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基本历程和概况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中，仅以“应用伦理”为篇名检索词，可检索到1949—2018年我国出版相关著作（含译著）共84部。在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仅以“应用伦理”为主题词检索，可检索到1949—2018年收录论文计1015篇。 并且，著作成果基本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论文成果基本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出70年来我国应用伦理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

通过分析图5.1和图5.2的数据走向，我们不难发现，就应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言，70年来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奠基（1949—1978）、萌芽（1978—1990）、发展（1990—2000）和繁荣（2000年至今）四个时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漫长铺垫，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迎来了自改革开放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破土萌芽。这十几年间涌现出的研究成果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伦理学理论成果的概括，也为21世纪我国应用伦理学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学界逐渐形成了新的伦理学研究共识，认为伦理学不能满足于抽象理论框架内的封闭性探索，而是必须使理论接触实践，将之置于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中。1978年，《光明日报》刊发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展开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其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伦理学研究的实践转向产生了重要的政策推动作用。在社会层面，80年代初期的“潘晓来信”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并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以及更深层面上“左”与右的政治争论与冲突，人们迫切渴望伦理学知识能够对实践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有所回应。1986年，周纪兰在《甘肃社会科学》发表《积极开展对应用伦理学的研究》（1986）一文，呼吁学术界提高对应用伦理学的关注度。这一倡议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回应，多名学者就开展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迫切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石毓彬的《世界伦理学发展的趋向》、罗国杰为《军人伦理学新编》题写的序言（1986），以及魏英敏在《我国十年来的伦理学》（1989）中对伦理学发展的反思与展望等，都提及并阐释了“什么是应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重要性”等问题，为其后应用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一时期，学者们在研究思路上大多仍将应用伦理学视作职业道德、道德教育等具体问题下的附属学科加以探讨，整体态势上呈现出“问题研究”大于“体系构建”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快速发展的时期。从图中数据走向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的数量都较之前有了大幅增长。同时，这一时期的应用伦理学研究者们在对国外伦理学经典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借鉴以及对中国现实伦理道德问题的反思中，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应用伦理学学科体系，并涌现出一批以应用伦理学为专题的研究著作，如周纪兰的《应用伦理学》（1990），王伟、戴杨毅、姚新中的《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应用伦理学卷》（1993），王小锡、朱志新主编的《伦理学》（1994），廖申白、孙春晨主编的《伦理新视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1997），陈瑛的《应用伦理学的发轫》（1997），余潇枫的《应用伦理学》（1999），郭国勋的《应用哲学导论》（2000），宋惠昌的《应用伦理学》（2001），陈宏平的《伦理文化的当代求索　下卷　应用伦理学》（2001）等等。在基础理论方面，学者们体现出孜孜求索又敢于自我超越的理论创新精神，完成了大量对国外应用伦理学学术成果的追踪与译介工作，并多次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学界对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较之前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如何兆雄的《应用伦理学的挑战》（1990）、王国聘的《应用伦理学的兴起——西方伦理学发展新潮流评介》（1992）、陈瑛的《伦理学的应用与应用伦理学》（1996）等，都体现出对应用伦理学学科形象积极有益的探索。此外，对于应用伦理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也产生了一定突破，伴随着理论资源的不断丰富，学界开始出现方法论上的争鸣。有学者认为应当坚持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从社会实际出发，对复杂的社会道德现象进行全面、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了解；也有学者主张，应用伦理学的对象作为真实案例的社会事件或个人行为，需要对该案例进行具体环境的还原考察并检验伦理学原则和具体规范的有效性。概而言之，在这一时期，构建应用伦理学独立的框架体系，明确其学科概念、范畴和结构，已然是学术界的初步共识。不过，尽管学者们始终关注与现实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道德问题，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理论与应用间的隔阂或“两张皮”状态却始终存在。正因为如此，一些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对现象与问题的表层描述上，或简单套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而成为一种“理论+应用”的“拼盘式”对接。同时，在应用伦理学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专业背景和学科话语上的差异与隔阂，这也成为我国应用伦理学发展的一大障碍。

新世纪以来，伴随学科体系的成熟，应用伦理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的结合更加紧密，在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道德疑难问题中更能彰显其独特的学术魅力和学科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各分支学科中发展态势最为繁盛的“显学”。一方面，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逐步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扩展至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考察，并且将从实践领域归纳的自我道德、人际道德、社会道德和自然道德规范反馈于规范伦理学，促进现有理论的完善与更新。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领域也不断丰富，从萌芽期仅从职业伦理的视角展开对经济伦理、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的探讨，拓展至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医学伦理、科技伦理、法律伦理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研究，并通过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形成了生态经济伦理学、教育经济伦理学、生物医学伦理学、行政管理伦理学、网络传媒伦理学、教育技术伦理学等新的研究分支。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不仅试图基于一般性、普遍性的原则和准则确立不同领域的具体价值原则、不同人群的具体行为准则，还试图使一般道德原则通过在现实运用中的修正或补充解决每一个实际问题。在学科性质的划分上，这一时期应用伦理学完成了与职业伦理学的分离并正式走向独立，逐渐形成有综合性和学科交叉性的理论样态，其本土化程度与实际应用能力进一步加强。

关于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的确定，尽管学术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总体类别上大致可以分为经济伦理、环境（生态）伦理、生命（医学）伦理、科技伦理、制度伦理、企业（管理）伦理、互联网伦理、宗教伦理这八个方面。 笔者仍以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基准，通过对各分支学科主题词的检索，发现在1949—2018年间，上述八个分支学科分别收录论文7743、9587、4834、2977、6402、5287、11197、1357篇。通过图5.3至图5.10中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侧重点间的显著差异。

从图5.3与其他图示的对比中可看到，自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经济伦理成为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中率先发展的“龙头”。早在1980年的第一届全国伦理学讨论会上，伦理学研究者们就对经济规律与道德规范的关系作出了激烈讨论。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是否应当讲道德”“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道德能否成为资本”“企业应当承担何种社会责任”等问题，更是引起了经济学家、伦理学家、企业家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关注。也正是伴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逐渐形成，陆续出版了一批具有前瞻性的著作。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有关经济伦理的研究步入黄金发展期，学者们围绕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分配正义、产权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的成果不仅涉及领域更广，而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历程。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生命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生命伦理学与经济伦理学明显不同的是，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过一些有关安乐死、堕胎等问题的著作或文章，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才真正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第八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我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走向全面繁荣。此后，国内陆续建立起多个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并加大了与国外生命伦理研究者的交流与讨论。2015年，国家成立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进一步对扩充生命伦理学研究队伍提出了政策性要求。

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进程则体现出发展时间长、争论焦点集中的特点。例如，关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余谋昌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一文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关论述。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我国学者始终保持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甚至可以说，整个生态伦理学的研究都围绕这一核心议题逐步展开。1994年，全国首届环境伦理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结束时成立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为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2000年以来，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入全面繁荣阶段。2003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在推动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FzGbx2GkEMbo6s7HxqYxzqRNnRKd56m3UOfLjPo2fRUO+dw6Oljw0+lQ8fw5qy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