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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后，日本千余年来绵延不绝的天皇制，曾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危机。天皇制最终得以存续至今，不仅仅是日本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抉择和战后美占领当局私心纵容之结果，而且更是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使然。日趋保守化的社会意识，更加凸显天皇制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二战后 天皇制 存续 社会心理均衡 原因
天皇制是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要素之一。天皇家族一脉世袭千余年，这在世界政治史上亦是独一无二。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负有战争责任的裕仁天皇曾被列入战犯名单，国际舆论强烈要求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在日本国内，“从战争末期到投降时，在政府或重臣之间也普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
天皇制因此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在美国授意下公布诏书否定自身的神格。1946年11月公布《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这使得明治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集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并被视为“祭政合一”的“现人神”天皇，虽然被剥夺了所有实权，但是天皇制最终得以安然无恙地存续，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打破明治时代以来的皇室典范规定，以身体健康状态难以维系繁重的公务为由生前退位。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改元。由此，平成时代结束，日本进入令和时代。对日本而言，令和时代也是一个人口减少和超老龄化的时代。据2018年版日本《老龄社会白皮书》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截至2016年，男性为80.98岁、女性为87.14岁。据推测，到2065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将达到男性84.95岁、女性91.35岁。随着人口平均寿命逐渐延长，日本即将进入人生百年时代。当前日本皇室成员日益减少和高龄化的现状，亦可谓日本少子超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缩影。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日本天皇制的关注和热议。解析战后天皇制存续的原因，对了解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解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探讨天皇制的未来，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政治利益抉择的结果
由于自明治政府成立以来对天皇制所采取的种种保护举措，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当中，天皇的宗教和精神权威已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在日本的政治统治以及日本国民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天皇对国民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二战后以来，日本统治集团在加强天皇地位和权威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战后日本政界人物中，吉田茂可以说是维护和发挥天皇传统权威的急先锋，是一个最顽固的保皇主义者。例如,1952年11月，在以国家规格为皇太子明仁亲王举办册立太子礼时，他不惜违反宪法自称“臣茂”，结果招致了舆论的强烈谴责。但吉田茂却不屑一顾地辩解说：称“臣”有什么不好？我自己就是总理大臣。
他曾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国自古以来君臣如一家，相辅相成，这就是日本的传统和历史”。
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1条规定：“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和的象征，其地位由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总意决定”；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诚实期盼以正义与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将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吓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
吉田茂曾企图将该宪法的第1条和第9条予以修改，将象征天皇变为国家元首，再度为天皇复权；将“放弃战争”变为“自主防卫”，实现重新武装。在当时，吉田茂的妄想无异于痴人说梦。时至今日，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增强，虽然宪法第1条和第9条尚未被修订，但由于经历了自卫队的存在、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争论以及日本与美国之间的防卫合作体制的发展，宪法第9条实际上早已空洞化了。日本著名宪法学家、早稻田大学法科大学院户波江二教授亦指出，考察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发展历程，宪法学说中普遍认为这是“日本国宪法空洞化”的一个时期。
一些日本权威媒体连续多年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日本国民中主张和支持修宪的人数的确在不断增长。
私心纵容所致
二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决定利用天皇对日本实施间接统治，没有接纳广大国际舆论的意见废除天皇制，而是予以了保留，这为天皇制的存续提供了决定性的转机。美国做出如此决策，完全是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建言献策的结果。对于美国的具体决策过程，在美国人道尔的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中有较为详尽的介绍。
