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70年最新章节_王小锡著

三、简要评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应用伦理学取得了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伦理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亮丽景观。我国学界在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领域、队伍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领域日益拓展。70年来，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从一定意义上说，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既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理论概括和学术升华。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看，学界一直保持着对伦理学研究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了60余种伦理学著作，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国外成果译介追踪上，鲜有涉及应用。新中国成立后，学界转向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为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应用伦理学的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应用伦理学研究成果的丰富，既体现在前文述及的各个阶段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和领域的不断拓展上，还体现在对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译介方面。早在80年代，我国便开始了对国外应用伦理研究成果的译介与出版。如孟庆时、程立显、刘健等翻译的美国学者J.P.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1985），姚新中等译的R.T.诺兰的《伦理学与现实生活》（1988），石毓彬等译的约瑟夫·P.德马科和理查德·M.福克斯合著的《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向》（1990），孙瑜译的科斯洛夫斯基的《伦理经济学原理》（1997）、李布译的理查德·T.德·乔治的《经济伦理学》（2002），刘莘译的彼得·辛格的《实践伦理学》（2005），朱慧玲译的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该如何是好》（2011），吴宁译的阿明·格伦瓦尔德的《技术伦理学手册》（2017）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国内学者与国外应用伦理研究成果的“亲密接触”提供了必要的工具性前提。

第二，各分支学科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国内外学术交流更为频繁。在学术交流方面，随着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快速开展与深化，一些高校和研究单位纷纷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举办学术讲座与交流活动。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中国伦理学会与全国医学伦理研究会，成为应用伦理学开始向诸多领域拓展的标志。1994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经济与教育伦理学研究中心；1995年，复旦大学建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1996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大学成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此外，一系列的学术讨论活动也顺利举行。1987年，中国伦理学学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职业道德讨论会，同年与日本伦理学研究所等单位一道举办了“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2000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和无锡轻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次全国应用伦理学讨论会”在无锡举行。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已主办了11次应用伦理学研讨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多媒体与网络、科学技术与人工智能、美好生活等多个方面，主编的系列出版物《中国应用伦理学》不但对繁荣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政府部门制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我国应用伦理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加强，还有力地促进了学科人才和梯队的壮大。可以说，当前我国应用伦理学已经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稳定的研究队伍，其中既有在学界有很高知名度的资深学者，也有一批功底扎实并已取得较高理论成就的中青年专家，更有一些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研究人员的稳定无疑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成果的进一步丰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上看，应用伦理学这种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应用伦理学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以及在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道德疑难问题中显现的学术魅力和学科价值。回顾我国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密切关注与热烈讨论，对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引发争论的焦点问题，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医疗安全、科技进步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应用伦理学的快速发展凸显了学者们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责任感、使命感，这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应用伦理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应当正视并加以改进的问题。

第一，相对于各分支学科对具体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应用伦理学对于自身基础性理论问题和学科发展问题的关注度仍显不足。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仍未形成共识，导致应用伦理学的讨论缺乏共同的基础。正如甘绍平所指出的，应用伦理学当前的现状是，在其分支学科领域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作为一个总体的应用伦理学之学科性质与地位的思考、总结与探索。毋庸置疑，现实领域问题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导致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我们仍需要贯穿所有应用伦理学学科的“一根红线”，才能为应用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提供更为坚实的道德哲学基础。但是，总体而言，当下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及其成果偏向于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所促生的新兴问题研究，而应用伦理学自身的自我反思与理论建构相对薄弱。

第二，应用伦理学研究存在着理论与应用间的隔阂或“两张皮”状态，使得研究成果在道德建设中的实践操作性不足。虽然“理论联系实际”是学界一贯倡导的学风与方法，不过，在学术研究中真正实现两者间的“联系”却并非易事。尽管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现实生活世界的道德问题密切相关，一些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能够较好地直面现实问题，提出理论判断。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或停留在对现象与问题的表层描述，或简单套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而成为一种“理论+应用”的“拼盘式”对接。事实上，“应用”本身就是一种检验与发展理论的方法，自然科学与一些社会科学理论有明显的应用取向。反观应用伦理学，其“应用”之取向应当为对伦理理论的检验，以此彰显应用伦理学的价值，并由此探究传统伦理学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不足和未来伦理学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中，一些学者仍然停留在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研究状态，只关注实践问题对理论的选择，而忽视了实践问题本身对理论的促进与发展，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应用伦理研究。

概而言之，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应用伦理学起步较晚却发展迅猛，研究领域日益拓展，研究成果愈加丰富。由于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成果涉及领域和问题的繁杂性，在本章中，我们并未对所有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回顾，而是主要回顾了应用伦理学的总体发展及学者们对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对经济伦理、环境伦理、政治伦理、生命伦理等具体分支进行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