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70年最新章节_王小锡著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社会转型与进步，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术界中，都出现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等诸多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因而产生的道德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如何去认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问题，如何去发挥道德在处理这些问题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就成了伦理学家们必不可少的研究重点。在长期研究过程中，道德的主要功能与特殊功能、中西道德功能认识的差异性、公民道德教育、其他领域道德功能的实现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重点关注与广泛研究。

（一）道德功能研究

1.道德的主要功能

有学者将道德的主要功能归结为认识（反映）功能和调节功能两个大的方面，认为其他功能都属于相对较低层次的功能，可归附或交织于这两大基本功能之中。有些学者则将道德的主要功能归结为三种。如有学者提出，道德功能是多元的，在不同的生活领域有不同的功能，道德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功能、导向功能和教化功能。有学者认为，道德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诸如它具有调节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沟通功能、激励功能等，在道德多方面的功能中，前三种功能，即调节、教育和认识是其主要功能。有学者将道德的主要功能归结为四种甚至更多。如有学者把道德的主要功能概括为调节功能、教化功能、舆论监督功能、导向功能、开拓及创造功能；有学者则概括为调节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管理功能、维护功能五种；有学者认为道德的功能“主要有描述功能、评判功能、调节功能、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 ；还有学者认为道德的基本功能应当包括命令功能、规约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调节功能和激励功能。以上观点及相关论证，对于科学界定道德的主要功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道德功能的特殊性

在对道德功能的研究中，学者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道德同政治、法律、文艺、宗教等比较起来，其功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而揭示道德功能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着力点之一。因此，在论述道德功能问题时，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在道德与法律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对比中分析了道德功能的特殊性。比如，在对道德的调节功能的分析中，有学者从调节的范围和角度、调节的尺度、调节的侧重点、调节的方式、调节的效力等方面分析了道德同政治、法律、科学、文艺、宗教等在调节功能上的区别。“道德调控，在依赖手段、调整范围、作用方式、心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特性，因而，在社会调整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又难免存在一定局限性。” 这种分析方法，对于科学揭示道德的功能优势和缺陷，保证道德功能的有效发挥，都是非常有益的。

3.对中西伦理文化关于道德功能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性探讨

黄伟合在《中西伦理文化关于道德功能的不同认识》（《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中指出，中西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于道德功能的具体内容及在社会调控中的地位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差异。分析这种差异以及各自的利弊，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把握道德的功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来说，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夸大了道德的协调—聚合功能，忽略了道德的激励—进取功能，这一方面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延续，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社会进步缓慢，延缓了现代化的步伐。同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还具有道德法律一体化的特征，这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与中国传统伦理比较起来，西方伦理文化是以法治为核心的，这一方面带来西方社会中人们内心的异化感和价值的失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和民主化进程。比较中西方伦理文化中道德功能问题认识上的差异，综合中西，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调控和道德建设，都不乏启示和借鉴意义。谢芳的《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认为，在经济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不但“坐集千古之智”，对他之前的经济伦理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且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品质及胆识，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矛盾运动进行“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的辩证考察，“特别是按'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落足到天人、理欲等关系问题上的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 ，为建设“破快启蒙，灿然皆有”的经济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

4.道德功能的实现或发挥。有学者指出，道德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条件等因素。特别是处于社会变革中的道德功能往往被隐性化，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当前我国的道德功能在发挥中面临着以规范不明淡化道德功能，以法律万能褫夺道德功能，以绝对自由拒绝道德功能的三大障碍。因此，要通过理性提升策略、荣辱共用策略、协力增值策略来发挥道德的功能作用。有学者专门对道德功能实现的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科学的社会道德体系是实现道德功能的前提，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实现道德功能的重要保证，个人的主观努力是实现道德功能的根本途径，道德功能实现静态条件的动态化调控是道德功能实现的最优化途径。还有学者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赏罚是道德功能发挥的重要手段，赏罚机制与其他调控形式共同作用，对于转型时期道德秩序的建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对公民道德教育的研究