例如，有人在阐述为何要保留天皇时就说：“废黜或是绞死天皇，将会引发全体日本人极大的激烈反应。绞杀天皇对他们而言，就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人将像蚂蚁一样奋战到死。军国主义分子的地位将被无限巩固。战争将会过度拖延。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为惨重的伤亡代价。”
麦克阿瑟将军评价日本天皇的作用时亦指出：“天皇的力量胜过机械化部队20个师团。”
因此，美国为了避免废黜天皇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决定剥夺其政治实权，而保留其象征地位，以便利用天皇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的影响，更好地实施美国的占领政策。出于这种目的，美国政府指示麦克阿瑟将军说：“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
麦克阿瑟对“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制“国体”的保存，使曾经位于美国外部的天皇的攻击性，“已经被收编进美国在亚洲的新殖民主义的势力扩张的策略中了”。
在此，对于战时为美国的决策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中，不能不提到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须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对日本人如何崇拜其天皇有很多详尽的描述。例如，“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激怒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斗志。”“那些负隅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他们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的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不管他们如何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表示不满，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赔偿者——希特勒来承担。但是，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两回事。”
“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
“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对日本人心目中的天皇权威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在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无论是日本政府精英们的做法，还是《拥抱战败》中记录的心理学家对天皇的认识，以及《菊与刀》中记录的内容，都关注到了天皇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只有《菊与刀》尝试着解释了为何天皇具有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威。
“将军并不是这一等级制拱桥中的拱心石，因为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握政权的。天皇和他的宫廷世袭贵族（公卿）被迫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低于最小的大名，甚至宫廷的一切仪式也由幕府严格规定。尽管如此，即使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丝毫废除这种天皇和实际统治者并列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奇事，自从12世纪以来，大元帅（将军）就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有一个时期，职权分化更为严重，徒有其名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后者的权力又由其世袭政治顾问来行使。经常有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
“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天皇，哪怕他在政治上无能，‘几乎是军事首领的政治犯’，也是填补了等级制中的‘一个合适的位置’。在日本人看来，积极参与世俗事务，根本就不是天皇的分内之事。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宫廷。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处处都习惯于严格的等级地位角色的日本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说，本尼迪克特的描写、分析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无论是等级制度，还是权威崇拜，皆非日本之专利，本尼迪克特并未能解释清楚为何日本人会那样倾心维护其等级制度，为何那样崇尚权威，并能将天皇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关于这个问题，借助心理文化学的分析或可得到深入理解。
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使然
所谓“心理文化学”，即以心理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该方法的创始人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Francis L.K.Hsu,1909—1999）。心理文化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国民性研究。由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在“人格”概念使用上的缺陷，后被许烺光以心理人类学所取代。而今，对于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这一部分，又从心理人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行为科学系统下的一个分支学科。2010年，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对许烺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谨的学科定位，正式将许烺光的学说命名为“心理文化学”。由于心理文化学的发展背景使然，这门学科带有心理学色彩，但与普通心理学不同，它研究的不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通则，而关注的是影响个人的社会和文化心理特点，以及人格特征在维持、发展以及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包括：角色与情感理论，社会心理和谐理论，优势亲属关系假说，以及次级集团理论和社会动力学等。