1.对人的主体性和道德内化的研究

这一方面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影响较大的有鲁洁、王逢贤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的《现代德育新论》，戚万学、杜时忠的《现代德育论》（1996），曾欣然的《德育培育心理学》（1998），王长乐的《自主性德育论》（2002），詹世友的《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2002），戴钢书的《德育环境研究》（2002）等。西方国家的德育理论译著及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的理论著作也层出不穷，如傅统先、陆有铨翻译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陈欣银、李伯黍翻译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杨恺翻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楼棋翻译了休谟的《人性论》，詹万生翻译了贝克的《学会过美好生活》（1997），魏贤超的《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学》（1995），钟启蒙、黄志成的《西方德育原理》（1998）等。中国德育思想史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研究亦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如陈坚等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概论》（1995），邵龙宝的《儒家伦理与道德教育》，陈谷嘉、朱汉民的《中国德育思想研究》（1998），章海山的《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论》（1998），张秀清的《双主体合作德育论》（1999），等等。众多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德育的本质、内容、功能、方法以及西方国家和我国古代的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时代性、前沿性、系统性等特点。

2.对公民道德教育的研究

较早的著作有龚海泉等撰写的《当代公民道德教育》，主要从公民道德教育的视角、策略、内容、方式及机制变革等方面进行介绍，提出21世纪是道德振兴的世纪，应促进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等观点；焦国成主编的《公民道德论》（2004）主要探讨了公民道德概念和公民道德基本问题及规范体系等内容；秦树理的《公民道德导论》（2008）介绍了公民道德角色、意识、理性、追求、原则及范畴等一般问题，并设“道德教育”为单独一章进行阐述，此书作者并未将“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区分，而是等同于一个概念。李萍主编的《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2004）、李志红主编的《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研究》（2005）细致分析了公民的日常社会行为和社会属性，探讨了现实生活中公民道德教育的培育问题。冯俊等的《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2011）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海外各国公民道德与公民道德建设的专著，对于法国、英国、美国等9个国家的公民道德教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与报道，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魏雷东的《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2011）立足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探讨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文化参照和理论辩护。涉及公民道德教育的论文也非常多，如许启贤的《论开展“公民道德”的教育和研究》（《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1期），张博颖的《“市民社会”视域中的公民道德建设》（《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2期），李萍、钟明华的《公民教育——传统德育的历史性转型》（《教育研究》2002年第10期）等。其中，曹辉的《新中国60年公民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反思》（《伦理学研究》2009年第5期）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公民道德教育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呈现以下特点：公民道德教育重视国家观念和集体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主体性，提倡个人品德修养，塑造直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公民人格、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也是公民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公民道德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应运用多种途径、发挥多种力量，采取生动化、形象化的多种形式，营造合力，追求公民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

（三）对道德功能的多维度研究

1.经济管理功能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开始了飞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产生，在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人们转而寻求道德的手段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这一时期，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被广泛讨论，道德的经济管理功能被充分阐释，诸多创新性理论被研究提出，如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生态道德等代表性观点。对于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讨论上，经济学界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樊纲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就是不务正业；另一派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道德力量是市场经济中除去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外的“第三只手”。在伦理学界，则对道德的经济管理功能及其实现问题展开了讨论，万俊人认为应从经济伦理视角揭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樊浩则提出以伦理为主的“伦理—经济生态复归”；王小锡认为“物质利益实现的本身，并不只是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经济目的，更重要的是实现着人的完美性的伦理道德目的” 。葛晨虹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提出，“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手段，又是目的。” 向玉乔提出生态经济伦理概念，认为生态经济伦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类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及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平衡。对于道德在经济活动中具体有何功能、如何发挥功能等问题被广泛讨论，有的观点认为，道德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因为经济活动目的在于自利，本身与道德的利他性天然对立，道德越发展，经济越凋零，反之亦然。以王小锡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的道德是促进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不仅提出“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等代表性观点，而且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既具有目的性价值也具有工具性价值，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为伦理道德的经济功能。” 此观点认为，道德的经济功能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而持久的动力源；二是为人们在经济交换中彼此信任、开展合作提供基础；三是赋予现实经济活动以伦理上的价值；四是道德是形成公共产品消费秩序的可靠保证。