心理文化学理论的两个关键词是“社会心理均衡”和“基本人际状态”。“社会心理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是许氏在其学术巅峰时期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个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互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如图一“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所示，这个“场”由内向外分为八个不同的层次，它包含心理学的概念，以及许烺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
图一 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
将上述PSH理论第0层到第7层的内容简要予以概述，即第7层潜意识与第6层前意识是弗洛伊德的概念。第5层不可表意识，是不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内容。第4层可表意识，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进行社会交往沟通的主要内容。第3层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投入大量感情的人、事、物与文化规范等。第2层运作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人、事、物与社会习俗等。它与第3层的差别就是一个有投入大量感情，一个只是取决于用途。第1层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既不投入感情也不使用的人、事、物等。第0层外部世界，指的是异文化，我们对它们不是不了解就是有误解。“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是一个与“社会心理均衡”理论相联系的重要概念，一般是由PSH图示中第3、第4层以及第2层与第5层的一部分组成，可以理解为“人的系统”，它是一个比“个体人”更大的概念，是一种“社会文化场”，所谓的人的“社会心理和谐”过程就是在这个“场”内进行的。
如图二“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所示，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不仅第3层与第2层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而且第2层与第1层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区分（图式中以虚线表示）。这表明日本人的感情配置也较容易投注到这一层。第1层包括国家事务以及国家层面的人（如天皇）和文化规范（如类似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对这一层的感情投注意味着个体较容易将国家以及民族层面的意识形态等作为某种绝对或神圣之物而对其献身。
图二 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
另外，心理文化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如果由于亲属体系的本质加上塑造他的理想生活方向的文化取向，个人无法在基本亲属集团中满足他的社会心理和谐的话，他必须为了这个目的参加或形成其他集团。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所寻找集团的模式，以及他在该集团中的行动模式，都深受他的初始亲属集团加诸给他的内容种类的支配。”
许烺光先生根据其优势亲属关系假说以及次级集团理论得出日本的亲属关系的特点是，与中国人共有同样的父子优位的亲属体系，是单嗣继承（一子继承）和母子亚优位。这一亲属体系使得日本社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次级集团——家元。典型的日本家元在结构上有四个重要特征：家元的地位具有神秘性；家元是一个以家元为顶点、联结众多师傅与弟子、类似军队组织的等级分明的庞大体系；家元有最高的权威；家元虽不是真正的家族制度，但它的构造以及运作原理却模拟了家族制度的许多特点。因此，“虽然大部分日本人的个人都得远离他们的第一个亲属基地，但他们的文化使他们不必搬得离它太远就能获得永恒的亲密关系圈。而在一个庞大的阶等组织的任何两个层次的成员间的那种全包性的、交杂的互惠，具有将亲昵感延伸到最近的圈子之外的效果。在这些情况之下，个人之所以可以对他的层次2与层次1（不过非层次0）感兴趣乃至牵涉其中，并非因为他需要走那么远来维持他的社会心理和谐，而是因为他透过了人们与他直接的、亲昵的圈子的环节，来加入那些层次的人。在最高的层次，天皇成了包含全国的阶等组织之首。我们可以带着辩解地把日本的家元描述成类似中国的亲属组织，来包括与已逝祖先的环节。如将家元做最广义的诠释的话，日本天皇之于中国活的氏族元首如同天皇的祖先也是他的臣民的祖先一样。”
“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儒学与佛教，但透过日本的亲属结构来利用他们，并把它们按照日本的家元内容来转化。……日本人把祖灵与菩萨融合，并崇拜天皇家作为共同祖先。”
“日本人无法依赖他的基本亲属集团来满足社会心理和谐的要求。反之，他得离开亲属集团而到我们称之为家元的虽更大但仍类似亲属的集团去取得。由于家元的境界并不受亲属限制，它比中国的族更具弹性，并有更大的空间做大幅扩展。在其最大的延伸中，天皇家好比包含全日本的巨型家元的本家。”
所以，“日本人的文化理想是对主人和天皇效忠，当有需要时，比人的和谐和其他一切都更重要。”
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日本人不惜牺牲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而为类似“天皇、主君”的某一优位者、某一权威人物或某一组织体等的尽忠的社会现象，这也正是日本人带有地位差的相互依赖模式的必然指向。
总之，如上所述，借助许烺光先生对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和谐模式的解析，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日本人那样崇尚权威，以及为何又总是将天皇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当然，日本天皇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天皇千余年的一系世袭至今，也会因时代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因素左右，但最根本的原因，大概还是在于日本社会的隐性社会结构——家元式组织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造就的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
天皇制存续的最大生机
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的国民性研究者非常关注的课题。如今，学界发表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多达数千种。但是，一般人们心目中的日本国民形象，要么是来自美国人的笔下，要么是来自日本人的自画像。日本学者探讨日本人国民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破解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日本作为最早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随着其国际地位的变化，“日本本身，在国际社会中已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
“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
日本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论，很多正是被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催生而出的。当诸多的日本人在询问、重新考虑和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等问题时，天皇制往往会很自然地成为其选定的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这是因为，千百年来，虽然日本的社会性质经历了由贵族社会向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转折，但任凭社会如何动荡和变化，日本依旧皇统连绵，从未有过中国封建王朝频频发生的“易姓革命”，作为政治体制的天皇制一直延续至今。在早已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的现代日本，既无姓氏，亦无身份证，更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天皇，仍然被视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被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成为所谓的日本“人种的纯粹性与文化的同质性的体现者”。
从战后日本国民对天皇情感的持续好转情况来看，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日本人身份认同危机恰恰为天皇制存续带来了最大生机。
日本一些权威媒体，如日本放送协会（NHK）自1973年以来，每隔5年便会对日本国民关于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等方面的意识情况进行一次大规模舆论调查，而且是采纳同样的提问和同样的调查方法进行长期追踪调查。其中的第35问，便是针对日本国民对天皇情感的舆论调查。2019年6月1日公布了第10次即最新的调查结果。“表一日本人对天皇的情感变化”是对开展此项调查45年来的结果汇总。显而易见，日本人对天皇的感情日趋好转，特别是近十年因国内天灾人祸以及国际格局变动而更显彷徨不安的日本人，对天皇的心理依托似乎是更大了。
表一 日本人对天皇的情感变化
此外，一些日本媒体的最新舆论调查数据也显示了日本国民对天皇亲近感的增加。如“时事通信”2019年4月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明仁天皇“抱有尊敬之念”者达44.0%、“抱有好感”者达39.5%，“不抱有特别感情”者15.5%。
共同通信社2019年5月1日、2日实施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新即位的德仁天皇“感到亲近”者达82.5%，“无亲近感”者仅有11.3%。关于天皇制的应有形态问题，回答“维持现在的象征地位现状即可”者达80.9%，“不是象征而应提升为神圣的存在”占7.3%，“废止天皇制”占4.8%，“赋予比现在更大的政治权限”占4.3%。
也许正是顾虑到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情感，就连战后唯一一个以废除天皇制为己任的日本共产党，也在2004年1月17日第23届党的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党章中正式承认了日本天皇制和自卫队的存在。2018年3月22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伴随天皇“换代”仪式的提议》中，更是明确提出：“我党的提案，不是站在反对天皇制的立场，而是出自仪式应该符合宪法原则的立场。”
日本共产党的一系列变化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为此， 2019年6月4日，《赤旗》报专门刊发《赤旗》编辑局长小木曽阳司对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的长文采访，就“天皇的制度与日本共产党的立场”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尽管如此，日本媒体一般认为，这是日共推行现实路线的一步，希望借助党的纲领的改变——承认天皇制和自卫队的存在来争取更多公众支持。
上述从日本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社会制度，特别是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对战后日本天皇制存续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扼要地梳理。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就犹如一种文化基因，不会轻易改变，所以天皇及天皇制短时期内仍将安然无恙。由于德仁天皇没有儿子的缘故，近几年来日本朝野关于未来皇室继承人的议论不绝于耳，有的担心皇室就此衰败，甚至被废除等等。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杞人忧天，日本皇统中女天皇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在日本皇室一千多年历史产生的一百二十五代天皇中，就有十代八位女天皇，而且其中八代六位女天皇集中出现在七、八两个世纪。
只要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安然无恙，天皇的性别并不会对天皇乃至天皇制的存续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凭日本人的国民性，凭日本人的智慧，只要“家元”这种社会隐性结构不变，不愁找不到去坐那个“天皇”之位的男人或女人。但是，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个人化及由此带来的日本人亲属体系的变迁，将会对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倒是很值得关注。“就目前来看，日本社会出现个人化现象还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变化，只是出现了一些倾向，还不足以改变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但由于基本人际状态类似生物基因，它的变化不是像人们穿西装、吃西餐那样是表面性的，而是带有本质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利弊得失不那么容易判断。我们知道，人的生物基因的突变，既可能使人成为天才，也可能使人成为痴呆。从自杀和精神疾病患者增多、少子化以及家庭、公司凝聚力下降等诸多问题来看，个人化使日本失去自身优点却不出现西方个人社会的优点亦非不可能。”
如果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发生了变化，则天皇的世袭将有可能难以为继。
作者简介：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研究员。