2.道德在政治中的功能及其实践路径

姚大志从当代政治哲学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对比中，谈论“我们为何负有服从规则的道德义务”。他认为，无论是后果主义还是义务论，都没有对我们何以需要承担服从规范的义务这一问题给予逻辑融贯的解决。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只能为制度规则提供合理的解释，但是不能为个人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而义务论的道德理论对两者都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他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证，试图在后果主义的立场上，为道德义务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论解释，要把制度规则和个体行为两个层次的解释分开，用后果主义来解释制度规则，用公平原则来解释个人行为。晏辉围绕“从权利社会到政治社会：可能性及其限度”问题，认为“政治”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是技术主义的定义方式，即“政治是一种获得政治权利或行政职权的技术或技艺”；而第二种定义是本质主义的定义方式，即“政治相关于每个公民的根本权利，并促使每个公民获得整体性好生活的制度”。本质主义定义方式更体现了政治的真理或政治的本质，即政治“是其所是的东西”，因为它把目的之善纳入其中加以考虑。他直面中国政治事实本身，对中国的权利社会和政治社会的“边陲管理”和“中轴管理”模式进行分析，面对权利资本化的限制和问题，提出要用“有机团结”代替“机械团结”，发挥道德应有的功能。刘静在现代性批判和康德伦理学当代复兴的语境下，重新挖掘康德伦理学的内在政治主题，康德伦理学的贡献不仅仅是“义务论”传统，更是“道德自律”理论，这种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上的道德自律理论能够发展出一种“道德政治”的政治哲学，从而为现代性和自由辩护。涂良川针对“无道德的政治”和“无政治的道德”，从周人的“天命”观念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治”理念，并分别从“政德”、“君德”和“民德”三个层次展开。周人的“天命观念”和“德治理念”，既呈现周人政治哲学原型的理论探析，更开显中国“道德政治”的思想寻根。隋思喜从儒家道德政治哲学第三期发展的逻辑起点出发，重思儒家“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指出“人道政为大”和“人道敏政”两者构成了人道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人道是政治的本原，政治则是人道的功夫。

3.道德功能研究的多种理论体系建立

一个完善的学科体系的建立无疑是对道德功能系统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伦理学体系建设工作得到充分发展。新中国伦理学奠基者罗国杰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不仅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与教学体系结构的创建，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伦理学学科恢复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外，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3），魏英敏、金可溪的《伦理学简明教程》（1984），夏伟东的《道德本质论》（1991），王小锡、郭广银的《伦理学通论》（1990），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1994），章海山和张建如的《伦理学引论》（1999），江畅的《理论伦理学》（2000），唐凯麟的《伦理学》（2001）、王海明的《新伦理学》（2001）、何怀宏的《伦理学是什么》（2002），高兆明的《伦理学理论与方法》（2005），廖申白的《伦理学概论》（2009），韩东屏的《人本伦理学》（2012）等一批著作相继问世。多种伦理学体系的创建与发展，为道德功能的系统化、理论化、多维度研究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从最初对道德功能的概念界定、功能特殊性研究，到对道德的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的研究，再到对道德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具体功能的实践路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伦理学界对道德功能的研究大体上仍是能坚持“顶天立地”的原则的，在深挖理论内涵的同时紧扣实践，在实践的检验中深化理论研究。在一次次学术交流中，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我国伦理学家对道德功能的研究成果也得以逐渐走向世界，从而在国际上发出属于中国伦理学界的“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